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新中国是怎样批判所谓的“民国大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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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马克思主义与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的一切社会思潮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其最伟大的地方并不是提出了一种崇高的理想，而是提供了分析社会的客观标准与科学方法，从而让人文社会学科摆脱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臆想真正变成了科学。在新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批判钱穆为代表的所谓的“民国大师”时，两者谁更科学合理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也正因为如此，钱穆和其弟子余英时等人始终也不敢正面回应新中国的相关批判，只能谩骂“政治化打压”。
近些年来，在某些公知的口中，无数民国期间的反共文人被冠以“大师”之名，捧到了天上。与其相对应的是，一些爱国网友也对于这些所谓的“民国大师”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这当然是必要的。不过就目前来看，大多数爱国网友或者指责所谓的“民国大师”人格之卑污，或者批判其若干有争议的学术观点。这种批判其实并没有真正打到所谓“民国大师”的痛处。
在这里，笔者想推荐一下新中国初期对这些民国反共大师批判的方法，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来指明其学术研究方法的错误。因为方法错，一切皆错。正如数学上要是公式与推导过程错了，结果对不对都已经不重要了一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学的学术方法同样是正确学术观点产生的基础。这种批判形式显然更有利于让读者信服。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以新中国对于民国历史学大师钱穆的批判为例，以供朋友们参考。
关于钱穆，有些朋友可能还不太知道，其实他是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的名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点名批判的三位反共文人代表之一。这篇文章指出：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近些年来历史学界的某些人把钱穆越捧越高，像他那几本书《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都被不少高校历史专业列为“必读书目”乃至“民国经典”。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新中国初期早已把钱穆及其著作的真实水准揭露地淋漓尽致。具体来说，主要是揭露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指出了钱穆相关专业知识的匮乏。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认为，历史研究不同于历史阅读，绝不是从故纸堆里抄书，而是需要对社会的深刻了解和大量相关的专业知识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仅以考据学为例，如果要是进行地理方面的考据就必须首先了解地理学方面的知识，如果要是进行文献方面的考据就必须得了解语言学方面的知识。但是钱穆为代表的所谓的“民国大师”完全不懂相关的专门知识，也不认为有必要进行专门学习。于是，其“研究”就变成了用古籍加上自己的想法来生拉硬扯，这显然是极为荒唐的：
【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胡渭著《禹贡锥指》，江永著《春秋地理考实》，戴震、全祖望校《水经注》，都是具有考据性质的工作，但必要的地理知识是这些地理考据的基础，离开了这样的基础，对于地理古籍无论如何熟悉，而地理考据工作也是不能进行的。梅文鼎著《古今历法通考》、《回回历补注》等有关古历算的书，戴震校辑《算经》十种，阮元著《畴人传》，他们所作古历算学的考据也同样需要历法算学的专门知识。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王念孙著《广雅疏证》，王引之著《经传释词》，江永著《律吕新论》，凌廷堪著《燕乐考原》，他们的考据或是需要古文字学的专门知识，或是需要训诂学的专门知识，或是需要音律学的专门知识。他们离开了某一方面的专门知识，对于这方面的考据也就根本无从着手了。……钱穆把考据看成一种简单的方法，而不懂得一定的考据工作从属于一定的专门知识。他的这种浅陋无识，已经使他的考据工作自食其果。他不懂小学，他就做不出段、王的成绩来。他不懂历算，他就做不出王、梅的成绩来。他不懂地理，就只有作出像《周初地理考》那样的作品，荒谬地把古代地理按照自己的想法搬来搬去。
白寿彝《钱穆和考据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61年02期】
第二是指出了其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之处。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认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首先要首尾一致，在论证过程中不能出现逻辑矛盾。而钱穆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顾头不顾腚，缺乏最基本的逻辑，导致著作中很多地方自相矛盾。以现在被推荐最多的《国史大纲》为例，其开宗明义，明明白白地表示这本书是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写的：
【马氏的唯物史观及其共产主义之理论及预言，固为一般西方人所怀疑，且多持异议者。然西方史家终亦无法否认马氏所指出的社会三形态。因马氏所言之三形态，乃根据西方历史之已成事实归纳来说，并非向壁虚构。但就我们东方人看法，则马克思之历史知识实仅限在西方，彼所分别之社会三形态，是否可运用之于中国社会，则确系一大疑问。】
如果要是钱穆能够自圆其说，或许也值得一读。遗憾的是，其为了论证中国古代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每讲到一个朝代新建实行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时，就宣称“从此开始中国就不存在阶级了”云云。于是在钱穆的笔下，“无阶级之分”的中国竟出现了多次“社会阶级消融”的情形，这种严重的逻辑矛盾也引发了新中国学者们的嘲笑：
【据他说：“秦汉统一政府”，“实乃由四国之‘优秀’力量共同参加，以造成新中央，且此四国，亦更无阶级之分”。（“国史大纲”第12页），隋朝统一后，“古代至贵族封建以及魏晋以来之门第，至此皆已消失，全社会走上一平等线”。（“国史大纲”第274页），唐中叶以后“社会阶级更消融”（“国史大纲”第56页）……我们不禁要问，既然秦汉以后的社会已“亦更无阶级之分”，为什么到隋朝又“全社会走上一平等线”？既然隋朝社会已“走上一平等线”，为什么唐中叶以后又“社会阶级更消融”？
徐光烈《批判钱穆的“国史大纲”》，《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959年02期】
第三是指出了其著作中出现的大量毫无依据的主观臆造。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学研究当中由于具体材料缺乏等原因，弄不清楚一些问题是正常的。但是弄不清楚就应该说自己不清楚，不能胡乱编造一个东西作为依据。可是钱穆为代表的所谓的“民国大师”却经常在自己弄不清楚的情况下先编造，然后再展开论述。
比如说，其最著名的著作《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当中，动不动就是在没有材料时先“姑定”一个年龄，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述。像其谈到商鞅时，就表示“今姑定商君入秦年三十，则其生年应与孟子相先后。其寿殆过五十，而未及六十也。”这种做法显然是严重违背历史研究规律的，也受到了新中国历史学家们的严厉批评：
【因具体材料的缺乏，对先秦诸子年代的推定是不能很精确的，但不能因此便按照自己的想法，说某人在某年应当是四十岁，某人又应是三十岁或二十五岁或五十岁。
白寿彝《钱穆和考据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61年02期】
第四是指出了其一些无可争辩的事实性硬伤。
比如说，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当中就宣称各国都有自己的立国精神。由于美国的立国精神是自由民主，所以就不可能派总督去管理菲律宾，只好让菲律宾独立：
【若美国在菲律宾亦派总督去管理，是不是美国大总统就要等于英国的皇帝呢？这违背美国立国的精神。美国人不肯这样做，又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才让他独立。这就因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规模，有一个国家的体制，有其立国精神与传统历史，不能随便改。美国人尽管看重东方的商业，但他只可想旁的方法，不能派一总督来管理菲律宾，而把他们开国以来全部历史精神推翻了。所以今天苏维埃说美国帝国主义，其实是名实不相符。】
然而，这种说法严重与事实不符。美国并不是没有向菲律宾派过总督，相反在其占领菲律宾期间的1901到1935年一直都是派总督进行管理的。只是后来菲律宾的独立运动不断发展，美国才不得不允许菲律宾自治。二战期间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壮大更让美国的殖民统治难以维系，其才不得不再退一步扶持亲美上层人士宣布独立。钱穆著作中诸如这一类明显的史实性错误还有不少，也在新中国初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做学问要严肃认真，某些学术观点可以有争议，但是绝不能出现简单查阅相关材料就可以避免的低水平事实性硬伤。
当然，新中国对钱穆为代表的所谓“民国大师”们某些具体的学术观点也不是没有批评。只不过当时在批判这些学术观点的时候，同样不是简单的提出另一种学术观点，而是从其研究方法的荒谬性入手来论证其学术观点的荒谬性。
比如说，新中国一些学者在批评钱穆认为“老子在孔子之后”这一学术观点的时候，就指出钱穆混淆了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古代的时候托名伪作的著作和著作在流传当中加入一些后人的东西是很正常的。而钱穆用了很大的精力去考证《老子》其书部分内容产生年代较晚以证明老子其人的年代在孔子之后，这种立论的方法论基础就是错误的：
【他在《国学概论》里就说过：“老子史实之不可信，昔人已多言之。今按其思想、议论，实出战国晚世。大要在于反奢侈，归真朴，承墨翟、许行、庄周之遗绪，深言奢侈之有害无益。”后来又写了几篇文章，重申前意，而《系年》中所收入的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曾把关于老子的考据辑为《老子辨》专书，由大华书局出版。他费了很多力气拼凑出来的论断，经不起郭沫若同志轻轻一击。郭沫若同志说：“老聃本人，在秦以前是没有发生过问题的，无论《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以至儒家本身，都承认老聃有其人而且曾为孔子的先生。”“《老子》其书是一个问题，老子其人又是一个问题。”话虽不多，已很可以破钱穆的“老子不得在孔子前”的妄说。
白寿彝《钱穆和考据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61年02期】
有道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马克思主义与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的一切社会思潮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其最伟大的地方并不是提出了一种崇高的理想，而是提供了分析社会的客观标准与科学方法，从而让人文社会学科摆脱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臆想真正变成了科学。在新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批判钱穆为代表的所谓的“民国大师”时，两者谁更科学合理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也正因为如此，钱穆和其弟子余英时等人始终也不敢正面回应新中国的相关批判，只能谩骂“政治化打压”。
总之，新中国在批判所谓的“民国大师”的时候始终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学术方法与民国资本主义学术方法的比较意识。这种做法不仅揭露了这些“大师”的真正水平，也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治学方法，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大大提高了人们的认识能力和学术水平。这是很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
（作者：鹿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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