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鹏：从过程神学到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转换
编者按：过程神学是当代美国颇具影响力的神学流派，它试图以过程思想恢复上帝在宇宙论中的本体地位。近年来，假过程哲学之名，过程思想进入了中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随后又华丽转身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化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经过几番话语转换，过程哲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被看作一种新型伦理观，有机马克思主义更是被视为应对生态危机的“新马克思主义”，其目的是要进入中国教育系统，影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方向。
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兴起的一个研究热点。有人说它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为走出‘现代性’的弊端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设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①，也有人说它是“将经典马克思主义混淆于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和新的乌托邦”②，还有人要“拆穿‘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画皮”，认为它“用所谓的现代性否定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借马克思的影响力兜售基督教哲学”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层层剥离可以发现，有机马克思主义缘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基于过程哲学，过程哲学又和过程神学密切相关。从过程神学到有机马克思主义，经历了几番话语转换。
一、过程神学：试图恢复上帝在宇宙论中的本体地位
对于作为一种实有或存在的上帝的信仰，是基督教安身立命的根本。但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作为造物主的上帝不断失去其存身的领地。正如小约翰·柯布（John B. Cobb）所述：“在中世纪，甚至晚到18世纪，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对上帝实在的信仰就越确定。在这个时期的后来阶段，教育很可能使学生在思想上变得更像自然神论者，……许多人不愿认为上帝干涉事件的进程。”“今天，信仰上帝的危机更加深化了。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他就越不太可能相信上帝的存在。……在所有学科中，提出上帝影响了自然或历史中的任何事件都是不可思议的。大学中唯一可以正当地讨论这样一个话题的是宗教哲学中的一些课程。上帝在神学中被讨论，但神学被大多数的大学排除在外。……学习进入越高级的阶段，对上帝的排除就越明显。这甚至出现在关于《圣经》和教会史方面的研究生课程中。”④
鉴于这种情况，为了拯救“信仰上帝的危机”，号称“20世纪最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怀特海（Alfred N. Whitehead）的过程思想被引入到对于宇宙的解释中。作为“一流的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怀特海在进化论、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基础之上，以现代科学的几个核心概念为主干，提出了整体宇宙观，构筑了独特的形而上学体系”，“他致力于阐发科学的更广泛的涵义，使科学与宗教相互融合、相互补充，修正宗教以适应科学的新世界”。⑤所以，怀特海谈论的自然与上帝的关系，与传统基督教完全不同。在本体论上，他不承认物质实体的存在，只承认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事件即过程的存在。他认为，宇宙即为过程的集合，过程由上帝和世界共同决定。上帝永远不能单独创造，而是与被创造物共同创造；宇宙中的各个实体不全是被决定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决性。正如大卫·格里芬（David Griffin）所概括：“世界的状况既不是来自于神的单方面的行为，也不是来自于被创造之物，而是来自于神与被创造之物的共同的创造性。”⑥如此这般解释，巧妙地解决了现代主义所带来的基督教信仰危机，既肯定和保留了现代社会各个实体的自决性，又恢复和发展了上帝在宇宙论中的本体地位，并且使它以“更具回应的、被动的、可变的、相对的、忍耐的、热情的色彩”，“和传统上帝观的那个非回应的、主动的、不变的、绝对的、急躁的、冷漠的上帝区分开来了”。所以，“过程神学对上帝教义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它对上帝存在提出了新的论证，而在于它对传统上帝观的拒斥和对神的本质的丰富与澄明”⑦。
二、过程哲学：过程思想进入中国的名分和依托
从20世纪20年代怀特海在哈佛大学讲授哲学开始，经过30-50年代哈茨霍恩和芝加哥学派的发展，特别是70年代以后小约翰·柯布和大卫·格里芬的发展，过程神学在美国迄今已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神学流派，其学术重镇当属位于克莱蒙大学城的“美国过程研究中心”（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 of America）。该中心既属于克莱蒙神学院，也属于克莱蒙研究生大学，成立于1973年，“以推进过程思想为己任”，“目前在全球有2000多名成员，下设‘怀特海研究部’‘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过程哲学研究会’‘过程教育哲学协会’等30余个学术机构和组织”。其中，“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旨在推动中国的过程思想研究，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目前的主要工作是：与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合作翻译、出版过程哲学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负责组织高级访问学者项目、博士后研究项目；组织召开国际会议；举办中美过程暑期班；建立、建设中国过程研究中心；出版《中国过程研究》和《世界文化论坛》等”⑧。
2005年，由“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创建者、克莱蒙神学院教授小约翰·柯布和大卫·格里芬分别担任院长和副院长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后现代发展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Post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a）在克莱蒙大学城成立。“研究院的创立者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中国”，“研究院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诚邀华夏英才、打通中西文化、集纳科学人文、荟萃古今精华，以新的学术姿态拓展中国的建设性后现代研究，过程思想研究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以推动人类文明的后现代转型”。在学术活动方面，“研究院近年来已组织了30余个有广泛影响的大型国际会议，并组织翻译出版了西方建设性后现代和过程思想的主要著作，同时主编有《世界文化论坛》《中国过程研究》和《后现代研究》等报刊”；在组织建设方面，研究院下设多个分支机构，并“在中国大陆设立了18个分中心，在过程哲学、过程教育、后现代文化、可持续发展、后现代农业等方面开展了专项研究”；在学术研究方面，“研究院设立了过程研究基金项目用以支持中国大陆的过程研究和建设性后现代研究，并为以过程和建设性后现代研究为主题申请学位论文的学生提供专项奖励”；在人才培养方面，“研究院专为中国学者设立了高级访问项目，联合培养博士项目以及博士后流动站。此外，还于每年夏季在中国大陆举办中美暑期高级研讨班”；在社会服务方面，“研究院已与中美多家研究单位和高级咨询机构及企事业单位合作，举办了企业社会责任论坛，并正在推进中西企业精神与企业文化方面的调查研究和咨询服务”。⑨
从上述工作内容和人员构成可以看出，“中国后现代发展研究院”与“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其实就是一个机构，亦即所谓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只不过后者更贴近于现实，更专注于中国。该机构进入中国后，其克莱蒙神学院的背景很少被提及。比如，过程研究中心在其网站介绍道：“过程研究中心（CPS）是克莱蒙神学院的一个研究中心，隶属于克莱蒙研究生大学。”⑩但它在中国的活动，均以“美国过程研究中心”或“克莱蒙过程研究中心”的名义进行，唯独不见其与克莱蒙神学院的关系。至于“中国后现代发展研究院”，更是变成了“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其常来中国活动的主要人物，尽管不少都有克莱蒙神学院的教职，但通常都署名“美国过程研究中心”或“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的学术或行政职务，有时还会出现其他学术或行政职务。
正是有了“过程研究”“后现代研究”的名义，克莱蒙神学院过程研究中心及其主要人物才得以进入中国，与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广泛合作，频频举行各种学术活动。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至今，他们累计与中国的35所大学或研究机构合作，举办了30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涉及过程哲学、过程思想、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及其与管理、教育、生态、农业、牧业、美学、马克思主义、宗教等的关系。此外，他们还与中国的32所大学或研究机构共建了形形色色的过程哲学、过程教育、建设性后现代等的研究中心。利用这些平台，2006年至今他们已在中国举办11期“中美过程（后现代）哲学暑期高级研讨班”，主要招收中国青年学者，“通过聘请美国过程哲学家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来华进行教学交流和学术研讨，在美国专家指导下阅读英文原著，面对面地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并在专家指导下进行英文论文的写作”，“学员完成学业、结业考试及格，发给结业证书。优秀论文将分别推荐给英文版的《过程研究》《过程视角》和中文版的《中国过程研究》杂志发表；第一名可获得赴美国过程研究中心研究访问三个月的奖学金”。⑪
在大规模“走进来”的同时，他们也积极创造条件，吸引中国学者“走出去”。2006年12月，中央某研究机构部门负责人“出席由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举办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成功访问克莱蒙大学，并与该校后现代研究院院长小约翰·柯布签署了2007年10月在克莱蒙研究生大学共同举办‘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学术研讨会。会议如期举行并取得了成功”⑫。至今，该研讨会已举办多届，均由中方单位和“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美国过程研究中心”等美方单位共同举办，每届与会的中方学者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
此外，“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还面向中国推出一系列交流和奖励项目。比如，访问学者项目“邀请中国学者来研究院进行研究、访问、讲学，安排国外学者到中国演讲。……迄今为止，已接待了53位国内访问学者，安排了400余场中外学者的演讲”；“柯布年轻学者奖”用于资助“有志于过程思想/建设性后现代/生态文明研究的中国青年学者”赴美参加会议的食宿和注册费用，选拔条件是“必须来自中国过程研究中心所在单位或参加过任一届中美过程暑期班”；“暑期班优秀论文奖”的奖品是“资助赴美访学三个月”；“柯布共同福祉奖”旨在“奖励在世界范围内为推动人类和自然共同福祉作出杰出贡献的各国人士”，2007年至今已颁发六次，其中三次都给了中国人。 ⑬
通过这样的内引外联，过程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怀特海的《过程与实在》《思维方式》、小约翰·柯布的《过程哲学》《过程神学》、大卫·格里芬的《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后现代精神》《后现代宗教》《复魅何须超自然主义：过程宗教哲学》《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等著作相继被翻译出版。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重要学术期刊也经常有组织地发表小约翰·柯布、大卫·格里芬等人的文章或访谈，2002年至今累积已达100多篇，其中仅某核心作者的文章就有50多篇。
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过程哲学的华丽转身
作为一种与基督教神学有着密切联系的宗教哲学，过程哲学之所以能在中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快速成长起来，而不像“在美国，只有在被边缘化的圈子里甚至在相对独立的圈子里才谈论和欣赏”⑭，除却有外部力量在推销其思想和价值观念、有内部力量要提升其“国际化程度”外，还与过程哲学被进一步转化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密切相关。
本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就是一种“关系哲学”，认定“正是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才使得我们的世界不是机械的、死寂的孤立‘实体’，而是一个‘有机体’”⑮，它不赞成把人视为一切的中心，而坚持把环境、资源和人视为在自然中紧密相联的“生命共同体”。正是基于这种新型生态伦理观，小约翰·柯布等人提出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他说：“‘我们的后现代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这个时代将保留现代性中某些积极的东西，但超越其二元论、人类中心主义、男权主义，以建构一个所有生命的共同福祉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世界。”⑯在这些“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看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解构性后现代主义都对现代性持批评态度，但后者在本质上是一种消极哲学，并未给人们提供多少有关超越现代性的有价值的建议；前者则积极地对待现代性问题，试图为人们在现代性与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之间寻找一种建设性的途径，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共长的伙伴关系，主张对理性的适度运用，要求从各种思想资源中寻找重构人类文明的新途径。⑰
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对现代西式发展观所主导的现代发展模式持尖锐批判的态度，认为它在根蒂上是一种榨取型的发展、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按照小约翰·柯布的说法，正是这种现代发展模式使得“地球表面的生命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受到人类行动的严重威胁”⑱。进而，他们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靠着现代发展模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正如王治河等人所言：“在《马克思与怀特海》一书的作者看来，‘资本主义是一场灾难’。它是积极性的破坏，是一种‘毁灭性的’制度。”“在格里芬看来，……世界上第一个没有边界的帝国——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是对人类生存的根本威胁。在格里芬看来，这个帝国不仅对于全世界而且对于美国和美国人民都是有害的。”⑲更进一步，他们集中批判支撑着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小约翰·柯布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将造成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潮流建立在一种不可靠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假设的基础之上，这些假设直接由现代性中引申出来，没有经受片断思想的严格的批判性检验”⑳，“这场金融危机不仅标志着全球金融体系的破产，而且标志着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破产，其根源在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可以说，这场危机打破了‘自由经济’的神话，宣告了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风靡一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宣告了现代性的破产”㉑。如此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批判新自由主义，很容易让中国主流学界产生“同道者”的感觉，这实际上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及其思想基础——过程哲学在中国升堂入室、开花结果，平添了一份特别的通行证和投名状。
与此同时，“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尤其是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高度赞赏、寄予厚望。他们抨击“世界的政治与经济领导人，特别是美国领导人”，“面对科学共同体几乎是一致的看法时，……仍然我行我素，只是考虑短期利益”㉒，相反，“中国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希望所在。在著名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家格里芬看来，在抵抗美帝国主义，实现后现代转向进程中，中国扮演着一种独一无二的领导性的角色”㉓。特别是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国的战略任务，小约翰·柯布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历史性的一步”㉔。菲利普·克莱顿也指出：“中国领导人致力于推进中国成为后现代或是‘生态’文明国家。中国有可能跳过西方过去200年间在发展进程中所犯的错误，采用后现代组织发展的原则进行国家建设。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直接从现代化之前跨越到后现代化时代。如果有这种可能，那只有中国。……在接下来的20年中，中国将是一盏明灯，照亮世界，给所有国家展示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和生态文明。”㉕
这种近似吹捧的言论，很容易被当作“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的范例，成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大肆传播的脱敏膏和护身符。
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也好，极力吹捧中国发展前景也好，给人感觉，“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都是坚定的世俗人文主义者，很难让人想到他们大多所具有的宗教背景，可他们自己对此并不讳言。小约翰·柯布就说：“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许多进步是由一些具有宗教背景的人士推动的，他们多属基督教。”究其原因，一是“现代主义已经使基督教变得相当贫乏和扭曲，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动摇了对于基督教的信仰”，而“新自然主义的奠基者（指怀特海——引者注）提出了一种对于神的特别的解释方式，并使得有神论更加可信赖，因此它也产生出了某些特别的吸引力。有些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体验了这种信仰，把它看作一种解放和授权”；二是“要突破现代思维的广泛统治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人们必须有很强的信念和责任感。他必须深爱真理，而且特别关注在地球上对于人类所发生的一切。……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种深度的关心来自我们的基督教信仰”㉖。他还说：“对上帝的忠诚召唤我们要爱上帝所有的创造物。”“如果没有上帝，谁呼吁正义并关注穷人和被压迫者？”㉗可见，正是这种“宗教般的责任感”，推动着“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运用怀特海的有机整体主义思想，超越传统基督教强调的“人类中心主义”，以生态文明建设来规避西式现代化的陷阱，达到“挽救自然界，挽救人类文明”之目的。他们之所以能够有这种“新的委身和忠诚”，“不是出于人类利己主义或单纯的社会正义，而是出于上帝泛爱一切造物的神圣号召”㉘。
当然，来自上帝的“号召”远不止于此，小约翰·柯布就曾明确表述：“我的希望在于，在我们的教育机构中，号召人们围绕着由服务造物而服务上帝来把生活组织起来再次成为可能。如果那种希望实现了，我们就可能克服人们陷于民族优越感、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控制状态，这些东西现在正威胁着地球的生存。”㉙也就是说，要克服那些“正威胁着地球的生存”的东西，就应该“围绕着由服务造物而服务上帝”来重新组织生活，亦即恢复普遍的基督教信仰。这也验证了比利时科学家戴斯米特（Ronny Desmet）的判断：“怀特海的上帝概念不是他形而上学体系的章尾修饰，而是我们人类历险过程中信仰的基础，它既是文化进化的动力，又是文化进化的最终归宿。”㉚
四、有机马克思主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化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提出和发展植根于中国、寄厚望于中国，但它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借鉴、融合，最终孕育出了一种与生态文明时代要求相符的新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㉛。按照王治河等人的说法，“‘有机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当代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集体创造的产物，特别是与中国学者互动的结晶。在多年的互动中，特别是在与中央编译局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前后8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上，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特别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发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过程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度契合，有学者甚至直接将当代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如柯布和格里芬等人归入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这些都直接激发和促成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㉜。
由此看来，有机马克思主义（Organic Marxism）就是“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把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又称“有机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形成的一种思想理论学说。二者之所以能够结合起来，在“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看来，“是源自二者之间有足够的共通之处，特别是相对不变的、共同的方法论原则和理论旨趣：第一，在方法论上，它们都坚持批判思维，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而不是坚持某种形而上学的教条；第二，在理论旨趣上，二者都挑战个人主义并鼓励社会化思维，重视共同福祉，强调公平，关怀弱者”㉝。但“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也承认，“过程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区别：一个就是过程哲学的泛灵论的意识前提；另一个就是过程哲学的反人类中心主义”㉞。于是，他们“从有机整体概念出发依据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新阐释”“新发展”。结果，过程哲学的基本思想都进入了有机马克思主义，比如“事件中的行为决定规律，而不是规律决定事件及行为”，“没有什么绝对的主体和绝对的客体，主客体都是相互的”，而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的唯物论、辩证的决定论、人的一元主体论，却因“已经不能符合后现代的科学和后现代的生活情境”而被排除在有机马克思主义之外。如此形成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到底是过程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还是过程哲学给自己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这就值得认真研究了。
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以后，“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赋予它极高的学术地位。一方面称它是“目前为止唯一具有鲜明中国元素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正如杨志华所说：“与以往中国学界对西方思想的追风不同，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成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思想文化已经起到了独特作用。……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有机马克思主义不只是西方的，也不只是中国的，而是具有‘国际风格’的新马克思主义。”㉟另一方面称它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正如《有机马克思主义》㊱一书副标题所指称“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将它视为应对现代性危机特别是生态危机的“新马克思主义”，认为它可以指引人类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最后落到实践中，它主要被用来盛赞“中国式的强调社会和谐与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道路”，并试图进一步影响其发展。正如王治河等人所说：“有机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理论意义在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能否走一条跨越式发展之路，能否规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弊端，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中国文化的优质资源，直接建设生态文明？”㊲小约翰·柯布也说：“我非常支持有机马克思主义，并盼望它在中国取得成功。……我希望中国的过程研究中心将大力支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有机马克思主义’。对我来说，这有着历史上重要的可能性，它可以明确地致力于实现生态文明的奋斗。中国要在这个方向上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也是如此。”㊳
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方向？王治河等人给出了明确答案：“有机马克思主义在根底上是彻底生态的，……这要求人类在制定各种经济体制和政策时，应该将其目的确定为在生态的意义上促进人的福祉，而不是为了其自身的原因促进经济增长。”㊴“现在的问题是，时间不多了，全球变暖在加剧，海平面在上升，生态危机在日益逼近，……‘中国如果继续走西方工业文明的老路，只能是死路一条’。在这个意义上，‘环保才是最大的政治，建设生态文明才是最紧迫的任务’。”㊵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富有感染力的判断，但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之上，使其占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制高点，又确实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建议。
为什么说它糟糕？看看“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所推崇的生态文明建设吧。其观点和主张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其一，如大卫·格里芬所说：“希望中国将采取一些十分重大的公共措施来证明，不管其他国家怎样做，中国已经准备好挽救文明了。这将向美国、欧洲、印度的人们表明，中国确实在认真对待减少碳排放的问题。”他又说，“希望美国变得理性的可能性很小。美国的政治和经济领袖们如此醉心于增长，醉心于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民族’——指最富裕——他们将不会引领削减碳排放的道路”㊶，“而中国这个受到马克思主义和怀特海的智慧启发的国家，有责任也有希望帮助世界拯救文明”㊷。他还希望，中国的“这一行动将唤醒美国人——或至少使我们感到窘迫而采取行动”㊸。他的意思再也明白不过了，中国不要管美国是否减少了碳排放，不要和美国争夺经济优势，而是要站在挽救人类文明的高度，率先减排，以此来感召美国人。
其二，如小约翰·柯布所说，“中国的生态文明必须建立在农业村庄的基础之上”，这是他“对于中国生态文明的第一个主要观点”。㊹而所谓“农业村庄”，就是“一些在经济社会文化上相对完备的本地化综合性社区，人们的生活生计都在社区里面，……大部分日常消费可以基本上得以满足而无须过度依赖于外界。若可能，村民们可以步行或者骑单车即可到集贸市场上去，而不用消耗过多能源”㊺。实际上，这就是一幅田园牧歌式的小农经济的缩影，但在有机马克思主义那里，却成了倍受推崇的“惜物主义”“温和的苦行主义”“杰斐逊式的社会主义”。为了把这样的“主义”推介给中国，小约翰·柯布一方面“更明确地讲希望中国避免走向消除农民的道路”，“告诉中国不要向他们（指美国——引者注）学习，美国是有一个有代价的，有毛病的现代化”，㊻“中国运用有机马克思主义，……首先，它将意味着彻底和坚决地反对从有机农业到机械化农业的转型”㊼；另一方面“希望中国已经认识到，……要达到生态文明，需要更彻底的变化”，“肉类将成为日常饮食中相比西方而言不太重要的物品”，“交通不能够依靠石油，……社区应该准备好用动物交通来运输食物和其他必需品”，“富人将少吃肉，少选择工业用品，少旅游”㊽，等等。
这些观点和主张到底是要中国“领导世界走向生态文明”，还是把中国拒斥在现代文明之外？到底是“为全体中国人民的长远福祉着想”，还是为美国人继续独享超越其他民族的特殊利益而张目？这不禁让人想起了2010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澳大利亚前的一番谈话：“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出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㊾这似乎让人感受到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弦外之音。
为了使这样的观点和主张在中国变为现实，“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有着自己的谋略和规划。正如小约翰·柯布的儿子、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社会公共政策专家、中国问题专家克里福德·柯布所说：“改变政策的最大障碍不在政府内部，而在大学。大学是那些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和建议的知识分子的家园。……直到大量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认可后现代观点为止。”㊿事实也正是这样，从“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到“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同过程神学紧密相关的过程哲学进入中国后被打造成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利用中国政府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大学加快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契机，猛烈抨击西方，极力吹捧中国，由此赢得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认可，进而受聘教职、邀请访学、举办培训班和国际会议、发表文章和出版专著，大肆传播其思想观点、价值理念。整个过程可谓内外联手、上下得势，最终就是要使中国“从教育开始，逐渐迈入建设性后现代的和谐社会”。他们讲得非常明白：“与其不断地花巨大成本为并不存在机会的工作准备后备军，还不如我们或许拥有另类点的一些制度或者研究，以另外一套不同标准选拔，寻找那些具有原创力的有勇气的年轻人，那将会为我们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出真正有用的人才。”51
注释：
① 王亚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② 黄学胜：《“修正”抑或“回归”?——论有机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问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4期。
③ 尹海洁：《拆穿“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画皮》，思想火炬微信公众号，2016年12月15日。
④ [美]小约翰·科布：《为什么信仰需要过程哲学》，黄铭译，《求是学刊》2008年第5期。
⑤ 王立志：《方兴未艾的过程哲学研究——第六届国际怀特海大会综述》，《世界哲学》2007年第1期。
⑥ [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9页。
⑦ 曲跃厚、宇杰：《20世纪过程神学发展概观》，《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⑧ 《美国过程研究中心简介》，《求是学刊》2007年第4期。
⑨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简介》，http://www.docin.com/p-706930152.html。
⑩ The 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Who are we?”，http://www.ctr4process.org/about/who-are-we。
⑪《第八届中美过程（后现代）哲学暑期高级研讨班开班通知》，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38525275/。
⑫ 《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简介》，http://www.cctb.net/zzjg/yjzx/xsyjzx/。
⑬ 参见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官网：http://postmodernchina.org/ch/。
⑭ [美]B.柯布：《论有机马克思主义》，陈伟功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
⑮ 贺来：《辩证法与过程哲学的对话——科布教授访谈录》，《哲学动态》2005年第9期。
⑯ 乐黛云：《生态文明与后现代主义》，《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4期。
⑰ 寇东亮、郑伟：《“价值哲学与过程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哲学动态》2002年第8期。
⑱ 王治河：《走向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厚道发展观》，《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⑲ 王治河、杨韬：《有机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
⑳ 欧阳康：《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与全球化——访美国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科布》，《世界哲学》2002年第3期。
㉑ [美]柯布、樊美筠：《现代经济理论的失败：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看全球金融危机——柯布博士访谈录》，《文史哲》2009年第2期。
㉒ [美]大卫R.格里芬：《新千年的怀特海、中国及全球民主》，蔡仲译，《求是学刊》2002年第5期。
㉓ 王治河：《华山并非自古一条道——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给我们的启迪》，《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㉔ [美]柯布：《历史性的一步——评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柯进华译，载任平主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㉕ [美]菲利普·克莱顿：《中国如何避免西方的现代性错误》，闫玉清译，《红旗文稿》2013年第2期。
㉖ 欧阳康：《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与全球化——访美国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科布》，《世界哲学》2002年第3期。
㉗ [美]B.柯布：《论有机马克思主义》，陈伟功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
㉘ 黄铭：《基督教的自然神学与人类中心主义——从过程神学的视角看》，《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㉙ [美]小约翰·科布：《为什么信仰需要过程哲学》，黄铭译，《求是学刊》2008年第5期。
㉚ 王立志：《方兴未艾的过程哲学研究——第六届国际怀特海大会综述》，《世界哲学》2007年第1期。
㉛ 杨志华：《何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基于中国视角的观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
㉜ 王治河、杨韬：《有机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
㉝ 杨志华：《何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基于中国视角的观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
㉞ 丁立群：《过程哲学与文化哲学：生态主义的两个理论来源——与杰伊·麦克丹尼尔教授关于生态伦理和后现代主义的对话》，《求是学刊》2005年第5期。
㉟ 杨志华：《何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基于中国视角的观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
㊱ [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㊲ 王治河、杨韬：《有机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
㊳ [美]B.柯布：《论有机马克思主义》，陈伟功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
㊴ 王治河、杨韬：《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取向》，《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第2期。
㊵ 王治河、杨韬：《有机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
㊶ [美]大卫·格里芬：《生态文明：拯救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柯进华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㊷ 王伟：《时代需要给人以希望的哲学——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唐都学刊》2013年第6期。
㊸ [美]大卫·格里芬：《生态文明：拯救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柯进华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㊹ [美]小约翰·柯布：《论生态文明的形式》，董慧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1期。
㊺ 何慧丽、小约翰·柯布：《解构资本全球化霸权，建设后现代生态文明——关于小约翰·柯布的访谈录》，《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㊻ 张孝德：《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希望在中国——第7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观点综述》，《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㊼ [美]B.柯布：《论有机马克思主义》，陈伟功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
㊽ [美]小约翰·柯布：《论生态文明的形式》，董慧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1期。
㊾《香港文汇报：奥巴马多方面研究中国“胃口变大”》，http://news.cntv.cn/20110216/107868.shtml。
㊿ 王治河：《后现代主义的实践意义——克里福德·柯布访谈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2期。
51 何慧丽、小约翰·柯布：《解构资本全球化霸权，建设后现代生态文明——关于小约翰·柯布的访谈录》，《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作者：左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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