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只有保护民族经济才是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正确选择
编者按：应对中美经济战只和美国打关税战无济于事，必须针对美元霸权和美国的投资保护主义采取对等反制措施。我国比美国更需要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保护价值链高端，保护国内市场！如果不是美国发起对我国的经济战，我国似乎没有理由采取对美针锋相对的措施，既然美国高举关税保护、禁止中国在美投资等保护主义大旗，那么，我国就可以完全有正当理由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禁止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成立新公司，禁止美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针对美国对中兴公司的制裁，对美国在华跨国公司采取对等制裁措施，特别是对占据我国高端价值链和垄断我国市场的美国企业礼送出国，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待时机成熟后，重走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保护主义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成功崛起之路！
附录：
保卫民族产业与内向型经济：中国崛起的唯一选择[②]
第一，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离不开保护主义。我们知道，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但许多人并不了解，高端产业和各产业的高端环节是科技进步的载体、是国际竞争力的基础。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其主要表现就在于这些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的落后，落后国家如果要自主创新，它就必须扶植和保护这些产业；而由于这些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它就只能在国内为其创造市场，否则，没有市场，这些产业将如何发展？而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外有境外高端产品的出口对本国市场的巨大冲击，内有本国政府大量引入的强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不公平竞争，如果高端产业和各产业高端环节的民族企业连自己本土的市场都无法保有，他们怎能还有技术进步的动力？因此，为了降低民族企业自主创新的系统性风险，为其创新收益提供可靠的预期，落后国家就必须对高端产业和各产业高端环节的民族企业和国内市场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在历史上，落后国家为了保护民族企业和国内市场，主要采取了关税保护和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措施。人们已经了解到关税保护的作用，但对英国和美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史实并不了解。实际上，英国的商业以前完全掌握在外国人尤其是汉撒商人的手中，甚至使用的货币也是汉撒同盟的，当时的英国人把汉撒商人称作“东方人”，英镑（“sterling”或“pond sterling”）就是从“东方人”（Easterling）这个字眼而来的，这种情况比当今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国内流通美元的情况还要严重，英国崛起是在清除掉外国商人和金融家对本国经济的这种支配后才开始的。美国的经济崛起也是在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实现的，正如利普西指出的，“美国在19世纪许多行业技术落后于欧洲国家，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行业中基本没有直接投资，而直接投资是开发优势技术的天然渠道”。[19]实际上，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如果容许发达国家的高端产业和各产业高端环节的企业在东道国没有限制的生产，这与这些企业通过出口产品到东道国打败东道国企业有何差别？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保护主义，英国和美国崛起了，而拉丁美洲在战后却半途而废的重要原因。
第二，保护主义是中国民族产业和工人阶级共同的利益之所在，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资本家资本积累的扩大、工人工资的提高和政府税收的提高能否同时发生？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鼻祖之一李嘉图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在他们看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一方的所得必然是另一方的所失。李嘉图认为，社会总产品是一个确定的量，由于工资和利润是按相反方向变化的：工资上涨，利润就下降，反之亦然。所以，如果在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进行分割，就必然表现为这两个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对立；而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人口密集的落后国家具有低工资的竞争力，如果落后国家提高工人工资，发达国家的贸易利得就会减少。因此，在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亨利·凯里看来，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是一个挑动阶级斗争和民族仇恨的经济学体系。
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李嘉图经济学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其理论是以报酬递减为基础的，他们的经济学体系根本就无法处理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报酬递增问题，也无法处理科技进步的收益在国家之间和社会各阶级之间公平分配的问题。在美国学派和演化经济学看来，正是由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高创新率和高水平进入壁垒所产生的高附加值创造了可以由资本家、劳工和政府共同分享的生产率增益，资本家资本积累的扩大、工人工资的提高和政府税收的提高才有可能同时发生，一方的增加没有必要导致另一方的减少。一国能否抓住这些高质量的生产活动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由于高端产业和各产业的高端环节是科技进步的载体，因此，如果一国把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及其创新收益拱手让渡给发达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就必然会在利润、工资和税收之间相互倾轧，这就是目前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正是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所谓低工资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才造成了今天社会不和谐的局面。因此，要建设和谐社会，中国就必须对高端产业和各产业的高端环节进行保护，只有把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的创新收益完全控制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国家才有基础通过调节利润、工资和税收的关系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因此，保护主义是中国民族产业和工人阶级共同的利益之所在。
第三，保护主义是城乡统筹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基础。在历史上，我们可以观察到，成功的农业仅存在于工业也取得成功的地区。工业由于技术创新的机会窗口大，其创新活动所产生的“不断涌来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农民通过收入分配的系统协同效应分享了工业技术创新的收益，这是为什么凡在工业发达的地方，农民也比工业不发达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的原因；同样，发达国家理发师的实际工资为什么5倍于生产率相同的发展中国家同行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发达国家工业创新的收益为其理发师的高收入提供了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产业分工的深化，产业创新的机会窗口都聚集在了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而低端环节基本上都成为“技术死胡同”，即使是信息高技术产业也不例外，正如富士康高科技血汗工厂在中国没有产生技术扩散所证明的。由于我国通过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导致我国工业完全被挤压到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虽然工业增长速度很高，但这是一种“无技术的工业化”。“无技术的工业化”使技术创新的成果几乎全部被发达国家所攫取，我国城市部门（工业和服务业）的收入提高和政府税收增加就成为无源之水。[20]如果城市部门收入停滞不前，对农产品（特别是对高附加值农产品）的需求就不会增加；如果政府无法通过税收的形式分享技术创新的收益，它就无法像目前的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对农业的大幅度补贴和提高农产品价格使农民分享工业技术创新的收益。由此可见，中国“三农”问题的根子在于中国“无技术的工业化”，在于自由贸易的全球化，我国只有通过保护主义，从根本上解决了“无技术的工业化”问题，城乡统筹和“三农”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第四，只有在保护主义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建设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是以消耗大量资源并造成环境污染为特征的，因此，我国通过利用所谓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引进外资加入到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是有目共睹的。众所周知，目前我国80%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绝大部分森林已经消失；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就占了16个。据报道，在我国引进外资最多和“世界工厂”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虽然在面积不大的区域内创造了我国30%的对外贸易额，但代价是深受污染之痛，且持续已久。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广东珠江三角洲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遭受重金属污染，且其中10%属于严重超标，这直接导致当地叶菜类蔬菜的污染情况十分严重。[21]自由贸易还导致了我国大量自然资源被破坏性的开发并通过廉价出口流入发达国家，稀土只不过一个较突出的例子而已。因此，为了建设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我国就必须大幅度压缩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大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产业和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显而易见，如果不通过保护主义措施扶植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的民族企业并保护其国内市场，建设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五，重走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是解决美元霸权问题的根本办法。在美元霸权的支配下，美国政府可以通过没有成本地印刷美元无偿地占有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政府就蓄意地通过新自由主义大肆诋毁内向型经济，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推荐为我国经济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因为按照美元霸权的逻辑，只有在我国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对美国贸易存在着持续贸易顺差的情况下，美国才能不劳而获地通过印刷美元纸币换取我国的出口品。同时，美国政府又迫使我国把出口获得的大量美元储备购买美国国债，并通过滥发美元等使这些美元储备不断贬值，最终失去经济价值，从而使我国深陷“美元陷阱”之中。我国深陷“美元陷阱”的主要根源在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在于实体经济，显而易见，如果中国的进出口保持长期的动态平衡，我国就不会积累这么多的美元储备，也不会陷入“美元陷阱”。因此，如果没有终结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那么，在纸币经济的时代，无论是储备货币多元化还是不切合实际的建立与主权脱钩的世界货币都无法解决美元霸权问题。要解决美元霸权问题，就必须破除对出口导向型经济或外向型经济的迷信，就必须重走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从历史经验角度来看，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完全不适合大国经济，更不适合于发展中大国的经济追赶。美国的经济崛起就是通过保护主义和典型的内向型经济实现的，这是一条值得我国效仿的发展道路。
三、中国保护主义经济崛起的十大战略方针
综上所述，保护主义和内向型经济是实现党中央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和谐社会、城乡统筹、建设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的必然选择，是应对美元霸权问题的根本性措施，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最后将不得不面临的抉择。如果仍然继续沿袭以自由贸易、利用廉价劳动力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和依赖外国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不仅不可能崛起，而且将会在依附型经济中越陷越深。目前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的重要原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就是发展战略的大转型，越早一点重走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就多一点主动权；越是拖延，中国经济所积累的内外部矛盾就越难以收拾。我国亟需尽早做出战略规划，[22]经过若干年调整和准备[23]，坚定不移地全面实施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有可能实现最终的崛起。据此，本文提出中国保护主义经济崛起的十大战略方针。[24]
第一，抓住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特别是要把资本货物工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工业在国际经济中的领先地位作为奋斗目标。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高端产业、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是科技进步的载体，是报酬递增的源泉，也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它创造了可以由企业家、劳工和政府共同分享的生产率增益，是社会各阶级利益和谐赖以实现的基础。一旦一个国家丧失了对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的控制权，那么，这个国家将不仅在自主创新上举步维艰，而且它也将丧失高质量生产活动通过系统协同效应使其生产率增益普惠于报酬不变和报酬递减的行业以及提高全体国民公共福利的机会。在历史上，德国、美国和日本之所以没有能够沦为外国的殖民地，反而却相继崛起，其原因就在于通过幼稚工业保护大力发展他们当时的高质量生产活动。目前，我国民族企业在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上根本就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仍需要通过保护主义措施对这些民族高质量生产活动加以扶植和支持，具体地说需要采取以下第二和第三点论述的保护主义。
第二，提高关税保护水平，停止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拒绝在中国推广转基因农产品技术，拒绝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保护我国高质量生产活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高关税保护程度，但我国目前的关税水平是9.9%，而全球的关税总水平却是39%，这样的关税水平太低，不仅无法保护我国高质量生产活动，而且也无法保护我国大豆生产等许多传统产业。因此，我国应该与WTO重新谈判，大幅度提高关税保护水平，如果达不到目的，即使退出WTO，也是没有什么可惜的。但是，目前的当务之急则是要停止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拒绝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拒绝在中国推广转基因农产品技术。因为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虽然可以使我国低端产品的外销得到扩大，但大量的外国高端产品将严重冲击国内高端产业，使我国自主创新政策的实施受到严重限制。而如果不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我国还可以在WTO框架下有一定空间，使用产业政策支持民族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支持自主创新产品的发展。目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问题正在加紧研究，预计在2012年完成研究工作并付诸实施。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在高端产业处于劣势，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将进一步加重我国“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的格局，特别是日本不怀好意地建议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口应该实施零关税政策，其目的就是彻底摧垮中国的高端产业，造成我国对日本经济结构的彻底依附。如果日本能够达到这种目的，这无异于现代版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通过战争没有达到的目的将通过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而得以实现。我国具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国内市场应该为民族产业特别是高端产业保留市场，完全没有必要与日本和韩国搞什么自由贸易区。
第三，停止引进外资和回购外资企业。笔者曾撰文讨论了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十大危害：它是中国深陷美元陷阱、人民币被迫升值和中国经济“自我剥夺”的罪魁祸首，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内需产业和内地经济的发展，最终将使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为泡影；并成为寻租、滋生庞大买办利益集团和干涉中国内政的强大力量。它加快了通过掌控产业价值链垄断和支配中国经济的进程，因而成为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破坏和谐社会的隐蔽性杀手，并通过挤占民族企业的投资机会成为催生中国泡沫经济的重要因素。外资不仅加剧了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而且它还通过直接投资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直接掠夺我国自然资源和金融财产，并最终将造成这样一种可怕的前景：即使中国保护本国市场也主要保护的是外资企业，从而使外资支配中国经济的格局永久化。所谓缺乏资金、转移技术和“搅局”中国经济等引进外资的所有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误国误民之论，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已是百害而无一利。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必须停止引进外资并回购外资企业；而对那些我国政府没有回购的外资企业，也要通过各种政策措施，促使其服务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5]
第四，重新恢复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方针，其目的是为我国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创造国内市场。由于我国高端产业和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不可能有较大的国外市场，我国只有抓住国内市场为其发展创造条件，而这种市场只能来自其他产业特别是低端产业的需求。但是，近十几年来，由于我国放弃了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方针，片面地强调融入全球化，结果是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致使我国深陷对外国低端产品市场依赖的陷阱，并造成我国对外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而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高端产品则大量地依赖进口，严重地冲击了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民族产业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严重下降，而且形成了“进口高端产品、出口低端产品”这种在新的国际分工形势下对发达国家经济依赖的格局。因此，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为我国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创造市场，我国需要重新强调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原则，大力压缩产业价值链低端环节和低端产业的产能规模，为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环节的发展腾出空间，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为原先用于出口的低端制造业提供新的市场，而且他们也能与农业之间形成互为市场的良性循环，从而推动内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26]
第五，大力发展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使之成为我国高端产品的销售市场，以弥补国内市场对民族高端产业的需求不足，从而使之成为推动我国高端产业发展的补充推动力，并使之成为我国有保证的原材料来源地。美国在其经济崛起过程中，为了避免当时发达的英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掠夺和压迫，美国通过高关税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与英国经济隔离开来，但却大力发展与其经济发展程度相当或比其发展程度低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特别是把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国家作为其高端产品的市场，从而在国外创造了对本国高端产品的新的需求，为其弱小的高端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空间，美国的这种历史经验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和仿效。对外贸易对一国的国民经济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于一国可以通过对外贸易，推动国民经济在国际分工中的产业升级，这不仅可以加强本国经济的独立自主，而且还可以使外国经济对本国的技术、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和产业产生依赖，从而对外国经济产生支配性的影响，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实现从“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向“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端产品”的转变，从英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这就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因此，把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国家作为我国高端产品的市场不仅为我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历史契机，而且还为我国获取国外资源提供了财力保障，因为对于我国来说，只有通过高端产品出口的不断增长，才能有不断增长的财力交换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自然资源。
第六，严格限制乃至禁止原材料和不可再生资源出口，并把资源型外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为了打破我国深陷对外部资源严重依赖和深陷本国资源廉价出口的陷阱，我国需要尽快建立战略性资源储备制度，而且还应该当机立断，逐步停止我国不可再生资源出口并将全部资源型外资企业收归国有，主要理由如下。首先，为了避免我国外汇储备的贬值，许多学者提出了运用外汇储备购买境外矿物、燃料和农业资源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之投入所需的储备，但与其这样做，还不如停止我国不可再生资源的廉价出口。其次，目前我国已是自然资源进口大国，未来50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我国面临着过去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没有遭遇到的空前资源压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靠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我国不可能走这条道路，所以禁止不可再生资源出口就显得尤为重要。再次，由于我国没有核心技术和产业落后，在外资控制产业价值链的情况下，使用我国自然资源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实际上也是为他人做嫁衣，也是在将我国宝贵的自然资源财富拱手让给外国消费者。最后，我国自然资源行业中的外资企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只有把资源型外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我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资企业掠夺性开发和出口我国自然资源的混乱局面。[27]
第七，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丰富的人力资本和潜在的科技优势而非廉价劳动力，这为中国开发这种最丰富的要素禀赋并崛起为世界科技创新第一大国创造了别国难以匹敌的优势。我国人口众多的优势在哪里？是在于廉价劳动力（实际上也就是贫困劳动力）这种所谓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还是在于人力资本和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科技创新的潜力？林毅夫所提倡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李嘉图理论一样是一种极其静态的理论，它假定所有国家的劳动力都具有相同的生产率，完全排除了美国学派有关科技进步对国家间工资成本变动的决定性影响：高工资国家的高资本生产率是使该国高工资劳动力比低工资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还要低廉，因而成为其国际竞争力的基础；[28]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说学还完全忘记了目前发达国家的这种高资本生产率在历史上都是通过保护主义措施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的。目前的经济学文献已经对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许多批判，但在笔者看来，这种理论最大的错误在于它只把劳动力看作是一种成本要素，并假定它与自然资源一样是一种没有能动性和没有创造力的呆滞性的生产要素，这与人的知识、技术和创造力是世界经济发展推动力的历史完全不符。中国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在国际上申请的发明专利还赶不上韩国；英国只有6000万人口，却在航空等五六个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难道中国拿出6000万人口专门从事科技产业，还超不过英国和韩国？！原因何在？发展战略的错误是第一位的，我国之所以急需高度保护并大力发展以技术和知识密集为特征的高端产业、各产业的高端环节和资本货物工业，其目的就是为了开发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本禀赋，把我国从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型经济中解救出来，否则，中国高等教育就没有出路，中华民族就没有出路。
第八，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特征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要以工人农民的收入增长为引擎。按照演化经济学的看法，国民财富的增进主要表现为本国普通国民实际工资的增长，也就是内需的增长，这不仅是衡量国富国穷的根本标准，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正如杨格指出的，分工也就是经济发展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而市场规模“不是单纯的面积或人口,而是购买力”，[29]也就是普罗大众的实际工资。因此，一个国家的国民特别是占国民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以及中产阶级实际工资的提高就意味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它给企业提供了更大的投资和获利机会，而实际工资的提高又迫使企业不得不通过技术进步应对工资成本的上升，因此，在实际工资提高和技术进步之间就形成了良性循环，这才是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但我国目前以廉价劳动力所谓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是与此背道而驰的，如果使用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来粗略地衡量国民收入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美国是71%，世界平均值大约在55%左右，而中国只有35%。中国10亿工人农民收入太低，这是我国内需长期无法启动和外贸依存度高居不下的根本原因。不言而喻，按照演化经济学的看法，工人农民的收入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是以本国占有全部或者绝大部分技术创新租金为基础的。因为有人把拉丁美洲各国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看作是拉美陷阱的表现之一，因此，我们在这里有必要指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拉丁美洲之所以出现所谓的“福利赶超”，其成因也不在于樊纲等人所说的理由，[30]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外资通过控制拉丁美洲各国的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不仅占有了全部技术创新租金，而且也攫取了额外的利润，因此断绝了拉丁美洲各国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源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改善国民福利，其表面现象必然呈现为“福利赶超”。
第九，大力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以开发中西部为重点，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工业特别是高端产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状况。如果说小国没有外贸，就不能实现规模经济，那么，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从人口上来说，我国具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或欧盟都无法企及的最大的内需市场，完全可以在任何产业上达到规模经济，对外贸易并不重要。通过大力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的国内经济大循环，这样无与伦比的大市场为我国实现高端产业、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国内市场，这也是笔者为什么反对与日本和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重要理由。而且，我国地域广阔，任何一省的人口规模都比北欧国家大得多，但北欧诸国在某种制造业上都有自己在国际上领先的地位，瑞士还在金融业上具有国际竞争力地位，北欧诸国的专业化经验值得我们在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上加以借鉴。但是，由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和锁定，虽然10年前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我国工业特别是高端产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状况根本就无法改观。因此，我国只有抛弃出口导向型经济，掉头向内，通过东部和中西部的国内经济大循环，西部大开发战略才能取得成功，工业中心才能实现向中西部转移，这对于解决我国东西部之间日益加剧的交通、收入分配、产业布局、社会问题（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等）和国家经济安全等诸多矛盾具有重大意义。
第十，内部改善：以保护主义为特征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需要我国在国内流通体制、基础设施、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等内部环境的改善上痛下苦功。到过发达国家的许多人都会发现，中国生产的产品在国外比国内不仅便宜许多，而且质量也好的多，相对于中国人的收入水平，这种现象是极其不正常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呢？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美元霸权是其重要原因。[31]但是，为什么许多企业无视国内庞大的市场规模而偏爱出口呢？原因就在于国内市场的严重分割。
造成国内市场分割的因素很多，本文只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1）国内流通体制严重不畅的沉疴。据报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外销困难，国内一些营销商从外贸企业采购到一些产品，上市后被抢购一空。但是，“即使是金融危机到来的今日，出口转内销也是外贸工厂的下乘之选”，[32]原因就在于国内营销商“没有止境的货款拖欠”和超市向供货商收取的高额“合作费”等；（2）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等部门作为暴力行业，大幅度提高了商品流通成本，严重地阻碍了国内分工和区际贸易的发展，以至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作家魏城吃惊地发现：从中国大陆运货到美国的运费竟然比从广州运货到北京还便宜！基础设施之所以称为公用事业，其作用是为了降低生产和经商的成本，因此许多国家严格限制收费高速公路的发展，但在我国，90%以上的高速公路都是收费公路，即便把全世界高速公路收费里程都加起来，也仅仅相当于中国高速公路收费里程的四分之一。据《山西日报》和《中国公路网》报道，山西省高速公路全程约2千公里，2008年收取通行费达到87.16亿元，每公里一年收费超过400万，堪称是举世罕见的暴利产业，地方官员的第二银行。连审计署署长都惊呼，中国高速公路变成了高价公路，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公路已不再是公路，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私路。[33]收费高速公路滋生了严重的挥霍和腐败，“中国交通系统的腐败是中国社会一个巨大毒瘤，其中高速公路的腐败由于体制痼疾更为触目。”[34] 至于中央地方分权体制和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指标所导致的国内市场分割已是有目共睹的现象。
我们搞了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国内市场的统一问题至今仍然困难重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许多时候都是为了与全球化接轨并为出口导向型经济服务的，而出口导向型经济在许多方面却助长了国内市场的分割。然而，一旦我们惊异地发现，出口导向型经济竟然是一条通向贫困之路之时，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上难道就不需要一种大变革吗？从对外开放转向启动内需的国内经济体制：内部改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新的攻坚点。
注释：
[①] 前几天偶然发现能发出文章了，今天一天又成了“网络繁忙，请稍后再试”。
﹡本文根据作者2009年1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广东商学院、广州农业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和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17次会议上的讲演稿《国内经济大循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破解美元霸权的战略抉择》第三部分内容整理而成。该讲演稿的第一部分已经以《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批判》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年第4期;第二部分的部分内容已经分别以《美国学派与美国的工业化：经验教训与启示》和《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与大国崛起的经济学逻辑》发表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2期和《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3期，第二部分的另外内容也将以《为保护主义经济崛起之路辩护：经济史的新解读》在2011年发表。（注：该文没有发表）
[②]原载于《当代财经》，2010（12），原先脚注中标注为笔者将发表的文章，现在改为了后来正式发表的期刊，并做了说明。
[③][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4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④][美]Raymond, Daniel, Thoughts on Political Economy.Baltimore, Fielding Lucas Jr., 1820, p.134.
[⑤][挪]埃里克·S.赖纳特、[中]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卷)，127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⑥][美]托马斯·K·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34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⑦][美]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第二版前言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⑧][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70页。
[⑨][美]哈罗德•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卷)，45-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⑩]亨利·凯里也没有料想到自由放任会在19世纪末导致美国收入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见拙文《美国学派与美国的工业化——经验教训与启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2)。
[11][美]迈克尔•佩雷曼：《经济学的终结》，64-65页；71-72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12][美]钱德勒：《大企业与国民财富》，14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3][美]托马斯·K·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166页。
[14][美]纳尔逊：《经济增长的源泉》，275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迈克尔•佩雷曼：《经济学的终结》，71页。
[15]贾根良：《美国经济崛起时自主创新的成功经验与启示》，教学与研究，2011（8）。
[16]贾根良：《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4）。
[17]任仲平：《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人民日报，2010-3-1。
[18]笔者在拙文《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中论述了自由贸易和我国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低端是造成我国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严重落后和城市化程度严重滞后的主要根源，它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没有出路和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主要根源。我国要解决这些问题，同样离不开保护主义与内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但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这里就不再讨论这些问题。
[19][美]斯坦利·L·恩格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漫长的19世纪》，49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0]由于技术创新成果绝大部分被跨国公司所攫取，所以我国各级政府就无法通过来自工商业税收的增加分享这种技术创新的收益，因此，不得不愈来愈靠出卖土地获取财政收入，从而成为房价越来越高的重要推手，这是我国土地财政得以产生的重要根源。
[21]叶铁桥、陈安庆：《IT业重金属污染爆发》，中国青年报，2010-5-31。
[22]贾根良：《化危为机——中国外向型经济需作战略大转型》，广东商学院学报，2009(5)。
[23]若干年的调整和准备至关重要，否则，就像对重症病人施以猛药一样，很可能病人就会被治死。
[24]有关金融体系如何通过主权信贷为保护主义的工业化和技术创新提供廉价融资以及农业发展等问题由于需要很大篇幅才能说的比较清楚，所以本书暂不讨论在这些方面的战略方针（但笔者已经发表的文章和博文对此早做出了讨论）。
[25]贾根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正视外资的十大危害》，《管理学刊》，2012（2），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2012（4）。
[26]笔者在2010年之后发表了数篇论文对此进行讨论，请见拙文：《国内经济一体化：扩大内需战略的必由之路》，《社会科学战线》，2012（2）；《扩大进口战略的隐忧与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新论》，《当代经济研究》，2012（12），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国际贸易研究》2013（3）全文转载；《国内经济一体化：内需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清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1），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国民经济管理》卷2013（12）全文转载。
[27]贾根良、刘琳：《禁止不可再生资源出口并回购资源型外资企业》，《经济纵横》，2011（2）。
[28]贾根良：《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与大国崛起的经济学逻辑》，《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0(3)。
[29]贾根良：《劳动分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226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
[30]樊纲、张晓晶：《“福利赶超”与“增长陷阱”——拉美的教训》，《管理世界》，2008( 9).
[31]潘宁：《中国物价为何比美国高？》，《读者》，2010(17)。
[32]王思璟：《.打破行业“潜规则”：外贸工厂转投国内零售商》，21世纪经济报道，2009-4-1。
[33]张宏良.令人毛骨悚然的收费站图——被官权切成碎片的当今中国[EB/OL]，
http://www.imaozedong.com,2009-9-28.
[34]陈超、方舟子：《“镇妖塔”身后的高速公路挥霍纪录》，文摘周报，2009-5-19。
（作者：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相关链接：
贾根良：打掉“中国制造2025”并非美国的最终目的——警惕洋教条借贸易摩擦掀起的新自由主义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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