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1939—1942年的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
1939 至1942 年的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是中共中央领导开展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系统化的学习运动。这场运动，最初由中央干部教育部具体负责部署，参加对象主要为延安及附近80 里辖区内各级机关、学校、团体等单位的在职干部。参与人员广、时间跨度长、学习力度大，是这次学习运动的突出特点。
对于这次学习运动的具体准备过程及其如何转入整风运动并最终实现融合等问题，目前学界尚没有深入探讨。本文拟主要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其形成及发展过程，厘清它与整风运动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它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抗战时期，中共对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尤为重视，认为它“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毛泽东指出，“在职干部的学习是重要的，应使之成为运动”。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的发端，可以追溯到“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届六中全会。
这次会上，毛泽东专门论述了学习问题，号召全党特别是干部要加紧理论学习。会后，毛泽东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的工作来抓。在职干部学习运动的发起是由当时的历史状况所决定的。
首先，领导革命、改善工作、建设大党的需求是其内在动力。1937 年之后的三年间，中共党员人数由4 万人发展到80 万人。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难免鱼龙混杂，思想也不统一。而且，“干部队伍不断扩大，也带来了不少新的问题……老干部一般说文化水平不高，甚至还有文盲，都需要进行教育、学习”。要改变这些状况，必须加强学习和教育。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没有学问是不行的，共产党人要“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加强学习。针对当时党内干部因知识陈旧、能力不足、经验落后等带来的“本领恐慌”，毛泽东指出，党员干部“要使工作做得好，就要多懂一点”，就要“进货”，学习本领。
另外，他还着眼于党所肩负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时代任务，指出只有把党建设成为一个独立且有战斗力的大党，才能率领广大人民进行革命，而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毛泽东总结指出，“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这领导工作、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便是我们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
其次，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是其现实需要。在职干部学习运动的开展，也是“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李维汉在1940年6月6日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经验总结大会上指出，“革命并不是‘蛮干’或‘盲干’，只有在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斗争，才是革命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曾发生过“左”倾和右倾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曲折和损失。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但他们的错误理论还没有系统化，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出现，使得教条主义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以及组织上形成了体系。
王明和博古在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作为“左”倾路线的代表，给中共和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虽然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之后，毛泽东等人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进行了初步清算，但其间仍有死灰复燃迹象。
抗战初期，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在该年 12月和次年 3月的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抗战路线，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右倾错误主张，致使 1937年底至 1938年春，中共没有能够在华中敌后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造抗日根据地。此后的半年，毛泽东“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
为了探索革命事业的正确道路，从根本上纠正“左”倾和右倾错误，毛泽东坚定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因此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后期及整风运动中，反对主观主义是第一位的。
毛泽东号召中共要结合中国革命实践，普遍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使正确的路线、纲领和政策能够顺利推进。学习运动开始后，李维汉指出，要注意学习理论，不能陷入“事务主义”的错误观念中，作为高级干部，更应当是学习的领导者。
再次，共产国际指示是重要的外部因素。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运动的发起还有来自共产国际方面的原因。在共产国际没有解散之前，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组织上，共产国际的意见都很重要。
1938年9月 14日，王稼祥从莫斯科带着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回到延安。意见指出，在朱毛的领导下，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共中央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的问题。但对中共的理论水平，共产国际认为“还是不很高”。另外，莫斯科出版斯大林主持编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后，季米特洛夫指出，这本书系统阐述了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对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具有指导作用，指示多国共产党要学习它。
因此，学习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逐渐成为包括中共在内的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学习任务。在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中，《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重要学习材料。可见，共产国际对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的理论学习的要求，也是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的助推因素。
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干部学习或教育活动，延安时期是最为重要的阶段，该时期是中共干部教育的完善时期，而在职干部学习又是最为重要的干部教育形式。
关于起止时间。对于起点，一般认为是1939年 5月 20日，这一天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学习动员大会，毛泽东、王明、张闻天等亲临大会并讲演。也有学者把起点提前至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
笔者认为，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开始应不迟于 1939年 3月《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的出台。延安因为当时正在搞生产突击，学习动员大会被推迟至该年 5月底进行，但 3月份的暂行计划出台之后，已有不少地方开展了学习运动。如《新中华报》对当时率先开展学习运动的几个县进行了报道，指出安塞、志丹、靖边新城区等地的学习运动早已开始。毛泽东在 1939年 5月 20日学习动员大会讲话中也指出，“现在各机关的同志，响应中央关于学习运动的号召，组织了学习小组，有的已经开始学习，而且有了相当的成绩”。
对于结束时间，有的认为是 1940年，因为1939至 1940年期间，学习运动持续强度大、学习安排密集。也有的认为是 1941年，理由是 1941年 5月已经进入了整风运动正式准备阶段。
笔者认为，学习运动结束应在 1942年 2月底，具体标志是 1941年 12月 1日《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和 1942年 2月 28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的发布。这两个文件主要针对延安地区在职干部教育，表明在职干部学习运动仍然是当时重要主题。1942年 2月后，全面整风阶段开始，在职干部教育融入到延安整风之中。
关于涉及人员和系统。这次学习运动的范围是延安周边 80里的地区。学校、团体、机关、部队等单位的干事、科员、班长以上在职干部包括中央负责同志都参与了这次学习运动，涵盖了党、政、军、民、学系统。党的系统中，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以张闻天、李维汉为正副部长，领导全党学习马列，以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政府系统中，边区政府“确定各厅、院、处党员和非党群众分别编组学习”。军队系统中，加强军队干部的学习教育，保证抗战取得胜利，“军队中的骨干，必须具备着高度的政治质量与充分的军事能力”。
关于学习方法。毛泽东在动员大会上要求在工作、生产中“挤”出时间，运用“钻”的方法学习，要求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天有两小时学习时间，如果没有作战任务或者其他紧急事故不能耽搁。李维汉也指出，“学习要会抢时间”，“要有恒心，有经常性”。组织学习的方法有个人学习，也有集体学习，在条件许可的地方，还建立了学习小组，定期召开研讨会。各地区按照中央要求，认真开展在职干部学习运动，涌现了以陈云、张闻天为代表的两个模范学习小组。
关于学习内容。主要是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运用，具体说就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灵活地把马列主义和国际共运经验应用到中国的实际中，同时还研究民族历史和当前的运动形势等。学习课程主要有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文化课、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建）、中国问题等。
关于学习阶段。按照学习进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39年 3月前后至 1940年上半年，主要是充分发动延安各级在职干部开展学习运动，初步建立学习制度。第二阶段从 1940年下半年至 1941年 5月。这是在职干部教育学习质量提升阶段，主要标志是 1940年 10月《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的出台。通过该阶段的学习，在职干部提升了学习积极性，对政策和策略认识达到新的水平。第三阶段从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底。1941年 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后，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进入深入发展阶段，至 1942年 2月底前后，逐步融入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其中有两重转变，即：从注重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逐步向更加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转变；从注重理论学习向同时注重革命实践的转变。这两重转变使在职干部学习运动逐渐区别于以往中共学习运动并赋予其新的特点和历史使命，并推动其逐步融入延安整风运动。
（一）从注重学习马列理论向更加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转变
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并号召开展学习竞赛后，1938年 12月13日，中央组织部开始提出中央委员会各级干部要加紧学习，研究理论，学习马列主义、革命运动和中国的历史。
在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学习内容主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李维汉也指出，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他们的世界革命史，特别是俄共党史，《俄共党史简明教程》”。1940年 1月 3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在使用的教材方面，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初期偏重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教材。当时教材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以及苏联的教科书，例如马列原著的辑录《哲学选辑》、翻译而来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政治经济学》；二是中共党内自己编写的教材，涉及到党的建设、中国问题教材、中国历史教材。此外，为了使广大干部加深理论学习，作为当时学习运动总负责的张闻天编撰了《马恩丛书》10卷、《列宁选集》20卷。一时间，延安各地区、各部门在职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蔚然成风。
当然，学习运动在最开始并不是一味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也要求学习中国的历史、革命运动等，但相比较而言，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占据主导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延安各机关干部的理论水平有了明显提升，此时，学习内容开始发生转变。针对马列主义学习的实际情况，1940年 10月，中央宣传部就指出，在职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应当不妨碍所承担的工作，“必要时，可暂时减少其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的时间或分量，或在一定时间内推迟这方面的学习”。1941年 4月，张闻天发表《提高干部学习的质量》，指出了只学习马列主义抽象原则的危害，他说：“我们常常还只是注意于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的学习……所以许多马列主义的理论，对许多没有具体的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干部，只是成了空洞的、没有内容的、生硬的教条主义的公式。”
那么，如何来克服这种现象？一方面，中央呼吁广大在职干部要注重对中国历史知识尤其是党的历史知识以及其他各种必要的社会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把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作为加强策略教育和提高在职干部学习质量的主要内容。
从 1941年开始，学习运动内容的转变越发明显，从以马列主义理论为主转向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1941年 3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中首次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有了许多重要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底贡献”，毛泽东是“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党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随后，在 5月份发表的《论创造性的学习》一文中，张如心指出对于毛泽东的著作，“我们全体同志注意得还不够”，“我们的同志还没有足够地普遍地认识它的重要性，我们有某些同志还不了解：当一个中国的马列主义者，不研究和熟悉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我党马列主义中国化最好的典型著作，因而也应该是我们全体同志研究、分析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最好指南针之一”。
与此同时，毛泽东针对延安在职干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5月 19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毛泽东指出，在职干部学习“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必须要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此相关的一部重要文献就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资料搜集工作其实从 1940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本来是为中共七大作准备，但是毛泽东“在审核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的几个月中，深切地感受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我党领导机关的严重危害……为了确保七大开得成功，毛主席认为有必要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活动，以提高高级干部的路线觉悟，统一全党的认识”。
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在中央会议上获得赞同，《六大以来》成为干部学习的重要文件，在后来整风运动中也是学习的重要资料。其内容，大多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决议、指示或所作的报告等，代表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路线和思想。
学习《六大以来》在领导干部中引起极大反响，广大干部认识到中央苏区后期党内存在的路线错误。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著作和中共历史决议文件等内容的学习，表明了学习运动正发生重要转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提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二）从注重理论学习向同时注重革命实践的转变
胡乔木在回忆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时说，“这两年的学习运动也有缺点，主要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关于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问题，在学习运动阶段性总结中已有发现，提出的对策是“克服单纯的学习，把策略教育纳入其中”，“加强策略教育的具体领导”。
学习运动第二重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皖南新四军的失败。在 1941年 1月 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联系起来。此后，他开始着重解决干部学习中理论和实际相脱离的问题。
首先，毛泽东对先前已编好的《农村调查》文集加上了“序”和“跋”予以出版，这些文集主要写于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而“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接着，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对理论与实际脱离的现象进行批评，指出延安学习教育存在着“只知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问题，因此必须要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
毛泽东指出，要坚决摒弃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的主观主义态度，坚持正确的马列主义态度：“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此，要在全党系统地、周密地开展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
1941年 8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设立了调查研究室，毛泽东亲自担任主任一职，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9月 29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的指示中指出，“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发布，文件指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能够正确地运用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而不是对书本上的各种原则进行死记硬背。要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把二者联系起来。至此，在职干部学习的侧重点从“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转变为更加注重对中国实际的研究。
在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之后，张闻天组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并于1942年 1月开始在陕北、晋西北进行了一年多的农村社会调查。张闻天等调查了神府、兴县、米脂等地的农村，写了《神府调查经验谈》《整顿三风要联系实际》《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变化问题》《村政权组织要适应当前农村的特点》《基层是坚持领导工作的一面镜子》等调研报告，1943年还总结写了论著《出发归来记》及《调查日记》。
1941年 9月，中共中央妇委和西北局联合组成以蔡畅为团长的妇女生活调查团，赴陕甘宁边区各县调研。1941年冬，林伯渠率领考察团奔赴甘泉、鄜县等地开展调研工作。张闻天、蔡畅、林伯渠等的调研用实际行动响应了学习运动从理论向实践转变的号召，为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作出了榜样。
理论向实践转变，也成为后来全党整风学习的基本方向。需要指出的是，1941年至 1942年间，中共尽管认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但是全党范围内对于二者联系的认识高度还不够。从思想路线的高度解决这一问题是由整风运动完成的。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使我们党确立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作者：朱益飞，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扬州大学基地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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