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对社会主义语境下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并没有涉及未来社会的市场问题，甚至他们预测未来社会不需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和后来的《反杜林论》中，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都认为未来社会是消灭私有制，由自由人联合体共同占有共同使用生产资料。社会生产是协作的，并且按协议分配全部产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到了“社会总产品”的必要扣除，说到了“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使用“劳动凭证”计量劳动量和参加分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上的结论也有例外。比如，马克思对俄罗斯农村公社为代表的东方社会的革命前途问题就有过深刻论述。马克思晚年还深刻指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
刚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苏联，一方面为了保护新生政权，另一方面出于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考虑，曾经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争结束后，社会生产水平明显低于战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难以继续坚持下去了。列宁说：“我们……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于1921年3月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作出了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入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经济。新经济政策仅仅实行了一年时间，国家经济就迅速恢复起来了，经济社会运转出现了空前的生机与活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得以召开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才站稳脚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其基本内容包括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包括将国家所有作为生产资料公有或共同所有的组织形式，包括允许私有经济和自由贸易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包括对外开放、允许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租赁苏联的国有企业，等等。
新经济政策实施到1929年，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斯大林作出了重大调整，逐渐形成了以两种公有制形式、指令性计划、按劳分配为主要内容的苏联模式。这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斯大林认为，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存在着利益差别，也需要商品货币关系，需要市场交换。
中国共产党人对市场的认识，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就开始了。毛泽东深刻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邓小平也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们对市场和商品经济的认识，来源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来源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与突破。
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实践，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创新发展的实践，也是探索发展商品经济和运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崭新实践。先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思路，然后逐步深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
确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思路前后，先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后来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后，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发展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从最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新的社会形态不需要商品货币关系到东方社会的例外；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斯大林的苏联模式；从毛泽东的看商品生产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到邓小平的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手段；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实践过程的生动体现。这也说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在社会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史和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史上，都具有标志性意义。
（作者：尹汉宁，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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