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逻辑批判的四重维度
编者按：马克思曾经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资本范畴进行过深刻批判，这种批判体现为对资本逻辑的辩证扬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所指认的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和发展悖论具有进一步扩大和加深的趋势，而且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其积极意义体现为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绝对趋势及其思想启蒙功能，其消极意义体现为内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问题、资本的外在脱域性所催生的一系列经济伦理问题、资本逻辑下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及虚拟资本的扩张悖论。对资本逻辑的当代批判有利于中国确立对资本和市场经济应有的态度，开辟出一条通向人类解放的新道路。
马克思曾经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资本范畴进行过深刻批判，这种批判不是对资本的简单否定，而是在肯定资本进步意义的同时，对资本逻辑进行辩证扬弃。20世纪70年代以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解除了对市场的管制，使资本的投资、生产和经营更加自由化和分散化，这种经济自由化和分散化的趋势促进了全球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去中心化，重构了一种新的“总体性”，这就是资本扩张带来的经济 “全球化”的根本规定。在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所指认的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和发展悖论仍然存在，甚至在一些方面还有进一步扩大和加深的趋势，而且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
随着马克思所预言的由资本所主导的 “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资本开始主宰全球经济秩序，不断推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创新就是资本增殖本性的内在要求。西方国家的资本扩张再度使资本主义私有制释放出更大的势能，此轮扩张直接增加了西方国家的民族利益，也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极强的经济动力功能，加快了落后国家的科技创新进程，为满足世界各国人民多方面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资本的当代扩展还促进了人类的空前解放，催生了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现代性理念，使人类社会日益走向文明和进步，促进了人类个性的自由解放，使个人作为主动参与者，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从而不自觉地为人类走向更加文明和进步的未来社会创造了物质条件。
基于上述经济自由的积极意义，一些欧洲学者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一种盲目的自信，他们认为欧洲甚至世界的发展 “无非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把越来越多的远近贸易纳入理性秩序，而“所有这些贸易加在一起就趋向于创造一个有整体性的世界”[1]。针对这种盲目的自信，马克思早就预言由资本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必然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矛盾会不断扩展到世界范围内，使落后的民族日益从属于资本主义制度。从现实情况来看，资产阶级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管理职能的扩大只是暂时缓解了资本和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的发展悖论。由此，资本逻辑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并不代表其正当性和永恒性。
一、两极分化仍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生的结构性问题
19世纪晚期以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突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竞争更加激烈，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经济危机不断发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二战后，为了缓解经济自由带来的不平等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采取各种办法来缓和社会矛盾，一些公司向社会发行小额股票，吸收工人入股，企业组织出现多产权主体。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解劳资双方的矛盾冲突，将劳资矛盾的化解纳入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层面，形成了所谓的“三方体制”（资方、工会和政府），由此带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全新时代。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论证都找到了合法性依据，这些理论力图以市场经济为理论支撑，用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发展效应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尽管如此，两极分化仍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生的结构性问题。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的相对贫困程度不断提高。资本积累的需要有时会超过劳动力的供给，从而预算工资就会提高，工人的生活就会好一些，私有财产会多一些，但这种提高“丝毫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性质”，[2]不会消除雇佣劳动的剥削性质，也不会改变雇佣工人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关系。
马克思主要是从资本的本性、规律和所有制等角度对资本逻辑加以批判，而皮凯蒂则是从分配方面对资本逻辑进行批判。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结论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收益总是大于劳动收益，故而自由市场经济是催生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根源，自由市场经济越有效率，社会两级分化越严重。皮凯蒂主张征收资本累进税以剥夺资本的利润，他认为征收资本税有助于促进公共利益，同时又有利于“保持经济的开放度和自由竞争”[3]。显然，皮凯蒂是以民生问题为核心建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这是马克思所批判的“现代国家”的一种典型代表：这种国家企图通过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当这种神话破灭之后，两级分化问题有没有像斯密说的那样自动消除？显而易见，今天在实行经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贫困、饥饿等问题。基于不同年代出生的美国劳动者及其父辈的收入调查显示，20世纪70年代以后，收入增长的主要部分集中于高收入家庭，而中产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提升越来越困难。伊肯伯里主张通过 “普遍的管理参与”来消解经济自由的弊端，但他没有意识到，实行这一主张的前提是消灭阶级对立和统治阶级，这大大超出了资本主义自我改良所能容纳的范围。在马克思看来，只要“现代国家”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还没有消亡，就不可能完全消除经济不平等问题，使劳动者获得真正的解放。资本只有通过彻底的自我革命，扬弃其逐利的唯一职能，成为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组织者和提供者，人类才能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时代，开辟出一条通向人类解放的新道路。
二、资本的外在脱域性催生了一系列经济伦理问题
经济全球化发展使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但是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并非意味着民族国家之间的亲密无间。事实上，民族国家具有自身的本土化利益，维护自身利益是民族国家始终坚守的原则，它们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在全球化时代，为了维护民族国家自身的利益，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实现价值中立，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经济伦理问题。
马克思提出问题的方式，具有一种历史的、理性的眼光。虽然自由贸易理论是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史中，只有当一个国家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时候，它才会采用自由贸易政策，而当它在自身力量尚不强大、需要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的历史时期，其所信奉的偏偏是包括贸易保护在内的重商主义。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都毫无例外地实行过保护关税制度。资本主义国家自由贸易的历史具有某种启示，给自由贸易理论的所谓科学性和指导性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美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呼吁自由贸易，现在却开始主动发起贸易战，终于走回贸易保护的老路，这就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丧失了某些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之后进行自我保护的表现。一旦其产业发展得以成熟，只要地球上还具有容纳资本扩张的市场空间，资本就会通过全球扩张来实现其逐利本性。无论是“脱嵌”还是“反脱嵌”，无论是经济自由还是贸易保护，都是由资本的逐利本性推动的。由于对利润的追求仍然是资本的绝对命令，所谓 “完全竞争的市场”“理想的市场”就只能被视为一种理论假说，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现实决策的依据。
资本之间的相互竞争和资本自身不断扩张的本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外在因素），使社会经济体系偏离了自然的均衡状态，不可能完全实现“市场出清”的理想状态，社会经济体系由此走向了不均衡发展。资本必须不断扩张以保存和增殖自身，必须不断更新产品和开拓新的市场空间以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这就是资本外在脱域性的表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垄断了核心科技，利用美元霸权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对其具有高度依赖性和依附性，从而导致二者在竞争力上的不对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被动地位长期没有得到改变。同时，发达国家通过全球扩张疏通过剩资本，把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推向发展中国家，使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经济危机，这几乎是所有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落后国家早已注定的命运。
20世纪后期，跨国资本开始向全世界输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民族国家内部开始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去管制化的原则主导下，一些民族国家开始从提供公共卫生、教育、福利、交通等社会补贴转变为推行经济一体化和市场自由化，国家直接“注资”和服务于私人资本。在这一过程中，跨国资本处于经济制高点，获得了运用全球经济资源的结构性力量，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控制全球政策制定的权力，而民族国家被改造成了“过滤器”和“传送带”，成为推动全球资本主义议程的工具。可见，经济自由主义的有用成分和意识形态成分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缺乏准确的鉴别力，就很容易将其中有害的成分当作有用的东西加以运用。
在全球化这个巨大的利益链条背后，世界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大幅调整，资本霸权迫使发展中国家承接了一些落后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工业，而利益则落入发达国家手中，这样的全球化并不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赞扬的是 “人类历史的终结”，而是一个贫富两极分化的世界。在自由竞争机制的作用下，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问题日益加剧，资本主义国家变得更加富有，而落后国家的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平衡则被破坏，其合法权益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补偿，无法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劳动价值，由此带来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地位不平等、规则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这就是资本逻辑在全世界扩展的结果。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正如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资本不但开创了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历史，使人类进入“世界历史”时代，也建立了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霸权，使落后国家从属于资本所主宰的世界秩序。
三、资本逻辑下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在当今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符号消费成为市场经济的灵魂和主流，符号消费行为成为资本新的逐利对象，这就是资本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其一，货币化生存方式成为现代物质生活领域的常态，对此问题的关注和反思，有助于我们关注货币经济背后的社会关系，揭示当代生活世界的形而上学问题和当代生活世界的物化本质。其二，资本把全体社会成员纳入到资本自我增殖的体系之中，使人类的生活世界成为维持资本运转的手段和工具，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伦理关系货币化，使人服从于资本的主宰和统治，这个历史进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其三，伦理关系货币化造成了人的心理结构与行为方式的“理性悖论”。资本在将社会关系货币化之后，将资本增殖的运行规则映射到人的头脑中，人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结构都理性化了，货币由此集中了人们对价值世界的全部追求，成为主宰人类全部生存意义的万能上帝，由此造成了虚假的需要。从这方面说，人们生活世界的货币化催生了极端的拜金主义倾向，货币被赋予了神性权柄，构成了现代性精神中非理性的一面。非理性的逐利需求驱使人们竭尽所能地向自然界疯狂索取，使人类陷入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之中。其四，资本扩张过程和生活世界的货币化产生了现代性观念的悖论式冲突。西美尔把资本化的货币视为“个体自由的载体”。由资本主导的货币经济对传统等级制社会结构进行着广泛的消解，为人类的个性自由开辟了道路，建立起了以“货币面前人人平等”为基础的平等观，这是资本扩张带来的现代性的积极面，但是资本的内在矛盾也导致了现代性的悖论式发展：人类所有的经济行为都必须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需要；资本的内在矛盾必然使这种自由、平等的货币观陷入悖论：资本占有的不平等决定了市场经济中分配的不平等，货币占有的不平等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消费世界和分化的社会结构：品牌崇拜成为现代经济生活的显著特征，人们的社会生活被垄断资本所制造的品牌所统治，实际上品牌已经在无形中成为一种发达国家统治发展中国家、垄断寡头统治人民大众的工具。
鲍德里亚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就是对资本主宰下的消费社会的批判。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运行机制把现实的世界变成虚拟的世界，甚至把人也变成虚拟的符号，使人们感到这种虚拟的存在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如今资本已经不是通过生产物质而是通过生产符号来操控公众以牟取利益了。资本主义的消费战略已经变为符号编码模拟现实世界，它导致超利润和超权力，以“不在场”的方式完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大众的支配过程。这种符号消费的实质如同生产强制一样，是一种消费强制，是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的当代表征。不难看出，列斐伏尔、鲍德里亚等人认为由资本所主宰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已经扩展到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他们揭示出在资本的操控下，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已经被全面异化，消费已经成为一种主宰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人们的生理和心理都变成了被资本控制的对象，而个体不过是被隐性控制和塑造，成为漂浮在“社会想像投射的世界”中的“主体幻象”和欲望符号，现代社会彻底沦为一个充斥着各种非理性欲望和虚假需要的商品化世界和消费社会。由此，现代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已经被全面地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然而，列斐伏尔与鲍德里亚等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逻辑下日常生活异化现象的批判并未触及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维度，也未揭示出资本逻辑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内在悖论及其必然被扬弃的历史命运。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显然具有超历史的眼光。
四、虚拟资本的扩张悖论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虚拟资本已经出现。马克思以其罕见的洞察力，发现了他那个时代刚出现的证券化资本新形态——“虚拟资本”。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已经不再具有工业资本实现剩余价值的属性。严格地说，虚拟经济就是“以钱分钱”，虚拟资本要求分割已有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股票不过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个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5]20世纪以来，为了缓解劳资双方之间的对抗关系和经济危机，西方国家普遍提高了民众的工资，使他们能够分配到部分剩余价值。民众手中的剩余价值又成为“大众资本”，被大资本重新吸收到虚拟经济体中，由此逐渐形成虚拟经济。一旦大众资本所提供的剩余劳动价值融入垄断资本所主导的虚拟经济体中，就被垄断资本掌握了控制权，成为被垄断资本支配和分割的对象。在电子化、大数据、云计算快速发展的21世纪，由于金融资本的发展，人类的经济生活被深度金融化了，资本运作的意识形态属性远比马克思时代更为强大。金融资本是当代资本演进的新样态，在现代金融体系所主导的市场体系中，资本收益率总是高于经济增长率，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进入金融资本支配一切资本形式的时代，即金融资本主义时代。
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却能够通过使用金融杠杆，数十倍地放大其支配的资本量，从而快速产生财富放大效应，虚拟经济就此成为资本实现扩张欲的新手段。金融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引导资本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循环流动，以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增强了实体经济市场容量的伸缩弹性，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当实体经济投资遇到障碍时，大量货币资本又会涌入虚拟经济空间。但是，金融资本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垄断资本控制全社会的金融关系网络，出现了垄断资本支配大众资本的情况。因而，虚拟经济就是实体经济通过资产证券化而发生的“自我异化”，它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支配实体经济的运行并分割其剩余价值。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支配形成了当代世界经济的新特征，是资本扩张悖论更为复杂的表现形态，它通过创造流动性来开拓资本的扩张空间，同时也为经济危机的爆发不断积蓄能量与风险，使经济危机以更加惊心动魄的形式表现出来。虚拟经济通过金融杠杆的作用掌握对资源的控制权和支配权，实现了金融资本对财富的转移和掠夺，开辟了新的资本扩张空间。在某种意义上，金融资本已经使市场经济成为它自身发展的界限。
金融资产的虚拟化产生了财富幻象，虚拟经济的不断膨胀终将导致实体经济萎缩，金融危机实质上就是资本扩张悖论在虚拟经济领域的表现。当实体经济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无法满足急剧膨胀的虚拟资产的要求时，只要一定数量的金融资产要求将其兑现为现实的货币，支撑虚拟经济的利润链就会顷刻瓦解，金融危机便会由此爆发。在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中，所谓平等的个人自由是不存在的：垄断金融资本利用庞大的社会金融网络，可以自由地支配实体资本，甚至通过各种金融衍生品绑架国际社会。于是，少数金融资本垄断者就掠夺了大多数人创造的社会财富，致使全世界许多国家至今仍然陷入金融危机之中而无法自拔。
金融危机的发生源于新自由主义关于私有化的一系列主张的实践推进，金融危机发生的政治哲学逻辑是：西方传统的政治哲学谱系被市场意志所左右，国家的政治行动纲领完全服从于市场之命令，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弱化了国家的核心功能。西方经济学通常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使闲置的资产流动起来，以满足资本扩张的需要，缓解金融危机的发生，这样一来，最终负担与风险就转嫁到了全球民众头上。这种人为制造的“流动性”的确不断推动了经济增长，但这种解决方式治标不治本，会积累越来越多的矛盾，从而引发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危机，因为没有从生产关系内部结构的改善来治理危机发生的根源。要从根本上防范金融危机，就要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在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建构防范危机的新型经济结构与生产关系，这就为我们提出了消除资本霸权、实现全球共同治理的时代问题。哈佛大学教授钱纳里（H.Chenery）等人通过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是：“把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进程理解为经济结构全面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最恰如其分。”[6]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构建具有共同利益的全球经济共同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该积极参与防范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共同体的当代构建。
五、结语
上述对当代资本逻辑的深入分析表明：仅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内部进行非现实的批判和反思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现实出发，回到现实并时刻关照现实，由解释问题转变为改变世界，如此方能最终消解当代资本逻辑带来的种种弊病。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在当代经济自由主义的构架中，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似乎已经成了 “过去时”而被问题化或者干脆被搁置，而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实践则干脆被视为现代性的歧路。事实上，在今日由资本逻辑所主宰的世界秩序之中，那些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着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苦难，它们因承接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嫁的经济矛盾和经济危机而加剧了国内矛盾。因此，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虽然是针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状况，但是并不因当代西方世界进入晚期资本主义而失去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因而有着显著的当代性。这一探讨当然还连带着对当代经济自由主义的批判，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某种深刻的启示。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资本逻辑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繁荣与人民的自由和平等的实现。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价值理念，从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视角扬弃资本逻辑带来的现实问题：第一，透视资本的现实本质，发展共享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导向。第二，以共产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学说为支撑，构建一种兼具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说来，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面临着以下严峻挑战：一是资本金融化的深度发展已经与信息技术相结合，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态。资本金融化作为当代资本发展的新趋势，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既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又对其健康发展形成了挑战；二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消解着理想性维度的价值，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践行面临着拜金主义等价值虚无主义思潮的威胁。因此，现实的问题要求必须坚持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由此强化对资本的历史超越意识。消除社会两极分化、建立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长效机制、通过科技创新积极应对美国贸易霸权的挑战、积极克服产生于市场经济的价值虚无主义信仰危机，是当前中国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必须完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传播机制，扬弃资本逻辑这一产生价值虚无主义的现实根源。其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具有双重特性：既保留了理想性，也有其现实关照。共产主义不仅是人类追求的一种远大理想，也是一种改变现存世界的手段，是一种扬弃异化经济、克服资本逻辑的弊端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运动，这种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观，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实践指导意义。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利用资本发展经济之时，决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而要坚持对资本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自觉克服西方经济学对资本意识形态特性的遮蔽。中国应当运用政权的力量去规制和调控资本，以防范其破坏性力量，通过经济的结构性完善和发展，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开辟出一条通向人类解放的新道路，这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有价值的地方。
(Research Center on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 Central Plains,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China)
Abstract: Marx once deeply criticized the category of capital during the period of free competition capitalism,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dialectical sublation of capital logic.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and development paradoxes of capital logic pointed out by Marx have a tendency to further expand and deepen,and present a series of new features.Its positive significance is embodied in the absolute trend of capital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its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function,while its negative significance is embodied in the polarization of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a series of economic ethics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external delocalization of capital,the colonization of the living world under capital logic and the paradox of virtual capital expansion.Contemporary criticism of capital logic is conducive to China's establishment of its proper attitude towards capital and market economy and opens up a new road to human liber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freedom;capital;virtual economy;financialized world;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1]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 2卷[M].顾良，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227.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08，714.
[3]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485-486.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36.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9.
[6] 〔美〕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吴奇，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56.
（来源：《云梦学刊》2019年第五期；作者：冯静，女，河南许昌人，河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中原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教授，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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