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主席诞辰125周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
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时候
编者按：今年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诞辰125周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深切缅怀和无比敬仰！为表达我们的敬仰和追思，“思想火炬”官方微信公众号决定从12月16日起推出系列专题“纪念毛主席诞辰125周年”，陆续刊发一些领导、专家缅怀毛主席的文章，今天是第十三篇，我们推出的是一位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郭化若中将的文章。
在全国上下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回忆起我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情景，心潮起伏，难以平静。
在1929年春从莫斯科回国，几经周折，当年8月2日到达福建龙岩，加入红四军的行列。古田会议后，我被调任红四军参谋处长，后任红一方面军参谋处长、代参谋长，一直在毛主席身边负责司令部战斗文书拟制工作。还任过毛泽东同志的秘书；长征途中，有段时间毛泽东随干部团行动，我们吃住在一块。到达陕北后，直到抗战胜利，我一直在抗大和军委总部工作，耳提面命地接受毛泽东的指挥和教育。我深切地体会到，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党的事业就发展壮大，军队就无往而不胜，革命事业就一定能成功。
毛泽东同志对我的关怀教育，对中国和世界革命的贡献，确实是写不完道不尽的，下面我挂一漏万地谈点感受。
在建军理论和实践上有独到之处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得到了惨痛教训，认识到军队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但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工人力量还很薄弱，在军队成分不能以工人为基本力量，而只能以农民为骨干的情况下，如何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各地区的党和红军从起义之后就开始了摸索，逐步对军队进行改造和建设。
1929年1月，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进攻赣南，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后来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出现了“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新局面。
随着革命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由于征战中伤亡较大，中下级军官及各级政治工作人员“损失太多”、“十分缺乏”，同时，部队及党内涌进了大量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党和部队组织状况的复杂化，带来了思想状况复杂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旧军队中的封建制度的思想和习惯，逐渐滋长起来。突出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泛滥。对党代表制度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有人产生了动摇。
党内和军内一些同志的主张和意见分岐，由于下山以来长期在紧张、艰苦的环境中转战，未能尽快解决。5、6月间，又因在要不要取消红四军军委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加上刘安恭、林彪等人使争论公开化，影响了内部团结。
毛泽东同志对红军下山以后，在复杂环境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的表现，早有所察觉。6月14日，他写了一封党内通信，把红军党内错误思想和问题，概括为14条，强调最主要是党的领导问题，红军的个人主义与小团体主义的滋长，对于加强党的领导极为不利。并将这封信刊登在《前委通讯》第3期上，想说服不同意见的同志，统一党内思想认识。1929年春我从莫斯科回国，8月2日到福建龙岩找到红军，先在第二纵队任参谋，后任参谋长。当我到二纵不久就读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长信。当时部队打骂士兵、虐待俘虏、军阀习气到处都有，毛泽东同志的文章言之有据，分析深刻，我感到很有道理，很符合部队的实际，毛泽东同志观点完全正确。
但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在当时并不能为多数人所接受，红军中的争论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更甚。三打龙岩后，暂时有了一个较安全的环境，6月22日便召开了红四军七次党代表会议，企图用会议形式解决争论问题。第四纵队长傅柏翠告诉我，开“七大”的头天晚总前委开了扩大会，他晚到了十多分钟，会议已经是陈毅在主持。林彪给前委写了一封信，油印散发给到会的人。信是拥护毛泽东的。朱、毛在会上没有怎么讲话，朱德在个别问题上作了点解释。会上有的批朱，有的批毛，最后推荐第二天大会主持人是陈毅。“七大”开了一天，陈毅把头天晚上大家的发言意思综合起来，作了报告，之后有几个发了言，没有怎么讨论就结束了。大会最后选举红四军前委书记时，为中央指定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未能当选。
“七大”以后，毛泽东离开了前委领导岗位，到蛟洋指导闽西特委工作，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前委领导只剩朱德1人，担子很重，应付不开，红四军政治工作大为削弱。基层干部战士非常惦念毛泽东同志。出击闽中失利后，部队出现了思想混乱。9月下旬，朱德主持在上杭太忠庙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会议“无组织状态的开了3天”。“当时前委什么都是民主，大家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自然毫无结果。“八大”后转战东江，部队又遭受大的挫折，部队中包括朱德在内的一部分同志，认识到不加强党的建设不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红四军的工作离不开毛泽东。朱德曾写信要毛泽东回来，毛泽东回信说：“不肃清××主义我不回来。”这封信我看过。红四军“八大”前开了一次前委会，对要不要毛泽东回来的问题争论很激烈，我当时还不认识林彪，我问朱云卿“林彪来了吗？”朱云卿说：“这样的会，林彪从来不参加。”我便提出一个折衷的方案，由我和彭枯还有东江的一位同志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同志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
10月底，陈毅从上海回来。陈毅在上海期间，如实地汇报了“七大”不同意见争论等问题，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支持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工作。中共中央于9月28日写完《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交陈毅带回。朱德获悉后表示拥护。陈毅致信在上杭苏家坡的毛泽东，请他回前委工作。毛泽东同志于11月26日回到汀州，重新就任前委书记。
毛泽东同志回到前委，按照中央9月来信精神，于11月28日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解决红军的建军原则问题。我到会比较早，朱德和毛泽东同志正在谈笑风生。见我去了，朱德忙说：“这就是郭化若同志，黄埔军校毕业的，刚从苏联回来。”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说：“好啊，又来了一位秀才。”接着问我部队情况怎样，我说问题不少。他说你不能写个材料，分析一下原因，最好提出点解决办法来。我表示努力照办。毛泽东最后说：“你们的信我收到了。”
为了开“九大”，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随即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在长汀召开了工人座谈会，听取工人群众对红军的意见。12月初，红四军主力部队开进连城新泉，进行著名的“新泉整训”，毛泽东等领导人深入连队，召开各种座谈会，还多次召开各级党组织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会议和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调查研究红军内部存在的各种思想问题及解决办法；并深入驻地农村听取农民群众对子弟兵的反映。12月中旬，红四军机关进驻上杭古田镇，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各支队、纵队党代表联席会议，开了10多天，进一步为“九大”召开进行准备。
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镇开幕，出席大会代表120多人，除各级党代表外，还有一些班、排长和战士代表。我有幸出席了这次大会，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建党建军理论问题的多次发言，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会议只开了3天就顺利地结束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规定了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明确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地位、任务和基本原则，红四军中非无产阶级思想受到了深刻的批判，特别是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得到了清算，井冈山斗争以来历史经验得到了正确的总结，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建军纲领树立起来了。用马列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了红四军的思想。大大提高了红四军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水平，大大加强了党内、军内和军民之间的团结。部队政治面貌焕然一新，指战员精神更加焕发，斗志更加昂扬。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各地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红军完全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古田会议确定的建军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环境和红军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特定条件下，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基本原则。几十年来，我军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在此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创新，但基本的原则还是这个决议的原则，这也是毛泽东同志在创建新型人民军队过程中，理论和实践上的独到之处。
高超的领导艺术
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艺术，从本质上说，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独创性地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领导艺术。中国革命的胜利，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1930年立三冒险主义占据了中央领导机关，6月11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对中国革命形势、性质任务，提出了整套错误主张。在此之前，派了涂振农到福建汀州给红四军传达他的命令，其主要内容：一是要无条件地扩大红军，在8月底以前扩大到50万；二是红军编制要适应进攻时代；三是批评红四军不打硬仗，“放弃了大城市”；四是指令红四军要“向长江流域发展”，夺取南昌、九江，“一面屏蔽武汉，一面胁迫南京”。对李立三的整个方案，朱毛是持怀疑态度的。毛泽东分析了形势，预见到了国民党新军阀必然进行大规模的进攻，红军将开始用运动战方式同敌人作战。但在敌军强大、红军弱小的情况下，就驱使红军去打大城市，这是错误的。而这又是党中央的命令，如何能既不同中央决定公开对抗，又能团结争取受立三主张影响的同志，使红军不受挫伤而能顺利地向运动战发展，这是当时红军中遇到的大难题。毛泽东同志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1930年6月22日毛泽东向红四军、红十二军发出向广昌集中的命令，命令内称：“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立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7月5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这里只把党中央给予的夺取九江、南昌这一任务传达了，但并未作进一步的部署和说明。到江西广昌集中后，7月11日发出向樟树推进的命令，只说“进略樟树，窥袭南昌”。颁发了一个推进计划表，后面附有一张行军路线图(用油印套色绘印)。在向北推进中，一军团于7月20日进入永丰城。20日午后7时30分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泽东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泽东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当时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毛泽东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占领永丰后向七琴前进。七琴守敌较多，约七、八百人，有电话等通讯设备，被我顺利地击溃，大部就歼。接着，我军继续向樟树前进。7月24日顺利占领樟树镇，击破敌两个营，缴枪约200枝，俘虏敌兵100余。
在打七琴时，从缴获敌军的作战文件(包括电稿)中，对江西省内的蒋匪军的配置情况，大体都了解了。当时附近敌军的布署是：抚州地区1个旅(旅长朱耀华)，吉安北阜田地区1个旅(旅长戴岳)，南昌地区1个旅(两个团，分散的)。以上3个旅都属张辉瓒的十八师，这是能机动的。此外，在吉安的邓英师3个团和赣州的守敌，是不能机动的。
我军一到樟树，毛泽东同志立即召集各军首长开会，讨论行动问题。会议开得比较顺利，很快就决定了全军团西渡赣江向湘赣边界转移。也就是说并不乘胜北上打南昌，也不在樟树附近等待由抚州、阜田两处可能来增援南昌之敌，而是佯攻南昌，再向敌薄弱处发展。于7月30日到达万寿宫、石子凌、生米街，离南昌约30里一带地区，派出一部兵力进迫南昌对岸之牛行车站。8月1日派少数兵力向牛行车站打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敌人未还一枪，更不敢出击。我军完成“八一”示威任务后，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进行宣传，发动群众并筹款。
南昌没有打，只以少部兵力逼近示威，这样，既避免因强攻大城市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又没有对抗中央的命令。在关键的时候，从实际情况出发，高瞻远瞩作出英明的决策，对错误的主张，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高明之处。
毛泽东同志还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团结干部，不断壮大革命队伍，扩大革命力量。1930年8月中旬，红一军团主力由奉新、安义西移，进至接近湖南边界处。红一军团指挥机关进驻万载时，搜集到7月30日和8月1日的上海报纸，知道我红三军团曾一度打进长沙，后被敌军反攻，又退了出来。又有消息说，敌何键部正向红三军团前进，为了和红三军团会合并配合红三军团在运动战中歼灭敌军。红一军团决定向湖南西进。在西进路上得到情报，湘赣边的文家市有敌一个旅，军团决定于8月20日拂晓，以突然袭击包围歼灭之。战斗胜利了，全歼了文家市之敌。打下文家市的当天，毛泽东就率领前委机关赶到永和市去，三军团亦由长寿街赶来集中。一、三军团领导机关在永和市会师后，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及其领导机关——总前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同志任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由原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组成，并仍兼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当时干部少，由红四军司政机关升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并未增加一个干部)。此外，还组织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委员35人，毛泽东同志为主席。
永和会师后，一、三军团统一指挥的问题解决了。战略上集中兵力，这是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中的一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对后来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一、二、三、四次“围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在新的情况下，新的矛盾又发生了。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坚持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因而就在打不打长沙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号称三军团“理论家”的一个领导干部，在总前委会上说什么：“三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会合了，还怕什么？!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我们三军团单独打。”“你们既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还执行不执行中央命令？”
其实，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虽然侥幸攻进，但敌人一集中兵力反攻，就把我军包围在长沙城内。后虽突围出来，据当时参加第一次打长沙的同志回忆：被他们带去的地方武装约一万多人(没有准确的统计)，都来不及撤退，有一批被围在城内，惨遭杀害。敌人挨家挨户搜查，致使长沙城内以至城郊我地下党也同时遭到破坏，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英勇牺牲了。
为了团结三军团，毛泽东同志以最大的忍耐进行说服和等待，先决定方面军“向长沙前进”(红一方面军司令部1930年8月24日于永和市发出的命令)，应于8月28日进到长沙东南郊距城约20里左右的枫树河、新桥、落霞坪、茭中铺、龙头一带。29日到达上述地点，先头部队一部分展开成战斗队形，并分别派出少数兵力向长沙进行威力侦察。后来有人借口第二次打长沙时成立了总前委，毛泽东同志是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就说第二次打长沙的错误，是他执行了立三路线；也有人说第二次打长沙是毛泽东同志统一领导的，因而是正确的。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事实，都是错误的。
在围长沙的过程中，我们于9月1日截到一个敌军的传令兵，缴到一件作战命令。从这份命令中清楚地知道敌军拟集结10个团的兵力从长沙南铁路线上的猴子石出击。当夜我们调整部署，以三军团监视正面之敌，一军团3个军布置在敌出击线侧面，准备迎击。
第二天等了一天，敌人没有出来。
当晚，又开会(几乎每晚都开会，都争论)。少数领导干部又提出来，说敌人遗失作战命令，一定会改变行动，我军不能再等，吵着要去打长沙。争论的结果，采取妥协的办法，决定留下红三军作为方面军的总预备队(这种作战部署是总司令部有权决定，在总前委会上也无法反对的)，仍控制在猴子石侧面，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四军、十二军展开向长沙进攻。
第三天下午3时许，敌陶广师之1、2旅及补充第6团、特务营、工兵营等沿猴子石出击了。至5时许，敌人出来约2个多团，后续部队尚未出城。我红三军因时近黄昏不便再等，即大举出击。红四军，红十二军各有一部参加战斗一直压歼敌军于湘江边上，敌军官兵被击落水死者约七、八百人，俘虏千余人，出击的敌军基本上全部被歼。这一仗给长沙守敌以重创，我军部队得到补充和锻炼。战后查明，敌军虽遗失了作战文件却并未发现，只是因为腐败透顶的反动军队传达命令迟缓，才推迟了一天，如果我们在战役指导上不受干扰，继续将主力部署在猴子石一侧，还会给敌人更大的打击。
消灭猴子石出击的敌人之后，有人又吵着要打长沙。我军发起两次强攻，想了许多办法，但仍无法冲破敌人电网。结果一个突破口也没有打开。
怎么引导围攻长沙的部队撤下来呢？毛泽东同志因势利导，先提出攻城部队暂时撤离攻击位置，向长沙东南近郊“散开”，诱敌出击，以便在运动战中歼灭之。这是第一步。这一建议，并没有放弃打长沙，所以要求打长沙的干部接受了。红一方面军从8月29日推进到长沙近郊新桥地区后，不断移动小打，同长沙的敌军周旋达半个月之久。当时从长江局传来张桂军已进到湘潭的消息。文章好做了，毛泽东同志当即提出先消灭张桂军和何键出击部队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而要消灭张桂军和何键出击部队，就得将红一方面军部队调到机动位置，以便在敌军分路来犯时各个歼灭之。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下令红一方面军“占领萍(乡)、攸(县)、醴(陵)、株(州)等处待机”(见红一方面军总部9月12日命令)。这是第二步。分散到萍、醴、攸后，毛泽东又以一、三军团给养业已告罄，当时每月需款40万元，必须在三县(均是白色区域)大力筹款20万(仅半个月军费)，同时要在三县帮助地方发动群众，建立党团组织，建立政权，建立赤卫队，对于夺取湖南政权，打通湘赣联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为理由，提出部队就地开展群众工作，并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两个军团从9月14日起，以12天时间在三县筹款。12天后，一军团沿株萍路进攻吉安，三军团由袁州进攻樟树。这是第三步。9月13日，方面军总部在株洲发出命令，命令前面说：“……夺取南昌、南浔路以至湖口”，后面说：“……决定了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以第一军团攻取吉安，三军攻取峡江、新赣”，这样，经过一系列会议，一次又一次争论，终于把整个方面军从长沙周围撤出，并从湖南带到了江西。而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在打文家市时就想好了战略计划腹案的实现。这一战略计划是到湖南去，配合三军团狠打何键部队，然后引导三军团沿株萍路回师攻吉，准备在赣南闽西红色根据地内进行反“围剿”作战。
事情总是复杂曲折的。总部9月29日下午在宜春发出30日向吉安前进的命令后，当晚得到了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粟同志的来信，大意说，长江局查明张桂军并未来到湘潭，一方面军仍应回打长沙。本来总部在发出向吉安前进的命令中就指定红三军派部队去迎接并护送周以粟到总部来。当晚周以粟就带着长江局的命令来了，准备说服毛泽东把部队开回去打长沙。周以粟一到宜春，毛泽东同志就热烈地欢迎他，并同他通宵交谈，把他说服了。这位长江局代表竟放弃了原来的意见，眉开眼笑地完全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并成为一个积极的拥护者，心悦诚服地称赞毛泽东同志马列主义的领导，后来就是他在青塘会议上说：“山沟里有马列主义!”
在宜春开了一个会，就是有名的袁州会议。这次会议是毛泽东同志说服周以粟，并在周以粟的支持下召开的，主要是决定不回长沙，也不马上去打南昌，而先去打孤立无援被我长期围困的吉安。这是在战略转变中，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把热衷于攻打长沙的红三军团“循循善诱”地引导开到江西来，这对尔后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具有战略远见的决策。
天才的军事指挥艺术
毛泽东同志是世界罕见的伟大统帅，具有用兵如神的指挥艺术，他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指挥红军以少胜多，粉碎敌人“围剿”的战例，在世界战争史上堪称奇迹。
毛泽东同志善于把握战争全局，科学地确定战略方针，从而赢得战争的主动权。1930年10月，蒋介石兴兵10万向中央苏区进犯，声称3至6个月消灭红军。当时红军只有4万多人，武器装备极差，怎么打法，真正能够拿出主意来的是毛泽东。但是当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方针时，大多数人又不能理解。10月25 日总前委和江西行动委员会在新余罗坊开了个联席会议，讨论如何迎击敌军前来“围剿”的战略问题。毛泽东费了许多唇舌说明面对敌人首次“围剿”，必须实行战略退却，“撒开双手诱敌深入”，充分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实行人民战争歼灭敌人的道理。他认为“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不要怕丧失土地，一时的丧失换取消灭敌人，然后再收回失去的土地，只有先退一步才能取得战略上的主动，他要求干部不要忘记井冈山的经验，要造成“敌疲我打”的形势，必须实行战略退却。10月30日，总前委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总结经验时谈到“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根据这一作战方针，红军在11月5日全部渡过赣江，抓紧时间打土豪筹款，使进剿的敌人第一次扑空。11月中旬红军第二次大踏步后退，进入苏区中部待机，使尾追敌人第二次扑空。12月1日，红军再向苏区底部收缩，使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的敌人第三次扑空。12月底进攻的敌人已疲惫不堪，红军则进行战略反攻，一举歼灭了敌人主力十八师，活捉了敌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接着乘胜追歼，5天打两仗，俘敌万余。依靠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思想指导，胜利结束了第一次反“围剿”作战。
毛泽东同志还善于在打第一仗之先，就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的打法，谋划一个连续作战的战役设计。1931年2月，蒋介石派何应钦组织南昌行营，随后，兴兵20万，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红军虽然有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但是这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贯彻到了苏区，带来了干扰。他们开头提出逃跑，后来又在打强敌和弱敌上展开争论。毛泽东同志坚决地进行了斗争，在敌人多路进攻情况下，提出先打数量虽多，但来自北方、表现恐惧的王金钰第五路军，然后向东发展，扩大战果，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的方案，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毛泽东指挥红军隐蔽集结，迫敌而居，待公秉藩、王金钰两师移动时，进行伏击，包围歼灭，接着横扫而东，15天打了5个大胜仗，敌20万兵土崩瓦解，蒋介石气急败坏了跑到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大骂部属无能，毛泽东却写词《渔家傲》讽刺“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毛泽东用兵还常“避实就虚，出奇制胜”。1931年6月，蒋介石亲任“剿匪”总司令，调动3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方针，分7路向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限令“3个月内消灭共军”。面对10倍于我的敌人，毛泽东镇定自若指挥红军先向苏区后部收集，然后从敌人缝隙中穿插过去，绕至敌后，向敌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而置于无用之地，打其薄弱处，初战将敌挺进第三纵队大部歼灭。然后及敌回头向北，狼奔豕突，已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实施战略反攻，敌军7路有4路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刻苦读书
毛泽东同志知识渊博，处事精明，领导、指挥艺术高超，我认为和他刻苦读书是分不开的。
洛川会议前夕，毛主席住在延安城内一座石窑洞内。一天我去看他，他正在研读联共党史。见我去了，热情地招呼我坐下，犀利的目光打量我一番，便说：“化若同志，你瘦多了。怎么搞的？”我说不知什么原因，老一个劲地往下掉肉。主席说：“累的，累的，你们的工作很辛苦。”我见主席办公桌上摆满了马列主义的书籍，拿起一本《辩证唯物论教程》翻了翻，见开头和其它空白处都有毛主席的墨笔小字旁批，内容多是谈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或教训。这些旁批后来逐步发展成为毛主席的光辉哲学著作。毛主席工作那么忙，在读书上这样下功夫，我不由得赞叹起来。主席说：“不读书不行呀，人家不是说我狭隘经验论吗？再说抗日战争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没有理论武器不行。”我说来延安迟了，没赶上听他在抗大讲哲学课，主席说：“别提讲课了，最近我在陕北公学讲了一次，折本了。”我不大理解，主席解释说：“你看，我花3天4夜时间，准备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半天就讲完了，这不折本了吗？”说完两个人都笑了。我临走时，主席说：“你要好好养病，把身体养好，如果学习哲学有什么体会，也来给我谈谈。”
洛川会议后，全国抗日救国运动迅猛发展，继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斗争后，经国共两党谈判，湘、赣、闽、浙、鄂、豫、皖等省边界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为了运筹中国的抗日事业，毛泽东同志工作非常繁忙。每天一早机要科给他送来许多电报文件，主席通看一下摘要，对急需答复的，立即拟写批复，如果要答复的文件多，就一直工作下去，连早饭也不吃。那时从全国各地来延安访问的名流学者天天都有，毛主席都一一接待，亲切恳谈，时间多安排在夜间，一谈就是到深夜，有时通霄，客人舍不得告别，毛主席也畅谈不倦。然而毛主席就是在这样忙得顾不上吃饭、睡觉的情况下，仍坚持挤时间读书。初冬的一天早上，我爬山回来，太阳刚照到主席窑洞前，见他坐在太阳下看书，我走过去说：“主席，您起得真早。”
“我还没睡哩。”主席说。
听了主席回答，我半晌说不上话来，他读书真正是废寝忘食了。
“主席，给你搞个钟来好吗？”我问。
“不，不要钟好!”他非常干脆地回答，“有了钟就不自由了，没有钟，自由，什么时候工作做完，就什么时候睡觉。”
“如果有人约你谈话呢？”
“我叫秘书到时间喊我。”
有一天傍晚，我随同三四个老同志来看主席，正好主席工作告一段落站起来休息，便和大家闲谈。天黑了，主席叫搞饭吃，大家也没有推辞。延安当时的生活十分艰苦，主席也和大家一样，就是吃几两肉也有严格限制，不许多买，更不许给他炖鸡吃。因此有客人来，只好多炒两个鸡蛋，再加一点延安所仅有的红萝卜之类的蔬菜。大家在等着开饭，主席有趣地问：“人为什么每天吃三顿饭？吃一顿饭不行吗？我就常常一天只吃一餐。”我们大家不知如何回答好。一会儿，饭开出来了，四个菜，一个汤，一大锅米饭，我们几个人自然而然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都不大言语地吃着饭，有的吃两碗，有的吃一碗半。大家看看菜，都不好意思下筷。主席则侃侃而谈，古今中外，无所不至。当前情况和将来工作也都谈到。主席看看大家都吃完饭放下筷子，便问：“都吃饱了吗”？大家不约而同地回答：“吃饱了。”主席说：“还有许多菜哩!菜里有营养。”他这才大口地吃起饭来，把盘里很少的剩菜吃光。其实他每餐规定的菜，已被我们吃去了一半还多。主席和战士同甘苦，共患难，从井冈山时期同吃红米南瓜起，就一直是这样的。但主席工作学习耗费的精力比一般战士不知要大多少倍。
毛主席从青少年时期起就酷爱读书。他曾给我讲过，学生时期喜欢读介绍历代改朝换代的战争和著名战役的书，读研究农民战争的胜败得失的书，他还读过记载历代战争中争夺战略要地的《读史方舆记要》，诸子百家中各种政治、哲学著作。十月革命以后，他开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并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进行思考。他的领悟力、记忆力和批判吸收能力，都比一般人强。在建党初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的马列主义水平，他的政治活动能力，在党内是很杰出的。陈毅同志在“七大”前，同毛主席交谈过井冈山斗争问题。谈后找到我，告诉了谈话的大略内容。他说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体系，好比砌房子，已经有了栋梁、墙壁、屋顶、楼板、楼梯、门窗等等，而后来则是粉刷、油漆、装饰、布置家具、室内摆设，使之更加完美。历史的实际正象陈毅同志所说的那样，当时毛主席已牢牢掌握马列主义哲学最根本的原则，如强调阶级分析，社会调查；重视贫雇农在革命中的作用；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明确指出红军战争时期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特点等。他和朱德同志都一再强调，我们只有这一点点本钱，不能丝毫大意，不能打就走。毛主席又善于具体分析具体的矛盾，多谋善断，善于在客观条件许可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敢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上井冈山时，毛主席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只不过千人。毛、朱会师树起红四军大旗时，合起来不过3千余人。转入运动战初期，红军主力也不过3万余人。面对数十倍于我的敌人，经过艰难惊险，几经曲折的奋战，终于取得长征的胜利。毛主席对战争的领导，对战役的设计和组织，总是出敌意外，真可谓妙计神兵。
尽管如此，但毛主席并不自满，到了延安，更加刻苦钻研马、恩、列、斯著作。他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对我们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遍，我写信请他再寄十本来，让你们也可以看看。”接着他又说：“李达还寄一本《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后来延安译成中文的马列主义的书逐渐多了起来，毛主席在百忙中以刻苦钻研的精神，对革命负责的态度，联系革命实际，认真地研究阅读。他自己说较多地读列宁的著作，这大概是要在列宁著作中，找到关于帝国主义的时代无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对民主革命和由此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基本指导思想，以便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他对斯大林的著作也很尊重。他在一次干部会上讲过：“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
毛主席理论上多方面发展马列主义的成就，是和他学习中联系实际、刻苦钻研、深入研究分不开的。人们多说中国革命经过长期的艰苦曲折的过程，依我看同全世界各国革命的历程比较，中国革命还算是顺利的。当然这种“顺利”，与毛泽东同志精通马列主义、运用马列主义于革命实践是不无联系的。
尊重人民
1938年7月12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党中央组织部决定恢复我的党籍。这是陈云写信告诉我的： 化若同志：
我代表中央组织部正式通知你，中央组织部于7月12日正式通过恢复你的党籍，认为1932年在江西红校时，托派分子供你为托派是没有根据的。供词(是)不可靠的。
此致 敬礼!
陈云
7月17日
7月23日军委总政治部又给我来信： 郭化若同志：
关于你请求恢复党籍的问题，经过中央组织部决定1938年7月12日恢复你的党籍，就是过去被开除时的那一段仍给你党籍。党认为你7年来是坚持了为党的路线奋斗，并且证明当时有人供你为托派中委的供词是不可靠的。请将这一恢复你党籍之决定转告总支委及本支部，并写入党员登记表上，以作根据。为盼。
此致 敬礼!
总政治部组织部
7月23日
之后，陈云同志在抗大干部会上两次宣布恢复我的党籍问题。至此我背了7年的沉重的历史包袱卸下来了。许多熟人都向我祝贺，我自己也兴奋得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
做为一个党员，参加党的生活，交纳党费，总觉得是很平常的事，可是一旦被无辜开除党籍，不能参加了这种活动，才会觉得这些活动很珍贵，很神圣。我被关在党外7年，每当看到别的同志参加党的会议，交纳党费时，心里别提有多难受，就象一个没爹的孩子，无依无靠孤苦伶丁。党的教育，党的监督，党组织中的温暖，是那样诱惑人，令人陶醉，令人神往。回到了党的组织内，真象从零下几十度的严冬突然进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
7年来，遭旁人的白眼倒也算不了什么，只是有许多问题找不出答案，常常为此彻夜难眠。由于我出身很穷，当我了解共产党是领导穷人闹翻身的政党，我就决心跟党闹一辈子革命。在党的教育下，我由朴素的阶级感情，渐渐懂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逐步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生观。在黄埔军校时，曾因成绩优异，蒋介石两次手令要我当秘书，都拒绝了，我只愿听从党的指挥。北伐战争失败后，我向组织要求参加南昌起义，当途中受阻未赶上起义时，我又从上海搭船往汕头追赶起义队伍。南昌起义失败后，组织上安排我去莫斯科学习，那里环境比国内安全舒适，但我认为中国革命一定会成功的，坚决要求回国参加战斗。我到中央根据地后，恭恭敬敬按照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指示办事，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好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工作。在进行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各方面也有了些进步升任为一方面军代参谋长，谁知突然一落千丈，竟被开除了党籍。我究竟违犯了党的那条党规党法呢？没人给我说得清，我自己也想不通。一年年，一月月，这些问题都缠绕着我，压抑着我，甚至使我常常从恶梦中醒来，大汗淋漓。
遵义会议后的长征路上。我走到一个三岔路口，在一个长亭上停下脚步。由于队伍行进中在这里交叉，人很拥挤。我站了一会，突然听到后面有人用低沉的声音喊了一声“毛主席”!回头一看，原来毛主席来到了。喊声发自一个被绑的红军干部。我认出他是不久前才被委任为第八军团军团长周昆。
“你是周昆!怎么搞的？”毛主席问。
“因为队伍垮了，受到审查。”
“解开!解开!”毛主席又说。保卫队员马上松了绑。我心里非常感动和高兴。
周昆说：“猛烈地扩大红军，成立了新的军团。军团部机关和各级指挥机构都缺干部，不照过去锻炼、逐步升级的方式扩大红军，军队没有骨干。我坚辞不当军团长，不准，只好服从命令。部队一出发就担任侧卫，每天跑上百余里，不断遭受敌人侧击。新兵不习惯艰苦，很多人掉队、跑散，还没有过四道封锁线，全军团剩下的人就很少了，我也就被捕受审了。幸好还能见到主席。”这种自述，正是王明“左”倾的冒险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典型事例之一。
毛主席稍微皱皱眉头，似乎不是不满这位被绑的人，而是不满这种被绑人的被绑。
“跟我们走!适当时候给你分配工作。”亲切有力的声音震荡在碧空中。这难得碰到的感动人心的画面，一直牢印在我的脑海里。
周昆身上有形的绳子松开了，而我呢则还被无形的绳子捆绑着。使我可以安慰的是毛主席有了指挥权，王明的“左”倾路线被抵制了，我想问题总有大白的一天。
洛川会议之后，我去看望主席。主席先给我看了一叠准备发出的电报稿，是关于八路军在五台山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问题，这是绝密，主席给我看，证明是信任我的。然后主席关切地说：“化若同志，人家说你骄傲，你自己看法如何？”
听了主席的问话，一阵委屈涌上心头，直觉得鼻子发酸，差点掉下眼泪来。我说，主席，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有什么资本骄傲呢？我30岁了，找对象，人家一听我不是党员，就不谈了。
毛主席望着窑洞外沉思良久才说：“你受了很多委屈了。”
不久，有人传话说，主席亲自过问我的历史问题，中央组织部着手调查。从国内查到了国外。1938年5月3日主席给我写信说“你的问题我同陈云同志说过，他也赞成有一个明确的解决。”当我接到陈云来信正式通知给我“松绑”时，我不禁想起毛主席给周昆松绑的情景，我身上捆绑的无形的绳子不也是毛主席给我解开的吗？
毛主席日理万机，事情那么多，还亲自为我的党籍说话，这是不能用我在他身边工作过，对我比较了解来解释的，这反映的是革命领袖与人民心连心啊!
我到延安后深有体会，主席非常联系群众，当时延安城破旧不堪，不但没有什么高楼大厦，连一座整洁的好房屋也难得。然而从全国四方八面不远千里而来访问毛主席的名流学者却络绎不绝。被接见的各方面人士政治观点虽不尽相同，然而和毛主席的谈话后，却异口同声地称赞不已，一致钦佩。有一次，有一位老教授会见主席后非常感动地对我说：“我去见主席，主席拿出纸烟来招待，可是不巧烟吸完了，只剩下一支，你想主席怎么办？他自己吸不请客当然不好，用来请客，自己不吸也不好，于是毛主席将这支纸烟分成两半，给我半支，他自己吸半支，这件小事可以看出毛主席待人热情、诚恳而又亲切。”他最后说：“这使我很受感动。”
我和秘书处的同志常常议论一个问题，我们全军对毛主席的信赖和佩服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红军的发展过程中就确定了的，并早已深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定能战胜国内外敌人。但红军毕竟弱小，共产党的影响也未普及全国，为什么全国众多名流学者对毛主席也如此佩服呢？有一天夜晚，我去看望主席，汇报了最近来访者的反映之后，冒昧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毛主席回答说：“尊重别人。”他着重讲“尊重”两字，并解释了尊重别人是个原则问题，只有尊重别人才能团结多数。这里的“尊重别人”就是领袖尊重人民。毛主席过问我的党籍问题，不正是领袖尊重人民，关心人民疾苦的表现么。领袖尊重人民，人民自然更加热爱领袖。
（作者：郭化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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