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因马克思主义的融入而枯木逢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当前，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而且将影响到中国的发展方向、道路和未来。
一、澄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哲学高度繁荣的时期，儒家、法家、兵家、道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深厚的积淀。例如，儒家和法家的社会治理思想，兵家的战略思想，道家的朴素唯物主义，都对中国历史其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实践中，许多人虽然表面上认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却对中国传统文化存在许多错误认识。
1.将中国传统文化不加筛选地照搬。有些人以为把古代的思想和文化原封不动地搬到今天来，就算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了，结果简直成了荒诞的闹剧。更有甚者，在“国学教育”的幌子下把二十四孝、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封建礼教重新搬出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绝不是“复活古代文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封建社会及其生产关系皆已作古的当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成分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土壤，绝无可能复活。更何况它们放在当下社会环境来看并不正确。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应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并不冲突的积极成分。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弘扬的、可以被称为“优秀传统”的成分，应当是历经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一百多年救亡图存、走向复兴的历史实践，被证明仍然有价值的适应当今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分。
2.将中国传统文化简单等同于儒家思想。由于汉朝以后的封建王朝大多以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古代中国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社会伦理而非宗教的道德体系。现在的一些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过于狭隘，局限于一家乃至一人之言。说起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只会搬出“四书五经”来讲讲注解。中国传统文化拥有远比儒家思想更为丰富的内涵，囊括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哲学、道德、文化思想等多方面的内容。例如，法家思想提供了许多来源于实践的、有价值的社会治理理念，强调国家确立的利益分配格局要与提倡的价值体系相匹配；墨家思想提倡人与人之间互爱互利的“兼相爱、交相利”，反对人与人之间互争互害的“别相恶、交相贼”，对于当下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兵家思想的代表作《孙子兵法》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的战略学著作，《孙子兵法》提出的“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战略威慑的理念，仍有积极意义。如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局限于儒家一家之言，就过于简单化了。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提是真正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就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宏观的、整体的了解。这样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个源流、发展脉络中汲取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积极意义的成分。
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
1.坚定文化自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坚定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进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激发由衷真挚的民族自豪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历史教训充分说明，丧失文化自信必然导致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大混乱，使人们对于国家的发展前途产生深切怀疑，甚至对党的领导和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在发展中取得的成就，说到底就是否定中国道路，认为改旗易帜才是唯一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文化自信是对历史虚无主义最为直接有力的斗争。须知中华文明是世界5000年文明史中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而且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内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特别是汉唐盛世和经济繁荣的两宋。虽然在近代中国一度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但是经过其后100余年的接续奋斗，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又迎来了伟大复兴。
2.增强社会凝聚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强调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与革命传统提倡的“有国才有家”一脉相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革命传统提倡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内在相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传统的融合共同铸就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凝聚力。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反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有力武器。西方国家极力鼓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这些思想认为社会由原子化的个人组成，个人权利应先于集体、社会而存在。这种价值体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意义上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一个人被切断了所有的社会关系，他就不再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了，“原子化的个人”从根本上就是一个伪命题。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影响是消极的、解构性的。如果任由这些思想发展，就有可能逐步瓦解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应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与革命传统崇尚的社会责任感紧密结合起来，用以教育人民群众、增强社会凝聚力。
3.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马克思主义为当代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历来关注文化建设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道德，从本质上讲是“自我”修养的文化，既源于自然又融入自然，始终关注生命的意义；既来源于物质又高于物质，始终关照生命的价值。经过千百年不断锤炼，逐步形成了以“天人合一”“修齐治平”“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礼义廉耻”“仁者爱人”“孝悌忠信”“忠恕之道”为主要特征的传统道德观，这不仅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的关系提供了导向，也为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中国化奠定了深厚文化根基。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基于“自由、人类共同体和自我实现”三个概念，形成了一种系统的道德观。马克思认为，这三种价值都是内在的、自由的和终极的善；个人只有生活在与他人、自然的和谐关系中，自我决定才是可能的和现实的。这些都与中国道德文化高度吻合，它既是非社会强制性的道德实践，也是谋求自我发展的积极的人生境界。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追求“公天下”理想的“大同思想”源远流长。“大同”的文化理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礼运篇》中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孔子所设想的大同社会是人类美好的理想社会，实现大同则需要遵循天下为公的大道。一个没有私念的公天下的社会，是贤能得其所用，人与人之间真诚而和睦的社会。正是在大同文化感召下，古代中国人表现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这种理想追求一直活跃在历代先贤和志士的精神世界里，并被全体中国人民所选择和接受。大同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精神滋养。经典的大同思想经过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极结合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它必须在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也必须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吸取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创造性发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必须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正确界定值得继承和弘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源于农业社会，当中国整体进入工业化社会后，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基于农业社会的成分必然因为失去经济基础而被淘汰，而仍有价值的成分必然要适应工业社会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必然遭到淘汰，这是“新文化运动”后早已形成的社会共识。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积极成分，放在当下仍然是有时代价值的。因为这些积极成分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一脉相承，所以即使封建制度瓦解、士大夫阶层消亡，它们仍然得以在中国延续下来。例如，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向往知识、向往真理、不断学习的伟大动力。又如，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生息的重要保障。这些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无法相比。因此，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合理的扬弃，将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相适应的积极成分界定为优秀传统文化，加以弘扬和传承。
2.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科学地诠释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融为一体，使前者内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从而给原有的民族精神以新的内容和新的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陈旧过时甚至有害有毒的封建糟粕，这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扬弃。而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的许多珍宝，同样也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去发掘、梳理和提炼，对其中的概念、范畴、原理和思想加以批判吸取，赋予其新的内涵。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君子当自强不息”，命运由自己主宰，美好未来由自己创造。面对大洪水泛滥成灾，大禹带领劳动人民通过科学疏导最终战胜了洪水。又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重视生产和教育，提倡“耕读传家”。再如，范仲淹的发奋读书，岳飞的精忠报国，我们都应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科学诠释，并赋予其新时代的内涵、魅力和风采，使其在当下社会同样得以深入人心。
3.打造配套的文化产品。文化传播必然需要文化产品，这就必然要求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配套的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并且通过合理的投放渠道形成规模效应。应当有规律、有规模地投放高质量的社会主义文化产品，让更多优秀文化产品深入人心。假如观众打开电视看到的全是都市生活肥皂剧和肤浅的娱乐节目，青年人上网看到的都是微博热炒的明星绯闻和鸡汤段子，文化宣传就难以达到成风化人的目的。文化建设必须和文化政策、文化产业管理、文化体制改革密切结合起来。此外，与文化宣传配套的文化产品还要有必要的思想深度。比如，宣传部门为冷鹏飞、麦贤得等“八一勋章”获得者制作的纪录短片，播出之后反响强烈。这些短片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英雄，英雄的哪些品质特别宝贵，能让受众对革命传统产生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可以说，思想有深度，宣传才有力度。
（作者：秦博，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王虹，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徐实，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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