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道破天机：众多贪官为何热衷私有化？
三、国企经营不善，根源在赵立春、刘新建、肖中庶们的破坏，与所有制无关
赵立春对刘新建的“汉东油气集团，毕竟是国家的，是全民所有制，永远不可能变成自家提款机”的嘱咐，准确说出了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许多腐败官员以“改革”之名污名化国有企业、懒政不作为搞弱搞垮国有企业、乃至最后私有化贱卖国有企业的真实动机。
可以看到，某些国企经营不善，核心根源在管理层贪腐分子形成利益集团，处心积虑要将国企划入自己私人名下，与所有制几乎没有关联。国企经营管理涉及多个层面，存在利润目标和国家战略目标，核心不仅在于提高国企效率，还需要完成国家的战略任务。作为管理国企的党政干部，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推进技术开发，如何优化资本配置，如何落实最先进的“领导-技术员工-工人”三结合的管理模式，如何拓展市场等等。
然而，作为国企管理者的赵立春、刘新建、肖中庶们，天天关心的只是所有制的改变。他们所关心的技术开发，是追逐短期利润的技术开发，是服务于自己私人企业的技术开发，他们要么把国企平台上产生的先进技术、产品变成自己的名下企业所有，要么把影响自己决策的技术员工清除出去；他们所关心的资本配置，是对自己进行利益输送，把国企资本配置到自己名下企业；他们所关心的国企管理，既不愿意落实三结合，也不愿意学习美国、日本最先进的管理模式（德鲁克、丰田），这些先进管理模式的核心，都是希望增进工人对企业的认同与归属感，乃至达到“以厂为家”的效果，肖中庶们却把工人与技术员工视作压榨的对象。
我国90年代以来的国企改革，正是在大批肖中庶的操作下，大规模推进私有化，不仅导致巨额国有资产流入私人腰包，还导致大量核心技术流失，国有资本比重迅速下降，私营和外资经济比重不断攀升，私有化后的企业出现更为严重的管理不善问题、效率低下问题、迷信技术引进、不愿从事技术开发等种种问题，被外资打垮、吞并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国汽车、机床、计算机等领域的技术水平严重下滑，或者丧失技术追赶能力，许多原本可以成为跨国资本竞争对手的企业沦为跨国资本的附庸。
私营企业中，高端工业设备或消费品高度依赖进口，或依赖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国企私有化，导致我国在当今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西方跨国公司掌控着产业链/价值链中附加值高的环节——研发设计（专利品牌）、原料购置、订单管理及营销、储运、金融服务等，中国厂商处于其中的中低端位置，大体只拿到微薄的加工费。这期间，我国贫富分化不断拉大，赵立春、刘新建、肖中庶因吞噬大量国民财富，剥削工人血汗，即便我国产业地位和工业追赶能力下滑，却不影响他们的暴富。
这就是肖中庶式国企改革的秘密——国企必须成为自己的提款机，而不能成为造福民众的企业。实际上，在公有制条件下，符合国家战略目标、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方向的技术开发、产业升级、资本运作、管理改革等，将会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将证实所有制改革的谎言，与肖中庶们的私人利益存在水火不容的冲突。对国企贪腐分子而言，“所有制改革”才是最核心的命题。
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不乏这样的一批官员，一面对私人企业满面春风积极扶持，在此过程中借机收受贿赂官商勾结，另一面对国有企业发展冷若冰霜懒懒散散，根本不想提起精神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坐视国有企业变小变弱。这不是他们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根本的立场问题，归根结底是国有企业的公有制属性束缚限制了腐败官员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积极性。对这些官员而言，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与他们的个人利益是背道而驰的，是此消彼长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一批腐败官员在台上时，举着“改革”的大旗给自己作掩护，做出许多明显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因而也造成巨大社会后遗症的“改革”措施。
四、赵立春刘新建们豢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搞垮掏空国企立下了汗马功劳
赵立春直白却深刻的大白话，还有更为精致深刻的理论版。为这样的改革制造理论依据和舆论氛围的，是过去很长时间内受宠的经济学家们。比如：
张维迎认为，公有经济存在多层次的委托代理链，导致了委托人的监督和激励困难，如果考虑到委托人之间的“搭便车”行为，公有企业不可避免陷入“内部人控制”状况，因此公有制程度越高，效率越低：
张五常认定公有制企业产权不清，私有化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
刘小玄通过对全国20多个产业，总计17万多家企业的统计数据的分析，通过生产函数模型和经济计量方法的测定，发现在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之间，私营个体企业效率最高，三资企业其次，股份制和集体企业再次，国有企业效率最低。等等。
且不说刘小玄等人的数据统计有明显造假之嫌，且不说张维迎的私有化理论不过是对西方经济学童话教条的学舌，更不说，张维迎等人打心眼里也未必相信这套理论。只从这套理论有效推动了中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养肥了豢养张维迎一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主子们来说，这套理论的实践是成功的，这个贪腐官员+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政治联盟一度是成功的。
我们可以发现，赵立春、刘新建、肖中庶们在掏空国企实践的第一线，根本不会相信新自由主义学家的鬼话。只不过，这些鬼话给了肖中庶们最需要的东西：把反改革、反社会主义的犯罪行为变成理论正确、政治正确甚至道路正确的行动。
所以，张维迎们炮制的绞杀国有企业的理论，大大地壮了赵立春式的腐败官员推行所谓“改革”的恶胆。曾经积极以“提高效率、优化经济结构”之名不遗余力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急先锋、并让亲资本的南方系媒体积极吹喇叭抬轿子鼓吹政绩的明星官员，例如仇和、王珉等人，最后都纷纷落马。
仇和在主政宿迁时，私字当头一卖就灵，学校医院批量出卖，造成当地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毁灭性灾难。
王珉在担任苏州市委书记时，就曾创造一年半的时间完成苏州市1034家市属企业的改制，后来主政吉林继续强硬推行苏州经验，罔顾国有企业职工和国有资产的利益，强势引入私人资本巧取豪夺，批量化贱卖国有资产，最终酿成了震惊中外的“通钢事件”，这是《人民的名义》中的大风厂一一六事件的更大、更惨烈版本。
但仇和和王珉本人，却在此过程中获利丰厚，权钱交易为害一方，直到被十八大后的反腐利剑挑下落马。
五、赵立春们的“改革”是苏联官僚特权集团改旗易帜式的“邪路改革”
赵立春们明明做着反改革、反人民的事情，做着倒退到寡头经济的事情，却口口声声拿改革做附身符，指责起别人反改革。“改革”的名义，人民的名义，真的可以随便使用吗？有一种辩护策略，认为这只是改革开放过程中进行的必要的探索，只是因为没有经验，所以难免造成一些失误。实践失误难免，方向不能错。改革开放在具体策略上“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在战略层面是有方向的，这个方向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摸着石头”是要通向共产主义的河对岸。
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很清楚：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更张。
这就是说，一味把“私有化”作为国企改革的方向，变革所有制，服务于少数人的利益，是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
赵立春、刘新建、肖中庶们，正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中坚力量。他们自己也清楚。可是在现实中的问题是，恰恰是这些破坏改革开放的人，这些损害人民利益的腐败分子嘴上喊改革喊得最欢，甚至直接把自己与改革绑在一起，将自己视为“改革”的化身。
君不见，《人民的名义》中的赵立春为了阻止自己被后任沙瑞金调查，使出的杀手锏就是收买境外媒体《镜鉴周刊》，猛烈开炮批判沙瑞金，说沙瑞金搞沙家帮，更指责沙瑞金“否定汉东的改革开放”。这样上纲上线的政治攻讦，使得一身正气的沙瑞金也不得不有过顾忌，指示宣传部门组织文章澄清回击。
如果国企干部在国企改革中不积极推进产业升级，不去“探索”核心命题，而是处处谋求所有制变更，谋求将国企利润放到自己的碗里，这并不是所谓的“没有经验”，也不是“改革的必要探索”，而是违背改革初衷、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少数干部为了吞食全民财富而做出的“探索”。无论是从现实的“保铸”改革，还是从影视作品的汉东油气集团改革，我们都能看到其中腐败分子自身的考量。“改革开放”并不是贪腐分子的挡箭牌，“人民的名义”更不是贪腐分子为所欲为的托辞。
《人民的名义》的可贵之处在于，以赵立春自白的形式，一针见血地指明了：腐败退化变质分子以改革派自居，打着改革的旗帜，用所谓的没有改革经验推卸腐败和侵吞国家资产的责任，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推行私有化的官员看上去是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却是心如明镜地浑水摸鱼。
《人民的名义》这部片子好在哪里？好就好在曝光了张维迎、茅于轼等新自由主义学者及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官员们（如赵立春团伙）的真实嘴脸：他们一直用“否定改革开放”的大帽子向上攻击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对下压制乃至镇压爱国群众和学者对他们侵吞国有资产、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罪行的批判。
赵立春确实是在进行着一场图谋远大的“改革”，但他们的改革，不是共同富裕的改革，不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所期许的改革，而是改旗易帜的“邪路改革”。
“大盗窃国”。最大的腐败，是在所有制改革中发生的巨额国有资产流失，这也是各种腐败分子所喜闻乐见的“改革”。在《人民的名义》中，“国有企业”这个壳，还限制了赵立春刘新建等人，这批腐败分子还没有能力将其彻底砸破，因此只好从内部一点点掏空揣到自己兜里。可是，如果像赵立春刘新建这样的腐败分子不是只局限于汉东一省，级别上不限于赵立春的省委书记一级，规模上不限于赵立春刘新建这一小撮呢？
如果我国战略企业诸如石油、铁路、电信、金融等均进行彻底私有化，变成腐败分子的私人金库，届时，我国就会形成一批垄断国民核心技术、核心战略资源并以此吸血民脂民膏的大寡头，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一方面，私有化之后由贪腐分子领导的企业，难有战略眼光，面对国际资本巨头的竞争，更加容易丧失核心技术追赶能力，沦为依附性买办角色；另一方面，贪腐分子摇身一变成为资本家，在共产主义话语下，身负掠夺原罪，这些利益集团在夺取了国民经济生产主导权后，必然要与政党分享政治权力，如任志强等人，以推翻共产党领导、建立资本专制的制度为己任。
这并非不可以设想，因为苏联的亡党亡国已经为我们作了最精彩的演示。根据美国学者大卫·柯兹《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中的揭露，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是内部官僚精英们的自我背叛。在苏联体制下，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别，比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差别要小得多。一个苏联大企业的总经理的报酬大约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而美国企业总裁的报酬一般是普通工人的150倍。在苏联体制下，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一般产业工人的8倍。1993年，在美国，产业工人的平均收入大约是每年2.5万美元。这种工资水平的8倍那就是一年20万美元。而美国高层精英每星期的收入都超过这个水平。因此，苏联统治集团决定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们意识到，必须使苏联解体，才能获得巨大的权力。苏联精英相信，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会使他们成为富人。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我研究了苏联的高级官员，比如切尔诺梅尔金，当了多年的总理，他80年代当天然气部长，92年就成为天然气垄断公司的拥有者，掌握了40%的天然气储备，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柯尔科夫斯基，我93年采访他时，他描写了他在80年代曾是共青团领导人时，怎样利用国家的资金，建设他自己的私人银行。他们不顾人民的反对，建立资本主义。”
“苏联解体证明：由一些精英掌权是不持久、不稳定的。这些掌权者最终认识到，维护社会主义不符合自己的利益;符合自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同时，他们又握有实现转向资本主义的权力。这一点不仅适用于解释苏联解体，也适用于解释东欧的剧变。这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行”。
《人民的名义》中，赵立春刘新建等人的腐败犯罪，绝不止是个人的经济犯罪，更是一种潜伏的、如不制止就有可能萌芽生长的资产阶级政变的初级形式。侯亮平等人的反腐败行动，抓的也不止是几个腐败分子，而是对国家政权人民性质的保卫战。人民绝不是空洞的集合概念，人民的权益、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只有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实现。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捍卫公有制的主导作用，是在根本上捍卫人民利益，也是吸取苏东剧变教训、防止中国重蹈苏联覆辙的保障。这是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沙瑞金、陈岩石、侯亮平广受追捧的根本原因，也代表着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得民心、广受拥护的现实基础。
（作者： 林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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