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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明智】左权:“太行浩气传千古”

思想火炬 2020-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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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权,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1942年5月,在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中不幸牺牲,年仅37岁。朱德在《吊左权同志》诗中写道:“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躬身前哨侦察,侧击制胜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左权任副参谋长。左权细心、沉着、理智、负责、积极,体力、精力充沛,作战经验丰富,指挥能力强,是部队参谋工作中难得的人才。
  1938年2月,日军进犯临汾。当时,周恩来正在临汾八路军办事处。21日,朱德、左权从临汾率部奔府城(今安泽县),准备向上党盆地进发,创建与巩固太行山根据地。这时,正值日军进犯府城。朱德在左权的建议下,决定迎击并拖住敌人,使临汾的机关安全转移。战斗中,左权先是带领战士利用有利地势有效打击日军,随后带领骑兵机智迂回、突袭日军侧翼,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临汾遭遇战歼敌200余人。同时,由于奋力阻击赢得了时间,使周恩来在临汾的工作得以顺利结束,并保证了府城至临汾四五十个村庄的群众安然脱险。罗瑞卿评述道:“1938年春,日寇进犯临汾,与我总部遭遇,左参谋长躬身前哨侦察,侧击制胜,迄今军中称道不已。”

  4月初,日军在晋西南分9路进攻129师并妄想“围歼”八路军总部,摧毁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按照部署,左权制定了变内线为外线、变被动为主动,在运动战中打破日军围攻的战略战术。左权带领部队以急袭手段打击主要一路日军,在长乐村歼敌4000余人,收复辽县(今左权县)等18座县城,使上百万群众从敌人极端残暴统治下解放出来。长乐村战斗是全国闻名的战斗,为晋冀鲁豫抗日解放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左权高兴地说,咱们军队和人民好比两个拳头,只要配合得好,日本鬼子就是有三头六臂,也不愁不打它个稀巴烂!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在关家垴战斗中,彭德怀、左权的指挥所离前沿阵地很近。危急关头,左权请彭德怀转移到安全地带,自己留下守候在电话机旁,临危不惧。当他正在阅读作战情报时,敌机从头上呼啸而过,炸弹爆炸,将指挥所的古庙后墙震塌,强大的气浪还把庙顶掀掉一角。警卫员建议将指挥所后撤,左权扫视了一下刚被炸弹揭开的古庙“天窗”,俯身抓起一件衣服包住电话机命令说:“指挥所的同志全部向前推进,犹豫等于死亡!”然后他回过头来严肃地告诫警卫员:“一个指挥员怎么能考虑个人安危,战士们离不开我们,他们在浴血苦战啊!”
  李达曾回忆:“我亲眼看到左权副参谋长,时常废寝忘食,运筹帷幄;冒着枪林弹雨,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指挥部队勇猛杀敌。为了胜利,历尽千辛万苦,使我永生难忘。”




理论修养和作战经验兼备的军事家


  

  左权是“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都过硬,是既有丰富作战经验又有深厚理论修养的优秀军事家。左权之所以能有力地指挥部队不断取得胜利,同他的深厚军事理论修养密不可分。他曾经就读于黄埔军校、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是学历最高的八路军将领之一。毛泽东曾赞扬他:“左权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这个人硬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啊!”
  无论军务多么繁忙,左权总是挤出时间读书,十余年如一日。他的阅读范围很广,除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文电指示和著作外,还有俄文版《列宁全集》《苏联红军丛书》,德国的《论新战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对曾国藩、左宗棠的文集,他亦经常阅读、研究。由于他知识渊博,在观察与分析形势时,能高屋建瓴、抓住关键。他给干部讲课、作报告,能旁征博引,谈笑风生,引人入胜。他曾与刘伯承合译《苏联工农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1941年《前线》杂志连续刊载了第一部。1942年,八路军总部发布命令,将此译著作为步兵战术基本教材,并指出:“今后本军关于现代步兵战术的研究,均应以此为蓝本。”
  左权军事理论根基深厚,但从不好为人师。刘伯承、邓小平曾回忆道:左权“曾以译文嘱伯承核对,偶有改动处,必细心研究之。其诲人不倦与自修虚心如此!”刘伯承经常向身边工作人员说:“我在语文上有两位老师,中文请教小平同志,俄文请教左权同志。”
  左权在华北敌后5年,凭着极高的政治热情和惊人的革命毅力,著译20余万字,极大促进了八路军军事理论建设。周恩来称他为:我党当之无愧的“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




爱护战士,心系群众



  左权是八路军的高级指挥员,但他平易近人,在士兵中间素有“贴心人”之称。他特别关心战士的进步,总是抓住对战士进行教育的机会,是战士的好“先生”。
  左权对1937年4月来到他身边的警卫员景伯承,从关心生活、工作入手,进而帮助其学习和思想进步。一次,景伯承突然病倒,发着高烧,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一看,左权正坐在床边用手抚摸着他的额头。见他醒来,左权关切地询问,并安排卫士长端来可口饭菜。首长的关怀,使景伯承感激万分。景伯承有时想家,左权适时开导:想家很正常。打日本,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有家就有国,有国也有家。想了,可以写信回去问候,告诉家里自己在打日本侵略者,保卫家乡救中国!在左权的帮助下,景伯承进步非常快。
  一次,左权去看望一位从延安新调来司令部的科长。左权问长问短,发现床上只有一条被子,并没有垫被。过后,左权亲自询问供给部门得知,垫被已分光,只能以后有了再补发。回到驻地,左权立即让警卫员把自己的一床棉被送给那位科长。当警卫员问他自己用什么时,左权指着床上又薄又窄的被褥说:“我有这条够了。太热,也不好。快把棉被送去!”警卫员知道左权的脾气,执拗不过,只好把棉被送了过去。
  总部四科科长林海云从1937年至1940年都和左权朝夕相处。组织决定调他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做经济工作,他想不通。左权找他谈心说:“我们活着的人想起死去了的先烈,心里就难过。你我都一样,没有权利对党交给的任务挑挑剔剔。作为一名革命者,特别是共产党员,应该时刻准备着,服从党的事业的需要,直到自己停止呼吸。”经过左权的耐心帮助,林海云思想疙瘩解开,去了地方工作。
  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作战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有力支持。左权时刻不忘群众、关心群众安危。
  1941年夏,左权率部进驻漳河两岸,带领军民开荒种地,把荒滩变成“聚宝盆”。与此同时,群众也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左权指出:“人民是水,我们是鱼,水多了,鱼也活跃了。抗战,抗他个十年八年,只要日本鬼子愿意,我们可以奉陪到底。”
  1942年1月,左权在辽县麻田召开警备部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作《关于财经问题》报告。他掰着手指头从衣服、鞋子算到小米、萝卜、山药蛋,从枪炮、子弹算到铅笔、茶叶、纸张。他说,这些开支都是老百姓给我们解决的,老百姓也很穷,每一点东西都来之不易。
  1942年2月,八路军总部从麻田转移。在彭德怀、罗瑞卿等人先行撤走后,左权指挥警备连殿后。他在自己很危险的情况下,还心系群众安危,指着一处山头叮嘱警备连连长:“那里有老百姓,敌人不上来便罢,要是上来,你们就展开麻雀战,绝不能让鬼子糟害老百姓。”最后帮助当地百姓安全转移。


(来源:《学习时报》2019年7月22日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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