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郁廷、陈娜：论“化人”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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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以文化人，即通过一定的文化来感染人、感召人、感化人。而“以文化人”的前提和关键则在于厘清什么样的“文”才能成为“化人”之“文”。2014年9月，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1]从而为“以文化人”指明了具体方向和基本要求。在当代中国，“化人”之“文”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保证“文”的方向；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来滋养“文”的生命；须以中华优秀文化为命脉，来传承“文”的基因；须以其他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为借鉴，来丰富“文”的涵养。
一、文之“本”：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文化作为一种观念上层建筑，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正如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2](P663-664)在当代中国，“化人”之“文”必然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文化。这种文化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形成的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和属于人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文”必须科学，才能成为“化人”的“武器”。马克思主义以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秘密为依据，得出“两个必然”的基本结论，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以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根本，给予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以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3]以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为原则，体现了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宝贵品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本身以其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成为人类文化大圃园中的一朵瑰丽的精神之花，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史上最伟大的成果。故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坚持以文化人必须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清王朝的腐朽堕落让中华民族山河破碎、生灵涂炭，陷入到可能被开除“球籍”的民族危机中。中华民族仁人志士便纷纷向内（中国传统文明）向外（西方先进文明）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渴望在各种社会思潮和文化理论中找到中华民族的前进方向。但无论是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革命文化，还是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文化，抑或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化，都未能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危机重重的中华民族陷入到“强国者（西方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性）不能立国，而立国者（中国传统文化）又不能强国”[4](P431)的尴尬境地。直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与无产阶级相结合的进程中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扭转民族历史命运的新曙光。共产党人根据实践要求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文化的精髓和行动的指南，历经28年浴血奋战，打败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终结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历史和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新文化，不仅比中国旧的封建文化更加先进，也比艾逊奇自诩的西方资产阶级的‘高度文化’不知‘高出多少倍’，它一经中国人民所掌握，并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成为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强大精神武器”。[5]这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文化，在战争年代是人民大众的思想武器，在和平年代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撑，它既赋予了我国文化发展的优越性，又赋予了我国以文化人的先进性。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时代在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文化也在不断发展，深刻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诉求和时代发展的本质要求。新中国成立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文化思想，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作为文化发展的根本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构想，把培育“四有”新人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引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并首次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高度。十八大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确立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发展战略，并把文化复兴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成为新时期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南。可以看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文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中国实践特别是文化发展实践为根据，以解决中国文化问题为导向，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为宗旨，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而创生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核心，成为“化人”之“文”的根本内容。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文化，既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又是以文化人的根本价值遵循。任何背离或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以文化人”，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随着我国正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期”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期”，一些别有用心之人趁机肆意散播“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历史终结论”“淡化意识形态”等错误思潮，迷惑了一些人的思想观念，扰乱了一些人的理想信念，动摇了一些人的文化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3]这些尖锐的现实启示我们，以文化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一方面，是破解各种社会思潮迷雾，抵制思想文化领域“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错误观点，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需要；另一方面，这是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来武装人、塑造人、引导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成为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服务和促进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
二、文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魂者，器物之统摄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体现了亿万国民的共同理想，反映了当代中国的时代风貌，凝聚了全国人民的价值共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在以文化人中起着铸魂育人的作用。
一定的文化以一定的价值观念为核心，一定的价值观是决定文化的最深层次要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定着“化人”之“文”的性质、方向、水平。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立足于当代中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基础上概括的国家层面价值目标，是近代以来千万中华儿女上下求索、历经艰辛确立的奋斗目标和追求的最大利益，为国家文化建设提供动力、活力及保障；“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践需求、时代特征及未来发展趋势概括的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承合了国家价值目标与个人价值追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立足于培育社会主义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凝练的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凝结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体现了中国人独有的精神特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现代文明，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特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信和自觉的价值追求。因此，以文化人核心内容和基本任务就是要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来引导人、启迪人、化育人，使其成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现代公民。
一定的价值观念以一定的文化为载体，有了文化的滋养和文化载体的传导，价值观才会真正感染人、影响人、转化人。因此，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重视文以载道的功能，发挥好以文化人的作用。一方面，善于挖掘和使用那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6]尤其是要发挥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怡情养志、涵育文明的重要作用，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产品要有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就其内容来说，既要有“阳春白雪”的精英文化，又要有“下里巴人”的大众文化；既要有顶天立地的“高峰”文化，又要有铺天盖地的通俗文化，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主体的文化需求；就其表达形式来说，“要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善于利用文学、艺术、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等多样多元的文化形式作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将“高大上”的价值观念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融入日常生活和流行文化中，达到润物无声、成风化人的效果。在新媒体时代，尤其要注重把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文化用现代多媒体手段表达、呈现出来。“互联网+文化”的出现，让互联网与文化资源深度融合，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文化视觉化成为文化传播的新样式，改变了人们文化接收和欣赏的方式。因此，要积极推动核心价值观念向现代文化载体的转换，推动先进文化与现代技术相融合，着力打造好微博、微信、微课、微电影、翻转课堂、APP等以网络信息技术应用为支撑的传载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资源获取模式。做到既要让优秀文化穿上得体的“时装”，又要不失原来的本真“味道”，韵味意境与现代表达相协调，让智能文化“化人”成为以文化人的新常态。
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时空境遇下，要特别警惕西方的“普世价值”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冲击和歪曲，表现为：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通过教育、媒体、留学等形式培植“代言人”，利用学术会议、文化交流、大众传媒等途径，把西方的“普世价值”渗透到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企图削弱人民政治认同、改变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达到分化、西化中国，实现“和平演变”的图谋。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英雄等方式虚无中国历史和文化，削弱民族认同，打击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企图坐收“不战而胜”的渔翁之利。这启示我们，一方面，必须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以文化人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内容，以此来认清西方图谋、抵制价值渗透，从而强健民族精神、筑牢思想堡垒，坚守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化人”之“文”必须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内核的“文”，必须是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文”。脱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核心和灵魂，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都将可能成为丧失思想性、价值性和导向性的文化垃圾，不仅不能教育、引导和激励人们，甚至可能颓废人的精神、消弭人的斗志、腐蚀人的灵魂，偏离和背离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因此，以文化人，始终要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育人中的核心作用，坚持文以载道、铸魂育人。
三、文之“脉”：中华优秀文化
中华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薪火相传，一脉相承，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形成了“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6]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了中华优秀文化，这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也是中国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底气，成为以文化人、文化育人的源头活水。
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生存和发展中，历经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等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7]其间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跨越千年仍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召力和有力的现实指导力。例如，中华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体现出来的爱国情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体现出来的奋斗精神；“民惟国本，本固国宁”所体现出来的民本思想，“言必信，行必果”所体现出来的诚信意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所体现出来的生态理念，“与人为善”“推己及人”所体现出来的人际关系法则，“协和万邦”“亲仁善邻”体现出来的国际交往准则等，深刻蕴含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这些思想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3]是中华文明传承和发展的优质精神基因，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以文化人的宝贵文化资源。我们必须立足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思想道德建设的需要，充分发掘和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育人功能。
中国红色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主题，以救亡图存、民族独立为目的，以凝聚人民军队和人民大众为主旋律，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萌芽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及文化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成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发展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是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和崇高价值追求的文化。其主要内容包括：以“胸怀理想、信念坚定”为核心的井冈山革命文化；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核心的长征革命文化；以“坚定方向、实事求是、自力更生、服务人民”为核心的延安革命文化；以“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前仆后继、不屈不挠”为主题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战革命文化；以“实事求是”和“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革命文化等。这些优秀的革命文化传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及文化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在革命时期是革命者的精神支柱和不竭动力，在和平时期是以文化人的鲜活教材和宝贵资源。坚持以文化人，一定要充分重视和发挥红色革命文化在培育社会主义新人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指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创立和发展的反映先进生产力发展需要、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本质要求、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反映社会生活本质和时代发展特征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方向，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为根本，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提升文化软实力为指向，以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为目标，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时期，形成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爱国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洪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爱国、进取、务实、创新、开放”的北京奥运精神等。这些以社会主义精神为核心的先进文化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它以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为渊源、以中国红色革命文化为支撑、以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新时期爱国主义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为重要内容，是充满生机活力、富有时代内涵的文化新样态。推进以文化人，必须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种文化新样态作为“化人”之“文”的重中之重。
应当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了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华优秀文化。以文化人，也就是要以中华优秀文化“化人”。当然，中华优秀文化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虽然共同构成了以文化人的“化人”之“文”，但在“以文化人”之中，又各有不同的特色和优势。因此，既要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源头活水，又要以中国红色革命文化作为重要资源，更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核心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前后衔接、分工合作、各显所能、优势互补，不断增强“化人”之“文”的合力，提高以文化人的整体效应。
四、文之“鉴”：世界其他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列宁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8](P285)这启示我们，以文化人，既要不忘本来，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化人”；又要吸收外来，善于借鉴其他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只有这样，才能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培育和造就社会主义新人。
首先，以世界其他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化人”，要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世界文化的发展客观上具有多样性、共生性。“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人类社会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到信息爆炸的现代文明，漫长历史中产生了浩瀚如海的文化成果。其间，大量的优秀文化作品感时代之变化、发时代之先声、引时代之风气，成为全民族解放思想、开化心智的重要引擎。如，古希腊的神话作品、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歌德的《浮士德》、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罗丹的《思想者》、贝多芬的《命运》、舒伯特的《小夜曲》、施特劳斯《蓝色多瑙河》、柴可夫斯基《天鹅湖》等文学艺术作品，这些文艺作品艺术地再现了不同民族在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及其本质，都是一定历史的见证、时代的精华、思想的结晶。其间，有许多经实践检验和历史考验后带有一般规律性的文明成果在今天仍具有现实影响力，在其传承过程中互交互鉴，共生共长，成为世界文化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活力之源，是“以文化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因此，当今世界，对待不同民族的文明绝不能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唯我独尊的态度，而是应该秉持多样、平等、共生的态度，明确“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弱、不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1]只有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性，才能吸收和利用其他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以文化人，使其真正成为现代社会滋养心灵、陶冶情操、健全人格、涵育人才的精神宝库。
其次，以世界其他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化人”，要坚持文化发展的开放性。“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璀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亦是遵循了这条文化传播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与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成长起来的开放性、世界性的文明。这种文明不仅自己善于从中汲取营养，同时推动着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比如，汉朝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将中国的丝绸、瓷器等中华文化传至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原和西域以及欧洲文化的交流，让中华文化远播世界；同时，引进了西域的葡萄、石榴、芝麻等，开阔了国人视野，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正是中华文化从来不拘于一态、不局于一域，以海纳百川的情怀和气度，积极、持久、全方位的与多元多样的世界文明互流互鉴，才能不断为中华文化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内容、实现新发展。尤其是在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趋激烈的信息时代，只有时刻关注世界上文化开放、交流、互动中涌现的新思想、新文化、新成就，才能对日新月异的世情国情文情做到了然于心，知己知彼，才能善于借鉴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丰富我国人民精神生活的文化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和产业的经营管理方法，从而把握和引导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变化方向，探寻一条既契合中国实际、又顺应世界潮流的文化现代化发展道路，更好地在文化开放中促进文化发展，推进文化育人。
再次，以世界其他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化人”，要注重文化成果的选择性。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文化都是一分为二的，世界各国的文化往往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对待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也必须采取辩证分析和科学扬弃的态度，对其内含的思想内容、价值观念、表现形式进行正确的分析、比较和鉴别，分清主流与支流、优秀与腐朽、有益与有害。尤其要警惕西方国家借助产业优势、信息优势和传媒优势控制文化方向和话语流向，通过设置世界学术交流、学术评价标准、文学艺术奖项、电影节、时装周等国际文化的议程和议题，隐蔽传播和巧妙渗透“西方文明是优等文明”“西方价值是普世价值”的文化霸权思想。因此，要批判地借鉴、选择和吸收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摒弃其落后的文化成果，抵御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的腐朽文化，剖析和揭露西方宣扬“文明中心论”和“普世价值论”的文化霸权思想，克服“言必称美国”的文化媚外心理，坚持立足中国实践，发展中国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文化交流，“让人们在持续的以文化人中提升素养，让文化为人类进步助力”。[9]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充分发挥文化的化人作用，坚持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以中华优秀文化为命脉、以其他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为借鉴的文化来感染人、感召人、感化人。这种“化人”之“文”，“是科学的（按指导思想说），是社会主义的（按社会形态的性质说），又是中华民族的（按民族特点说），从而是大众的（人民大众是民族的主体）”，[10]自觉运用这种文化育人，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动力、引领人的价值追求、提供人的智力支持、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并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进而真正达到“以文化人”“化成天下”之目的。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2）.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N].人民日报，2016-05-19（2）.
[4] 武克全.现代化扩展中的世界与中国[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5] 骆郁廷.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软实力战略[J].文化软实力研究，2016，（1）.
[6]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2）.
[7]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2）.
[8]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03-28（1）.
[10] 陈先达.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6）.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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