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古田会议与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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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古田会议针对红四军党的政治建设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措施：确立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建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组织制度；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机构设置；建设党性强的政治文化。古田会议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努力大大增强了红四军的凝聚力、战斗力，使红四军成为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人民军队，有力地促进了土地革命深入开展，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深入研究古田会议对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探索及其取得的成就，对于深化党史研究，深刻理解把握和落实新时代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这一要求，都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政治建设”，将其置于党的建设总布局的首位，并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这一论述继承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建思想，推进了党的政治建设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对新时代背景下党的政治建设内涵、路径、意义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对党的政治建设进行历史性研究还相对较少。90年前，古田会议最早提出了党员思想和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问题，《古田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闪耀着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光辉思想。深入研究古田会议对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探索及其取得的成就，对于深化党史研究，深刻理解把握和落实新时代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这一要求，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古田会议召开前红四军党的政治建设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一）政治建设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建设，强调坚持党的政治纲领、维护党中央权威。列宁指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的政治组织。她的政治理想、政治纲领、政治目标、政治路线决定了讲政治、重视政治建设是共产党最显著的特征。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政治建党，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指出，我们党的政治目标是“由劳工阶级重建国家，直至阶级差别消灭”，并强调我们党要把工人、农民、士兵组织起来。以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明确阐述了政治纲领、章程。《决议》开篇就明确提出，红四军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并指出红四军中错误思想产生和存在的原因之一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为实现党的政治纲领而制定政治路线、执行政治路线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应有之义。政治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最显著的特征，红四军领导机关对错误思想缺乏斗争，凸显了红四军政治建设的重要性。

　　（二）政治建设的紧迫性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各派军阀间的分裂与战争，决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并分析了湘赣边界具备“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的条件。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建立公开的革命根据地的蓝图越发清晰明确。同年3月，毛泽东在闽西长汀县辛耕别墅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并作出决策：“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接着红四军初步创建赣南根据地，第二次进入闽西，一鼓作气打下长汀、龙岩。红四军接连取得胜利，赣南闽西革命形势一片高涨，但阵阵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也难掩红四军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一是红四军的领导机制问题，即党的工作范围问题。部分同志认为红四军中“党太管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进而提出军事决定政治。二是党的政治组织制度问题。红四军中极端民主化思想严重，红四军七大许多同志“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事无大小，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三是关于是否要建立根据地问题。红四军七大通过的决议指出：“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否定了毛泽东建立根据地反对流寇思想的正确主张。这三方面问题涉及党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领导方式、中国革命道路等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非常严肃，直接关系红四军的生存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才能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使红四军摆脱困境渡过危机。

　　（三）政治建设的必然性

　　井冈山、中央苏区革命斗争史是中国共产党一段艰辛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更是一段充满创新创造的激情岁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革命胜利之路的开创完全倚重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优秀共产党人。他们信念坚定、高瞻远瞩，开展调查研究不断开拓创新，克服了当时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决议》列举了红四军中存在的八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党内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红四军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实质上是在农村环境中以农民、游民、旧式军人及俘虏为主的革命队伍中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和政治问题，深深影响了党的政治斗争的开展、政治路线的执行及政治理想的实现。有明确政治纲领和远大政治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要实现政治目标，必然要加强革命队伍的政治建设。

二、古田会议提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措施

　　（一）确立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列宁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荐出自己的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表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在赣南闽西革命斗争时期，党对于确立在革命工作中的领导地位以及如何确立领导地位，经历了认识不成熟甚至惨痛失败，到自觉认识并主动践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党的领导突出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党对军队（军事）的领导。自井冈山斗争时期开始到古田会议召开前，单纯军事观点一直困扰着红四军，表现为两大争论，一是“政治”与“军事”哪个起决定性作用。红军中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是什么。《决议》指出，红四军中有部分同志认为，“政治”与“军事”二者对立，没有认识到“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提出了“军事领导政治”的理论。二是红四军中“前委”与“军委”机构的设置问题。直到古田会议召开，有关在红四军中设立军事委员会问题的争论才得到彻底解决。这场争论的实质“并非单纯为军委这一机构是否设立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对军队的领导，关系到红军建设的一系列原则问题”。

　　《决议》指出，红四军中存在单纯军事观点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政治水平低，没有认识到政治对军事的领导作用、红军与白军有根本区别、红军打仗是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二是军队中因为俘虏兵多导致产生雇佣军队的思想；三是党对军事工作的主动领导不够。《决议》提出纠正单纯军事观点的方法主要有五点：一是理论上肃清单纯军事观点，加强政治教育和政治训练，提高官兵、党员的政治水平。二是组织上削弱单纯军事观点，加强对俘虏兵的政治训练，由地方政府选派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加入红军。三是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积极领导。四是发动地方党和群众对红军的监督和批评。五是制定法律规章制度，明确红军的任务、军事系统与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决议》加强政治建设，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权意义深远，习近平指出：“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证了我军始终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为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提供了不竭力量，使我军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作风。”

　　第二，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决议》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高度重视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宣传工作在政治动员、扩红工作中的独特作用。舆论宣传工作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争取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设和巩固革命根据地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决议》第四部分论述了“红军宣传工作问题”。针对红军宣传内容、宣传技术存在的问题，《决议》提出了详细的解决方法。一是在宣传内容上，首先是规范、统一宣传口径，修定具体的宣传政治纲要。其次是宣传内容要有针对性、时效性，要根据地区、时间（如秋收时节、年关）、关键事件（蒋桂战争、汪蒋战争），制定出不同的宣传口号。二是强调三大重点宣传对象，重视对贫苦民众（如中小商人、学生、妇女、劳苦青年、游民）的政治宣传；对地主阶级的武装组织（如民团、靖卫团），敌方官兵的政治宣传；要平等、关爱、照顾敌方俘虏、敌方伤兵，以实际的无产阶级式的行动去感化他们。三是保证宣传工作人员。《决议》指出要从地方政府、各部队中挑选进步、优秀分子参加宣传队，并指出要经常训练宣传人员，提高他们的素质。四是宣传工作的机构设置。《决议》指出在红军中，“以支队为单位，军及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每个宣传中队约有21人，中队的宣传员再分为4个左右的宣传分队。红四军政治部、各纵队均设置宣传科，各级宣传科领导、管理相应宣传队。五是宣传工作的经费保障。《决议》指出宣传队需要的费用“由政治部发给，须使之够用”。六是制定了灵活多样的宣传形式，如传单、布告、宣言、壁报、歌谣、演讲、化妆宣传、群众大会等。中央苏区时期，在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宣传工作紧紧围绕苏区革命发展，服务于党的政治需要，动员、武装了贫苦民众。

　　第三，党对群众工作的领导。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并且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中国共产党描绘出代表人民利益的美好蓝图，并且在苏区革命实践中最大程度地保障群众利益：经济上尽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废除封建的债权，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政治上通过民主选举等让民众有政治参与权；文化上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学校，如扫盲班、夜校、列宁学校等，让苏区穷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被觉醒、动员起来的群众义无反顾地支持革命，实现了“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毛泽东的《兴国调查》描述了兴国的军事化情况：8至15岁的儿童组建成立劳动童子团，负责放哨、禁赌查烟反封建迷信；16至23岁的青少年组建成立少年先锋队，配合赤卫队的工作，查看通行证；23至50岁的男女组建成立赤卫队，负责夜晚放哨，作为红军的预备队。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致电蒋介石说“赣西南，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共匪’”，这是苏区民众被广泛地动员组织起来的一个印证。“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农民也决不可能孕育出革命思想”，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成功号召、汇聚了广大农民投身革命。

　　（二）建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组织制度

　　红四军在行军打仗，议事决策，执行党的政策、决议等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非无产阶级的倾向和问题，党的领导被削弱，与无产阶级革命的使命相背离。建立起有效的组织制度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成为古田会议的一个重要任务。

　　第一，确立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列宁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是集中的前提，集中是民主的发展和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一原则在红四军中经历了长时间的争论，直到古田会议才得到确立。“三湾改编”建立士兵委员会制度让士兵参与军队的管理，很好地实现了官兵平等，充分发扬了民主。“‘士兵委员会’既是民主组织，又是监督机关。遇有重要事情，士兵委员会就召集大家讨论，上至各级首长，下至伙夫马夫，都可以充分发表意见。”这使得红四军“官兵关系真密切，部队真是拖不垮打不烂”。但是随着士兵委员会工作的开展，红四军中民主氛围浓厚，却滋生了极端民主化问题，“士兵委员会的意见，可以左右长官甚至必须执行”，同时受党的六大会议精神的影响（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员对党内的一切未形成决议的问题都可以自由讨论），“因此当时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决议》强调，“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决议》提出，纠正极端民主化的方法有，一是从理论上论述极端民主化的危害、根源。二是在实践中“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就实现“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决议》作出了具体论述：党的领导机关要在深入了解基层及群众情况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指导路线，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建立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党的决议一旦形成就要坚决执行，维护党中央权威；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要充分理解上级指示并有效执行。

　　第二，确立党内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议》指出，红四军中存在非组织的观点，表现之一是少数不服从多数。比如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定之后，他们就不情愿甚至拒绝贯彻执行党的决议。1929年6月8日，为解决是否设置军委的争论，红四军在上杭白沙镇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的主要问题，其中指出“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同时成了全党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问题是红四军党的议事原则问题，而议事原则正确与否关系到党能否紧紧围绕政治纲领实现政治目标。这次会议把是否设置军委问题交给代表们表决，结果41人的会议中“36票对5票”否定了少数同志要成立军委的意见。被免去临时军委书记职务的刘安恭，作为红四军的领导，不仅没有执行会议通过的决议，反而继续坚持主张设立军委，并在会后挑拨朱德和毛泽东的关系，激化分歧和矛盾。上杭白沙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虽然通过了正确决议，但并没有从实质上解决党内分歧，很重要的原因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没有在全党全军中达成一致认识并有效执行。对这一情况，《决议》要求全党对于有争论的问题要坚持弄清原委对错，同时明确指出少数服从多数是党的纪律，党员同志必须遵守。

　　第三，开展正确的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列宁指出：“没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无产阶级就不承认行动的一致。”《决议》倡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有效解决党内分歧、统一党员的思想、增强党的凝聚力。红四军中关于是否设立“前委”的争论，因为没有开展正确的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许多同志把争论双方不同意见和看法理解成红四军最高领导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派别”之争、权力之争。在争论中，毛泽东被批评为“‘家长制’、‘书记专政’”。朱德被批评为“用手段拉拢部下，想成立军委以及脱离前委的领导”。《决议》指出，红四军中存在非组织的批评，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了对党员的人身攻击，甚至批评变成了没有证据的乱说，或党员间的相互猜忌。二是党员在党外批评同志。《决议》提出解决非组织批评的办法有：防止批评的庸俗化，明确说明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党员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防止批评的主观武断，要求党员说话要有根据；教育党员对党委和党员同志的批评应在党的会议上进行。朱德、毛泽东、陈毅等红四军领导人都是具有坚定政治信仰和高尚党性修养的共产党人。他们光明磊落、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始终以党的利益、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决议》是他们领导红四军自觉进行反思，开展无产阶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统一思想认识的伟大成果。

　　（三）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机构设置

　　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广大农村开展革命斗争，为应对人数、装备均显强大优势的敌人，游击战、运动战是红四军常用战术，坚强的党的领导是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的核心保障。健全的党的机构设置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顺畅实施，形成党的坚强领导。正如“九月来信”指出：“党只能通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在这一时期，我们党通过各种机构设置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完善红四军中党的各级组织。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为实现政治目标，克服各种困难，想方设法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以加强党的领导。“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对失败气馁、军心涣散、思想混乱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进行改编和整顿。为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制度。井冈山革命时期，红军中建立了“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立党代表，担任党的支部书记”，各级党组织专门做党的工作，负责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指导士兵开展群众工作。毛泽东指出，红军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立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决议》重申了红四军中党的各级组织的组建原则是“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并实事求是地指出，有些部队党员人数不够，不能每班建立一个小组时可以暂时以排为单位建立小组。

　　第二，建立地方政权机关。《决议》指出，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作为革命党，谋求、建立革命政权是最终的政治目标。在赣南、闽西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地方政权机关的建立和建设。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详细论述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地方政权的建设情况，并说明了地方政权建设与革命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毛泽东指出湘赣边界各县原来完全没有党组织，没有革命的武装力量，群众的革命情绪被完全打压，直到1928年2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党的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亦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和万安县委发生了关系”。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多次打倒豪绅、发动群众游击暴动，取得了成绩。随着地方政权的成立，各县县委上级党组织——湘赣边界特委成立，土地革命深入开展，湘赣边界武装割据扩大。1928年5月、10月两次边界党的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两届边界特委会，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1928年11月，红四军中恢复设立党的前敌委员会，负责管理地方党。毛泽东指出，“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1929年3月红四军首次入闽，打下闽西重镇长汀，建立了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第一个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同年3月到10月，闽西的武平、上杭、长汀、连城等先后建立了4个县苏维埃政府、50多个区苏维埃政府、40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决议》明确指出红军打仗的目的是帮助群众建立、建设革命政权，这既是对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又是对未来革命任务的规划。

　　（四）建设党性强的政治文化

　　党内政治文化是指共产党员的政治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等。先进的政治文化能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滋养，是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贯彻党章和党规、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文化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建设要“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又要“高度警惕、旗帜鲜明地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决议》提出要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反对小团体主义以建设党性强的政治文化。

　　第一，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加强对党员的无产阶级价值观及方法论教育，使红四军成为先进的无产阶级军队，是古田会议一直努力的方向。《决议》指出，红四军中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错误，表现为对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对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没证据乱说或相互猜忌的主观主义批评，毛泽东批评红军中这种非科学的“‘烂糟糟的’现象”是“一种原始的游民的队伍的现象”。对此，《决议》提出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并指出具体措施，一是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作政治形势的分析”。二是号召党员加强和重视“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只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斗争方法和路线政策。三是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讲政治。《决议》指出要通过作政治分析、出政治简报党报等方法，加强党员的教育，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这样才能健全和扩大红军并完成历史赋予红军的使命。

　　第二，反对小团体主义。小团体主义（地方主义）是红四军自成立以来就存在的问题，古田会议指出小团体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号召红四军要努力克服。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边界各地的党多是同村或同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样的情况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毛泽东指出：“小团体主义不消灭，不能如二、四团一样的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则红军只是一个好听的名称罢了。”《决议》强调，小团体主义表现为“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维护少数人的局部利益，损害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妨碍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严重破坏了党的纪律和风气，对党的事业有很大的危害。《决议》提出，纠正小团体主义的方法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党员的个人主义，使党员明白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

三、古田会议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取得的成就

　 　90年前，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扎根中国闭塞落后的赣南、闽西，以共产党人特有的智慧、坚定的信仰破解了革命岁月的时代难题。在农村的艰苦环境中，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紧紧围绕党的革命纲领开展无产阶级的政治建设，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第一，使红四军成为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人民军队。古田会议站在政治高度去解决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把一支以农民、游民为主要成分的旧军队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人民军队。古田会议的召开有效纠正了红四军中存在的错误思想，确立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建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使军队思想统一、纪律严明、行动一致、面貌焕然一新。“九次大会的影响，深入在四军同志的脑中，的确九次大会是四军党第一幕重要的历史。”古田会议之后，红四军狠抓学习落实《决议》的内容和精神。红四军“边行军边贯彻会议精神”，熊寿祺在《红军第四军状况》中指出：“九次大会之后，四军党努力同这八个错误倾向奋斗，现在已有相当成绩”，特别指出红四军中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倾向、非政治的批评等得到很好的纠正，党的宣传工作、同志们的政治觉悟等得到大的提高。

　　第二，使红四军凝聚力、战斗力大大增强，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经过古田会议的洗礼，红四军的凝聚力、战斗力大大增强，在与兵力强于己数倍的敌人较量中取得了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对苏区的二次“围剿”，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一个最紧迫的任务是打破国民党发动的对朱毛红军和闽西苏区的第二次“会剿”，国民党组织闽赣粤三省12个团的兵力，分7路向闽西苏区的连城、古田进逼并“都约定一月四日同时出动”。红四军“以‘围魏救赵’办法，调动敌人，打破‘会剿’”，迅速撤离闽西向赣南进军。东韶会师后红四军分兵接连攻克江西的宁都、乐安、永丰等县，“这一时期各路工作都有很好成绩，因为这是九次大会后第一次分兵工作的时候，各种方式路线，都有一个确定”。2月下旬，红四军在富田重创唐云山旅，金汉鼎、朱耀华部担心我军乘胜追击，撤回吉安、吉水和永丰一带，至此，红四军打破了国民党的第二次“会剿”。1930年6月开始，中央苏区革命实践接连受李立三、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影响，大好的革命形势面临严峻考验，但朱毛红军还是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三，促进了土地革命深入开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古田会议着力批评了红四军中不重视群众工作，没有政权观念的思想，古田会议之后动员、组织、武装群众进行土地革命，致力于建立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观念在红四军中形成了一定共识。沿着起草《决议》的思路，毛泽东于1930年1月5日在古田的协成店写作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更加深刻地论述了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并必然成星火燎原之势，“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等理论；论述了有计划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意义和策略。至此，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建设问题，红四军统一了思想认识，并在革命中付诸实践。“大家以为深入土地革命是扩大政治影响”，在这一无产阶级观念的影响下，红四军行军打仗均围绕着加强党组织的建立和建设、创建和巩固地方政权。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土地革命，创立建设中央苏区的过程中积累了治党治军经验，围绕巩固根据地政权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建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正如1930年1月6日，红四军前委向中央汇报的，“此一月的光阴易过，红军在表面中在于政局没有惊人的动作，但于今后斗争，却建立了基础”。1931年9月中旬，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包括二十一个县，二百五十万人口”。同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六期；作者：吴文春，龙岩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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