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主席诞辰125周年：毛泽东的光芒永照我心
编者按：今年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诞辰125周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深切缅怀和无比敬仰！为表达我们的敬仰和追思，“思想火炬”官方微信公众号决定从12月16日起推出系列专题“纪念毛主席诞辰125周年”，陆续刊发一些领导、专家缅怀毛主席的文章，今天是第四篇，我们推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耿飚的文章。
每当我回忆起几十年的革命经历时，一个高大的形象伴着那亲切的湖南乡音，常常浮现脑际。他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虽然我和毛泽东同志的接触并不多，但是他的指示和教导，无时无刻不在指挥着我的工作和战斗；他的思想和言行，每时每刻都在鼓舞着我和战友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而奋斗。
一
我第一次面对面见到毛泽东同志并直接聆听他的指示，是在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当时我正任红一方面军三军九师参谋长。5月16日拂晓，在徐彦刚师长和刘英政委率领下，我们九师正奉命沿东固通往中洞的大路强行军。走了一程，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枪声。看来前面兄弟部队已和盘踞中洞一带的敌军交战。师长立即下令跑步前进。但是，从这里到中洞还有一段较长的路程。这时，总部的一个通信员迎面跑来，大声说：“叫你们几位师领导到前面去1”我和徐师长、刘政委策马飞奔，拐过一个山嘴，就看见了毛总政委和黄公略军长。
毛总政委一手拿着指北针，一手拉着一位老倌子，正对着一条山间小路指指点点地交谈着。看见我们滚鞍下马，毛泽东同志便迎上来对我们说：“朱总司令和总部特务连已经在前头打响了，你们改走这条小路，直插中洞!”
我恍然大悟：原来刚才毛总政委是向老倌子了解通往中洞的捷径。
黄军长正蹲在地上标地图，他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口授，把这条地图上没有的小路标出来。
上次龙冈大捷后，我们参谋部在这一带调查地形时曾经侦察到这条小路。听向导说，这是猎人、药师和贩私盐者才肯走的小路，荆棘丛生，崎岖难行；但是取这条小路到中洞是直线，比那绕个大圈的大路要近得多。所以，我们当时就把它标在地图上。现在，我拿出地图，与黄军长的地图一对，不错，正是这条小路!
毛总政委走过来，用赞许的目光看着我说：“对!打仗就是要事先进行侦察、调查。”接着又说：“你们快去吧!我上白云山去，等候你们的捷报。”
我们立即从这条小路插过去，迅速到达中洞，和红七师、红八师一道围歼了敌公秉藩师。一个成了俘虏的敌军官瞪着惊疑的眼睛说：“娘呀!你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渔家傲》中所描写的：“飞将军自重霄入。”这个“重霄”并非“天上”，而正是这条名不见地图的崎岖小路。
后来，我经常想起毛总政委的“打仗就是要事先进行侦察、调查”这句话以及他亲自向老倌子进行调查时那种认真的神情。在以后的每次战役或战斗前，我总是按照他的这个指示，对敌情、地形、气候等进行周密的调查。
毛泽东同志不仅重视军事调查，而且重视向群众作社会调查，在这方面，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在兴国长冈乡和上杭才溪乡等地的调查报告，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1932年春，中央红军东路军在毛泽东同志率领下东征漳州。攻克漳州后，4月21日，在东路军总部驻地——漳州芝山南麓的红楼，举行了各军的师以上干部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下一步行动计划作了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各个部队要分散到漳州附近各地，通过进行社会调查，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影响。
会后，红三军进驻漳浦，我们九师驻在旧镇、盘陀、霞美、东山岛等地。在驻地，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展社会调查，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了工会、农会和赤卫队。为了便于开展社会调查和联系群众，我们还号召湘赣籍的干部战士学习闽南话。由于我们学会了许多当地话，与群众有了共同语言，军民关系更加如鱼得水，工作也就开展得更加顺利。
毛主席还经常要求我们对调查得来的材料进行研究总结，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我们第一大队在通渭附近的青石嘴消灭了敌军的一个骑兵团。当时随一大队行军的毛泽东同志高兴地对我说：“听说西北有‘四马’(指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四人)，今后要注意这些‘六条腿’(指敌骑兵)了。你这个参谋长要发动参谋到战士中去调查一下他们打骑兵的体会，还要向当地的老乡了解敌人骑兵的特点，进行研究，总结出一套打骑兵的经验。”
我报告说：敌人骑兵速度很快，但是只要把马打趴下了，骑兵多半摔个半死。毛泽东同志笑着说：“这叫‘射人先射马’嘛!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有一长必有一短所以你们要通过调查研究，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你们可以编一个‘打骑兵’的歌子，让大家学。”
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出一些打骑兵的经验，用于实战。那时宁夏马鸿逵的骑兵一直尾随我们。毛主席说，不能把这条“尾巴”带进陕北根据地。我们一、二纵队便集中兵力，在杨城子以西地区把尾追的三个骑兵团彻底击溃。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我从部队调到外交部，任我国驻瑞典王国大使。赴任前，周总理带我们首批驻外大使十人，到中南海怀仁堂去见毛主席。毛主席就开展外交工作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其中也提到了调查研究工作。
他说：你们中间有几位在部队是参谋长，参谋长擅长调查研究，你们到国外也要通过公开的途径进行调查研究，了解驻在国的各种情况，包括风土人情，以便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他还说：对于通过调查而了解到的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去其糟粕，留其精华。任何民族总有它的优点、长处，我们要通过研究，认识和学习人家的长处。你们还要学习驻在国的语言，只有懂得当地语言，才能阅读报刊、进行参观访问、和别人交谈，才能做好调研。(以上均为讲话大意)
毛主席还对我说：你是到西方国家去，要了解和学习他们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
我在任驻瑞典大使兼驻芬兰、丹麦公使期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经常去参观工厂企业，了解他们生产经营和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
调查研究是从事一切工作的基础。毛泽东同志的谆谆教导以及他自己在这方面所作出的榜样，对我一生的战斗和工作，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和鼓舞作用。
二
毛泽东同志善于在革命力量弱小和革命艰难的时刻，拨开迷雾看到光明的前途，并为我们指出通向胜利的道路。
记得我在湖南水口山矿当童工的时候，毛委员几次派遣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来水口山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我就是在他们的教育下提高了阶级觉悟，于1925年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10月，毛委员又派何叔衡同志到水口山传达关于大力开展农民运动的指示，指示以水口山为中枢，实行工农大联合，建立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遵照这个指示，水口山党组织一方面着手建立工人武装，一方面举办工人培训班，培养出大批农运骨干，到附近农村去宣传革命真理，传播革命火种。我也被派往我的家乡醴陵县去开展农运。后来，水口山工人赤卫队在宋乔生同志带领下上了井冈山，在毛委员和朱德同志直接指挥下进行战斗。不久，我也带领一支农民游击队参加了红军。
1935年9月，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我们右路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设三个纵队。我所在的红一师改编为第一纵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是杨得志同志，肖华同志任政委，我任参谋长。9月底，我们第一大队占领了通渭城。10月初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叶剑英、博古、王若飞等同志骑马来到通渭城内大队部。当晚，他们就住在我们驻地。为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我没敢休息，与哨兵一起警戒在首长们的住处周围。
刚过半夜，毛泽东同志披着衣服从屋内走出来，伸手做了个扩胸动作，然后把左手叉在腰里，仰望着夜空中璀璨的繁星。过了一会，他回头发现了我，便说：“那不是耿飚吗？”
我走过去向他敬礼，说道：“主席这么早就起床了!”
毛主席指指别的领导住的地方，示意我不要声张，接着，他从衣袋里摸出香烟，拉着我说：“走，我们走远点。”
我们边抽烟，边遛达，边说话。毛主席问我：“你怎么没有休息呀？”
我说：“你们都在这里，我们得负责啦!”
他用夹着香烟的手来回摆摆：“咳!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有一个大队嘛，敌人不敢来!”
我说：“名义上是大队，可总共才四个连哪!”
由于长征途中耗员太多，我们已由原来一个师缩减为一个加强营的兵力。
毛主席从我的话中听出了这种情绪，就笑着说：“怎么？嫌少啦？以后再扩大嘛!”他那夹着香烟的手向露出曙光的原野上划了个大圆圈：“就在这儿站稳脚跟，再打出去!”
他那充满豪情的声音深深感染了我，使我因一夜未睡而感到困乏的身子忽然精力倍增。、我久久地回味着这两句话：
“以后再扩大嘛!”
“就在这儿站稳脚跟，再打出去!”
我似乎察觉到：一个以陕甘地区为根据地、壮大革命力量、东进抗日的伟大计划，已在毛主席的胸中酝酿并逐渐形成。
长征到达陕北后第二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高潮，党中央决定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以便培养干部，走向抗日前线。我奉调到红军大学第一期第一科学习。
在红大，我和同学们最爱听毛主席讲课。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在讲课中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提出了弱小红军战胜强大敌人的战略战术，特别是“战略的持久战”与“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相结合的原则，从而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主席针对国内存在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论调，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进一步阐述了上述原则，为中国抗日战争如何到达胜利之途指明了方向。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施展了反革命的两手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军队。他一方面假意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去进行和平谈判，还请求美国政府派遣特使来华进行“调处”；另方面却在美国帮助下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想凭借其军事优势来消灭人民军队和革命力量。
对此，毛主席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以革命的两手来对付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一方面通过谈判揭露敌人的战争阴谋，另方面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丢掉对蒋介石的和平幻想，奋起抗击敌人的进攻。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引下，革命力量由小到大，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弱转强，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我们终于迎来了全国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三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又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他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革命战争，不仅创立了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和战役战术理论，而且亲自指导和指挥许多战役取得胜利。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下面，仅根据我的亲身经历谈几件事：
1932年夏，蒋介石加紧调兵遣将，准备对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共苏区中央局于8月初召开了兴国会议。会议决定：红军主力迅速北进，首先消灭盘踞在乐安和宜黄的敌人，然后分别向西、向北，威胁并夺取吉安、抚州等中心城市。
根据兴国会议精神，军委于8月8日发布命令，规定以红一方面军为主，由江西军区和闽西军区所属部队配合，发动乐安、宜黄战役。
8月中旬，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签发了进攻乐安的训令。为什么先攻乐安呢？原因之一是乐安位于宜黄西南，距我们红军的出发地较近。还有一个原因是，乐安的守敌为两个团又一个营，由敌军一个旅长指挥；而宜黄的守敌有四个团，由敌师长亲自统率；先打弱敌，这正是毛泽东同志的用兵方法。
我军相继攻克乐安、宜黄后，按照兴国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应西渡赣江夺取吉安，或向北进击夺取抚州等中心城市。但是，毛泽东同志早在东征漳州以前，就明确反对临时中央关于“夺取中心城市”的错误决定和“左”倾路线；现在，在敌人第四次“围剿”即将到来之际，他认为更不应该去进攻敌人兵力雄厚的大城市而消耗红军力量。所以，他和朱德总司令商量后一致认为应该改变原来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转而攻击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于是，我们把目标转向宜黄东面的南城。可是，当我们把三个军团调集到南城外围准备进攻时，发现驻守南城的敌军有三个师，而且城防工事很坚固。根据这个情况，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经过冷静、缜密的考虑，果断地决定我军主动撤离南城地区，回到新占领的地区发动群众，做好准备，以迎接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这样，就使红军避免了陷于长期苦战、久攻不下的消耗战，保持了战斗力，从而取得了战略主动，为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准备了条件。
按照具体情况而采取相应措施，根据情况的变化而改变原定的计划，这些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指挥乐安、宜黄战役中，采取的正是这个方法。
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要学会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军事上，他认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主张集中力量，击敌一点，而且要先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
解放战争初期，我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在我军撤离张家口，主力南下转战平汉路后，有一段时间仗打得比较被动，甚至没有打过一次歼灭战。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给军区发来电报，指示我们要打好歼灭战，必须“以小部兵力钳制敌之其他部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一个敌人，决不可同时打两个敌人，也不可将很多兵力使用于钳制方面。”
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部署以后的战役，果然取得了极大的成效，使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特别是在清风店地区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消灭了敌军一个军部、一个整师又一个团，俘虏了敌军长和副军长等，为尔后解放华北重镇石家庄创造了有利条件。
平津战役中，毛主席神机妙算、运筹帷幄，更显示了他作为一位伟大战略家的杰出才能。
当时，华北敌军总指挥傅作义将六十万军队从西面的归绥起，向东沿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唐山和滦县，直达海滨，摆成了一字长蛇阵。
毛主席按照“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个富含哲理的道理，决定把平津战役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对敌军分割包围，将其一字长蛇阵截成数段；第二，先解决两头，即依次歼灭西面的张绥(张家口、归绥)之敌和东面的津唐(天津、塘沽、唐山、滦县)之敌；第三，最后解决北平之敌。有的同志把这个部署形象地叫作“腰斩长蛇，砍头断尾”战术。
但是，要完成这个分段歼敌的部署，必须使傅作义留在北平而不从海上南逃。这时，毛主席展示了他那高超的指挥艺术：
首先，命令原来围攻太原和归绥的我军：缓攻太原，撤围归绥，使傅作义感到西线尚有可为而舍不得东逃；
同时，指示正在进行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的刘邓陈粟大军，对已经围住的数十万敌军暂不发动总攻，从而使蒋介石下不了命傅作义南逃的决心。
唯物辩证法着眼于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变化。毛主席正是把这种观点和方法运用于军事指挥，通过不同战场间的联系来使敌人“听从”我们的调遣。
接着，毛主席又命令我军对张家口围而不打，迫使傅作义不得不派出其“王牌军”第三十五军从北平赶赴张家口救援。
当时我在华北第二兵团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我们兵团部接到毛主席电示，要我们歼灭敌三十五军。当我们把敌三十五军围困于新保安城内，正准备发动总攻予以歼灭之时，又接到了毛主席的电令：
“杨罗耿对新保安之敌，杨李对张家口之敌，均采取迅速构筑多层包围阵地、长围久困、待命攻击之方针，务使各敌不能逃跑，以利我东北主力陆续入关，完成对平、津、塘、唐诸敌之部署。”
对西面的敌人围而不攻，以便完成对东面之敌的包围。这是毛主席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军事指挥的又一个光辉体现。后来，天津与北平被我军隔断围困后，我们才分别攻歼新保安和张家口之敌，继而天津也被我军攻克，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取得全面胜利——这些都与毛主席杰出的指挥艺术分不开。
四
记得毛主席说过，领导的职责在于制定政策和使用干部。好的领导必须善于使用干部。他本人不仅善于使用干部，而且十分关心和爱护干部。在这方面，我有深切体会。
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后，我们在赤水、土城一带与敌军展开了激战。刚开完遵义会议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都亲临现场指挥。鏖战一天后，鉴于敌援兵将至，军委和毛主席当机立断，下令连夜撤出战斗，渡过赤水河转移。当时我任红一师参谋长，军团长林彪打电话给我，要我到渡口去指挥部队渡河。我指挥工兵分队架起两座浮桥，部队在浮桥上整整过了一夜，才全部渡过赤水河。这就是“一渡赤水”。
当我回到师部后，才知道在我指挥部队过河时，毛泽东同志曾派总司令部的同志通知，要我们红一师的几个领导同志到他那里去。由于我不在，所以只有李聚奎、黄甦、谭政三位同志去了。据他们后来告诉我，毛主席向他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还讲了我们应采取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部队整编问题。这说明毛主席对我师干部的关怀。
更使我感动的是，，毛主席见我未去，便给我写了一封信要他们捎给我，信中表扬了我和红四团的同志们前几次架桥任务完成得好，保障了大部队通过。毛主席指的是长征初期在潇水上架桥以及后来在乌江上架桥的事。那时我任红四团团长，率领全团作为前卫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并消灭守敌，为大部队和中央纵队开道。当到达道州时，受阻于城外的潇水河，我们在敌人火力下架好浮桥，冲过河去，攻占了道州，接着布置警戒，掩护中央纵队渡过了潇水。后来到达乌江时，汹涌的急流又挡住了去路，对岸敌人以密集的火力封锁江面，妄图使乌江天险变成红军难于逾越的障碍。但是，我们红四团在刘伯承总参谋长的直接领导下，在急流中架起浮桥，消灭了对岸守敌。当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来到江边时，对岸已经没有枪声。毛泽东同志走上浮桥，用脚跺了几下，连声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
其实，架桥开路是我们前卫团的份内之事。想不到毛主席却一直记住此事。现在他又写信表扬。所以，当我捧读毛主席的信时，心中无比激动。时隔数十年，当时的激动心情，至今清晰可忆。
毛主席十分关心干部的学习。当我在红军大学学习时，他除了来校讲课外，还经常来看望我们。“红大”开始设在瓦窑堡，后来迁往保安，保安北靠长城，在古代是边陲要塞，城外那些蜂窝似的山洞，就是我们的校址。这些山洞荒废了不知多少年代，积了厚厚一层羊粪、腐草和兽骨，人走进去，扑面飞出一群群蝙蝠。“红大”一科的学员全是师以上干部，现在全成了清洁工。我们大家动手，清理好卫生后，又自己制造了石黑板、石粉笔、石桌、石凳、石床、石枕，甚至连油灯都是石头的。有的同志说：“嗬!我们又回到石器时代啦!”
毛主席来看我们时，表扬了我们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地建立“最高学府”的精神，接着风趣地说：“古人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你们可成了神仙了。好好‘修炼’吧!天下无事，你们就在这里‘参禅悟道’；天下大乱，你们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难。”
毛主席所说的“参禅”，是“参”马列主义之“禅”；他说的“悟道”，是“悟”中国革命之“道”。也就是说，毛主席要求我们通过学习，掌握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道理，以便将来更好地从事革命工作，并带着马列主义这个锐利武器投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
毛主席在政治上和组织纪律上对干部要求很严格，但是，他在和干部谈话时从来不用训斥的口吻，而常常用商量或劝说的口气，采取循循善诱的方法来教育干部。
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同志通知我军委要调我到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去任参谋长，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见周副主席是用商量的口气说的，便说：“如果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我还是留在一方面军好，四方面军我不熟悉。”
过了几天，周副主席告诉我：毛主席要和我谈话。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不愿去红四军工作的事。所以，到毛主席那里去时，我心中有些不安，准备挨批评。
可是，到了毛主席住处后，他笑着对我说：“耿老乡，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那天虽是冬日，却不冷，我们在阳光下沿着保安城墙边的一条小河，边走边谈。毛主席说：“这个河像不像你们醴陵那条河？”
我说：“你讲的渌江吧？夏天像，冬天不像。”
我们又谈了当年醴陵农运和水口山工运的情况。
接着，毛主席看着我说：“哎，叫你到四方面军去哩。”
我说：“周副主席已经和我说过了，但是我觉得还是留在一方面军比较合适。”
毛泽东同志和颜悦色地说道：“已经决定了嘛，不愿意也得去哟!”
“请示主席，”我问：“叫我去干什么？”
“去当参谋长。”
我又问：“有什么任务？”
毛泽东同志停下脚步望着我：“政治任务，具体地说，就是反张国焘路线。”
我认真地说：“这个任务应该派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去嘛，派参谋长去似乎不合适。”
毛主席笑了：“嗨，你这个同志哟!一个河你分出冬天夏天，一个任务也分出政委参谋长。四军只要参谋长嘛，事在人为，参谋长也能完成政治任务。”
就这样，毛主席在笑谈中说服了我，教育了我。我愉快地表示服从组织分配。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我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385旅，我任参谋长，后又被任命为副旅长兼副政委兼参谋长。当时我们大家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地准备开赴抗战前线。不料，一个月后传来命令：385旅只有769团开赴前线，而旅部率领770团留在后方，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说实话，让我这个一贯担任先锋部队的指挥员留守后方，心理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我就去找刘伯承师长和徐向前副师长，向他们要求让我到前线去。他们耐心地与我谈话，要我安心留下来。我接受了他们的劝告，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心里还总有些遗憾。
后来，中央军委将留守部队组成后方留守处，由肖劲光同志任留守处主任。不久又组建留守兵团，肖劲光同志任司令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林伯渠等同志参加了组建留守兵团大会。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讲明了留守和保卫革命大本营的重要性。大会后，在会餐时，毛主席找到了我，依然是那样和颜悦色地对我说：“耿飚啊，听说你想到前线去指挥打仗，是不是？你在后方也可以指挥嘛，可以给前方出点子啊!你们769团在阳明山就打了胜仗嘛。都走了，谁给我们中央这些人搞饭吃呀？我对你们肖主任讲了，我今后要靠留守兵团吃饭呐!”他还打了个比喻：鸟有窠，毛毛有摇监，革命要有根据地。
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和他那风趣的谈话，坚定了我做好保卫边区、建设边区的工作的信心。
毛泽东同志还常常虚心地征求和听取群众和干部的意见乃至批评。
1943年下半年，留守兵团撤消，改为联防司令部。那时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和曹里怀同志同住一室。我们两人对于中央处理留守兵团、特别是处理肖劲光同志的问题，有些看法。我们讨论了几条意见，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向中央反映。次年秋，我在党校毕业，面临分配工作。我给毛主席打了个电话，要求见见他，一来谈谈我对分配的想法，二来想把这几条意见向毛主席当面汇报一下。毛主席给我回了个条子，要我马上去他那里。
毛泽东同志很忙，见他一次很不容易。我十分高兴，就约了曹里怀同志一起去。我们赶到毛主席住处，先谈了我们对处理留守兵团问题的三点意见和两条建议。
毛主席仔细听后，连连说：“很好很好。尤其是后面的建议，讲信任、讲民主，很好。耿飚同志你能不能写出来给我？”
我赶紧把早已写好的五条意见，交给毛主席。
毛泽东同志立即聚精会神地看起来，连手上夹着的香烟烧了一大截烟灰都忘了弹。他一面看，一面点头，还用铅笔在上面划出重点，批了些文字。
时隔数十年，现在每当我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一个虚怀若谷、善于听取下情的伟大形象，便浮现眼前!
（作者：耿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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