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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还要从源头上论起。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开国元勋。所以，研究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还要从毛泽东为新中国设计了“四梁八柱”的基本制度讲起，还要谈谈毛泽东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苦探索及其贡献。
毛泽东对新中国制度的设计，是从西柏坡时期开始的，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 第一，关于新中国政权的性质问题。1948年，在西柏坡召开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中国革命胜利后，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其中主要是工农联盟。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米高扬时又指出，新中国政权的性质是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在中国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1949年9月，毛泽东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和内容作了具体的说明。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和毛泽东论述的基本观点在《共同纲领》和新中国的宪法中得到了始终如一的坚持。 第二，关于新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也就是采用何种政体的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设计，新中国应该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在1948年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他认为，资产阶级议会制不适合中国，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开人民代表大会是很合适的，各方面都能接受。后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分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资产阶级议会制和列宁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三者之间的区别。他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而近似于苏维埃制，不过，二者在内容上是有区别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允许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这样一来，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成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第三，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对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一大设计。1949年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考虑联合政府组成时，曾设想过在联合政府中，中共与进步分子合为2/3，中间与右翼占1/3。除中国共产党以外，还要在政府中给各民主党派留下一定位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是明确表示，我们党要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同时要求将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政策确定下来，形成制度。这些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得到七届二中全会的确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四，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对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又一设计。194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指出，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提出要为恢复内蒙古历史地域创造条件，逐步建立东西蒙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到了1949年9月，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建立新型民族关系的重要政策被写入《共同纲领》，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保障。 再来谈谈经济制度方面的设计。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之前，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比较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在此之前，过早地和过多地在国民经济中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超出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去机械地实现计划经济都是危险的。他还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首先是国营经济，第二是由个体向集体发展的农业经济，第三是私人经济。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对此作了具体说明: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也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直到1956年，我国完成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得以确立。
二 、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的基础上开创的。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崭新课题。毛泽东同志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 苏共二十大之后，面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种种弊端，毛泽东提出要以苏联模式为鉴，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为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和完善提供了方法论原则。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他还具体分析了苏联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的经验教训，提出解决的办法，体现出要“走自己的路”的战略原则。 在这一理论原则的指导下，毛泽东提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论断，为推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经济建设发展道路过程中提出了允许私人经济和自由市场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发展的思想；在政治建设上提出了营造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主张；在文化建设上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探索取得了系列重要的成果，为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和完善提供了理论先导和经验启示。 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有些内容失去了现实指导意义，但是，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而有些思想内容也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下来，对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这些思想内容不仅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也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就此而言，毛泽东不仅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者和先行者。
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正确的和错误的思想并存与发展交织在一起。有时正确思想占主要地位；有时错误思想占主要地位。有时在某一方面是正确的，而在另一方面则是错误的；有的一种思想之中有对的也有错的。如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关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观点、党和国家出修正主义是最危险的、要把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等观点是正确的。 认识需要实践来检验。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是由三部分组成，即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部分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中占主导地位。纵观他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基本上体现了这一理论原则。当然在坚持过程中也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组成他的社会主义观的第二个重要成分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由于强调变革生产关系，他的社会主义观的第三个成分就是空想社会主义因素。其主要表现一是“超前”“一大二公”“急于过渡”“单纯求纯”；二是“均贫富”。实践证明这是行不通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包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市场经济论、改革开放论，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理论以及外交战略等，都继承了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观点，是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与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前后相继、一脉相承。这些思想内容不仅被我国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而且对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来源：《毛泽东研究》2019年第四期；作者：肖贵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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