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利：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官僚腐败及其治理
编者按：研究西方国家反腐败理论和实践固然重要，但是绝不应该忽视马克思主义关于官僚腐败及其治理的思想。与西方国家反腐败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从社会根本制度层面研究官僚腐败问题，认为官僚腐败现象来源于私有制，来源于剥削制度决定的社会对国家的依附性及其官僚制度。因此由于阶级局限，无论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民主，还是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都无法消除官僚腐败。无论是西方的民主化治腐论，还是西方的市场化治腐论，都只是一个神话。
加强反腐倡廉理论研究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事业顺利开展，需要做好三件工作：一是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腐倡廉的基本思想和观点；二是科学总结概括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三是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工作的经验。当前我国反腐败理论界有些研究比较重视西方国家反腐败理论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官僚腐败及其治理的思想缺乏足够重视。有些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没有研究社会主义时期的腐败与反腐败问题，不可能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反腐败事业提供理论支持，而西方国家具备市场经济条件下消除腐败的丰富经验，西方的反腐败理论与经验对我国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当前我国出现崇拜西方公共选择学派的寻租理论、亨廷顿的现代化腐败论等分析框架，把对不了解中国反腐败实际情况的“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奉为圭臬等现象。有些研究甚至提出一种可以称之为“市场民主治腐论”的观点，宣称“推进市场化改革是扼制腐败的基本途径”，提出彻底治理官僚腐败就是要实行“政治领域的市场化（也可以称为民主化）”，进而建议“在传统的非市场领域，也就是在政治领域，也要大力推行市场化改革。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要推行市场化改革。政府公共资源的管理和运营要进行市场化改革”“政府公共人才也要推行市场化改革”“根据各国的经验，至少需要建立政治人才市场（包括选举产生的政务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行政（公务员或官僚阶层）人才市场。前一个市场的交易媒介主要是选票，后一个市场的交易媒介主要是考试或考绩”。①这种观点在我国很有市场，表现为学界译述西方观点的论著多，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反官僚腐败思想的学者少。其实，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具有强大的穿透力，提出了认识官僚腐败现象和克服官僚腐败的基本原则和思路。
一、马克思主义从社会根本制度层面研究官僚腐败问题
当代西方官僚腐败理论有一个严重缺陷，就是没有从社会根本制度层面研究官僚腐败问题，只是仅仅从社会运行机制的枝节方面认识官僚腐败、设计反腐策略。比如，人们常引用的“阿克顿命题”——“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仅仅围绕权力本身研究官僚腐败，在权力的范围内分析权力，认为官僚腐败来源于绝对权力，但根本没有涉及权力运行的社会制度背景，没有涉及权力究竟掌握在什么样的阶级什么样的人手中等问题。
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从社会根本制度层面研究官僚腐败现象，相当深刻地揭示了官僚腐败是与剥削制度相关的历史产物。通过研究古代、中世纪和资本主义时代官僚腐败现象的引致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官僚腐败现象与剥削制度决定的社会对国家的依附性及其官僚制度有着密切关系，官僚腐败来源于私有制，剥削制度是官僚腐败的根源，剥削阶级不可能消除官僚腐败。只有无产阶级通过改造社会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官僚腐败。
第一，封建剥削制度必然导致官僚腐败。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认为，在封建社会的社会与国家关系尚未分离的情况下，封建政治的超经济强制全面控制社会的一切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表现为“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②。从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可以看出，封建时代国家与社会的依附性关系是封建社会官僚腐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根源。因为封建皇权帝国制度是以皇帝为中心建立的，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受限制的权力，国家财产已经是皇帝与封建国王的私人财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即国家，国家即朕”，尽管封建皇帝穷奢极欲，但是其臣民根本不具有怀疑皇帝腐败行为的正当性。此外，马克思还认为，封建的国家统一体“必然表现为和人民隔离的统治者及其仆从的特殊职能”③，因此任何手段都无法有效阻止统治阶级谋取私利的行为。封建时代的一些所谓廉政的道德楷模和“清官”，仅仅是维护封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已。
第二，君主制度下官僚腐败不可避免。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针对黑格尔关于君主制中“奉昭（第292节）担任一定官职的个人，以克尽职守为本人收入的来源（这是担任官职的条件）”、官吏“大公无私、奉公守法和敦厚成为一种习惯”的观点，马克思揭露君主制度中的官僚制使国家政治生活变成他们“贪污腐化的闹宴”，把社会变成他们“下流勾当的渊薮”，由于官僚们具有盲目服从、例行公事的习惯，因此决不是黑格尔所说的是由有“教养”和“才干”的人组成。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关于普鲁士国家行政机构是“普遍利益”代表者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的行政官僚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的闭关自守的集团”，具有超越国家和人民的普遍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必然诱发官僚腐败。国家仅仅是官吏们运用的形式和工具，攫取私人利益或集团利益才是其内容和目的。马克思不仅指出，君主制度中的单个官僚具有腐败性，认为“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④，而且马克思还认为，君主制度的整个官僚机构具有腐败性，“既然官僚机构把自己的‘形式的’目的变成了自己的内容，所以它就处处同‘实在的’目的相冲突。因此，它不得不把形式的东西充作内容，而把内容充作形式的东西。国家的任务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国家的任务”⑤。这种官僚腐败制度顽固地左右着每个官吏的行为，“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⑥。
第三，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是导致官僚腐败的根源。维护私有制需要官僚主义，当封建私有制演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时，官僚腐败的主角也由封建势力转变为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中，无论在技术层面采取什么手段，也无法根除官僚腐败。对此，恩格斯指出，历史上各社会均存在用来保护自己共同利益的特殊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权力，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宰。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也可以看到”⑦。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已经相当深刻地认识到议会官员们表现出来的官僚政治的腐败无能、昏庸不堪，以及对封建贵族和贵族土地占有制的奴颜婢膝。官僚占有国家权力，不过是为自己及其所属的利益集团攫取财富而已。
在马克思此后的著作中，这些观点得到进一步深化。比如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以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客——悌也尔为例，深入剖析了资产阶级政客是如何利用国家权力谋取私利的。马克思指出：“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好处的事情。悌也尔始终不忘的，只是他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财富生产者的憎恨。他第一次当路易-菲力浦的内阁首相时，穷得和约伯一样，而到离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在波尔多的时候，他为了使法国避免即将来临的财政崩溃而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300万法郎的年俸；这就是他1869年在他的巴黎选民面前当作前景描绘出的那个‘节俭共和国’的全部内容。”⑧由此可见，不管在公众面前多么虔诚地表白自己是清廉的，资产阶级政客们终究只会利用国家权力发财致富。
第四，无产阶级政权机构中存在的官僚腐败，是与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和剥削阶级统治所造成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及其散漫性、文化水平低等相联系的。不可否认，在无产阶级国家里依然存在官僚主义。在私有制及其影响没有得到彻底清理以前，绝对不能说无产阶级政权里没有官僚腐败。马克思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生活过，但是列宁有过领导无产阶级政权的经历。列宁明确指出：“在我们的人民委员部里，官僚主义还很严重”“工会里的官僚主义也并不少些”。⑨那么，这些官僚腐败是来源于无产阶级本质或者社会主义本性吗？对此列宁多次指出，归根到底，官僚腐败是剥削制度的产物，官僚腐败的根源来自于资产阶级和小生产阶级。这里有两处典型例证：
一是在十月革命前夕所撰的《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对即将出现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官僚腐败趋势进行预测，并对出现官僚现象的根源作了分析，认为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将产生的官僚腐败侵蚀无产阶级政权。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下，由于雇佣奴隶制和群众贫困的整个环境，民主制度受到束缚、限制、阉割和弄得残缺不全。因为这个缘故，而且仅仅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内的公职人员是受到了资本主义环境的腐蚀（确切地说，有被腐蚀的趋势），是有变为官僚的趋势，也就是说，是有变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人的人物的趋势。”⑩
二是在1921年4月所撰的《论粮食税》中，列宁指出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正是为反对工人的（部分地也是为了反对农民的）革命运动而需要官僚机构”；另一方面是“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涣散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缺乏农工业之间的流转，缺乏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⑪就在此前一个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政治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官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及其涣散性有联系”⑫的观点。在此后一个月，列宁又在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中，提出了“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主要是同俄国的文化水平低、战争所造成的严重经济破坏和贫困等后果有关的”⑬的判断。由此可见，列宁关于官僚腐败问题的看法是一以贯之的，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有关官僚腐败源于剥削制度的观点。
综上可知，马克思主义主张从社会根本制度而不是社会枝节问题入手展开对官僚腐败的分析，也就是将官僚腐败问题放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中进行分析。这些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消除官僚腐败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从社会根本制度层面研究官僚腐败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指出，官僚主义是剥削制度遗留下来的坏作风，认为“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⑭。江泽民则直接提出，腐败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⑮。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展开，官僚腐败现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滋长，但是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背离从社会根本制度层面分析官僚腐败问题的基本原则。
二、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消除官僚腐败
既然官僚腐败在历史时期根深蒂固，那么怎样才能消除官僚腐败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实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是消除官僚腐败的根本途径。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民主制能否有效遏制官僚腐败？显而易见，由于剥削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消除，西方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官僚腐败，但决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官僚腐败。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要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掌握着强制性的物质力量并掌控着意识形态，那么议会民主制就只能是行政权力的装饰品，就只能是资产阶级争夺个人利益或者阶级利益的工具。虽然在反封建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向人民承诺要建立“理性的国家”，但是事实上，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王国，平等自由仅仅成为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虽然市民社会已经从国家体系中独立出来，但是资产阶级并不能成为它所标榜的整个“受苦难人类的代表”，而仅仅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他们控制了社会的公共权力（包括行政权、社会事务管理权等），掌握了政治上层建筑（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和思想上层建筑（如哲学、宗教、道德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资产阶级国家，是“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不可避免地陷入贪污腐败的泥沼。
在关于英国选举的三篇文章——《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选举中的舞弊》《选举的结果》中，马克思揭示了英国选举制度具有反民主的性质，两党制不过是代表土地所有者的托利党和代表资产阶级贵族的辉格党的轮流执政。辉格党里有“各式各样裙带关系的庇护人，营私舞弊的老手”⑯，不让人民参与管理自己的事务。当时的报刊发表了揭露选举舞弊的文字，指出选举演出了“从过去托利党人垄断最高统治权力以来空前未有的行贿、舞弊、暴行、酗酒和谋杀的活剧”。而且舞弊手段超出常人想象，比如派遣有组织的打手到街上拦截和吓唬选民、大摆酒宴、玩弄卑劣的阴谋、大规模地行贿、野蛮地恐吓、诬蔑候选人的声誉、蹂躏正直的选民等，比如“地主威胁要驱逐佃户，除非佃户和他们投一样的票”“小店主遭到失去主顾的威胁，工人遭到解雇的威胁；还使用把选民灌醉的办法”⑰。对此，马克思总结说：“理论上宣布了最纯洁的选举，而在实践中却发生了最大规模的选举舞弊。”⑱
恩格斯以美国的民主政治为例，分析了资产阶级的政党是如何利用官僚制谋取私利的。他指出：“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相比，‘政治家’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者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30年来千方百计想摆脱这种已难以忍受的桎梏，可是却在这个腐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正是在美国，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来只应允当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脱离社会而独立化。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地安人的少数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不存在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⑲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官僚腐败问题时，坚持使用阶级分析法，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妒忌。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为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⑳。从而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只能是供少数人、供有产阶级、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度，无法借此根本消除官僚腐败。
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无法根除官僚腐败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选举制度在马克思时代是粗陋的，但是发展到今天已经进步了，能够消除官僚腐败。很显然，这种观点同样站不住脚。不可否认，由于官僚腐败侵蚀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资产阶级整体也对官僚腐败的个人利益进行微观限制，采取和完善众多反官僚腐败措施，比如加强舆论监督、限制官员收受礼品和禁止贿赂、颁布官员“道德准则”等，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僚腐败的蔓延，但是想要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消除官僚腐败决无可能。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揭露了普选制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被滥用的情况，指出普选制“或者被当作以议会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作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工具”【21】。这同样可以视为对当代西方民主选举的生动写照。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马克思在《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选举中的舞弊》《选举的结果》等文章中所揭示的舞弊现象，随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改进，不再呈现出那么赤裸裸的状态，而演变为更加隐蔽的形式，有的甚至披上合法的外衣；但是金钱对政治的操纵仍然十分明显，官僚腐败的程度和范围甚至更加广泛和深入。主要有以下三种典型表现：
一是政党左右政治。对此美国前总统卡特披露：“如今的华盛顿官场与过去相比，已经完全不同了。近乎每一个问题的争论都严格取决于政党背景；重大立法决策征求民众意见做法几乎已成历史。”【22】
二是金钱左右政权。最典型地表现在美国总统选举中，金钱支持非常关键，需要选票的人同有钱的人之间进行的一连串不带感情的交易，没有钱根本不要谈竞选总统。比如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花费是50亿美金，2008年大选的花费是53亿美金。马克思曾形象地说，不列颠举行大选的日子“向来是狂饮滥醉的酒神节，是照例进行政治信仰贴现的证券交易期”【23】。用马克思这句话来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的选举情况，完全合适。
三是财团左右总统。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逐渐出现了垄断财团，不仅控制了美国的经济，而且控制了美国的政治。大致而言，美国财团通过对主要政党、政府各部门某些利益集团、基金会所资助的研究团体或者某些会议施加影响，通过控制为政治服务的宣传工具和学校教育等途径，影响美国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标榜自己是民主国家并向世界输出民主制度的美国，其总统历来是大财团的利益代表。比如，著名的洛克菲勒财团不但在石油、金融、保险、钢铁、航空等领域占据优势，而且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等组织，向教育、科学、卫生以至艺术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渗透，在数届美国政府中安插了大批代理人，不断扩大其影响。美国总统麦金莱、哈定、艾森豪威尔、肯尼迪、林登·约翰逊等，都是由财团支持而竞选成功的。尼克松、福特、卡特政府的内阁中有些相当重要的成员（如基辛格），就是洛克菲勒财团推荐的。投桃报李，靠金钱上台的总统必然要为金钱服务，权钱交易因此不可避免。只不过现代资本主义选举制度中的权钱交易不再那么赤裸裸，而是更加精致隐蔽，先由钱到权、由权到法、再由法到钱，实现了制度化或法制化。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无法根除官僚腐败。西方人自身也注意到这点。比如，在安然公司等美国大公司做假账和破产丑闻发生后，相当多的西方评论员和观察家直接将此事件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联系起来，指出“安然公司案只是再次证明了金钱在美国制度中的作用。证明真正腐败的是这个制度”，认为竞选制度让大公司具备了控制国家和社会政策的能力；同时还指出“真正严重和可耻的是，政治制度本身现在已经受企业的摆布，主要是大公司和金钱利益的驱使，而不顾其他集团对政府的合法要求”【24】。这些评论道出了现行西方民主制度导致金钱控制下的政治腐朽现状，以及无法消除官僚腐败的根本原因。
四、余论
在西方国家因为政治与金钱结合导致严重后果并引起人们警惕之时，我国反腐败理论界有些研究却热情追捧西方市场民主治腐论，宣称“推进市场化改革是扼制腐败的基本途径”，实在耐人寻味。不可否认，民主是治理官僚腐败的良方，这已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治理官僚腐败的实践所证明。然而，积极总结我国民主实践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治腐之路，绝不等于迷信并照搬西方民主。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官僚腐败演进路线，恰恰证明了市场民主治腐论的虚妄。虽然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不断完善，但是官僚腐败程度并没有明显的减弱；在一些领域，官僚腐败甚至依然处于高发状态。对此，市场民主治腐论者进一步狡辩说：官僚腐败的高发，表明与之相关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任务尚未完成，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市场的作用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关键的领域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只要实行彻底的市场化，官僚腐败将随着体制转轨的完成而逐渐消退。我们只需稍加辨析，就能发现这种观点的荒谬：西方社会已彻底实行了市场化，市场民主法则甚至比中国还成熟，为什么还接连出现大范围的官僚腐败呢？市场治腐论如何保证中国在市场经济发达以后，能够政治清明？因此无论是西方的民主化治腐论，还是西方的市场化治腐论，都是迷信西方教条“言必称希腊”的表现，市场民主治腐论只是一个神话。
注释：
① 《市场化是否加重腐败？》，《反腐败导刊》2005年第6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4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4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0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01-30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0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27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页。
⑨ 《列宁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页。
⑩ 《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1页。
⑪ 《列宁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8页。
⑫ 《列宁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页。
⑬ 《列宁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3页。
⑭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4页。
⑮ 《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3页。
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0页。
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4页。
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3页。
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6页。
【22】[美]吉米·卡特：《我们濒临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汤玉明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5页。
【24】 《洛克菲勒财团》，《中国金融家》2012年第8期。
（作者：王传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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