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如何主导了中国的经济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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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2经济学流派的拓扑结构
3塑造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因素
4教育变革的历史背景
经济实践、经济理论和经济学教育的共同演变
4.1 1978年到1989年的历史条件
孕育着中国经济学教育重组的政治经济背景，打上了两个重大问题的烙印。一是要从文化大ge命造成的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破坏中恢复;二是解决困扰中国经济数十年的长期问题。经济问题中最主要的有农业产出增长缓慢、大型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低效以及隐性失业。
文化大ge命中受影响最大的部门之一便是高等教育。[48]知识分子备受打击，大学长时间关闭，社会科学的研究基本停滞。(迈斯纳 1999,p.368)[49]经济学教育仅限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死记硬背(同上 p.268)。文化大ge命还破坏了用于经济计划的经济信息和行政管理系统。[50]最终填补这片空白的是新古典经济学。
文化大ge命中最紧张的阶段随着60年代末军队的干预和重建秩序而告一段落。毛在1976年的逝世和“四人帮”的粉碎不久就为新的经济和学术事业提供了舞台。毛的直接继承人，华国锋，计划通过积极引进外国技术重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当原本以为石油收入可以支付进口货物的预期没能实现时，这些计划也失败了。邓小平将着手进行修复工作。
经济改革前的中国经济的表现，实际上远好于用来描述市场化改革影响的“黑夜与白昼”的隐喻。1949年到1978年，成功与失误并存。毛时代主要的成就有：工业产出年均11.3%的增长率，(1952-1977)[51]现代军事科技的进步(喷气式飞机，原子弹，弹道导弹，轨道卫星)，成功的土地改革，基础设施的大幅度改善，高度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识字率的巨大提升，预期寿命延长了一倍，[52]一个初步的医疗卫生、教育和养老的社会保障体系。
这个阶段同样存在一些重大的经济失误。在这30年的进程里，社会剩余没能有效地(这种无效有时甚至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用于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结果，农民和工人的人均收入增长极少。[53]农业产出严重滞后于工业产出，勉强跟上人口的增长(自1952年至1978年2.3%对2.0%)。[54]农业的瓶颈常常制约着国民经济增长。不充分就业(隐性失业)突出，小规模的腐败，一些部门科技停滞，还有周期性的经济混乱时刻。大多数观察者认为经济管理不善是大跃进时期的“大量死亡”的原因之一。中国经济数据资料和宏观经济统计相当薄弱，这也使得决策者有时在黑暗中摸索前行。
考虑到这些背景，早期的改革目标定为：(1)终结文化大ge命，重塑政府形象，挽回人民支持;(2)重建并提高经济计划的能力;(3)增加农业产出;(4)提高大型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5)促进就业。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学家中流传着许多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有趣的是，实际上这些讨论的所有参与者都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致力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认为挑战在于如何进一步改善社会主义，而非怎样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
在1977年和1978年，中国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重建中央计划系统，包括信息采集和行政权威两方面。这意味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转变。这项运动远离了毛主义的放权和全民动员的政策，回到正统的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因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五年计划中对经济的协调就贯彻了这种思想。除此之外，毛的直接继承人，华国锋，打算大量引进西方科技以促进农业机械化，打破农业瓶颈。[55]就像先前提到过的，这些计划在石油预期收入不能满足购买这些必需的外国资本品时彻底失败。中国亦缺乏必要的能够用于启动加速工业化策略的基础设施。
最后选择的道路实际上是由邓小平和陈云共同制定的退一步的计划，而他们恰恰是非毛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在1949年到1979年期间，中国经济决策者往往在经济困难时临时加大市场和物质激励的作用。在革命(1949年到1952年)之后和大跃进的经济失败后的20世纪60年代早期，如果这样做是有合理性的。类似但更为大胆的尝试自1978年12月开始。
与之前一样，农户自留地的最大规模从可耕地的5%增长到15%，在非管制的集市上出售农副产品的行为也被给予了更大的自由。文化大ge命依赖道德激励增进产出，此时已被依赖更多的物质激励取代。中央计划的制定者大幅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同时降低了出售给农民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他们还同意给农民超出征购任务的农业产量支付更高的价格。[56]
除了在农业投入和产出价格上的转变之外，邓还鼓励在农业政策上进行基于当地实际的实践。在1979年和1980年，一些公社试验了新的组织农业生产的方式。这个方法就是允许个体户在公社中承包一部分土地。如果满足了公社的征粮任务，作为奖励，个体户可以耕种他们认为合适的土地。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项制度就叫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它再次将家庭农耕引入中国并得到迅速传播。中国领导层很快决定不仅允许农业的重新组织，而且要求在全国推广。到1983年，事实上所有的公社都解散了，公社资产重新分给了农户。
尽管在绝大多数地区，这种重组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但一些经营良好的、经济上成功的公社仍然倾向于保留生产的整体结构。这个决定的一个原因是想要充分利用大规模机器生产所带来的大规模经济，而一些公社已经购得这样的机器。可是国家并不允许。
人们对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没多少争议，而对为什么会发生则各执一词。农业产出大幅增长，自1978年到1984年增长了33%有余。(诺顿 2007,89)对此的主流的解释——也是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认可的解释——是市场激励在发挥着它的魔力。这的确是事实的一部分，但后来证明中国经济计划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建立起了一套新的农业生产体系。后者是基于：(1)新的“绿色革命”——对大量施肥反应更明显的种子;(2)化肥产能增加;(3)灌溉面积增加。完整的系统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投入使用。例如，中国的化肥产量从1976年到1980年翻了一倍。(诺顿 1995,61)
撇开原因不谈，农业产出的猛增带来了一系列积极的影响。它消除了农业瓶颈，增加了为工业供给食品和农业原料的能力，如说纺织业所需的棉花。它使农村地区的收入得到增长，可能超过150%，(1978-1984)这也在一夜之间创造出了一个生活消费品和轻工业品的市场。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造成了产出的增长和农业劳动力需求的下降，这使得一些人可以从农业转向轻工业和生活消费品生产。而后者在当地政府指导下发展为乡镇企业(TVEs)。在1978年到1996年之间，乡镇企业雇佣的劳动力从两千八百万增长到一亿三千五百万，同时乡镇企业的增加值从1978年占GDP的份额不足6%增长到了1996年的26%。(诺顿 2007,p.274)乡镇企业在吸纳就业方面的成功促使中国领导人扩大市场化。
这个时期内开始的其他一些市场导向性政策也使新的投资从内地转到沿海(贸易增长呈现出地区间的不平等，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拓宽国际贸易，还建立了经济特区。最初的四个经济特区(SEZs)(1979-1980)是为了吸引外资，尤其是海外华人的投资。[57]在许多方面经济特区类似于出口加工地区。他们为向外企购买的投入提供再出口免税、优惠的税率，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补贴。诺顿把经济特区定位为进行市场机制试验的实验室，包括深圳的工资激励制度。(诺顿 2007,408)其他人(例如迈斯纳 1999, 哈特兰茨贝格和伯克特 2004)则强调经济特区的自由放任主义以及在劳动力市场反工会的倾向。(迈斯纳 1999,457)这两种观点都暗示了经济特区被当作一种渠道，使西方科技、管理技术以及经济思想流入中国。
经济特区的发展开始时并不快，外资流入得很慢，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当昂贵，特区似乎加重了腐败和走私问题。(诺顿 2007,406-410)。尽管有这些不足，邓在1984年重申了对经济特区的支持，还划定了14处新的口岸。(诺顿 2007,409)
大型国有企业(SOEs)构成的重工业部门中，也开始了更深入的市场试验。目标是使这些企业朝着利润最大化生产演进。公司也被允许保留一部分利润额作为奖金，企业自主决定投资项目。他们还被允许在规定的配额产出水平之上以高于计划价格的市场价格出售商品。
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在从过去的计划经济继承下来的总的价格系统下，鼓励企业最小化成本的激励结构显得十分困难。用来激励工人的奖金和其他措施的作用日益衰减。(诺顿 1995,Ch.3)南斯拉夫的改革模式中工人自我管理的策略也并没有表现出多大效果。(同上 1995,108)
一系列的简短而不成功的试验之后，国有企业在改革的第一阶段的大多数时期，尤其是在艰难的1978年到1989年之间，继续运行于受保护的泡沫中。从1984年到1989年，他们维持了但并未增加计划内的购销任务，因为价格较低。1985年以后，新雇佣的国有企业工人不再有永久就业的保证。(哈特兰茨贝格和伯克特, 2004,47)。在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面临着低成本生产商的竞争，不得不减少工人福利。
为了抓住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市场机遇，许多企业试图增加产出水平，许多地方政府试图保证这些企业有足够的贷款来增加产出。结果便是贷款的扩大，过剩需求涌现，从而带来通货膨胀压力，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紧张。通货膨胀率在1949年到1976年稳定在年均0.5%的水平后，(迈斯纳 1999,470)，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上升，1986年达到6.5%，1987年7.3%，1988年和1989年18%。许多群体的工资增长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包括国有企业的工人，他们感到绝对的社会契约关系遭到侵犯。事情在19x9年的6月份走向了顶点，学生们为争取更多的民主而抗议，而对通货膨胀、腐败、持续扩大的社会不公心怀愤怒的工人则支援了他们的行动。这种结合就是一包炸药，最终导致了天x门广场的武力镇压。经济改革陷入短暂停滞，经济转型的第一回合就此告一段落。
4.2 1976年到1989年中国经济学家的讨论
关于如何应对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中国经济局势，有四个主要派别。第一派是陈云的方案，重建50年代的中央计划体系，适度放宽小企业组成的市场部门作为补充。陈还倾向于把一些用于重工业投资的资源转为对农业和轻工业生活消费品的投资。陈用笼中之鸟的比喻来说明需要维持对市场的控制的观点。这一派通常被西方媒体指为“保守派”。[58]
另外一批经济学家则重点强调应给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而非强调增加中央计划的控制。孙冶方和胡乔木就一直是这种策略的倡导者。[59]自主权意味着可以更多地在不同变量上做决定，包括投入选择与劳动报酬率，同时还可以更多地保留利润，也要更多地对损失负责。这是为了鼓励对微观水平的经济效率给予更多的关注。[60]这个目标推动了许多改革。农村地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地区的经营责任制(即承包制，译者注)是两个重要的体现。这项策略的许多内容也包含在双轨定价系统内，在双轨定价系统中，超过计划产出的部分能以高于计划的价格(常常接近市场价格)出售，并且收入由生产者享有。
自治派又进一步分为两个子群。第一个由诸如蒋一苇和董辅礽等经济学家构成的群体，强调工人自治和工业民主的好处。第二个群体则强调产生于企业利润最大化下的效率改进，而不管是谁获得了这种改进的收益(工人，经理，或是股东)。在中国被誉为“厉股份”的厉以宁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者。当然还有新制度(科斯)经济学的中国追随者，例如张五常。我访谈过的人中有一些表示张五常的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第三批中国经济学家支持一揽子互相配合的市场改革，与前两种观点相比，他们更强调解除价格管制。吴敬琏便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个重要人物。[61]中国的许多西方经济学教授赞成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如果经济效率产生于经济行为人对自身利益的独立追求，那么市场定价则是必要的因而也是合理的。此前提到的第二和第三批就都引用了东欧国家的文献，尤其是布鲁斯、希克、兰格、科尔内等经济学家的成果。
据推断也有第四组认为应该沿用毛主义经济政策，他们偏向于采取道德激励而非物质激励来动员群众，并且他们注重培养社会主义觉悟和习惯而不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大化。然而，在四人帮被逮捕后，对这种观点的公开支持就自我噤声了。
诺顿(1995)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学家忙于调整意识形态而非实务。他说道，这些经济学家把精力集中在了论证与毛主义相左的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尤其是一些用以提高经济效率的经济政策。(诺顿1995，98-99)。尼娜·哈尔彭则强调，改革更多地是依靠实践摸索，而非按照理论设计进行。(哈尔彭 1985，1003-5)然而最终还是囊括了诸多学派的邓小平思想最终明确了要采取的战略和方针。他提出了两个主要目标：(1)坚持共产党执政(2)经济增长。在邓小平的思想中有一种紧迫感，他担心中国会在技术上进一步落后于西方。
在经济方面。邓小平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理论家。我的意思是，他的本能就是实施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的政策，然而他没能把这些政策放到一个综合的理论框架中。他当然有一些能让他对经济进行思考的总体想法。他首先假设经济发展应该是制定经济政策时的最优先事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诺顿2007，p. 99)他又进一步假设中国经济加速增长需要增加对市场机制的利用。虽然他声称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并且需要遵循以往的经验，但在他执政后这似乎变成了一种信仰。例如，尽管开始的试验结果令人沮丧，他在1984年仍坚持经济特区的政策不动摇。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1983年时曾迅速抛弃集体农业，转而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鉴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农民阶级中的发展中向来十分担心，邓小平坚持建设经济特区尤其让人惊奇。[62]
邓小平对经济和市场的看法并没有受到一个处于霸权地位的经济学范式的约束，他的思想既不是古典自由主义或促成了被前苏联采用的休克疗法的华盛顿共识，也不是传统的敌视小商品生产的马克思主义。他用俗语评价市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或更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修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表明了他的这种灵活性。邓小平的一个相对理论化的经济决策是把逐步的渐进实验引入到经济政策中，这被中国人称为“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没有那些需要以长远的眼光来审视未来的令人不安的道路选择问题，这个策略的效果会是最好的。
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社会主义批评家们对邓小平的治理策略提出的很有说服力的一个批驳是自1978-89年以来实施的目接不暇的市场化，必然导致进一步的自由化。根据这些批评，这样做的后果是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而与之相对，对邓小平政策持支持态度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则把这些措施描绘为一个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他们把中国的目前的阶段定义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邓小平的实验性政策已经凝结成了一种可识别的模式或经济战略。一些理论被创造出来，以调和邓小平的政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矛盾。大致上来说，这些论点是应该对资本主义倾向的经济政策加以容忍，因为这是发展生产力的需要。而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经济快速增长来为更高形式的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完全形成的观点也被用来解释中国过去在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邓小平和其他人虽然不赞同毛泽东的许多经济政策，但他们赞同毛泽东创建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而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概念仍然含糊不清，让邓小平只能考虑到目前，利用看起来能够保持短期内经济快速增长的政策。
4.3经济学教育的演变
我们现在准备看一下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演变的历史脉络。教育改革的第一批措施之一就是1977年重新恢复国家高考制度。它标志着邓小平愿意牺牲一些社会目标以提高经济产出。
自上而下的影响中国经济学教育最初的重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事情。邓小平、赵x阳、朱x基和江x民(尤其是赵x阳)都欢迎西方经济学重返中国。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这些领导人倾向于把西方经济学理论视为与西方的工程或自然科学理论类似，而不是和西方政治或历史理论类似。并且，中国领导人对其他的思想也不完全忽视，他们间或地也会把目光投向美国经济学会提供的领域之外更广阔的天地。
我采访的一些教授强调，在中国，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支持来自于政府的最高层，而这也很可能是它在中国迅速扩张的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早有这种先例。至少在1952，中国高校就在用一个俄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取代西方经济学。[63]西里尔·林写道，“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引进中国……带来了一场艰苦的智力资本转换……斯大林计划模型需要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范式的同时输入……可以说是软件需要根据硬件改变。”(林1981，p. 7)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的硬件包括了市场机制改革，而相应的软件是新古典经济学。
中国教育体制从传统上讲就比美国更集中，这让国家指令有更重的分量。[64]有时决策传达非常明确，例如，教育部对课程变化的公告。有时决定传达得则隐晦一些，如通过一系列高度曝光的有政府高级领导人和有突出成就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参加的会议表明对讲授新古典经济学的认可。教育部对中国的综合性大学有很强的影响力，尤其是一流大学。除了有权任命校长之外，教育部还掌握着大学的资金来源。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有几所大学得到了超过100,000,000美元，这些资金用来做的事情之一是吸引来自西方世界一流的教授，尤其是中国人。能否获得这些资金取决于教育部对大学质量的评估。根据我采访的几个人的意见，在经济学界，质量评估的指标包括取得了西方国家的博士学位的教师的人数和在西方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
1979年由著名美国经济学家组成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代表团，标志着中国经济学家与西方经济学家直接联系纽带的重塑。标志性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合法化大概开始于1980年秋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米尔顿·弗里德曼来中国演讲的邀请。听众主要是党和政府的官员以及大学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98，520-522)这次邀请是给了西方经济学学术研究的绿灯信号，但这不意味着对西方经济学的全面接受。与之相似，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银行对当时中国经济现状的详细的新古典主义的分析被允许在中国广泛流传。1982年在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含蓄的批判中，赵x阳表示如果经济研究部门提交的只是定性分析而没有定量信息的文件，国务院将不会对其进行讨论。(宋，1995，155)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邹至庄的新古典经济学暑期学校得到了中国总理赵x阳的高度认可。1984年7月，邹至庄与赵x阳会见，讨论经济学教育和经济改革。此次会议的照片出现在了中国电视新闻和《人民日报》的头版，邹至庄由此推断这次的高调宣传暗示了中国官方对现代经济学的认可。(邹至庄2000，4)邹至庄也作为总理的客人走访了中国各地，与各地领导人会晤并讨论经济问题。(邹至庄2000，5)二十年后的2004年6月，《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温家宝与保守派新古典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和其他参与者共同参加一个经济论坛的照片。
1985年12月，《北京评论》发表了一篇宋龙祥(化名马丁)的文章，文章中呼吁在经济学分析中引入更多的实证内容，并对过去拒绝接受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做法进行重新评估。这篇文章在当时社会激起了激烈的论战。最终，还是赵x阳和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出面干预平息了这场论战。(宋, 1985, 布鲁格和凯利1990, 117)而1988年对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赵x阳之间的第二次会面的庆祝和高调宣传则标志着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的合法性到达了顶点。
弗里德曼的访问是由张五常协调的，张五常在中国的名声也随着对有关弗里德曼与赵x阳会见的宣传而提升。[65]张五常进一步完善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并巩固了中国的保守型版本的新古典经济学。张五常在美国先后从师于阿尔钦、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纳德·科斯，而后又度过了13年的教学生涯。上世纪80年代初时张五常回到了香港。在香港他在修订香港经济学A-level考试方面很有影响，[66]他还在1982写了一本预测中国将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有先见之明的书。
我猜想弗雷德里希·哈耶克在香港应该广受欢迎，而张五常则利用了香港人的支持来向中国大陆推销哈耶克的学说。我的一位受访者表示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时张五常受邀到许多内地大学甚至是党校做经济学讲座。[67]邹至庄强调了香港的大学里的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课程的西化发挥的作用。(邹2000，57)哈耶克的思想在中国的扩散和造成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弗里德曼在1993年对中国的第三次访问也通过一场和中国国家主席江x民的会面得到了高度关注。这次会议被视为政府将继续致力于市场化的公开声明，尽管有在天x门广场进行的镇压活动。中国本来就有向圣贤学习的传统，因此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伯特·卢卡斯等保守经济学理论家的标志性的支持，有可能会改变马克思主义传统与古典自由主义间的力量对比。我的一个受访者强调，中国领导人在这期间没有会见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知识扩散的阶段理论 在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下，20世纪80年代早期许多中国的大学课程额外增加了西方经济学课程。我们可以用阶段理论来描述这一过程，托马斯·罗斯基在他1986年12月向世界银行提供的关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研究报告中首次使用了理论。他写道：
将新的概念和方法引入到经济学和金融学课程的过程必然是渐进的和长期的。我们把这个过程划分为几个阶段。按时间顺序列举如下：
完全忽视西方经济学。这是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对中国经济研究(大概是教育)的典型状态……但这种战略在八十年代中期没有被当作严肃的可选策略……
2. 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这种类型的指示似乎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的……
3. 具体的技术工具的采用…包括投入产出分析、活动分析和线性规划等……看来，这样的方法……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使用…
接下来，我们辨别出那些着重关注其历史发展的西方经济分析的研究……就像医生需要在病人身上投入大量精力、工程师要慢慢地适应不熟悉的机器一样，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需要深思慎取。最基本的问题是：‘它是如何运作的?’……这可能被视为将西方经济学中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部分加以应用的一个前奏。(罗斯基12 / 86，32-33)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基本是被当作“思想史”来对待的。(罗斯基12 / 86，35)在罗斯基访问中国时，他预测了几个中国在接受新古典经济学时会经历的额外的步骤，这些步骤中就包括把新古典经济学“正常化”，让它成为中国经济学家观察事物的“眼镜”。用话语和潜话语的语言(不是罗斯基的语言)，“正常化”需要学生一看到经济结果，就用微观基础和一般均衡理论来套用它。而且，更进一步，还需要让经济学思考在新古典主义的话语体系下进行(如完善的市场价格的合理性和最优性)。新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共存，而没有完全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话语对经济进行分析，预示着作为主导范式的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的不完全性。
课程变革 到1986，中国经济学教育中的数学内容已经比1979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得出的调查结果中多得多了。(罗斯基, 2/87，4)前文刚刚提到的世界银行还建议把中国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上升到“思想史”以上的层次，也就是说，变成发展更充分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邹至庄报告如下，
1987年一批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的赞助下到中国访问，研究了中国的经济学课程，并且为改革提出建议。结果，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的前身]采用了一些核心经济学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统计学，会计学，公共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发展经济学和国际贸易.这些课程在其监督下和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学一同在主要高校开设。在这些核心课程开设之前，国家教委组建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为课程编写与美国类似的教材。(邹至庄2000，53;邹至庄1994 50-51)
到了2007，中国教育部除了要求中国的大学开设主流经济学课程外，还推动了基于西方的教科书的标准化考试(赵2010，309)。赵海云报告如下：
目前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教育，与西方差别不大…教学计划和课程设计必须由教育部批准。教授没有改变课程内容的自由裁量权。考试内容、方法、答案是标准化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指定的教材都是西方的……同时，比起为课程做出变革，学生对通过考试并获得一个高分更感兴趣。因此，中国经济被卡在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中国的现实之间。(309)[68]
2007年，中国共有971,000本科生主修经济学，3,614,000人主修管理学。(赵 2010,304)这两门学科的本科人数大约占了中国本科生的四分之一，并且仅次于工程学的受欢迎程度(占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2007年，中国的全部本科毕业生中大约有5%是学经济学的(同上 304)。
在某些方面(这些部分在我的采访笔记上面不是很明确)，北大(也可能也包括其他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招生考试内容转向了新古典主义。[69]这一转变对本科课程和研究生课程都产生了影响。通过对一些最流行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导书的研究，我希望能找到这种转变的证据。在2007年中国有17239名经济类研究生，其中13%是博士生。(赵2010，305)
建立科学共同体尽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经济学课程的变化对于重塑中国的经济学很重要，但最重要的影响，还是来自选拔出最聪明的毕业生到西方攻读博士学位或进入国内的新自由主义研究生院。博士课程使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学生在智力上被联合起来，并促使他们投入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中。知识社会化的中国学生开始建立他们的新古典主义的科学共同体，正是这些学生最终重新组织了中国的经济学院系。尽管在中国也有自学成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罗斯基 12/86，27)但因为海外留学回国的博士的存在，他们对于改变经济学在中国的含义只发挥了有限的作用。
这是因为一个人不是单单“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他更会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在某些方面，和成为医生或律师很相似，它不止是纯粹的认知技能。我相信，罗斯基的论文已经含蓄地将这种意思表达出来了。在描述知识扩散的一个后期阶段时，他写道：“进一步的改革需要将西方经济学引入到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而不是提供高级的选修课程)……这里可以给出明确的预判，学生将把西方的观念内化为自己的基本知识”。(12/86，p. 34)人们一般不会讨论要内化代数或会计知识并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基本知识储备，但会内化世界观和潜话语。罗斯基还补充说，“像他们在美国或日本的同行一样，一旦评估各种各样的技术时，学生们就会本能地使用成本收益分析一类的方法。”(12/86，34)试图用货币价格来描述事物的一切方面(无论是实际市场价格或影子价格)，就是新古典主义的政策分析的典型特征之一。
改变领军的经济学期刊的编辑政策 和美国一样，控制中国的经济学规范的核心，就是控制经济学领军期刊的审稿政策。我的访谈表明，在中国有四个公认的领军经济期刊。他们是《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与《中国社会科学》。[70]最后一本杂志的发表范围不仅仅是经济学，但也是经济分析的重要期刊。现在，一篇发表在西方的像《美国经济评论》那样的领军的新古典主义的杂志上的文章，似乎就可以与在中国的这四个一级期刊发表文章相当，甚至还要更优。看来，不管是没有被SSCI收录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杂志，还是被SSCI索引了的马克思主义取向的杂志，如《科学与社会》，享有的“分值”都比较低。[71]
《经济研究》看来是中国最顶尖的经济学杂志。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文章是晋升为教授职称的事实性要求。因为它在中国经济学界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仔细回顾一下它的历史。在1978年之前，《经济研究》着重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相应地几乎不进行数学研究。宋估计，从1978年到1987年，《经济研究》“发表了论文1000余篇，但其中只有15篇是建立在数理经济学基础上的。”(154)但大概从1992年开始，再加上90年代中期的加速阶段，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比例显著下降。到了本世纪头几年，期刊只接受很少量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了。[72]一些曾经在《经济研究》发表过文章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授告诉我他们不再向《经济研究》投稿了。自1998以来，《经济研究》的主编就换成了刘树成，一个计量经济学家。他的审稿政策似乎非常青睐基于新古典假设并使用计量方法的论文。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一些新古典主义的观察者来说，期刊的审稿政策把高级的计量技术置于高于定性分析的地位。该期刊似乎将自己定位于经济研究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引用频率的研究方面，周等人表明，《经济研究》被引用的范围包括经济学、管理、财务、会计、统计等。(周等，~ 2010，28~29)
《经济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由经济研究所所长担任主编。我试图弄清审稿政策如何改变，由谁负责。最终我得到的印象是：这是结构性的转变，也就是它反映了广泛的力量，而不是某个人的决定。尽管可以肯定的是来自中国的权力结构最顶层的压力(如赵x阳和朱x基[73])，但是许多其他的力量推向同一个方向。其中包括：来自世界银行、美国经济学会和全球其他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建议;来自学习外国经济学课程归来的中国毕业生的压力;以及新古典主义的智囊团的游说。结果表明，甚至当《经济研究》的编辑个人同情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最近的情况不同)，他仍然会执行限制马克思主义论文的审稿流程。
中国的考评系统对西方期刊的排名基于SSCI排名;对中文期刊的排名(我不知道这是否适用于前4名)似乎依赖于由南京大学大概在2000年开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顺应并加强期刊的选择偏向，已成为中国的研究基金和经济学院系领导们倾向新古典主义的原因。[74]
最后的步骤 许多相互独立的变化巩固了新古典主义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中的地位。这些变化包括：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开设的课程、研究生入学考试、顶尖期刊的审稿政策、科研基金申请的优先级、官方的声望和就业市场的压力。在这些领域的所有变革都推进了新古典经济学地位的提升。然而，新古典主义理论要整合成为一个霸权模式(一个会排挤其他思维方式而不是仅仅在众多已为人知的竞争性思维方式中占主导地位)，则还有待足够多的海归博士回国。[75]到21世纪这个现象才出现。
像罗斯基在80年代中期观察到的那样，90年代中期时，宋龙祥也把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格局描述为是不稳定的。宋龙祥是西方经济学热情的鼓吹者，他很为新古典经济学没能“称霸”感到悲痛。在他看来，新古典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形而上学的，至于非主流经济学就更是天方夜谭了。他写道(大约1995年时)：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相比，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还尚未制度化，特别是在专业性方面。韦氏字典对制度化是这样解释的，“制度化是把信念、实践、还有对结果的接纳整合成一个有条理的并且通常是高度正式化的系统。罗伯特·默顿……也把制度化定义为参与者进行密切互动的一种智力活动。这种互动有一个结构：互动越密切，它就越能为需要综合评估、推广、分配等各方面的要素而做决断的学术权威提供空间。对知识活动的高度制度化需要合理的教学管理组织……在西方，新古典经济理论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教学研究范式，并在基本原则上已经取得重要共识。然而在中国，很令人惊讶的是由于在过去的十五年里经济理论一直没有相当大的研究共识。一些中国经济学家仍然坚持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许多人还致力于研究东欧改革派，如奥斯卡·兰格，W.布鲁斯(波兰)，奥塔·锡克(捷克)，雅诺斯·科尔内(匈牙利)。有些人已经在他们的实证调查中采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概念……一些经济学家试图整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尔内经济改革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事实上，专业领域内还没有形成主导范式，就表明中国经济仍处在从意识形态到科学的过渡阶段。(150-151)
521世纪早期的中国的经济学
我对中国经济学的观点主要也是来自出席三个不同的经济学会议上的中国经济学家和我采访过的十几个中国经济学家。附录一把我的这些想法分为了对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和非主流经济学的历史和现状的评估。一些已经在附录中提到的内容会在这里重复提及。
受过西方教育的博士的归国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最重要的发展是相当多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博士返回中国，创建了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经济学家的科学共同体。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流入流出已经被广泛研究。中国留学博士毕业后不回国的原因就包括更高的工资预期，更好的研究和教学设施，更大的政治和社会自由，更多的给孩子的教育机会，更加公平、透明的晋升程序，以及更容易融入全球范围的精英文化。[76]但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这些原因有一部分已经被削弱了。1998年，中国明显增加了海归经济学博士的福利，如在大学提供四倍的工资(邹至庄2000，57)并允许兼职教职(教授能够保留在西方大学的显要职称并继续在那里教书)。这些举动是中国更宏观的吸引国外科技专家的政策的一部分。中国政治和文化的改变以及中美经济力量对比的改变，也鼓励了回国。另外，他们对自己中国人的身份的传统认同和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排外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促成他们回国的作用。
有趣的是，曹聪指出了一个受西方博士教育的经济学家不愿回国的一个非同寻常的原因：在长期留在海外之后，他们的社会网络(中国人称之为“关系”)很薄弱。(曹聪 208，331，340)“关系”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都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但近年来，一大批新古典经济学家在中国的大学、智囊团和政府机构中任职，他们也开始为海归学生提供人脉资源了，就像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曾经发挥过的作用那样。总体上，相比其他专业的学生来说，经济学学位的留学生回国的更多。(曹 2008,341)对于“老练的具有的创业意识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曹 2008,331)。
目前的中国的经济学思想的概况 当前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结构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1) 非常新古典主义化，相对很少关注非主流经济学范式。
2) 它受到芝加哥学派的巨大影响。
3) 倾向于在经济学研究及教育中运用数学论证，狭隘的“纯技术流”经济学分析受到鼓励。[77]
4) 它给予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解决制度问题方面以特权，它通过想象自己是“有中国特色”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声称自己的理论在智力上独立于西方。
5) 它的潜台词是强烈支持中国向资本主义转型。
6) 它给予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非主流经济学范式相对较少的关注。
7) 它的主要批判者可能来自外部而不是经济学专业内部。
8) 它已经被世界经济最近发生的事件轻微破坏了。这些事件加剧了中美在经济政策上的冲突，使中国内部的不平等问题和环境问题更加尖锐。在某种程度上，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智慧的怀疑，正与对新自由主义的怀疑一道增加。
下面的讨论对最后四点进行了详尽的说明。
潜话语 在许多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中的数学原理已经成为了在中国推广的自由市场潜话语的“特洛伊木马”。新古典主义训练的结果无论是从社会的角度还是从逻辑角度来说都是一样的。隐型和显型的新古典主义假设如人性(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经济人)、市场效率和经济活动的目的(人均GDP最大化)已经被内化于当代中国经济理论。1978年以前中国经济的聚焦点——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由于社会制度和不同的公共政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摒弃了。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通过把经济学描绘成一种技术理性，中国经济学者已经趋向于去政治化的市场改革。宋龙祥的博士论文为这种立场的内化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例子。宋描述新古典主义理论作为一种科学，应该以和现代物理学同样的方式赢得信仰。宋的这句话，实际上是让渗透在模型中的潜话语也享受了科学的地位。他写道，
“经济学已经获得科学地位，特别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大多数的从业者从未怀疑过经济学的科学(认知)地位。第一，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已经被严格区分开了……主流经济学家，从乔治·斯蒂格勒到米尔顿·弗里德曼，都持有同一观点：实证经济学中没有价值判断……第二，由于实证经济学本质上是关于可量化和可衡量的关系……现代数学工具已经被广泛应用……第三，实验室实验已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工具……经济学被公认为是一个像物理和生物科学一样的实验性的学科……第四，由于经济研究已经高度专业化和技术导向化，分析性训练对于培养经济学家而言越来越重要……第五，经济学教授和研究生已经广泛承认，了解经济思想史并不是理解当前的传统经济理论的一个必要条件……第六，主流经济学家的学科基本原理中存在一个重要共识……第七，杰出的科学思想家……对主流经济学几乎和对物理学一样非常尊重……毫无疑问，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宋1995, 1-4)
王庆新(2011)认为，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权威的强化，是中国关于国有企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政策形成的一个主要力量。王的核心论点是：在新古典主义模型和潜话语的影响下，中国决策者把入世和中国市场对美国公司开放作为一种市场竞争机制，强加给国有企业。这种竞争的预期结果，按他的说法，是经济繁荣：
1999年中国决定与美国签订WTO协议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思想逐渐成为指导经济政策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国政府官员对新古典经济学思想的逐渐熟悉在几个方面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只有在1993年以后，新古典经济学的语言才成为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同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在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性质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激烈辩论中的思想武器。直到那时以前，国企改革的主要言辞一直都是如何使承包制更加有效。第二，为了证明国企改革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政策的合理性，政府官员在其政策声明中越来越多地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言辞。第三，最高领导人，如朱x基，江x民，也许甚至是李pen也采用过新古典经济学的言辞来证明和支持国企改革和入世。(464)
汪晖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借助于新自由主义议程、推进私有化、自由贸易、增加不平等(供给经济学)的帮助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已经在中国展开，并且都是以经济增长的名义进行的。正如在西方经常发生的，中国的人权启蒙斗争经常被偏转到私有产权的斗争，有时甚至反倒要以人权为代价。汪雄辩地描述了这种方式最近的发展：
“今天……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学科是新古典经济学。这是九十年代的发展。在八十年代，大多数的主流经济学家如吴敬琏仍在计划经济中接受训练。他们已经从西方学到了一些东西，但他们完全处在共产主义的体系中，并且一旦开放政策宣告成立，完全能够适应和改造它。有些更为激进的经济学家，以厉以宁为例，致力于在中国引入纯自由市场理论，但它们对国家来说并不十分有用，几乎没有影响。但是在1990年以后，哈耶克的思想获得了真正的优势。今天经济学——在中国，最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已经获得了道德的力量。自由放任的原理形成了一种行为准则……没有行为者能够违反。所以目前的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性学科，和其前身一样：它也是一个必要的世界观。”(汪 2003, 77-78)[78]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非主流经济学的弱点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得到官方认可和中国政府的财政支持，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受的公众信任已经受损，并被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完全排斥。尽管所有的大学生仍被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大多数本科生并没有认真对待这门课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常与大多数的大学经济学院系分离，被行政部门安置在独立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或是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由于一些一流中国经济学期刊的审稿政策，以及SSCI排名(倾向于新古典主义期刊)的使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受到了贬抑。
在中国的经济学院系中，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甚至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现的更少。举个例子，回顾一下1977-1990中国的十一个经济学期刊，张和徐(2010)发现每年发表的非主流经济学文章不足3篇(表1)。在对非主流经济学有限的关注中，制度主义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似乎是最流行的范式。
背道而驰的潮流 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有许多事件开启了重新审视西方经济政策模型的话语的讨论空间，按照时间顺序，包括：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0年美国反对中国举办奥运会，2001年一架美国侦察机与中国战斗机在海南附近碰撞，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批判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研究，2004-2005年公众对腐败的私有化的公愤，中国南海边界领土酝酿已久的紧张局势，继续上演的中美汇率口水战，以及2007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经济的衰落。民众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环境问题，以及消费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挤出效应的担忧也构成了重新审视现行经济理论的潜在理由。
关于内部人私有化的著名的郎顾之争(2004-2005)反映了中国社会不同阶层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广泛争议。流行的观点，至少是在互联网上，似乎是支持郎对当前管理层收购制度的批判。参加辩论的经济学家中似乎是支持管理层收购的更具有数量上优势。 (傅士卓 2008, 262-267)刘国光，中国科学院前副院长和领导中国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经济学家，把政府对管理层收购的支持和马克思主义的衰落联系起来，他警告说继续扩张新古典经济学将会导致新自由主义议程的贯彻实施。(傅士卓 264-265)刘的警告是具引人注目的，因为他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规划(代替计划)、社会主义竞争等等许多改革的基本话语的早期推动者之一。他呼吁回归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占主导的经济学教育。
在这场争论的后期，新的物权法草案的公布，又引发了中国民众关于私人和公共财产的关系的激烈争论。北大的一名法学教授坚持要保护公共财产的地位，主流经济学家坚持认为要保护私有财产的地位。(傅士卓 2008, 265-266)这部法律被延迟通过，但它最终对反对派做了一些让步。(贺 2008, 10)
此外，中国的社会抗议和未经许可的劳工罢工水平在上升。如官方报告的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已经从1993年的8700起上升至2006年超过90000起，2010年也许会扩大到175000起。[79]尚不清楚这些抗议会产生什么意识形态上的溢出效应。一些被称为中国新左派的人已经出现了。一个新左派的网站乌有之乡，2003到2008年期间点击率四千七百万。然而，我采访的所有人都认为，新左派对经济学院系的学生或教授几乎没什么影响。
我不确定抗议活动会对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经济理论家和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希望今后能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2004年，程恩富，一位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声反对共产党逐渐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他抨击中央党校，一个部长们和未来领袖进修的地方，一些经济学教员将经济学教学核心变成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因为那是部长和“有前途的领导人”进修的地方。他的抨击显然被一些听众接受了(采访笔记)。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内部在传统中央计划的拥护者，毛式社会动员的支持者，社会民主理论家和“走资派”之间的争论继续存在。后者似乎掌握了政治权力。邓小平以前主张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使用资本主义手段来推动生产力发展。然而，最近却变成了，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或者 “和谐社会”)，不得不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
整个改革过程(“摸着石头过河”)中，这个集团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来同右派(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或是左派(传统马克思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竞争。这种真空在中国还在更大的范围上存在。它是20世纪早期破坏儒家和其他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新文化运动的遗产，是剔除古典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期的遗产，是使得马克思主义名誉扫地的文化大ge命时期的遗产。21世纪的挑战将是如何克服这一知识真空和如何重建一些共同的思维方式。
挑战将从何而来?我采访的一些老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第五代领导人会更同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人指出，最近政府的一项关于资助新的翻译和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决定就是一个预兆。还有人认为胡x涛的继承人——习xx，由于他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的训练，比较同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80]尽管对任何经济范式来说，来自中国政府官方的支持仍然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但我认为，与以前的思想体系相比，多维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学信仰的坚持将更难消除。
张和徐(2010)试图挑战新古典经济学主导地位，他们的策略需要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团结。他们的建议似乎与ICAPE(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s for Pluralism in Economics，多元化经济学学会国际联合会)的使命相一致，ICAPE可能也要考虑在中国做些组织起来的努力。我认为邀请著名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参加中国的重要会议尤其有用，因为这种个人权威在中国很有份量。
复旦大学的周翼教授认为经济学界的任何变化可能都来自外界的压力。他是一个有趣的观察者，因为他是第一批参加邹至庄教授的暑期研讨会，并访问了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之一。他认为，互联网具有创造另一个科学共同体的不确定的潜力，尽管他可能不会使用那些词汇。
（作者：史蒂夫·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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