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超越冷战史——美国冷战宣传研究的新趋势
编者按：美国冷战宣传史研究的起始阶段基本把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宣传看作冷战的产物,即发源于冷战,服务于冷战。21世纪以来,美国冷战宣传史研究出现“超越冷战史”的趋势,学者们试图探究冷战宣传在前冷战时代的起源以及不属于冷战政治的逻辑和历史机理,认为无论是美国冷战宣传的理念、措施、媒介,还是其机构建制和工作伦理,乃至冷战宣传的历史作用,都有着非常多的前冷战时代的成分和不同于冷战政治的逻辑,因此应该从20世纪整体视野出发予以研究。“超越冷战史”的学术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研究中“长时段”的回归和对外宣传史研究视角的更新。
美国冷战宣传史研究发端于冷战终结后,20余年来发展迅速,已经成为近年来美国外交史和冷战史研究最强劲的领域之一。该领域最初是作为冷战外交史的分支发展起来的,近年来出现三个新趋势。一是文化转向,宣传活动不仅被视为对外关系行为,还是一种文化表达,即把对外宣传作为文化现象加以研究,解读其发生的文化情境和文化意义。二是空间范围的扩展,该领域最初局限于研究美国对苏联东欧的心理战,现在已经扩展到研究美国对第三世界、盟国的宣传以及心理战,同时关注美国与宣传对象国之间的互动以及对象国的反宣传。三是时间范围的延伸,即把冷战宣传置于更长的历史时期考察,在冷战之前和冷战之外的历史中寻找冷战宣传的根源,而不是把冷战宣传仅仅视为冷战政治和东西方对抗的产物,这个趋势可以被称为“超越冷战史”。目前已经有学者对美国冷战宣传史研究的起源与发展进行了回顾,但缺乏对最新趋势的系统梳理和深入解读。因此,本文聚焦于“超越冷战史”的学术趋势,探讨冷战宣传史研究如何超越冷战史的学术视野。
一、作为冷战史分支的美国冷战宣传研究
对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宣传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纯粹的冷战史研究分支。冷战宣传研究兴起的原因和问题意识是:冷战为什么以苏联改革失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方式终结？这种问题意识催生了美国对苏联东欧心理战研究,其核心议题是,在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1945—1961),美国如何对苏联和东欧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以至埋下此后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混乱的种子。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国际学术界对冷战宣传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对外宣传理念和措施及其演变。学者们指出,冷战初期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对外整体宣传理念的变化是:从通过发动心理战挑动民众“起义”,转变为以文化渗透为手段实现“和平演变”;具体措施和宣传主题则是,从疯狂攻击苏东国家社会制度(所谓“解放战略”和“真相运动”),转变为正面宣传美国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人民资本主义”)。1952年之后,美国在隐秘战线实施所谓“解放战略”,即引导苏东人民“起义”,推翻共产党政权,赢得“解放”;在公开战线的宣传攻势则是所谓“真相运动”(Campaign of Truth),疯狂攻击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种种政治与社会问题。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面对东欧民众“起义”,美国政府没有付诸实际援助,标志着“解放战略”的破产。后来,随着冷战局势的缓和,美国开始以“人民资本主义”为口号,积极传播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这集中体现在1959年美国在莫斯科博览会上的宣传活动,传播美国大众文化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外宣传的核心主题。历史学家希克松认为,正是这种和平演变战略,导致后来社会主义阵营的混乱。据他考察,在1989—1991年的苏东剧变过程中,苏联和东欧民众更感兴趣、真正渴望的是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极力推销的消费主义和所谓“美国梦”，而非西方政治体制。
第二是对外宣传媒介和形式。在学者们看来,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宣传包括三种类型:一是狭义的宣传,多采取诸如广播、新闻发布、报纸刊物、电影等“快媒介”,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主要针对大众;侧重于单向灌输意识形态;目的在于塑造对美国自身有利的国外舆论和心理状态。这类宣传(propaganda)又被称为“信息外交” (information diplomacy),在冷战语境下经常与“心理战” 互换。二是广义的宣传,除了上述活动之外,还包括“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多采取诸如教育交流、文化艺术交流和海外图书馆项目等“慢媒介”方式,传播效果一般较慢,主要针对精英人物。有学者认为,上述两种类型的宣传都服务于美国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因而可以统称为“公共外交”。三是通过外交行动和对外宣示进行的宣传,学者奥斯古德提出一个颇具新意的观点:一些重大的政策倡议和外交行动本身不是宣传,但会产生宣传效果,影响到相关国家民众和精英的心理。
第三是对外宣传机构和制度。国际学术界主要关注两大对外宣传机构:一是从外交部门“独立”出来的专门的宣传部门———美国新闻署;二是设立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的心理战和对外宣传协调机构,包括杜鲁门政府的心理战略委员会和艾森豪威尔时期的行动协调委员会。这两大机构反映了美国对外宣传从临时设置走向制度化和常设化,从隶属于外交部门(国务院)走向专业化,从多个部门各自为政到重视“顶层设计”这三个趋势。 有学者指出,美国冷战初期是以塑造和影响苏联人的观念和心理为核心目标来组织国家对外政策的,因此宣传和心理战成为艾森豪威尔时期国家安全体制的一大“组织性概念”(organizing concept)。因此,当时学界普遍认为,尽管早在威尔逊和罗斯福总统时期就成立了战争宣传机构,但是,直到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和平时期对外宣传的基本制度和机构框架才基本奠定,特别是艾森豪威尔时期具有决定性作用。
第四是对外宣传在美国冷战战略中的地位。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对外宣传是冷战初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不仅是最为重要的冷战手段之一,甚至是冷战的代名词。奥斯古德认为,作为总体战,冷战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宣传四个维度,是全方位、总体性竞争,而文化宣传是最能体现冷战“总体战”性质的维度。所谓“总体冷战” (Total Cold War)的说法,实际上赋予了文化和宣传活动以极高的地位。希克松也指出,冷战的实质是其“冷”的方面,即在没有硝烟的文化舆论战场上的争夺,冷战中的意识形态斗争比军事对抗更加决定性地影响了冷战的进程和结果。奥斯古德更是指出, “心理战本质上成了‘冷战’的同义词”。
总之,传统美国冷战宣传研究是一个典型的冷战史分支领域。外交史家吉诺-赫克特评论道,该研究领域集中在1945年之后,大家似乎都同意在成立一个正式机构(如美国新闻署)负责向海外传播美国文化之前,美国对外文化传播和宣传就没有历史可言。
二、美国冷战宣传研究的转变
美国冷战宣传研究在取得众多成就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在研究对象上,主要集中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很少涉猎其他国家。在研究方法上,相关成果主要把冷战宣传作为冷战政治史和外交史的延伸,着力论证宣传与冷战战略的关系,阐发与结论单一,观点和视角经过多年重复阐发已经了无新意。在研究视野上,相关研究基本集中在冷战初期,缺乏长时段眼光,未能向前和向后延伸。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美国冷战宣传研究过于执着地把对外宣传史与传统冷战史捆绑在一起。这种缺陷,突出反映在该领域代表作《总体冷战》一书的立意上,作者代表的是一种共识:从宣传对于国家安全和冷战战略的重要性这一角度界定宣传的历史作用。有学者总结到,美国冷战宣传研究从一开始就竭力论证其与美国外交决策的关系,以体现自身研究的重要性和正当性,这样就使得该领域带有明显的传统政治史烙印。过分注重对外宣传与冷战战略的关系,导致相关研究局限在总体战视野下,把对外宣传单纯解读为一种服务于冷战的战略手段,从而忽视了宣传问题更为久远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内涵,束缚了冷战宣传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鉴于上述问题,美国冷战宣传史研究界在多个方面进行了反思,并尝试作出突破,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趋势是所谓“超越冷战史”,即不再把冷战时期的宣传活动只看作服务于冷战的宣传战,而是追溯冷战宣传在冷战前的历史根源,探究冷战宣传的理念和措施有别于东西方对抗的逻辑和机理,跳出冷战框架来看待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宣传活动。“超越冷战史”成为新的研究趋势,是由三大史学潮流共同推动的结果。
第一是冷战史学界对冷战史研究观点单一、视野狭隘的不满。以冷战史研究为主力的美国外交史学界在进行自我批判时就有学者指出,主流冷战史研究“缺乏长期历史眼光和对长期历史趋势的把握”。2010年出版的《剑桥冷战史》是迄今为止反映最新研究进展的冷战史代表性著作。在前言和导言中,主编之一文安立写道:“我们需要把冷战置于更长时段和更大地理范围的背景中,置于未演进完毕的诸多历史趋势组成的网络中。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冷战置于20世纪更广阔的历史中和全球视角中。我们需要把冷战斗争与长时期的政治军事进展联系起来……同时更需要研究冷战斗争是如何与更广阔的社会经济和知识史趋势联系起来的。”书中若干章节明显体现了“超越冷战史”的趋势,如第1卷第2章“意识形态与冷战的起源,1917—1962”;第1卷第22章“非殖民化、全球欠发达世界与冷战,1919—1962”;第2卷第24章“冷战与20世纪的社会经济史”;等等。
第二是美国国内史与外交史研究的融合趋势。目前学界的共识是,国家是广义文化建构的产物,国际关系也是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因此,外交史研究必须重视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而不能仅仅把外交政策视为对外部因素的反应。 美国外交史专家麦克马洪呼吁国内史与外交史的结合,主张将美国对外关系史视为美国国家历史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国际(关系)史的一部分。宁科维奇也总结到,世纪之交外交史研究的一个新进展就是一些著作开始关注对外关系中的国内文化问题。以上趋势自然影响到冷战宣传史研究,如有学者以形象宣传为切入点,研究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与冷战之间的关系。由于美国国内史分期与外交史分期并不完全重合,一些历史事态在战前并未演进完毕,而且战前有很多国内因素持续影响到战后,所以自然不能以二战结束或冷战开始割断战前与战后的联系。况且,国内因素本身就有别于冷战格局的两极对抗逻辑。这些都蕴含了“超越冷战史”的学术动力。
第三是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转向”。由于“文化转向”的主旨是“更认真地对待观念的作用,更认真地对待人们借以对外部世界做出理解和行动的观念框架”,因此,“文化转向”天然地包含了摆脱传统政治史范式的意味,从而促使冷战宣传研究向外延伸至“多个面向、多个层次”,跳出冷战政治斗争和两极对抗的逻辑。更为关键的是,重视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深广贯通的学术视野。从韩德最早提出的国家伟大思想、种族等级观念和反对激进革命等三大意识形态,到文安立对于冷战史中意识形态范式的呼吁和展望,再到文安立在《全球冷战》中对“自由帝国”的研究,都反映出学者们对冷战长期历史根源的重视。由于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是历史上长期积淀形成的,并非冷战时期突然出现的,因此一旦从意识形态角度审视宣传问题,就有可能超越传统冷战史的狭隘视野,从更长的历史视角探究宣传的起源、功能和性质。
三、“超越冷战史”的新趋势
如上所述,许多冷战史研究者不再把冷战时期发生的历史现象完全看作是为了遏制苏联而发生的“冷战史”,而是试图在冷战之前的历史中以及东西方对抗的逻辑之外寻找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宣传的根源,从长时段探究美国对外宣传更为深远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一潮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冷战宣传政策的新解读
学界的新近研究表明,美国对苏联东欧的所谓“解放战略”以及正面宣传美国形象的“人民资本主义”宣传运动,其实并不完全是对冷战的反应,而是有着冷战之前、甚至19世纪的文化历史根源。
首先,“解放战略”的渊源之一是历史上美国人对俄国的认识和观念。威尔逊总统对于沙俄和苏俄秉持同一观念:应区分俄国人民和统治者,俄国政权并不代表俄国人民,美国应该与俄国人民结盟,共同对抗沙皇和布尔什维克。这正是鼓动人民推翻政府的“解放战略”的思想基础。
其次,“解放战略”也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俄传教士宗教和种族观念的影响。传教士一直梦想着把东正教俄国改造为新教国家,即便十月革命之后,仍然幻想把无神论的苏联改造为宗教国家。这种传教士的热情被冷战初期的中央情报局高官、美国驻苏联大使、心理战略委员会主席、美国在欧洲的隐蔽组织领袖乃至凯南等人所继承。此外,传教士的种族观念对“解放”政策的制定者也有影响,历史上美国传教士把俄国人视作白人,这使得他们热衷于帮助“白人兄弟”。这种观念体现在“解放战略”中,就是希望通过舆论宣传和心理影响,把苏联和东欧民众从东方(黄种人)“专制”模式中拯救出来。“解放”和“真相”宣传运动有着布道般的狂热性,并得到美国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这绝不是冷战所能解释的。
最后,“人民资本主义”也不仅仅是因应20世纪50年代冷战局势变化而进行的策略调整,其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期美国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大体说来,以下国内因素与冷战背景共同塑造了“人民资本主义”这个“新的美国景象”。宣传中强调“人民”,是回应美国民众对19世纪下半叶国家工业化以来出现并一直存在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底层人民的贫困问题的关切,宣传战后“丰裕社会”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回应。宣传中强调“资本主义”,也是在回应工商业界关心的问题:美国企业家由于大萧条而失去信誉和名声,又由于“新政”当中国家对企业的管制而失去某些经济利益,他们关心如何挽回损失。而宣传美国的“资本主义”特性———自由企业制度以及美国是一个以经济成就和消费主义为导向的国家,显然也是对企业界关心问题的有力回应。“人民资本主义”强调物质特性而非政治价值,也是因为战后初期种种社会思潮对于美国政治自由这一特质丧失的忧虑。由于麦卡锡主义践踏自由、少数族裔和妇女未能享受完全政治自由等原因,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已经不能完全代表美国特性,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美国经济特性,显然更合适。
(二)冷战宣传制度和机构研究的新进展
冷战框架下的研究通常认为,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奠定了美国和平时期对外宣传的基本制度和机构框架,而新的研究表明,美国冷战宣传制度的创立,很大程度上是19世纪末以来一直行进中的国家形态演进过程的自然延伸,冷战宣传机构制度及其工作伦理也部分来自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民间机构的理念和做法,以及当时的政治思潮和政治文化。
冷战宣传机构是1890年以来美国国家形态演进,特别是新政和二战时期出现的“规制型国家”(regulatory state)的直接产物。伴随着1890年到1945年美国从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上升到世界霸主,美国国家机器历经“促进型国家”、“合作型国家”和“规制型国家”三个阶段,呈现出越来越向民间领域扩张的态势。前两个阶段美国政府频繁采取的方式,是创造条件促进国家与私人部门合作进行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然而,面对复杂严峻的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因此,政府开始建立官方的经济和文化机构来履行依靠私人机构和民间社会无法完成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和战争信息署成立,成为国家力量主导的文化机构。1945年之后,表面上看,由于战争结束,文化宣传机构面临动力不足、奄奄一息的困境,是冷战使其获得再生动力;但实际上,战后民主党的执政者继续着规制型国家的逻辑和罗斯福的执政理念,对于民间社会和私人团体主导文化事务并无信心,一直试图在和平时期保护政府的文化宣传机构,这是战后美国文化宣传机构得以存续的主要历史动力,只不过正好赶上冷战的契机而得以全面复兴。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战争信息署和国务院文化关系司是冷战时期美国新闻署和国务院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机构的先驱,奠定了战后美国公共外交的基础,它们在指导原则、宣传策略和人员构成方面都有着连续性。也就是说,美国和平时期对外宣传机构制度的基础早在战前和二战中就已经奠定。
美国冷战宣传机构的工作伦理也与两次大战之间的政治思潮和民间机构的理念与实践密切相关。美国政治文化的一大原则就是对国家权力的高度不信任,认为文化和经济事务属于民间和社会范畴,政府应该少管甚至不管。一战后,社会舆论曾强烈批评一战期间美国联邦政府设立官方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Information，CPI),指责该委员会对外传播片面信息,对内操纵民意,违背了美国人一直信奉的政府不得从事文化宣传的自由主义传统。社会舆论还强烈批评政府控制媒体、干预文化和教育活动等会导致权力的过度扩张和腐败,认为繁荣的私人企业和强大的公民社会才是文化和教育繁荣的基础。
这种批判浪潮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当时的对外宣传工作。“美国之音”广播就是在这种氛围下于1942年创立的,因而其创立者不愿意把自己的工作说成是“宣传”,而是用传播所谓“真相”、新闻报道、公开信息这样的工作伦理来标榜自己。与此同时,两次大战之间以卡内基基金会为代表的民间机构则是在批评一战宣传的氛围中积极运作,声称传播文化不是为了操纵国外民意,而是传播民主和美国价值观,促进国家间的互相理解与世界和平,为世界带来现代性和秩序。卡内基基金会的这种工作伦理和其民间机构的身份深深影响了美国第一家正式的官办文化机构———1938年成立的国务院文化关系司的工作哲学和机构目标。文化关系司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促进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传播自由主义文化;而且它试图与国务院的政治和外交目标拉开距离,声称文化交流的“高尚”目的不能被政治目的所玷污,同时强调自身是联络美国政府与民间社会的一个环节,从而有意淡化自己的官方身份。
正是两次大战之间的这种社会思潮和政治文化决定性地塑造了文化和外交部门的工作伦理,而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战后。国务院文化外交机构一直认为自己负有文化交流的使命,这实际上与冷战意识形态斗争、两极对抗的政治目标有很大冲突。美国对外公共关系到底是宣传还是传播事实,文化外交到底是双向互惠交流还是单向输出美国文化,类似的争论一直伴随着对外宣传实践。1953年美国新闻署成立,对外宣传的工作目标基本上被冷战“驯服”,被定位在服务于冷战目的。但是,上述工作哲学和张力仍持续地体现在美国公共外交的话语和实践之中,前文所言所谓“真相”和“文化交流”的宣传口号即是明证,这正是对外宣传深受两次大战之间社会思潮和民间机构影响的结果。
(三)对对外宣传历史地位的新判断
新近研究认为,冷战时期的宣传不仅仅是冷战战略的核心要素和美苏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也是20世纪美国主流外交意识形态———自由国际主义的产物和表现。
美国对外宣传和公共外交的诞生被认为与整个20世纪美国崛起为世界霸权的过程密切相关,是伴随美国自身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而出现的解决外交问题的新方式。换言之,美国开展对外文化宣传活动,是为了应对20世纪前半期出现的新的外交挑战,其中包括:20世纪以来美国逐渐上升为全球霸权过程中愈来愈重要的国家形象问题;通讯革命造就的大众政治和信息社会给外交工作提出的新课题;非殖民化运动和第三世界的兴起所引发的美国所谓“管理”全球事务的难题;与德国和苏联进行的两场总体战。
早在二战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上述四重挑战,促使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运用非传统外交方式———形象塑造和理念传播,开展针对拉丁美洲和中国的文化宣传活动,这便是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建立的背景。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应对总体战,美国政府成立战争信息署。学界通常认为,二战结束时战争信息署被裁撤、其职能并入国务院,标志着对外宣传的衰落,后来冷战爆发才挽救了对外宣传机构,使其重生并急速扩大;但是有的学者认为,实际上这意味着对外宣传和文化关系被外交部门正式接受,成为对外决策部门中的一项正式职能,其标志就是美国国务院设置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职位。相关学者认为,二战之前美国政界很少有人认为对外文化宣传是外交事务,但是战争结束之后,外交部门反而接受了这些职能,将其纳入总体外交战略之中,并把其永久地固定在外交体制内(至今仍如此),这本身就标志着对外宣传和文化事务地位的巨大提升,基本奠定了对外宣传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
除了应对冷战局势之外,美国决策者也运用对外宣传和文化外交,来应对剧烈变化的第三世界和非殖民化浪潮。对非西方国家的重视,推动了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的建立和后来的宣传活动。有学者因此总结到,对外宣传并非仅仅具有两极对抗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功用,它还肩负着更大的历史使命和外交任务:以扩展文化影响的方式构建美国“非正式帝国”,即不占领领土而实现无形控制,公共外交实际上是一种帝国战略、一种“解毒”之后的殖民主义。这样,学界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视角———构建美利坚帝国———来看待对外文化宣传问题,超越了“美国对外宣传根源于总体战”的传统解释模式。
沿着上述思路,美国对外文化宣传活动与20世纪美国外交的“自由国际主义”理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由国际主义起源于威尔逊的对外理念和政策,后被罗斯福发展,也为大多数冷战时期的总统所信奉,对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也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自由国际主义”意即“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前者代表着美国改造世界的原型版本———自由主义,后者代表着美国卷入世界事务的程度和方式———国际主义。 美国处理20世纪对外关系的主流思潮和主要实践就是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开展的,这意味着大规模卷入国外事务,用美国的经验和模式系统改造外部世界,包括经济援助、民主改造、兴办文化事业等。自由国际主义主张用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国际规则、经济援助和文化传播来改造世界,与后世的“新保守主义”凭借单边主义武力推行民主的理念大相径庭;自由国际主义积极主张对外干预和运用美国的实力与文化,也区别于不寻求改造世界而只作为“世界榜样”的孤立主义传统。
有学者指出,旨在向海外传播信息与理念、以非传统方式实现美国对全球控制的对外宣传与文化外交活动,正是自由国际主义理念在对外政策领域的直接产物。 一方面,建立对外文宣机构是一项国际主义政策,是美国国家机器的延伸,也是美国国际角色的扩展。对此,资深共和党参议员、对国际主义持强烈批评立场的塔夫脱,把二战期间的宣传机构———战争信息署———看作美国快速扩展全球角色的标志予以强烈抨击。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对外宣传机构是自由国际主义理念的积极践行者。对外宣传机构所进行的活动,与战后成立的联合国这样的集体安全组织、世界银行等经济组织、国际开发署等对外援助机构的总体精神是一致的,都是美国卷入世界事务、寻求用自身经验和理念改造世界的举动,都是建设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努力。
事实上,美国对外文化宣传活动,的确起源于战前自由国际主义开始大行其道的时代,很多对外宣传的重要做法和理念均来自自由国际主义。哈特指出,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对拉美的“睦邻政策”和20世纪40年代初对华的“文化试验”开始,罗斯福就寻求对这两个地区进行自由国际主义式的文化传播和基于美国价值观的改造。宁科维奇也曾指出,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在战前建立的部分原因即是基于自由国际主义精神,而其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从半官方机构向正式官方机构自我定位的转变,并非服务于战争和冷战,最主要原因是它愿意参与自由国际主义指导下的战后世界秩序规划。也有学者指出,作为美国文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富布赖特教育交流项目产生的主要根源,也是来自战后自由国际主义的另类版本———民族全球主义。 即便在冷战时期美国针对苏联东欧的“解放战略”,实际上也是一种自由国际主义的产物。上述已提到,“解放战略”深受威尔逊主义(即自由国际主义的原始版本)对俄政策理念的影响,两者共同体现了长久以来美国按照自身形象重塑和改造世界的冲动。战后美国试图用宣传和文化外交与第三世界建立情感和文化纽带,以图改造第三世界,建立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也体现了一种较为典型的自由国际主义。因此,哈特指出,因为对外宣传是自由国际主义的产物,而非仅仅是总体战的产物,所以有没有二战和冷战的敌人,美国都会运用对外宣传和文化外交手段传播美国形象和价值观,扩展美国影响, 实现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结 语
综上所述,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宣传并非全部是由冷战逻辑规定的历史,相反,其对外宣传受到很多非冷战因素的影响和推动,无论这些因素是来自当时还是之前。美国对苏联心理战政策中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有历史、宗教和种族因素在起作用;“人民资本主义”既是服务于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宣传运动,也是美国社会对于自身身份和社会问题焦虑的表达;冷战宣传机构中的自由主义工作伦理来自于美国的政治文化,并在相当程度上与冷战逻辑不同;而冷战宣传从整体上起源于美帝国形成和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尤其是应对非殖民化进程和第三世界兴起等问题,远非冷战逻辑所能涵盖。在这里,文安立的话切中要害,
“冷战是一个历史时期,或者是一个国际体系,而非仅仅是一种双边的冲突或者一段外交史。”
“超越冷战史”的上述趋势体现了史学研究“长时段”的回归。外交史家宁科维奇指出:“冷战压倒一切的局面……使得美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成为显学……但是国际关系史的兴起是有一个代价的,因为18世纪、19世纪的外交史被忽视了,造成的结果是冷战史很快就变得好像是一个建立在游艇上的摩天大楼。它全力倾注于相对晚近的事件,影响和削弱了更具长期性的一些发展变化,而现在回顾起来这些发展变化的重要性毫不逊于冷战。”具体到美国对外宣传研究领域,奥斯古德和吉诺-赫克特也多次指出,冷战宣传研究过于集中在冷战时期,而忽略了冷战前的时代。吉诺-赫克特还指出,建立诸如美国新闻署等文化宣传机构是政治趋势的反映,而不是反过来,建立机构引领和造就了政治趋势。其言下之意是,战后文宣机构的建立并不是对外宣传历史的起点,历史的起点在于之前那些造就了宣传机构的政治趋势。美国冷战宣传研究“超越冷战史”的趋势恰恰能够克服这种弊端,它试图追溯冷战宣传的战前根源,将其放在整个20世纪的长时段进行考察,把这个相对狭小的领域嵌入美国外交主流思潮发展演变的长期过程,甚至放在19世纪末以来美国国内史的发展脉络中加以解读,揭示出美国对外宣传史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该领域的学术价值。
（作者：翟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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