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论证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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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改革开放初期，作为传播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的中坚力量——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以高度的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从当时中国现代化主要问题及其产生原因、当时中国现代化问题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解决当时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能力和品质、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担当中国现代化领导核心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进行了论证和辩护，既捍卫了近代百年艰辛探索后所选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正当性，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初步的理论论证。

　　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中，逐渐推进当代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遭受了各种质疑和挑战，其中尤以资产阶级自由化面目呈现出来的激进自由主义的反对为代表。考察和探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论证和辩护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这段历史，既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深入推进提供有益启示，也有助于深刻揭示、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

一、生产和需求的矛盾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现代化首要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关注当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首要问题。党中央逐渐认识到社会生产的落后状况与人民需求之间的矛盾才是当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和党的十三大报告都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定位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却以理性为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继而以抽象的人性和个人政治权利的现实状况为检验理性有无的“晴雨表”，就当时“中国主要问题是什么”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判断。他们认为，因坚持社会主义和实施人民民主专政而造成当时中国的民众和社会完全处于“异化”状态，相应地推动和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和决定性条件即“理性精神”丧失殆尽。因而，对后发的中国而言，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实行类似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那种抽象性的人权，认为只有这样方可恢复理性，从而开启现代化。

　　作为当时传播和诠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坚力量——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对党中央有关“生产和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现代化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一判断进行了科学诠释和充分论证。如1988年初，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在西安召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讨论会”，其中一个重要议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问题”。有学者专门撰文进行阐释和分析，认为《决议》有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规定，简单地说就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有学者指出《决议》有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因为它从人民需要与社会生产这两个方面来构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大思路是对的，其中蕴含整个共产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一般规定性；还有学者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表述，认为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的全貌及其基本矛盾的多层次内涵，亦较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当前社会基本矛盾的阶段性特点。可见，上述诠释和论证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官方主导性意识向社会主流性意识的转化。另外，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了理性与现代化的关系，强调无论是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唯物辩证关系，还是现代化实践主体人的现代化来看，不排除理性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但并未起决定性作用。在此基础上，他们从如何认识民主自由人权、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是否真正完美、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与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根本区别、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否造成社会和人的异化等方面，直接驳斥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那种主张在中国推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从而恢复理性并以此来开启现代化的错误观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了辩护，具体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在民主自由人权方面的认识上，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普遍的、绝对的、无阶级”论，强调民主自由人权是相对、具体、历史的。如有学者以“民主”为例，指出要树立正确的民主观至少应树立五个重要观点，即阶级的观点、历史的观点、全面的观点、过程的观点、法制的观点；以“政治自由”为例，有学者强调其是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反映，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及其性质的限制，从实践来看，个人自由与集体自由以及自由与纪律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决定了“没有无条件、绝对的自由”；以“人权”为例，有学者指出人权具有历史性、阶级性、相对性，内容具有发展的无限性等特征。

　　二是针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是否真正、完美，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采取了较为历史和辩证的态度，不否认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但不同意其是真正的、完全行之有效的民主自由。如有学者以西方的议会制、两党制和三权分立制作为参考对象，揭示其“是少数人的民主，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欺骗、麻痹、愚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工具”；有学者以资产阶级人权为例，强调其理论是在反封建主义和神权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于反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等级和特权乃至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等具有历史进步性，可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使资产阶级人权“表面上是普遍的”“作为权利的最一般形式”，而实质上“不可能包括一切人”“仅仅是资产阶级的权利”。

　　三是就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与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根本性区别而言，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总体上认为，尽管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在发展过程中吸纳了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一些有益成分，但两者之间还是有原则性差异的。如有学者指出，相对于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是建立在历史唯心论和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则是以历史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相对于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把个人作为“起点”和“核心”，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则强调把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相对于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是服务和服从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的，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则是反映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有学者强调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与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有共性，诸如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自身具有发展过程性和历史继承性等，但是在谁当家作主、谁享受民主权利、对什么人实行专政、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服务目的、与政党的关系、阶级的本质等方面是有根本性区别的。

　　四是面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否是造成社会和人处于“异化”状况的主因这一问题，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进行了回答。如在理论层面，有学者通过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分析，指出异化概念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只不过是其“强制性结构”的“证明工具”，而唯物辩证法的创立又是同清算“异化”概念分不开的，这说明“异化”概念从来不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和基本规律。在现实层面，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通过大量的事例、数据乃至新中国成立前后状况比较，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所谓的“封建社会主义论”“专制政体论”“无民主论”等，强调正是坚持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使人民获得了广泛真实的民主自由。如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从其实行的公有制、分配制度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乃至所推行的精神文明建设而言，本身就是一种消灭“异化”的制度，因为“异化”的产生是“以阶级对抗、特别是以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对抗为前提的”。相应地，武断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论”实质上是从抽象的“异化”定义出发，是把“异化”永恒化、是以偏概全，明显背离了唯物辩证法。同样，对于现实中民众的一些政治自由权利尚未得到完全保障甚至有时受侵害的现象，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也未回避，指出封建主义的“遗毒”和社会主义民主自由自身所依赖基础的不发达是这些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而这些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前提下和发挥人民民主专政保障作用下，通过不断改革加以解决。 

二、只有选择社会主义才是解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现代化所面临问题的根本之道

　　近代以来，在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实践中，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等始终是无法回避的话题。毕竟这一阶段的中国历史是“中国被卷入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进程而发生巨大变迁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实践中取得成就、遭遇挫折与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是否“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如探索作为现代化前提的革命时期对这一关系问题的认识经历了困惑与解惑过程，而在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时又经历了比较清醒再走向困惑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以资产阶级自由化面目呈现的中国自由主义分子认为，只有选择全盘西化的现代化而非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才能解决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为了显示政治主张的所谓“科学合理性”和“现实正当性”，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从理论基础、现实实践和历史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煞有介事的论证。如在理论基础上，他们以“现代化就是西化”“趋同论”等为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认为空想的、模糊的马克思主义导致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是个空洞无物的幻想。在现实实践比较上，他们强调通过中西方的实践对比证明现实中的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远优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认为尽管欧美资本主义有缺陷但有极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在历史发展趋势分析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妄称资本主义现代化才是合乎历史发展特别是中国实际的潮流，而无论是从人类发展规律还是中国自身历史发展趋势看，社会主义现代化都不是历史必然的选择。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心目中，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违背历史发展的“只能爬、不能走”的“早产儿”，只有补“资本主义”一课或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化统治才是所谓的“正道”。

　　中国的现代化是否要选择社会主义之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中如何认识和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失败是否意味着中国现代化一定要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等问题，亟需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来思考探索和回答解决。这是因为，上述问题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坚持“走什么路”“举什么旗”。为了确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所提出的具有挑战意味的议题没有回避，而是积极应对，其中一个鲜明的做法就是围绕论战议题采取了对应式的直接论证和反驳。具体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充分论证了中国选择和实践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以此驳斥了“空想论”“早产论”等谬论。如有学者指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不仅有着丰富的具体内容，而且已深入到我国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这个事实的客观存在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在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还有学者强调社会主义的存在之所以是活生生的现实，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转变。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积极利用了当时社会所提供的克服空想社会主义有利的经济、政治条件，是对空想社会主义实行积极性“扬弃”的产物，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

　　第二，突出强调了实践证明中国选择和实践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的正确性，以此驳斥了“失败论”“补课论”等谬论。一类观点是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维度证明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的正当性。如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是因为从国际环境看帝国主义列强不允许，从国内环境看中国大买办资产阶级除了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势力便不能生存下来，而民族资产阶级又具有先天不足、力量微弱的毛病。另一类观点主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的实践展开来证明其优越性。如有的学者以30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考察对象，指出30多年来尽管我国经济发展不够平稳、增长速度起伏较大，但是总的来说增长速度在世界范围内还是最快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也是十分可观的。“我们并不反对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比较，但进行比较时必须有正确的目标和方法。我们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确有较大差距，但这种差距的形成有着客观的历史原因。”有学者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前后中国的状况进行横向比较，强调从经济的发展速度、综合国力和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经济发展途径等方面可以看出“社会主义中国是比不垮的”。

　　第三，科学阐释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代替资本主义现代化这一趋势，以此驳斥了“趋同论”等谬论。如有的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改变不了其最终灭亡的命运，资本主义的灭亡根本上还是其自身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因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多种形式的资本社会化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性质，“经济计划化”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福利国家”不可能改变劳动者的雇佣劳动地位，相反，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更加明显。有学者指出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也是曲折的，要正确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是社会历史发展曲折的原因之一，资本主义世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要比社会主义社会强大，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困难曲折是难以避免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完善是形成曲折的又一重要原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有资产阶级思想产生和再生的土壤。对于“趋同论”这一谬论，有学者明确指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看，“趋同”都是不存在的，毕竟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是区别于建立在私有制和人剥削人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有学者从哲学层面进行分析，认为“趋同论”的认识根源在于“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片面地、孤立地、静止地对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一些社会现象，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大杂烩”；还有学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趋同论”的实质就是取消社会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具有解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能力和品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不仅在于它是科学真理，更主要的在于其是实践真理。从现代化视域来看，资本主义现代化方案在中国的实践破产之后，马克思主义被赋予了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以何种方式使中国的现代化最终得以完成的重任。“从产生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于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从发展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穿于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尽管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中国的退场是“历史发展的逻辑与必然”，但是作为其指导思想（如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们却并不甘心，一方面，他们以自由主义为指导，就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和“如何解决”提出了迥然不同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判断和认识，这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构成了间接而根本性的挑战；另外，他们还直接挑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质疑乃至否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解决当时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能力和品质。“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20世纪中国思想的背景中……从总体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其他哲学和社会思潮之间的论争是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展开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本质上是中国的现代化如何可能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和之前的自由主义者一样，对当时中国的现代化是否要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采取了直接否定的态度，最为典型的就是多方面地鼓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如有的观点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时”就在于其具有鲜明的狭隘性和排他性，这也使得中国所主张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有的观点强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时”就在于适用范围是有限制的，即只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权力维护的作用，而不能适用于科学研究特别是自然科学研究。有的观点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时”就在于它是一个过分的理性主义，而不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及时实现主题的转化。另外，还有的观点从“变形论”（即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经过东方农民改造过、变了形的马克思主义）、“有害论”（即将中国长期的落后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强调其本身就不适应中国国情）来论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时”，等等。在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直接挑战的同时，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也肆无忌惮地露出了自己阴险的“底牌”，即主张指导思想上的自由多元化，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必也不应成为现代化实践中主导乃至主流性的意识。

　　改革开放初期，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所鼓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过时”谬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并未采取无所作为的“鸵鸟”对策，而是从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为什么提出“过时”论、“过时”论错误的表现是什么以及怎样正确对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三个方面给予了积极主动的回应。论证和辩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深入展开的“助推剂”；同样，这也能充分地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指导思想的大众化。“让马克思主义‘引力波’辐射更远，要在交锋中传播。真理越辩越明，道理越讲越清。人们寻求真理的过程，总是要与无知辩，与偏见争，与谬误斗。”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重点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相关谬论的产生根源和实质危害性。如有学者指出，持“过时论”者所凭借的三个依据（即强调马克思主义只是19世纪的一种文化现象，马克思主义是分古典和现代的，当前的新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遇到的）都是站不住脚的，从理论观点上看是“只承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真理的绝对性”，从方法论上看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从阶级立场上看是“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观点看问题”，以妄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第二，具体剖析和驳斥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相关主张的错误性。如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指责马克思主义具有严重狭隘性、僵化性特点的言论，有学者撰文强调，无论从思想来源、对待人类历史上其他阶级的思想文化态度，还是对待自身的态度等来看，马克思主义具有“其他任何学说所不可比拟的开放性、包容性”。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所提出的“学派论”，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学派”，有学者就指出这种思想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实际，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指南存在的。同样，“学派论”在理论上也具有极大的荒谬性，它用学派的一般性抹杀学派的特殊性，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只讲各个学派都具有真理性而不讲各个学派掌握真理的特殊性，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掌握真理上的特殊性。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所提出的“限界论”，即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适用于政治生活中的权力维护而不能作为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指导，有学者就明确指出，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并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过时、无用，相反，更加佐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又在认识论上对科学，包括自然科学有指导性作用。还有学者认为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视为当权者的指导这一思想，表面上是要恢复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质上是企图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来否定党的领导，其错误在于混淆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同党的指导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一般地是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来体现和实现的”。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提出的“误会论”（即认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有害论”，有学者就指出，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既遵循了整个世界近代历史发展中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客观规律，也是对中国近代百年救亡图存曲折实践反思后所作出的伟大历史选择。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所提出的“主题转变论”（即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强调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革命”已经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题，这就决定了必须用一种全新的理论体系取代马克思主义），有学者就批评这种谬论不仅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严重歪曲，因为这种理论最终要服务和服从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这一主题实践，更是在于“忘记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是国际的事业的思想”。

　　第三，深刻思考和阐释了怎样正确认识和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如对于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和生命力的认识，有观点强调，判断一个理论或学说是否真的“过时”，主要标准在于其基本原理、基本观点而非个别结论或主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就在于它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是科学正确的，这也是它依然有强大生命力的真正原因所在。还有观点从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理论与实际、人类认识的间断性和连续性等之间的辩证关系分析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强调“马克思主义正是处在相对与绝对的运动中的客观真理，它不存在过时的问题”、理论与实际和方法的完美统一使其获得了具备强大生命力的各种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变与不变间断与连续的运动中保持其强大生命力的”。对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进行了多维度的思考，如有学者指出，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基本原理为指导；有学者主张务必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特征来讲，它所以能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首先在于，马克思主义具有着实践性这个最本质的特征”；还有学者提出一定要正确处理“坚持”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要充分认识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对其的真正坚持和捍卫，但是反对“以‘发展’为名，行‘代替’之实”，等等。

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

　　现代化实践需要政治状态的稳定、社会意识的整合，乃至政治参与的扩大。而作为“现代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神经中枢”的政党组织，恰恰能够担负起这些责任。鉴于此，联系到近现代中国社会思潮之间围绕实施何种类型的现代化的争论来看，由哪一个性质的政党或以哪一种政党政治的方式去主导现代化也是焦点之一。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否定当时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取向及其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毫不遮掩地将抹黑和否定党的领导视为重要选项之一。

　　为了论证和辩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领导核心，同时也在于回应当时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所构成的相关挑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从“为什么”“如何看”和“怎么办”三方面进行了阐释。

　　“为什么”就是阐释坚持党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领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有学者从历史层面分析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从中国近代史看，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从中国现代史看，国民党根本不能、各民主党派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从中国革命史看，完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有学者从现实角度探讨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调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把亿万人民团结在周围并共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另外，还有学者专门分析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原因，认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各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由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长期革命实践的历史选择，具有其他政党制度所没有的优越性，诸如能全面反映人民的利益、能够调动一切积极性因素、能够充分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等。

　　“如何看”就是分析如何全面正确认识党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驳斥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相关具体性谬论。如有学者强调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那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应该一方面承认党的本质和主流是好的，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党确实犯过错误，但对于错误我们“勇于正视”“勇于纠正”。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所提出的共产党是“早产儿”谬论，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顺乎时代潮流的结果，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其中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是党产生的阶级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党成立的思想基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为创建统一的全国性政党准备了组织条件。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所提出的“腐败论”，即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腐败的党，有学者给予了驳斥，虽然党内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和行为，但是党内健康力量是占主导的，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能够保持清正廉洁，党对于腐败现象和行为也一贯地采取了斗争的做法。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以经济多元化、一党执政没有权力制衡以及党已丧失执政资格能力等为借口鼓吹“多党制”，有学者进行了具体批判，强调这种谬论的实质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他们的立论根据是站不住脚的，如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不存在相互对立的经济利益多元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权力制约形式并不是多党制和议会制度唯一的一种，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依然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特别是对待自身的错误的态度足以显示出党的强大生命力和伟大前途。

　　“怎么办”就是提出怎样去改善党的领导，从而以党的现代化去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实践。如有学者指出，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必须使党的领导原则、制度和措施逐步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善党的领导，即务必要在强化执政意识、正确处理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加强自身各方面建设、正确处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等方面下功夫。有学者还就如何实现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制这一政党制度的现代化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多党合作要条理化法律化、民主协商相互监督要制度化规范化、人民政协的党派色彩要强化、举荐民主人士到政府工作要普遍化等有价值的思想。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怀着高度的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一定程度上削弱和遏制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造成的恶劣影响，在坚定人们社会主义现代化信念的同时也推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展开。同样，在论证和辩护中无论是所获得的一些经验，还是所存在的不足，对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特别是社会意识形态建设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如对于现代化中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一定要树立长期性的思维、采取主动性的态度以及密切现实性的方法。树立长期性的思维，就是要认识到只要人类社会处于阶级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不同思潮之间的斗争必将存在，相应地联系到中国现代化实际，回应其他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所构成的挑战也是长期的。采取主动性的态度，就是对其他思潮所掀起的挑战要有清醒自觉的认识，并果断采取措施将其扼杀在萌芽之中，而非在产生恶劣影响后被动地去应付。密切现实性的方法，就是一定要以自觉的学派意识联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际，包括直面社会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去回应其他社会思潮所构成的挑战，这样既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具有鲜活性，也使回应更有现实针对性和强有力的说服感。“它不是凭借权力去分析、批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它所依据的是自己的学术判断，以及实践对理论问题的最终解决。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与自由主义对话时，不论对方的地位有什么变化，它自己总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探索精神，坚持真理的无畏性，自由主义就无法用学术以外的理由去贬损它了。”

（作者：朱庆跃，淮北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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