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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也是进行不懈斗争的一生。少年毛泽东就具有斗争精神，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学说”之后，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不屈不挠革命建设实践中，毛泽东不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逐步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斗争策略；而且对“斗争”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毛泽东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斗争思想。
毛泽东从小爱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中国古代传奇小说。这些阅读初步培养了毛泽东的斗争意识。目前看到的关于毛泽东对斗争的论述文字，最早应是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的日记中写的那段著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里的奋斗虽然具有斗争的含义，但体现的更多还是“恰同学少年”式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到中流击水”。 自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走上革命道路之后，毛泽东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斗争历程，并有了对斗争的论述。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首次论述了“革命斗争”，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如何斗争呢？面对当时党内的右倾错误观点，毛泽东提出了斗争的方式方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虽然这里没有“斗争”一词，实际上“革命”就是斗争的代名词。
作为文献标题出现的“斗争”一词，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1927年举行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这里虽然也没有“斗争”一词，但其精神实质已经含有“武装斗争”的鲜明指向。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秋收起义，就是武装斗争的实践。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受挫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后，于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标题就是《井冈山的斗争》，文章的内容全部围绕“斗争”而展开，充分体现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斗争）的实质。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斗争的论述，已经随着形势的变化，涉及面越来越广，针对性也强了。在1929年12月底召开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主张要对红四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他说：“红军党内对盲动主义已经做了斗争，但尚不充分。”又比如针对党和红军内的教条主义，毛泽东主张《反对本本主义》，这里的“反对”其实就是“斗争”，即要与本本主义不注重调查研究的坏作风进行斗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在长征前夕，他还针对中央苏区一些地方苏维埃政权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批评，提出要对官僚主义作风进行斗争，具体体现在1934年1月27日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时期，也是毛泽东对斗争论述最丰富的时期。面对抗日战争爆发的形势，毛泽东提出全党同志要注意斗争策略，他指出：“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政党开展斗争的一条基本原则，“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就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就要孤立敌人”。“统一战线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毛泽东对武装斗争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论述，在1939年10月4日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对于党的自身建设，毛泽东也用斗争进行了论述。比如《反对自由主义》中，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来克服党内的自由主义，“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要通过斗争，清除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良作风，达到实现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针对一些人“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的问题，提出“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并且要求大家“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 毛泽东还很讲究斗争艺术。毛泽东论述了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既讲团结又要斗争的辩证关系，在《又团结，又斗争》中指出：“统一里有斗争，天下万物皆然。如果有人认为只有团结而没有斗争，那他就还没有学通马克思主义。统一与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两个基本原则，那末这两者是不是半斤与八两呢？或者说斗争更重于统一呢？回答都是否定的！”1940年3月，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他又提出“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毛泽东提出了灵活的斗争原则，他指出，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自卫原则，第二胜利原则，第三休战原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这样“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 要赢得革命的最后胜利，一定要具有勇敢的斗争精神。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论述指出，“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执政党的立场和角度，对斗争进行了许多新的论述。1951年11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东北局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写道：“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这里的“斗争”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对于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作用。毛泽东决心通过“三反”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毛泽东像指挥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亲自部署指挥“三反”斗争，他要求从中央到各省市，从各大军区到各级军区，“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毛泽东不仅关注经济政治军事领域中的形势，而且对于文艺界的情况也十分关注，对于《红楼梦》引起的争论，毛泽东从斗争的观点去解释，认为对它的研究不是纯学术问题，这里涉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资产阶级观点指导社会科学研究，要全党予以重视。1957年3月17日晚上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毛泽东说：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毛泽东还说：“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这就意味着斗争的对象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将贯彻落实八大路线，履行执政党的使命。可惜的是，由于对整风运动形势的判断错误，导致了后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并且改变了八大关于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而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之后毛泽东论述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对党内的官僚主义、腐败行为的斗争，等等。总之，“斗争”一词应属于毛泽东中论述比较多的一个概念，这既象征了毛泽东的历史特点，也体现了毛泽东的斗争精神。
（作者：祝彦；来源：《学习时报》2019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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