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冰：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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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要依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研究对象理论的已有成就，另一方面要回应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研究对象理论的挑战，关键是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它在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反映这种特殊社会生产方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不能照抄照搬以一般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的西方经济学体系，也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资本论》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代表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崇高事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成果不仅属于中华民族，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为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任何一门科学的存在性，都最终取决于其特殊的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性。对经济学及其规律和范畴的认识和把握，必须要从其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深化开始。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必然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方法论基础。按照唯物史观，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演化以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方式的变革为基础，必然伴随着社会生产关系总和即经济基础的变化，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也会发生变化。[1]由此，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表述为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8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和恩格斯关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必然有独特的社会生产方式，反映这种独特社会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对它进行反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成果。由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说的基本框架是: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然承认其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学说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否认其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立说，具有一定的历史性质。然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的阐述上却极力否认其阶级性和历史性，将经济学研究对象规定为一般意义上的资源配置问题。

一、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理论的挑战

西方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普遍采用了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的论述: “经济科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在配置稀缺手段时表现的形式……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3]这是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第一次把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直到今天，这一规定仍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接受和认可。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2006 年出版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中写道: “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4]

必须指出的是，罗宾斯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受到了其他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和批判。例如，雷诺兹认为，罗宾斯的定义把许多决定资源供给和技术的重要因素都排除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外，这些因素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常常无法用数量表示”，而“被逐出了严格的经济学领域”。[5]加尔布雷思认为，资源配置取决于生产者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又源于资本所有权即生产资料所有权，罗宾斯在研究资源配置的同时却抛弃了决定资源配置的生产者权力，因此，罗宾斯等人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可能是“掩盖这种权力的幌子”[6]。布坎南主张经济学要研究“人类关系制度”，包括集体制度和私人制度，罗宾斯把抽象的资源配置界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逃避了对“人类关系制度”的研究，“阻碍着科学的进步”。[7]可见，现代西方经济学舍弃所有权和人类关系制度而只研究一般意义上的资源配置问题，这在西方经济学家内部，也不是没有意见分歧的。

尽管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的学说受到了上述不同西方经济学家的批判，但它仍然受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追捧。现在流行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在阐述经济学研究对象时大多都采用了罗宾斯的说法。在经济学研究对象界定上，罗宾斯关于资源配置学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学说构成了一定的挑战。20 世纪下半叶，由于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全世界的传播和发展走入低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地位同样也被削弱。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文化思想和技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尤其在经济学研究和教育领域，西方经济学已经占据高校课堂，在实质上已经成为高校课程设置、学术研究、人才引进等方面的主流。这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对西方经济学及其资源配置学说认识上出现了偏差，例如，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把研究对象界定为资源配置，舍去了“政治”等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具有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因此，西方经济学是无阶级、无国界、普适的经济学，适用于任何国家的任何时代; 还有人认为，现在全球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实行市场经济即通过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进行资源配置，因此，西方经济学适用于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那么，就理所应当运用西方经济学来指导。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就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运用;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生产关系，而社会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叫做政治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源配置，不涉及社会生产关系，就可以免于在其经济学名词前冠上“政治”二字，所以，西方经济学是经济学。由上可见，正是由于对经济学研究对象认识上的偏差，才导致中国一部分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事实上，西方经济学不过是用一般的、抽象的资源配置学说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以阶级对抗为特征的资源配置。经济学从来都不是脱离人与人的利益关系而进行研究的学说。西方经济学家虽然一再标榜自己不关心政治，但其任何一个定义、一个假设、一个理论命题都无不带有资产阶级利益的痕迹，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马克思曾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8]10因此，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是具有鲜明阶级性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就没有否认过《资本论》的阶级性，他们明确指出，《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的结论是“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8]34,35只有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学说，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真谛，识破西方经济学的错误舆论导向，用科学的理论武装群众，焕发强大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还是要在理论上说服人，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地位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在于其改造世界的致用性。因此，我们必须要在学理上证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错误和思想意识上的误导。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使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接受真理，按照科学真理的精神办事。

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点

要科学说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点，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社会生产方式具有客观实在性、社会历史性和变化发展性。[9]

1. 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在其后强调，“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在英国”。[2]8这说明《资本论》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而非主观臆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和唯一性，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客观的物质的存在，而不是主观的虚幻。因此，科学的经济学，是对客观存在的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是以科学的概念和命题，概括和反映客观物质世界中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变化发展的规律性。

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和唯一性不同，西方资产阶级更强调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主观意识性。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分别在各自的著作中，通过分析社会分工、生产过程和资本积累等问题，探索了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并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具有科学性。到了1830 年代，西方经济学者虽然沿袭了古典经济学对财富生产和分配的研究方向，但这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完全背离了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初衷，为了替资产阶级辩护，在方法上已经由唯物主义认识论转向唯心主义认识论，杜撰了许多背离历史事实的“理论”。1870 年代边际主义经济学发展起来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就更具有主观主义性质。他们不再注重研究具有客观性质的财富生产，更倾向于研究个体消费者和个体生产者如何通过交换获得最大利益和满足，在方法上也更倾向于具有先验性质的演绎法，用一些从头脑出发而不是从实际观察出发的研究方法，例如，边际分析和各种主观性的经济范畴和假定，效用论、心理预期、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流动性偏好等。杰文斯把经济学视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认为经济学是以最小的痛苦为代价去购买较多的快乐。马歇尔同样认为，财富是满足欲望的物品和付出努力后得到的结果。[10]萨缪尔森以格式塔心理学中的鸭兔实验为例，[11]说明经济学研究的主观性，认为经济学对研究对象的反映不是唯一的，以所谓范式不可通约来否定和排除来自正确意见的批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研究对象本身的客观性决定了其历史性，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不是任何社会的生产，因此，对它反映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和规律也属于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具有历史性质。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区分为不同社会形态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各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不同，包含的内在经济关系和反映的社会生产规律亦不相同。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主要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物质生产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然而现在仍然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认识不到位，有学者在解读和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的含义时，片面强调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他们看来，只是因为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所以，马克思就将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则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还必须将生产力也纳入其中。有学者甚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要将生产力放在首位。按照这样的逻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完全可以根据人们的主观愿望和需求任意界定: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对它怀有美好愿望的人去研究它，它就表现为一个美好的世界; 反过来，怀有颠覆它的恶意的人去研究它，它会表现出一副衰落和即将灭亡的样子。事实果真如此吗?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认识来自对事物本性的客观考证，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要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本性来揭示其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都是客观的、不可改变的必然趋势，和研究者的主观愿望无关。

2. 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暂时性

所谓历史性，是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区分为不同社会形态，不同的社会形态包含的内在经济关系和反映的社会生产规律不同，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个特定阶段，它要经历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过程。因此，对它反映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和规律也属于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同样具有历史性。

西方经济学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暂时性，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从来就有的、永恒不变的，因此，西方经济学把研究对象规定为脱离具体历史生产阶段和生产方式的抽象的资源配置，把经济社会中的人抽象为没有任何阶级属性的经济人。西方经济学从来没有将其范畴和规律看作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因此，它从来不考察各种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例如，西方经济学中讲的资源稀缺，从来都不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阶段或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资源稀缺，西方经济学不考虑工业革命以后机器动力代替人工和畜力动力的历史因素，也不分析各种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在它看来，机器就是资本，资本就是机器，劳动力就是劳动力，没有什么雇佣劳动和非雇佣劳动的区别。再如，西方经济学对货币需求的认识也缺少历史分析，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虽然都需要货币，但货币在二者手里却有不同的意义，雇佣工人用货币来消费，而资本家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剥削工人，这是其本质所在。西方经济学用“需求”“欲望”这样的一般概念来掩盖资本家对资本、利润的贪婪追求，不可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爆发的必然，更不会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对于经济社会中的人的分析，西方经济学用一个经济人范畴概括了所有的人，从来不研究人如何分化为不同阶级。

事实上，原始社会没有阶级划分，每个人也不存在西方经济学提出的“自私的天性”。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他们必须联合起来对付自然界的自然灾害和野生动物的袭击。奴隶社会出现了剩余产品，人类社会才产生了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为轴心形成的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是隶属于不同阶级的人，包括资本家阶级的人、雇佣工人阶级的人和土地所有者阶级的人。这三种具有不同阶级属性的人的行为，由不同的阶级关系决定，绝不是像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那样单纯，可以由一个利己的规定性能概括的。事实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由不同的历史阶段构成，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规律和作用形式，反映和概括不同历史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自然要体现每个阶段的特点。《资本论》揭示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特有的经济规律。一位俄国经济学家曾经这样描述马克思的《资本论》: “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对现象所做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机体像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这些有机体的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2]23马克思高度认同这位俄国经济学家的看法。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最本质东西。西方经济学认识不上去，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如果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就等于接受资本主义必然要走向灭亡的结论。这是资产阶级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也有主张全盘西化的，极力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建设和发展只能走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道路。还有一批中国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解释和解决现实社会经济问题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必须对二者进行调和或综合，提出了“新理论”。 [12]另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主张打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界限或者打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学界限。前一种打通论与调和论颇为相似，否定经济学的阶级性，主张经济学的大融合; 而后一种打通论，则是在经济学历史性的认识上走入了误区，否定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有不同的经济学，这是根本错误的。

3. 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性

发展变化性是指一个社会生产方式内部或不同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变化发展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方式及其要素经常变化。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来看，它在历史上经历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竞争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各个阶段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联系的。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个特殊的生产方式，具有区别于其他生产方式的独特特点，但这些特点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组织方式，由个人企业到合伙企业，到现代企业，完成了不断自我扬弃、自我否定的过程，但无论如何变化，不变的是其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所以，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不仅要有整体的把握，还要充分了解其阶段性特点及其阶段性的继承发展性; 不仅要重视量的分析，更要注重质的规定性。西方经济学把经济学研究对象规定为一般的永恒不变的资源配置，他们习惯运用大量的数学公式对经济现象进行单一的量化分析。正确运用数学公式进行经济学分析确实具有很多优点，但任何事物不仅有量的规定性，还有质的规定性，量变能用数学表示，但必须以一定的质的规定性为前提。抛开质的规定性分析，单纯进行量变推导，得到的结论对现实经济毫无意义。例如，1830 年之前的资产阶级是一个进步的阶级，其经济学说也具有很多科学性。在1830 年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以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使命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作为商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对立面正确阐释价值的来源，转变为统治阶级——资本家阶级的卫道士，走上了为资产阶级充当辩护士的不归路。相应地，西方经济学也偏离了科学的轨道，成为为资本剥削劳动提供理论辩护的诡辩术。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方式的转变。资本主义政权的建立意味着资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中的主导阶级已经历史地完成了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相应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一种进步的代表时代方向的经济学家转变为辩护士。这种特定的社会责任决定了“其必然抛弃生产的本质只研究现象，抛弃生产的特殊性只研究生产的一般性”[13]，违心地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看作万古不变的永恒的生产方式。所以，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和界定必定具有致命的缺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研究对象的认识则是辩证的。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阶段性发展特征，会经历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变化过程;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扬弃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终将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变成新生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这种新诞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认识

恩格斯说: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野蛮人的弓和箭、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交换往来，到千匹马力的蒸汽机，到纺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14]按照恩格斯阐述的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资本论》是正确反映和科学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演变和运动规律的研究，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其任务是正确反映和客观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当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我们还必须要有新的认识。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方式。从本质上，它区别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反映和研究这种生产方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必然不同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资本论》。二者虽然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但理论内容却有本质区别，《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内容，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但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这些理论适用的社会历史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近年来，中国理论界在探讨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有学者认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理论、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理论都适用于解释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事实上，如果这些马克思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都存在，就等于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阶段。当然，《资本论》中运用的经济学研究方法，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论》的方法，学术界普遍概括为唯物辩证法。但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内涵，学术界有不同的阐述。本文认为，要尊重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跋》中的比较完整的论述即包括马克思认可的俄国经济学家的描述[2]20-23和马克思自己的补充说明。俄国经济学家描述的唯物辩证法包括: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变化的、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 事物的前进发展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 政治经济学就是要研究经济现象的运动变化规律。俄国经济学家特殊强调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具有社会历史性质; 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经济规律。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俄国经济学家的概括和总结。马克思说: “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2]21尽管马克思非常欣赏俄国经济学家对辩证法的概括，但他还是进行了必要的补充。马克思强调，在《资本论》中运用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即形式上的唯心主义外观和事实上的唯物运动本质; 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意义首先在于其唯物性，其次在于其辨证性。在社会经济问题的讨论中，许多人不懂唯物辩证法。例如，有经济学家只看到市场经济中等价交换的形式平等，看不到在形式上的平等经过辨证的转化过程已经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资本论》中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但不是不顾中国现实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而教条化地照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15]，即把《资本论》中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原则——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有计划地发展经济[16]——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结合起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骄人成绩的原因所在。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要坚持辩证的普遍联系性。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失误，但只要没有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只要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还是社会主义，就应该被纳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内。有人割裂和否定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联系，使两个历史时期对立起来，其目的就是用改革开放前30 年否定后30 年的科学社会主义性质，或是相反，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思想倾向。早在1890 年，恩格斯在给奥托·冯·伯尼克的信中就曾指出: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这里的问题就在于要处理好质变和量变之间的关系。《资本论》描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 世纪、17 世纪、18 世纪到19 世纪中叶经历了很多重大事件和重大变化，可是都被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整体的一个局部加以处理。部分学者将一些变化孤立，甚至对立，看不到变化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经济政策学，而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理论体系，是在充分借鉴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对经济进行改革，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经济建设成功经验的理论总结。因此，不可低估改革开放前30 年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对改革开放以及后来道路选择的启发意义。不承认这一部分历史和这一部分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就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认识论。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改革目标表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就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看作一个有机整体，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将不同阶段的改革看作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修复，而不是不同社会生产方式的转换。事实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都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都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一定要充分考虑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理论上的继承和发展，不能割裂，更不能对立。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是客观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客观实在性。跨越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中国这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低于欧美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既具有一般社会主义的特征，又有较明显的跨越式发展和实现的特点。目前，生产力水平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仍然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大问题，所以，发展是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并不意味着就必须将生产力从生产方式的有机统一体中剥离，单独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中，更不意味着借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说和研究方法更适合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将西方经济学的唯心主义理论和形而上学方法拉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这是我们必须要批判的颠覆性错误。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意。但不加分析批判地拿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理论武装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的错配，必然带来颠覆性的后果。

从上述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的论证中，可以看出，这两种不同的狭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完善程度不同。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经历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贡献、马克思和其他经典作家的革命和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严谨的科学体系和科学范式，发展空间和发展范围相对较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还处于初级阶段的探索过程中，因此，反映这种全新生产方式理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必然要体现其时代的探索性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学说体系还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指导下进行探索，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人类社会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后形成的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狭义政治经济学。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较低阶段，但它代表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因此，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属于中华民族，也是全人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进行理论创造，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时，为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 页。

[2]马克思: 《资本论》第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 页。

[3]莱昂内尔·罗宾斯: 《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朱泱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9－20 页。

[4]曼昆: 《经济学原理( 微观经济学分册) 》，梁小民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 页。

[5]劳埃德·雷诺兹: 《经济学的三个世界》，朱泱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1 页。

[6]约·肯·加尔布雷思: 《经济学和公共目标》，蔡受百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46、46、11、320 页。

[7]詹姆斯·M. 布坎南: 《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罗根基、雷家端译，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16、9 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 页。

[9]丁堡骏、高岭、王金秋: 《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税务与经济》2014 年第4 期。

[10]杨立岩: 《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比较分析———兼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第4 期。

[11]保罗·A. 萨缪尔森: 《经济学》，高鸿业译，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14－16 页。

[12]孙立冰、蒋岩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创新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6期。

[13]吴易风: 《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 期。

[14]恩格斯: 《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3 页。

[15]《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现、创造、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 月6 日。

[16]孙立冰、丁堡骏: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基本经济原则》，《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 年第5 期。

（作者：孙立冰，吉林财经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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