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转向”及其在中国知识界的反响
编者按：赤松克麿、佐野学、山川均等人是日本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思想和论著同时也影响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程。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扩张以及对国内思想控制的加强，导致他们陆续发生了思想和行动上的“方向转换”，也影响了他们的对华主张。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方向转换”不仅是日本学界的重要事件，也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并影响了中日社会主义思想交流的步伐。
社会主义思想自19世纪70年代传入中日两国以来，两国社会主义者的交流一直十分密切。从日本译介而来的社会主义论著，影响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进程。尽管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以紧张和冲突为常态，但在思想文化交流上，中国知识人还是不断从东瀛邻国译介新兴社会科学知识，以寻求解决民族危机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和道路。日本社会主义者反战、反专制的社会活动，也一度得到过中国左派群体的积极评价。
反观日本方面，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曾在大正时代蓬勃发展，但进入昭和时代以后又遇到了诸多阻碍。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后，军部实权的扩大及侵华政策的推进对不少日本左派人物产生了影响。社会主义团体本是日本反战言论的重要宣传阵地，但日本政府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让不少本来反战、反专制的社会主义者选择了“方向转换”（简称“转向”）的道路，改变了他们一贯的立场。与此同时，他们的对华主张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这一系列的变化，在中国社会主义者群体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1922年，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发表了著名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换》一文，当时“方向转换”一词带有积极的意义，是希望社会主义政党能摆脱劳动组合主义和经济主义，转向正确的运动方向。但在1928年后，随着日本政府对社会主义党派检举力度的加强，“转向”在日本思想史上也拥有了全新的特殊意义。从国家权力者的角度来看，左派人物的“转向”就是“受外国思想蛊惑的人经过自我批判后再次回归到国民思想中，并重新被体制认可”的经过。坚持在无产阶级阵营的社会主义者，则将“转向”理解为“向天皇制的日本以及权利支配者的屈服”，是转向者走向失败与背叛的表现，其中谴责与批判的态度也不言自明。
在中国社会主义者看来，日本的转向者原是处于同一思想阵营的国际友人，但转向后便意味着放弃反战，并走向支持日本政府侵华的立场。因此，国人对日本社会主义者方向转换的动态也是十分关注的。九一八事变后，赤松克麿的转向，以及1933年以佐野学和锅山贞亲为首的大批日本共产党的转向，都是轰动一时的话题。通州事件后山川均的相关言论，也成了国人强烈谴责的对象。
一、赤松克麿的满蒙权益维持论
赤松克麿（1894—1955）是大正、昭和时代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家。他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期间，曾加入左派学生团体“新人会”，后又参加了第一次日本共产党的筹建工作，在党内担任中央委员。1926年，赤松加入了由劳动农民党中分裂出来的社会民众党，并一直站在社会主义者中偏右的立场。在中国，赤松所译俄国学者蒲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于1927年被施存统转译成中文，与河上肇、山川均等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一样，成为在中国多次再版的畅销译书。赤松的《日本学生与社会运动》及《日本劳动运动发达史》等论著也曾在中国翻译出版。1930年，留日归国后潜心于日本研究的梅嵩南，在国内发表了《日本现代社会运动家略传》一文，介绍了55名日本社会运动者的生平和主要著述。作为梅氏好友的赤松，也为此文提供了不少意见和指正。梅氏在文中把赤松列为介绍对象之一，并评价他是“日本最右翼无产党——社会民众党——现实派唯一之理论斗士”。但在1930年，赤松克麿的思想已开始进一步右倾，并向国家社会主义靠拢。1931年10月30日，赤松在《东京朝日新闻》发表了《对国家计划经济实现的期望》一文，对于上月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做出了以下评价：
日本把有重工业资源之满蒙的权益去编入它有机的单位，才可以能够去建设其最小限度之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计划，资本主义的日本也好，社会主义的日本也好，是没有变化的。所以我们不同意于满蒙权益的放弃，就在于此。
……（中略）
满蒙的权益，始终应该去维持，但要在无榨取国家经济之下去实行。布尔乔亚和布尔乔亚政党去经营满蒙，则满蒙的权益，常不免陷于不安。基于日本和中国之国民的提携，其共存共荣的前途，还是很远，我们拥护满蒙权益的维持，同时，不断的快望无榨取国家计划经济的实现。
赤松对日本在满蒙权益的辩护已十分明显。他强调满蒙的经营应该要在摒弃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以无剥削榨取的国家计划去实行。但梅嵩南在一篇介绍赤松克麿所在的日本无产政党对华政策的文章中，质疑了这种“无榨取国家计划”实施的可能性：
社民党一方面高揭其解放被压迫民族，打破资本主义的侵略政策，打破对华的反动政策的旗帜；而赤松克麿氏则一方面却高唱拥护其所谓在满蒙的权益的论调，岂不是矛盾之又矛盾？他虽然辨明自己的立场是反对以资本主义的日本去经营满蒙，而主张以社会主义的日本去经营满蒙的。……（中略）但资本主义的日本，怎样才能够把它打倒，世界压迫的民族，怎样才可以把它解放，布尔乔亚的对华反动政策，怎样会产生出来，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怎样才能够把它克服，惜乎！赤松氏对此，并没有下过透彻的论断。
只给出假想的理论而缺乏实行的可能性，赤松以此为日本维持满蒙权益的正当性所进行的辩护，在梅嵩南的反驳中暴露了虚伪的本质。事实上，大部分日本社会主义政党还是坚持满蒙利益放弃论的。在梅嵩南的文章中也介绍了日本农民党、日本劳农党在反对侵略、坚持对华不干涉外交以及解放被压迫民族的主张上所作出的努力。
除了梅嵩南的文章以外，中国国内还有不少批驳赤松克麿的言论。如一篇批判日满经济统制的文章中，留日归国的经济学专家徐鸿驭认为，要日本在满蒙放弃资本主义的经济榨取，必然是日本右翼无产主义者“自欺欺人”的行为。徐氏还认为，即使东北经济发展能保持持续上升的状态，也无法解决日本国内大部分农民和劳工的不满，更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的社会与阶级矛盾。因此，他认为以赤松克麿为代表的日本右翼无产阶级对满蒙的主张都是荒谬之见，从中只能看出他们自甘堕落的本质。
另一篇名为《东北事件与日本社会革命》的文章，在批判赤松克麿满蒙利益维持论的同时，也详细介绍了以《普罗科学》杂志为中心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坚决反对对满侵略战争”的主张。此文的作者宋斐如，时为北京“东方问题研究会”的成员，在反驳赤松克麿的言论时，他提道：
日本资本主义发达至现阶段，生产关系上已经发生了障碍，所以觉有资源不足的缺陷。但若聪明的日本社会改造家能注意及于此点，先把拘束生产力发展的现在生产关系改造过来，把日本大众的种种重负，由资本家地主的奢侈方面，移于生产方面……（中略）以侵外的论据，必定探求不出正当的解释。
宋氏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一直以其“大陆经营”的政策在延长寿命，同时也让日本国内的社会革命“无期延宕”。作为社会主义者圈内一员的赤松克麿，他对日本满蒙政策的支持，是过分依赖“资源决定说”，更是缺少“无产群众应有的觉悟”。
可以说，在九一八以后东北局势突变、中日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中国知识人认为日本社会主义者不应如一般日本民众那样被政府的舆论导向所煽动，在这样的期许下，赤松克麿的主张是让他们非常失望的。1937年以后，赤松克麿的思想主张愈加倾向于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中国一些批判法西斯主义的论著中，对于他的评价也主要以“机会主义者”“分裂无产阶级阵营者”“社会法西斯蒂”为主了。
二、佐野学与锅山贞亲的“转向声明”
继赤松以后，佐野学（1892—1953）和锅山贞亲（1901—1979）于1933年发表“转向声明”，这是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又一重大事件。在中国，这一声明也同样引起了轰动。佐野和锅山当时都是日本共产党的重要干部，佐野学更是在1927年就担任了指导党内工作的中央委员长。在中国，佐野学的论著也经常出现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报刊之中。其与妇女、社会主义农业和苏俄相关的研究文章，都曾被中国学人征引和译介过。1930年后，佐野学的唯物论研究以及他以唯物史观写成的日本史著作，也先后被翻译成中文。此外，在一篇介绍日本现代思想家的文章中，佐野学被看作是“主张生产者本位的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因为曾经在早稻田大学担任教授，并有译介苏俄文献的丰富成果，中国学人对佐野学的评价原是很高的。因此，佐野学和锅山贞亲被捕入狱后所发表的《告日本共产党同志书》（也被简称为“转向声明”）才会引起中日左派群体的震惊。观察中国方面的舆论，在转向声明中，国人最常引用和批判的内容如下：
关于战争，反对第三国际的无政府主义式的败战政策。日本对中国军阀及美国资本的战争，是进步的战争，与内部改革是必然相结合的。劳动阶级在战争时是绝对必要的，故主张生产机构须由劳工管理，及以武装人民为基础，积极参加战争，以求战争的胜利。
我们不采取抽象的国际主义，而应为实现以日本为中心的“一国社会主义”而努力。
日本共产党将日本君主制与俄国的帝制等量齐观，而欲实行反君主制的斗争，实属大错。日本的君主制，表现着民族的统一。我们应据实把握大众对君主制所抱的自然感情。
简言之，反对共产国际、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和支持天皇制，是这篇转向声明的主旨。声明在日本发表一个月后就被全译成中文。署名为“仲秀”的译者并非社会主义者，但也敏锐地察觉到转向声明在世界共产党史中的重要性。同时他还表示，此文发表于狱中的事实也使其价值有所减损。
在中国的左翼群体中，佐野学一直以来的正面形象加剧了他们的震惊程度，甚至有人怀疑这是“日本统治者震于国际及苏俄政策之可怕，所以伪造文书，来动摇社会主义者，以民主社会主义来缓和革命社会主义之一种矫文”。
此外，那些并不怀疑转向声明真实性的国人，除了对佐野和锅山加以批判以外，也有迁怒于日本共产党，并对整个日本社会主义团体感到失望的感想：
日本共产党是无产派中的最左倾的。其思想之荒谬，既如上述。那么，其他比共产党右倾的团体，更可想而知。比如那个社会民众党，平常时时派人到中国来联络。并且报上还说他们很信仰三民主义的。但是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他们大吹特吹，主张应在“满洲国”作社会主义的施设。在国会全体一致通过承认“满洲国”的时候，不待说，他们是投票赞成的。并且听说：他们与少壮军人派有密切的联络。他们到中国来说信仰三民主义，不过想骗几文钱做党费罢了。
所以照以上所述看来，在日本无论何派，对华政策总是同样的——侵略政策。以日本那种强盗式的民族性，加之以太和魂，武士道，皇室中心的教育，决不会养成优秀人物。这是必然的，无可如何的事。最要紧的，是希望全国同胞认清楚整个日本民族；决不像我们中国人这样宽宏。所以我们同胞——尤其是共产党同胞，假使幻想什么大战开始，日本内部革命；共产党要乘机暴动；效法苏俄的“退一步进两步”的妥协政策，那就大错特错了。
引文中提到的“社会民众党”及其建议在满洲国作“社会主义施设”的主张，正是九一八事变后赤松克麿提出的观点。以赤松克麿为始，日本社会主义阵营中重要人物的转向，在1933年达到了又一高峰。中国社会主义者对整个日本社会主义阵营的看法，也因转向的潮流而愈加负面与消极。在批判和谴责这些转向者的同时，中国社会主义者对日本封建专制及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对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发展，都做出了进一步的探讨。这也促使中国人对社会主义思想做出了更深入的研究。
三、山川均与通州事件
比起赤松克麿和佐野学，山川均（1880—1958）及其社会主义论著在中国显然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在日本国内，山川均并没有被看作是“转向者”。日本现有的转向研究中，亦少有与山川均相关的研究成果。但1937年通州事件以后，他所发表的《支那军的鬼畜性》和《北支事变的感想》等文章，在中国也引起了声讨。
山川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和苏俄问题做出的研究都是国人熟知的日本社会主义文献，其中《资本制度浅说》和《苏俄之现势》，更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出现了多个译本，是再版多次的畅销著作。除此以外，他在日本报刊中发表的时事评论，也是中国译者热衷译载的文章。山川均最早被译成中文的时评乃刊载于《新青年》的《对于太平洋会议的我见》。此文强烈谴责了欧洲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好战之恶习，并认为太平洋会议是1899年“强盗晚餐会”的重演，反映了战争最大得益者，即英、美、日的贪婪。此后，对于田中内阁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倾向，山川均也做出过指责。直到1937年2月，二二六事件一周年之际，山川均还发表了反法西斯的时评，并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担当反法西斯的重任。从这些被译介成中文的时评可以看出，山川均作为一名日本社会主义者，其反帝、反战和反法西斯的立场都是十分明确的。
另一方面，山川均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开始关注日本的对台政策，致力于揭露日本资本主义榨取台湾资源及生产力的事实，也反映了他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视野。山川均的台湾研究曾于1926年和1930年分别连载于不同的中文报刊上。他的《台湾民众的悲哀》一书也在其后被译成了中文。在翻译和推荐这些论著的国人看来，台湾割让给日本已30多年，但大陆报章杂志对于台湾的情况却罕有记载。因此，他们希望以山川均的研究唤起中国民众对台湾的关心。有译者对山川均的台湾研究给予了如此评价：
山川均氏能以异族的心肠，尤其本是站在征服者的地位，写出这篇满纸血泪的文章，喊出人道正义的呼声来，是我万分感服的。分属同胞，又是被征服者，又是送台湾人到异族铁蹄下的老大所不能顾及，或许不屑谈的台湾问题，分属异族，又是征服者的山川均氏，竟能关切周到，代为呼冤——这种情绪，不知道用什么文字，什么言语才能形容出万分之一来！
译者的上述评价，让山川均在国人的印象中登上了“人道正义”的制高点。也正因如此，通州事件后山川均的言论才会带来更大的反差。
卢沟桥事变后，通州事件造成了日方一定程度的死伤。此消息传到日本国内后，《东京日日新闻》《读卖新闻》《大阪朝日新闻》等报纸中连续报道了死伤细节，并夸大死伤程度、煽动日本民众对华报复和反击的言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山川均发表的两篇文章对通州事件也表示了强烈谴责，他的谴责已上升到了对中国政府及中华文化的层面：
通州事件的惨状比往年尼港事件更甚。陆续登出的遇难者报告让读者不禁掩目。新闻中使用了“鬼畜”以形容，但实际上已超过了“鬼畜”。……而这样残酷无情的暴虐行为在支那方面的新闻中，在支那军的×××（原文如此——引者注）中，却是用来激励国民感情的。
北支事变的爆发本身，以及通州事变，都是国民政府普及抗日教育、培植抗日意识、煽动抗日感情的结果。剥去文化人的皮，便可看到鬼畜。文化人只是文化后的鬼畜。支那的抗日读物里，肯定并没有写着要把日本人处以穿鼻之刑的文字，但人类的皮囊下所隐藏的鬼畜和排外主义被国民感情所煽动后，便使他们对人行了穿鼻之刑。
……可以认定，支那国民政府的这种危险政策是通州事件的直接原因，也是北支事变的究极原因。
山川均把卢沟桥事变和通州事件的发生归咎于国民政府的排日政策，显然是完全忽略了近代以来日本侵华政策的主动性，回避了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这样的论点显然会引起中国知识人的强烈声讨，而其中最有力的反驳，是巴金于同年9月发表的《给山川均先生》。此文在《烽火》上发表后，《国闻周报》《集美周刊》等媒体也争相转载。
巴金曾于1934年有过近一年的旅日经历，他十分了解日本国内的新闻运作模式。通州事件发生后，对于日本媒体避而不提日军在华暴行，却夸大通州事件的死伤规模，并煽动民众反华情绪的情况，他在文章中并没有感到惊讶。但山川均受这些言论的影响所写出的《北支事变的感想》，则让他表示十分遗憾和愤怒。在巴金看来，山川均作为一名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理应对日本媒体的言论做出正义的批判：
所谓“通州事件”使你感到愤怒，使你发出诅咒似的恶骂，我并不想把它掩饰或抹煞，像贵国论客掩饰你们“皇军”的暴行那样。我们愿意明了那里的详情，然而一切信息都被你们的“皇军”封锁了，我只能知道当冀东保安队反正的时候，在通州有二三百日侨被害的消息。
通州事件自然是一个不幸的事变，但它却绝非“偶然的”，它有它的远因和近因。这个连在通州遭难的铃木医师也料到了。贵国的皇军种了因，贵国的皇军食其果，这是无足怪的。对于熟悉历史的人，这类事变的发生是很容易解释的，我们已经见到不少先例了。
……你一个社会主义者居然也跟在贵国新闻记者的后面用咒骂陷害中伤的言词去打动人们的偏狭爱国心！你是有意地落入贵军阀的圈套中了。……先生，你是看见别人眼中的刺而忘记自己眼中的梁木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对于一个即将崩坏的帝国的最后的光荣，你还能够做什么呢？你等着看举起反叛之旗的民众来揭发你的背叛的阴谋吗？山川均先生，我期待你和你的同胞们的“反省！”
山川均这种社会主义者的对华态度，在日本并非孤例。继山川均以后，林房雄、室伏高信和武者小路实笃等人，都曾受军国主义的影响而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社会主义者应有的反战反侵略的立场，这也意味着他们已舍弃了作为一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身份。以巴金为代表的中国左派知识人，一直视日本社会主义者为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世界民族解放的盟友，因此，山川均等人的言论给他们带来的遗憾与失望也是十分巨大的。
这种遗憾与失望影响了中日两国社会主义思想交流的步伐。其中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国人开始减少对日本社会主义论著的译介。在佐野学1933年发表转向声明后，作家张资平马上就对佐野学论文的译者提出了质疑。此事缘起于《申报》的专栏中对佐野学《日本历史》的连载，因连载途中佐野学的转向已成事实，但译者陈彬龢对佐野学一如既往地加以恭维，并对他被捕后拒绝回答审问的气节高度赞扬。为此，及时了解到其转向动态的张资平指出了陈氏因信息落后而造成的笑话，并进一步反思了国人译介社会科学类书籍时存在的问题：
陈氏本是主张“联合中日的劳苦大众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人，当然是尊敬以前的士可杀不可辱的佐野学。不过读了佐野转变的消息后，陈氏的感想当如何？本来抄译书籍是个人的自由。（其实，先要确定自身的主张，然后抄译同主张者之原著，才算是理想的介绍。不过我不敢吹毛求疵了。）但对于原著者个人，似可不必仓促加以颂赞。因为人是最不可靠的！……我是主张，关于抄译，宁缺毋滥的。特别是关于社会科学的书籍。
此时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转向潮流，已让国人产生了不能对任何日本人轻易加以称赞的警惕。事实上，在赤松克麿、佐野学和山川均发表了带有反华和侵略主张的言论后，还有个别消息闭塞的国人，依旧以转向前的印象给予他们肯定与赞扬，但从总体趋势上看，九一八事变后，转向者的社会主义论著在中国的译介都明显减少了。1937年以后，转向者所著的作品基本上没有再被译介成中文。
四、结论
清末以来，中日两国的关系以紧张和冲突为常态。从“二十一条”到九一八事变，再到卢沟桥事变，社会舆论对日本的总体印象主要是负面的。尤其在九一八以后，“警惕日人”和“抵制日货”的呼声更为激烈。然而，在日本侵华政策强硬化的背景下，大部分中国知识人并没有盲目否认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的积极影响。相反地，不少国人还认为，正因军国主义和对华侵略的主张日渐膨胀，日本社会主义政党的活跃才是对抗和扭转这一膨胀的希望所在。国人对日本社会主义活动的关注与期望，源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性，而中日两国社会主义阵营自19世纪末以来的思想交流和相互声援，也印证了这一国际性在东亚两国间的存在。
然而，九一八事变以后部分日本左派人物的“转向”，以及他们支持对华侵略的主张，让中国知识人重新思考、评价日本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和性质。1937年以后，中国译者对日本社会主义论著的译介明显减少，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力也明显下降。分析其中原因，“中日关系交恶”也许是最为简单和直观的答案。但若进一步探究其深层的矛盾，还要从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入手。1937年4月，《中央时事周报》的一篇文章，讨论了日本“无产阵营法西斯化”的原因。作者认为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国内的军需膨胀，侵略中国东北的军费突增，成了日本各个阶层的极大负担。同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们在资产阶级政党的镇压下，相继被捕入狱。他们在狱中被施以严酷的逼迫，再加上受到外界“非常时期准备战争”“为国牺牲”等思想的引诱，便有一部分人或自动地或被动地发生了“方向转换”。另一方面，日本社会主义阵营中也发生了分化。左派团体的领袖中本身就有很多阶级意识并不稳固的人物，这些人即使没有遭受牢狱之灾，也很容易放弃原来具有国际视野的社会主义思想，转而倾向于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进而支持日本的侵华主张。
因此，在检举制度的加强和军部强横的压力下，左派人物的转向成了止不住的潮流，1940年翼赞体制的出现，进一步导致更多人走上“方向转换”的道路。自赤松克麿以来，国人对于转向者的态度，尤其是对转向者的侵华主张产生了困惑、不满和愤怒。中国社会主义者减少了对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关注与引介，也正是在这样的深层背景下逐渐形成的。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提出联合斗争的号召，反对侵略战争是社会主义者的必然选择。这一立场一旦发生改变，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也可能成为法西斯的帮凶、对外侵略的赞美者。中日战争期间，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转向行为，助长了日本法西斯对外侵略的气焰，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可悲的一页，其历史教训值得反思。
（作者：刘庆霖，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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