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毛泽东思想解决六安教师集访事件的话 或许一切都会很简单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林爱玥
《高端访问》是水均益主持的一个大型人物访谈节目，采访对象无一不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代表，《高端访问》四个字可谓实至名归。不过，有高端人士，对应就会有低端人士，无论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不仅高端人士有话要说，低端人士一样有话要说。作为一个普通的吃瓜群众，在我看来，我自己毫无疑问是某些人眼中的“低端人士”。既然“低端”，那么说话肯定不会像高端人士那么面面俱到，因此，有些时候言论显得不是那么合某些人胃口也就在所难免了。好在，毛主席教导过我们，年轻人要关心国家大事，这就说明，不管是高端还是低端的年轻人，都应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范仲淹曾经说过，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由此看来，谁说吃着地沟油的人就不能操着中南海的心了？
在六安教师集访事件发生后，很多人将矛头对准了警察，也有人将矛头对准了地方政府，当然，凡事都要一分为二的看，上级领导出于大局考虑打打官腔，媒体出于流量考虑起哄架个秧子都很容易，可是，是否有人考虑过六安地方政府的难处？如果六安地方政府不是囊中羞涩的话，何必让自己成为舆情的靶子把自己放在火上烤？不就是钱么？
从六安的表现来看，很显然，六安地方政府有自己的难处，否则，别的不说，就冲着平息舆论的目的，也会满足那些集访教师的要求，说句不好听的话，反正钱不是自己的，何必为省那点钱拿自己的仕途前程开玩笑？有人说，那些集访教师本应得的钱被某些官员贪污了，如果问题真这么简单，那倒好办了，谁贪污的就让谁吐出来就完了，问题是，事实显然并非这么简单。
根据六安新闻网《六安市2017年财政收支运行情况》一文，我们可以看到，2017年，六安全市财政收入累计184.11亿元，其中地方级收入完成113.76亿元，中央级收入完成65.54亿元，而2017年，六安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完成总额则达到了375.22亿元，足足是六安全市财政收入的两倍有余，在375.22亿元的公共预算支出中民生支出累计完成314.76亿元，其中教育支出67.5亿元，仅次于65.79亿元的农林水支出，远超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其他方面的支出。
请记住这组数字，数字是不会说谎的，2017年六安市的GDP为1218亿元，67.5亿元的教育支出占GDP的5.5%，略高于世界发达国家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占GDP5.3%的比例。从六安与发达国家在教育上的投入对比来看，起码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六安地方政府对教育是相当重视的。事实也证明了，六安集访事件中的教师也并非“讨薪，而是要求参照别地标准，与当地公务员同等享受“一次性工作奖励”，起码从这一点上来看，那些网上将六安教师集访形容为“绝望的呐喊”的言论有乱带节奏的嫌疑，这些人躲在“政治正确”的盾牌下煽动集访教师情绪，其动机大大值得怀疑。
六安教师集访要求的“一次性工作奖励”有没有法律依据，个人不是相关专家，没有发言权，不过根据我个人的粗浅理解，在“维稳”的大环境下，如果六安地方政府不是实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话，大概率是会息事宁人花钱消灾的。在我看来，六安地方政府之所以会选择“死挺”，很大可能是因为实在是没有多余的财力满足那些教师的要求了，毕竟2017年财政收入只有184.11亿元的六安已经支出了375.22亿元，寅吃卯粮的程度可说非常吓人了，如果再满足那些集访教师的要求，势必让本来就如履薄冰的财政状况更加危机重重。
因此，既然无法满足集访教师要求，那么六安地方政府也就只能选择“对话”了，但“对话”显然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毕竟“对话”无非是要求那些集访教师“讲政治”、“讲大局”，但是，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都难，政治和大局离那些教师太远，能装到兜里的钱才是实实在在的。“对话”既然无法解决问题，那么，发生后来的种种情况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然，我能理解那些集访的教师，毕竟，这年头，谁都不容易，工资的涨幅永远跟不上物价的涨幅，更跟不上房价的涨幅，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有种难以言表却又无可排遣的实实在在的无力感甚至绝望感。一分钱难道英雄汉，人们似乎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囚徒困境”之中，明知道互相伤害都谁都没有好处，但总又会忍不住互相伤害，看上去就像一群落水的人，每个人的念头都是一样的，自己先上岸再说，至于其他人，起码在自己上岸之前是没有时间更没有心情去考虑的。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那些集访的教师能够为六安地方政府设身处地的多想想，多讲讲“政治”，多讲讲“大局”，那么，事情也很难发展到后来那个样子，又或者，如果六安地方政府能够在各区县之间协调好，对于“一次性工作奖励”步调一致，要么统一发放要么统一不发放，那么，或许事情也不会发展到后来那样子。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当六安那些集访的教师看到其他某些区县的教师拿到了“一次性工作奖励”，很难不会产生失落感，而这种失落感也在所难免会发展为愤怒感，他们会忍不住想到三个字：凭什么（他们有而我们没有）？而不会去想，即便是六安市，各区县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各区县的财政健康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六安教师集访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无比悲哀却又无法回避的现实，那就是在某些地方，政府和民众之间不是相互理解而是相互伤害，老实说，教师的待遇在今天看来已经非常不错了，我一个舅舅只是名普通的乡村教师，退休工资一个月也有六七千，说老实话，已经超出很多为生活打拼的年轻人不少了，我忍不住想问，如果教师都对待遇不满的话，那还有多少不满却依然保持沉默的群体？
老实说，我不忍心去指责那些教师，因为那样会显得我很冷漠或者很冷血，我只是感到悲哀和困惑。现在我们总希望先把蛋糕做大，总觉得只要蛋糕做大了，慢慢的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大家也就都能满意了。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一方面欲壑难填，没有人会认为自己分的蛋糕已经足够了，另一方面，民不患寡而患不均，虽说按劳分配不是平均分配，但是如果“蛋糕”分得不好，贫富差距过大，那么蛋糕做得再大也没用，甚至反而可能由于分配不公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更何况，万一哪天经济下行，蛋糕缩小了怎么办？
由此我忍不住想到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的一番话：“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们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创造性的提出讲社会主义经济利益划分为国家、集体、个人三个层次，并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概括来说，可以归纳为：1、社会主义经济利益包括三个基本层次，即国家、集体、个人；2、三个层次中，较低的利益要服从较高的利益层次，但较高的利益层次又要照顾较低的利益层次；3、解决三个层次矛盾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如果说社会利益分配就是“做蛋糕”和“分蛋糕”的过程的话，那么，毛泽东关于“分蛋糕”的设想无疑是非常高明的。国家、集体、个人三级关系统筹兼顾，使得国家、集体、个人都不落空，并且明确了高、低次序，使得三者混为一体又秩序井然。道理是很简单的，如果利益分配过于倾向个人，那么就会出现国库亏空，国库亏空了国家自然就没有资金加大对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国防的建设，“四个现代化”也就成了泡影；相反，如果利益分配过于倾向国家，那么就会损害民众的个人利益，降低民众生活水平，引发民众的不满情绪甚至激化社会矛盾。
回到六安教师集访事件中，如果集访教师能够懂得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为了六安的长久发展，暂时委屈个人利益，那么，集访事件也就不会发生了，或者，在集访事件过程中，六安地方领导能够和集访教师坦承地方政府目前面临的困难，尽可能让民众理解的同时并做出在未来给予一定补偿的承诺，我相信那些集访教师也未必就油盐不进，人心都是肉长的，越是困难的时候，国家、集体、个人越要相互理解，越要团结啊。
顺着毛泽东对国家、集体、个人三级关系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解决六安教师集访事件或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这也再一次说明了，作为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岂能不知不学不用？
（作者：林爱玥，国家意识形态中心新媒体研究院特邀专家）
分享是一种动力 分享是一种美德
分享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长按左侧二维码，即可出现“识别图中二维码”提示，点击可只直接关注公众号。 共享“思想火炬”新浪官方微博：@思想火炬 |
正能量微信公众号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