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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训 刘武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思想火炬 202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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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体思想),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细化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二者贯穿着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构成一个完整的新理论体系,开创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系统论,带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系统领会习近平总体思想和经济思想,要改变旧的思维定势,革新体系和一些陈旧观念,批判、清除西方的非科学负面影响,尽快完善新时代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简称“总体思想”),之后的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细化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简称“经济思想”),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新发展。总体思想有“八个明确”、“十四个基本方略”,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思想又概括了“七个坚持”: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宗旨);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方位);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机制);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中心);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途径);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方式)。这些重要观点组成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其创新特色可谓新时代经济系统论。应当联系历史和现实融会贯通:不仅阐释“七个坚持”,还要将新发展理念(“主要内容”)贯穿其中,把握内在逻辑,要改变旧的狭隘思维定势。本文仅就几个重点问题综合论述,供大家讨论。


一、习近平系统把脉经济发展趋势:新时代主要矛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任务,是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廓清历史发展趋势,指明经济发展方向及其应采取的基本方略。习近平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前人未曾回答的历史命题: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的丰富内涵,包括中国新时代的两步规划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及“十四个基本方略”、“七个坚持”等。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很少涉及时代问题,因为它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现象,带有明显的表面性、短期性。它们的纷杂多样的经济周期理论,仅仅是一个小阶段的某些重复发生的问题,即便是长周期理论也不能超出资本统治的时代。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时代的递进趋势,研究资本主义演进和灭亡的必然性,进而研究新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93)然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具体道路则有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研究,毛泽东作过粗略的勾勒,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轮廓作过划分。但对于建设小康社会后几十年怎样发展,有哪些部分质变和质变,需要再具体划分的。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在习近平肩上。

 习近平以问题导向,全面研究了中国和世界经济社会的变化,从实际出现的矛盾出发,先提出进入新常态的判断,又经过深入研究及时洞察了以生产力为主线的经济社会在量变和部分质变的基础上将发生质变,由高速度的发展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具体勾划了新时代,即30多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又具体划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前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后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实际上是发挥社会主义优势、把握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节律,同资本主义制度赛跑,具有世界意义。

 时代的划分是以主要矛盾为依据的。对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西方经济学是根本不懂的,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是空缺的。这一根本理论首先是毛泽东根据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提出来,即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如此。每一个发展阶段又表现为不同的主要矛盾形式。习近平运用这个原理对中国近百年的变化区分三个不同的大时代,呈现三种不同的主要矛盾:“站起来”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富起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现在“强起来”,主要矛盾变了,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主要矛盾变化的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崭新内容。

 怎样理解和阐释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呢?它在内涵与外延都是对邓小平提法的升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再是解决温饱问题,也不仅是物质生活。按照恩格斯的研究,人类生活类型分三个层次:生存型、享受型、发展型。当时还不可能详细解释。按照习近平的观点,美好生活就是享受型向发展型的转变梯度,不仅有丰富的物质享受,而且保证体魄健康、环境优美、文化多彩、民主和谐、安全稳定,并且更多的人追求科学技术、文明道德提升和全面发展。这正是社会主义本质升华的具体化。主要矛盾一侧的变化,体现党和国家为人民谋福祉的宗旨,从市场关系上也是大需求的一侧。

 新时代主要矛盾另一侧,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一侧,可视为大供给侧。这里有两点需要深化理解:一是原来提的“落后的社会生产”,现在改为“发展”。发展既包括生产力发展,又有更丰富的内容,如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安全等多方面发展,更加丰富,更加符合现代化,更加符合人的全面发展。二是将“落后”改为“不平衡不充分”,意味着升华为更高的层次。不平衡主要指存量资源,现有的多方面差距,后进的赶上先进的,这种“补短板”本身就得提升后进的因素,而且具有特色(如地区、城乡之间的特色);不充分主要指增量财富,是无限的,“充分发展”首先是超越现代发达国家水平,逐步占据领先地位,发展空间极为广阔,标准愈加高端。当然,协调发展、充分发展是相互交叉、相互推进的。这是一个新时代现代高标准高质量的要求,向世界上发展水平最高、力量最强的一流国家迈进。

 面对高层次的主要矛盾,问题愈加复杂化,靠以往单线思维的经济理论无济于事。习近平运用辩证的系统思维科学分析处理新时代的矛盾,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可谓世界最先进的经济理论。


二、高质量的系统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由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也突显经济系统论的逻辑。习近平经济思想要求:“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2]从总体上说,这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方略是相融通的。应当特别注意“经济体系”,是一个系统论的框架,不仅是研究生产关系,也不仅是研究生产力,而是研究以生产力为主导、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总体,形成发展合力。这个提法与以往政治经济学的偏狭思维不同,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系统要求。从历史任务转换考量,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之后,社会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否则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巩固完善,无法发挥其特有的优越性,所以还有解放生产力的重大任务,即深化改革;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交换关系(其总体是市场经济)。历史表明,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才能形成生产力、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合力。习近平提出的“贯彻新发展理论”包括以上三大方面的合力,现代化经济体系就包括三大方面的合力,体现了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交叉融合。从学术领域视阈考量,也是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调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正是因为这样,这个“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了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时代性、系统性。这里仅论述几点。

 习近平经济思想为什么要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广义地理解供给侧可视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大供给侧,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狭义地理解主要是生产力结构、产业结构、产业形式(业态)。它包括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市场关系的综合改革,是新时代的一个系统性方略,即以实体经济为主提高经济质量的长远方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统领各个方面,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新动能是根本的发展动力,即创新是“第一动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首要一条,也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大转变。过去讲的动能是要素驱动,传统的动能包括资金投入、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现在要以科技创新作为最重要的动力。科技创新意味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深化认识和掌握,潜力无穷、资源无穷、动能无穷,超越人类现有资源及其配置方式,不断形成最新的先进生产力和新的实施形式。这是提高经济质量、开拓最新资源的根本途径。然而,对科技的认识和论述恰恰是以往政治经济学的短板,必须把科技创新纳入经济体系,将引发经济学革命。

 同自然规律相关的还有生态文明建设,它属于生态生产力,按照新发展理念要求,也应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观念,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3](P50)这就不能以原有的观念、模式理解、阐释“经济体系”,必须把生态元素、循环经济囊括进来。

 关于生产关系的内容,也是容纳在系统改革之中,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而具体改革内容,没有单独列出,而是同“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联在一起,构成一个大系统工程。这与全面深化改革是一致的。就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2]涵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做大做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意味着完善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和多种所有制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互相促进,既强化市场的治理和规范,也进一步加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立根基础,系统地完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资源配置机制,“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体制”,[3](P30)形成综合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必须以这样一个系统来研究生产关系不断完善发展优势,体现坚持和改革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统一,而不能沿用传统的僵化思想方式。既不走单调僵化的老路,更不走私有化的邪路。再如,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要求“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完善“三权分置”制度,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机制。[3](P32)这些内容都是同乡村整体建设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发挥综合优势、集成功能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增添综合性的新深度、新色彩。

 生产关系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消费品的分配。以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按劳分配。习近平从实际出发以“共享发展”为指导,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为题,大大扩充了原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不仅讲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共存,而且扩大到社会保障、社会安全及社会治理,实际上是“美好生活需要的”更广领域。既有生产关系的内容,又有更广泛的民生需求。从制度上规定了“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鼓励劳动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性收入”,消除、防止两极分化。同时要求扩大就业、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尤其是优先发展教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专门划拨一部分国有资产补充社会保障基金,突出体现了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制从大局上扩大人民福祉的特性。简言之,由狭义的消费品直接分配,扩大到全体人民的社会大分配。这是对狭义分配观的丰富,也是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对于协调发展,习近平突出强调了区域协调,是从宏观层面解决“不平衡”发展的短板,也体现了生产力合力配置、生产关系优化、市场关系完善的统一。这就是从复杂事物的实际出发,不是从本本上照抄照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系统思维上的创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提出的一个新课题。

 习近平辩证系统思维,还贯彻到经济领导工作中,习近平经济思想还要求坚持问题导向部署发展新战略,对我国社会发展变更产生深远影响;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这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经济体系”所采用的基本方法:从实际出发,稳健发展,照前顾后,协调纵横,一张蓝图绘到底,保证实现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中央确定的保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就是一个系统工程。今后几年的三大攻坚战(防范风险、精准扶贫、治理污染),也是以问题导向、进行周密设计、集中优势兵力的系统工程,体现了习近平的经济思想。


三、全面协调汇聚整体合力:发挥上层建筑等多元素协调功效

 习近平总体感想及经济思想是一个社会整体系统发展理论,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充分发展,以全面化解新时代主要矛盾。这就不仅是经济的一个元素,而且包括诸多元素及其整体协调。如果按照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好像除经济以外其他的元素都与经济学科无关。现在看来,那种偏狭的观念有违于普遍联系的辩证法。当然单从学科界限上说,政治经济学不能什么都研究,然而与经济相互影响极大的元素必须顾及,揭示它们互相影响造成的正负面动因。按照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联系密切的相关因素,以系统论的观点从整体上考量和化解主要矛盾的一系列问题,进而明确自身的定位和任务。这里略谈几点。

 1.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3](P20)这同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是一脉相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突出和贯穿这条红线。

 经济社会整体必须坚持党的坚强领导。从理论领域上区分,共产党的领导属于上层建筑,它是全社会的领导核心,经济生活和经济运行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也是整体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和重要特征。党的领导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于它的先进性和统一性,集政治、思想、组织等一系列优势于一身,能够化解一切重大矛盾。要加强党的领导,必须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的活力之一,在于它本身有一种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机制。这是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长期艰苦磨砺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免疫系统,是其他政党所不具备的,也是我们党的一大优势。能否超越兴亡更替的“历史周期率”,如何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我们党是一大考验。比如,反对和克服贪污腐败就是一个突出问题,如果纵容腐败盛行,我们党就会变质,经济制度也必然变质。这也是整体经济学不能忽视的。

 这里需要弄清“最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邓小平讲的社会主义本质,主要概括的是经济本质,而引领和保证这本质的贯彻必须依靠党的坚强、正确领导。事实上公有制同上层建筑关系最紧密,国有经济的所有者是国家,而国家的领导核心又是党,党变了国家变了,就意味着国有经济的所有者变了,国有经济的性质也必然变。所以,不能把公有经济同党的领导分开;而且党的组织还具体领导企业的行为,特别是政治方向。加强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革中必须坚持的原则,并且在民营企业中也要建立、加强党的组织,保证它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

 其次,再具体化,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和运行中,要不要坚持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此,习近平作了明确的论述:“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4](P118)这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治特征,深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经济层面上理解,可以说党的领导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本质的特征”。深入领会这一观点,有利于更自觉地把握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正确处理加强党的领导、发挥政治优势与发挥社会主义经济活力的辩证统一关系。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的要义,不仅需要认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更要认识它的特殊规律。对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邓小平提供了重要思路。他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坚持党的领导。总体上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个核心问题。“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

 完整地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运行的市场经济机制。这一机制能够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服务。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一个要义。

 同时,“两只手”协同必须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市场经济并非只有一只“无形的手”完全自发调节。它必须与“有形的手”即政府作用相配合。这就是“两只手”的协同。而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能使之协同得好,这就要靠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万能论(市场原教旨主义),只要一只“ 无形的手”,认为它具有解决经济发展、资源配置中一切问题的“自组织”功能,其结果造成一次又一次周期性经济波动和危机。

 再进一层说,惟有坚持党的领导方可深化改革、不断进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而是一个不断深化、逐步完善的进程。在中国,整个改革进程,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了党的领导,深化改革这一历史性系统工程便会停滞,或者走上邪路。

 2.协调经济与政治、文化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正如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组成一个整体体系一样,它们是互相联系,不可割裂的。所以,一定要研究经济发展与上层建筑、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交互作用,避免陷入就经济论经济的偏颇认知。

 3.经济生活规范是治国理政的一部分,必须用社会主义原则治理经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同经济生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密切关系。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史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重大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不断出现乱局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革改进的地方。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智慧,靠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4](P92)我们要按照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推进“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

 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关注经济与法治的结合。习近平指出:“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5]经济与法治相辅相成。治国理政的核心在于制度建设,法治是带有强制性的国家规矩,是维护整个社会制度的秩序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需要运用法制规范市场行为,划定政府、市场、企业、个人等行为的边界,必须严于法治、防范风险、弥补和纠正市场缺陷。深化研究依法治市,必须将经济学同法学结合起来,这是大国整体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诉求。

 4.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的规律性,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习近平经济思想要求“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实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这本身就是优良环境的要求,符合经济规律,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习近平一再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要长期坚持。“稳”和“进”是辩证的统一,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把握工作节奏和力度。稳方能避免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快中出乱,容易出现预料不到的过失和风险;“进”是目的,前进才能发展,克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倒退、停滞、过缓是不行的,但“进”不能盲目冒进,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按照客观规律将循序渐进与有条件跨越式前进结合起来,协调好政策之间的关系,方能“一步一个脚印”。新时代不能单纯要求总是过高的速度,持续高质量的中高速度正是实现良性发展的客观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从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的高度阐明这个客观逻辑与主观逻辑相统一的原理。


四、系统创新国际经济理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厚植开放

 厚植开放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更广阔的经济系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离不开国际环境和国际经济联系。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3](P2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确定自己的对外经济方针政策。总体上就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厚植开放的辩证关系。这是党的十九大赋予的重要使命,也是实现理论飞跃的重要方面。

 首先是对新时代世界发展趋势和当前形势的分析判断。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6]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从根本上说,世界仍处在帝国主义占统治时期,进入国际金融超级垄断阶段,但已经走向颓势,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济乏力,政治紊乱,走向衰落,但还有相当的实力,这就增加了不确定性,我们应辩证地看待机遇与风险并存。

 第二,面对这种趋势,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要有新的理念和策略。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从全局来看,国际经济战线上的博弈已成为主要形式。由于西方的衰变,它们从主导经济全球化走向逆经济全球化,恰好是世界进步人民所反对的。而我们则着力发展经济关系,成了引导经济全球化的领跑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应当分析这种趋势和博弈形式,揭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形式和背后的规律性,指出前进的方向。

 第三,立足国内“强起来”,以扩大提升开放发展自己,推进世界。党的十九大要求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应当着力研究新亮点。

 从理论上看,“厚植开放”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超越了以往的世界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它把生产社会化的规律、阶级斗争和经济发展趋势统一起来,把世界生产力、贸易关系与社会制度的辩证关系与发展战略策略统筹兼容,把国内外两个大局、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利用协调权衡,形成对世界系统治理和国家对外开放互补互动的理论概括。既有深度分析综合,又有牵动亿万人民的号召力。它能得到全球各界如此广泛的认同和响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彻底性。它创造性地运用了“最大公约”和“系统论”的原理,比以往单纯肤浅描述国际经济现象要高出一筹,更贴近实际、揭示本质。以往的国际贸易理论层出不穷,诸如绝对优势论、比较优势论、资源禀赋论和钻石模型论等,都是各国仅从生产力的某项或差异上论述国际贸易的必然性和可能性,旨在取得一国对另一国或一些国家的贸易利益,很少涉及社会经济制度的差异和矛盾,也很少涉及共享的利益关系,以往的国际贸易理论事实上是富国的贸易优势论。而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大前提,以本国经济发展为实力后盾、以合作共赢为交换原则的厚植开放,则体现了贸易的共获利益、互惠发展,彰显了社会主义的贸易原则。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与此相适应,必须开展对西方反华言论的批判。现在西方有些心怀叵测的人污蔑中国“搞新殖民主义”,完全是颠倒黑白、贼喊捉贼,反映了他们的恐惧、嫉妒心理。这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经济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震撼力。“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峰会表明,世界人民自有鉴别力和定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进步的潮流是阻挡不住的。让那些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可怜虫抽泣吧!这要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软实力”。同时也要助力“硬实力”,阐释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政策,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统筹推进各项安全工作。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法治保障,提高防范和抵御安全风险能力。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全党全国人民国家安全意识,推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

 总体上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一个整体系统,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是它的细化。我们应当完整理解,用科学的系统思想丰富、充实、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敢于矫正一些不符合时宜的旧观念,坚持在实践中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理论上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7-12-21(1).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5]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1).

[6] 习近平接见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7-12-29(1).

(作者:杨承训,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城乡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顾问、经济伦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刘武阳,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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