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林：意识形态工作中需要正确把握的若干辩证关系
由于改革引起的社会变动因素和国外的影响，新时期各种思想和社会思潮十分活跃。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能不能正确地把握若干重大关系，成为保证改革沿着正确方向稳定发展的重大课题。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在意识形态领域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需要在引领社会思潮的研究和思想政治工作中正确把握好若干辩证关系，才能收到真正的实效性。
“不争论”最终是由邓小平同志1992年概括出来的。“不争论”是在特定语境下的一个表述，是为了使改革赢得时间和机遇而采取的一种措施。不是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不能“百家争鸣”，更不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不争论。许多年来，有些人把“不争论”这个说法泛化了，甚至曲解为“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这就完全改变了邓小平同志的原意，这是极不妥当的。在涉及道路、路线、方针、社会主义本质等重大问题上，邓小平不但主张争论，而且是寸步不让地进行斗争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是敢于亮剑的。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就指出，必须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1]他还坚决抵制和批评了当时社会上极少数极端人物否定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倾向，旗帜鲜明地主张要永远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要在这方面犯历史性的错误。这就是邓小平在改革中第一次在思想理论方面亮剑。
1983年10月，邓小平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讲话中指出，双百方针不是鸣放绝对自由，不能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2]当时他建议大家好好学学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并按照文章的精神办事。这又是邓小平在思想理论方面的一次亮剑。
1989年5月，邓小平指出，有些人说的“改革”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争论的。”[3]这也可以理解为邓小平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又一次亮剑。
借口不争论，制造“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的错误舆论，其实就是企图搞私有化、搞资本主义化的幌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下称“8·19讲话”——笔者注）指出：“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4]他还说：“在宣传思想领域，我们不搞无谓争论，但牵涉到大是大非问题，牵涉到政治原则问题，也决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退避三舍。‘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是不行的！领导干部要敢于站在风口浪尖上进行斗争。”[5]这些话，已经把不争论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进行斗争的关系讲得十分清楚了。
在社会思潮研究中，经常会碰到反对“左”的或者右的倾向性问题，似乎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只有首先把“左”、右倾向的准确含义搞清楚，进而认识产生这些“左”和右的现象的原因各有哪些，才能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正确地开展反错误倾向的斗争。
由于中国经历了小农经济的漫长的时代，留给我们的一种消极文化遗产就是小农思维方式。这种小农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封闭性、绝对化和极端化的思维方法。这完全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但是，由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民族科学世界观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普及水平还不够高，难免在干部和群众中不断出现“左”和右的错误倾向，而且这样极端相反的两种错误倾向往往是交替出现的。知道了这一特点，我们大概就不会因为不断出现的“左”和右的错误倾向而感到烦恼了。从根本上说，只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学习和提升，才能减少或防止这种小农思维的极端现象。
“左”的特点一般是犯了急性病，思想方法机械僵化，常常表现为政治上的极端主义、理论上的教条主义、行动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关门主义，严重脱离实际。
右的特点一般是在一定程度上的背离和背叛科学社会主义原则，退让、投降，我国新时期典型的右的表现方式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由于“左”和右的错误倾向常常交替出现，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坚持实事求是、面对现实的方针，有右就反右，有“左”就反“左”。在反对倾向问题上，不能僵化，不能形而上学。邓小平一贯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邓小平确实说过，在一定的时期反“左”为主，但他同时强调“要警惕右”。实际上，他在纠正“左”的错误的时候，从来也没有放松对右的错误倾向的斗争。
1983年10月，邓小平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讲话中指出，三中全会以来花了很大力气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这类‘左’的错误不允许重犯。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6]
1987年1月，针对当时那场席卷全国的学潮，邓小平说煽动闹学潮的人，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而“这些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7]此事引起邓小平的注意：“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的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末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对于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8]
在反对倾向的斗争中，尽力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如果弄的不好，这两种错误倾向都能够葬送社会主义，都必须加以防止。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判断，有什么错误倾向就反对什么错误倾向，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保证安定团结的大局。
只有对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采取这种态度，才算真正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有人认为，既然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就不应该提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就不应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思想文化的多元化现象。这种看法对于把“一元化主导”与“包容多样”对立起来了。
任何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有一个主导的内容。这是事实。这是规律。这是阶级社会的必然。哪个社会没有主导的意识形态呢？都有。谁说没有，那就是欺骗。有的国家掩饰自己的意识形态本质，统治阶级宣扬的意识形态明明是1%的极少数人说教，对外却“普世价值”，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说成是普世的、全民的等等，妄图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这只能是一种痴心妄想而已。
只有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敢于公开自己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质。在思想舆论方面仍然存在“西强我弱”的现实面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必须鲜明才能招引劳动人民意气风发地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主导”，才能有自己的根本立场。离开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主导”，包容多样和尊重差异就失去了立脚点，就丧失了根本。在现实中意识形态出现多元状态的情况下，更应该注意突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有了主导人们才能有了立脚点、出发点，才能谈得上去包容别的什么。否则，丧失主导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会被解体、解构、瓦解，谈不上什么包容和“尊重差异”了。
社会主义国家，在坚持社会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倡导包容多样、尊重差异，这是有益的。因为这样做是科学的。这是因为：第一，人们的思想是有层次的，表现方式也是多样的，只有包容多样，才能汇聚和凝聚一切可以团结的各种积极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第二，多种多样的思想意识表现，为人们进行比较鉴别提供了广大开阔的空间，经过比较和鉴别，主导的内容会更加扎实和突出。第三，在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主导的前提下，包容和尊重多样，也是真理发展的必由之路。真理只有在同谬误做斗争中才能显露出自身的价值，正确只有与错误比较，才能更加有效地教育群众。
但是包容多样、尊重差异，决不是放任错误思潮泛滥，决不是放弃必要的思想斗争。否则，主导不扬，喧宾夺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被否定，伟大领袖被否定甚至被妖魔化，政治动荡甚至导致政权被推翻，灾难就临近了。弄得不好，政权的倾覆可能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了。整个社会丧失主旋律，人们思想被搞乱了，执政党说话不灵了，国家权力也就崩溃了。
所以，习近平同志在8·19讲话中说：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9]凡是主旋律不扬的地方，凡是制造攻击、败坏和歪曲党的历史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地方，一般来说就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等大权旁落的地方。现在应该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好好动员群众检查和监督这种意识形态大权旁落的情况。
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下，我国一方面要学习吸收外国文化的积极成果，同时又要警惕和抵制“西化、分化”的图谋。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极端行为和倾向，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学习一切国家的好东西、有用的东西，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积极的东西也要学，这是我们党自毛主席以来的一贯主张。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当然，他同时也告诉我们不能学习外国的坏东西，腐朽的东西、错误的东西。学习不能丧失自己的根本，不能学着学着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不能错把他乡当故乡。
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许多新的复杂情况，值得注意。第一，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频繁，西强我弱，斗争深刻复杂。遏制中国，西化和分化中国的斗争比以往更加激烈。第二，西方的西化和分化在我们国内也有相应的基础，也有极少数西方的思想俘虏和应声虫。第三，国内社会矛盾叠加，思想情况纷纭复杂，思想政治教育不像过去那么容易实现其实效性了。
目前，西方特别是美国，在经济危机之中看到自己世界霸权地位的摇摇欲坠，加大了对中国的西化分化力度和频率。他们的主要途径是：第一，利用各种基金会和所谓“非政府组织”，资助我们国内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向国内敌对分子发放奖励直至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等手段，让他们与党和人民的主旋律唱反调，制造社会动乱，充当西化分化中国的内应力量，成为与西方敌对势力在中国的打手或骨干；第二，利用新型新闻媒体的优势，组织网络“水军”等群体，左右舆论，颠倒黑白，败坏共产党、败坏社会主义、败坏无产阶级领袖的形象，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攻心战”；第三，利用人员往来、书报影视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灌输资产阶级的价值观；第四，以经济援助为诱饵，鼓励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层出现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改革”的代理人，搞乱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内外交困、不可收拾的一败涂地的现实；第五，在青年人身上大做文章，在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腐蚀和改变我们的下一代。
从思想政治战线近年的情况看，西方制造和抛出了各种思潮来西化和分化我国。例如：所谓宪政民主思潮，普世价值的思潮，新自由主义的思潮，所谓“建设公民社会”的思潮，新闻自由思潮，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质疑和歪曲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思潮等等。这些思潮集中反对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邓小平曾经指出：由于我们的思想理论战线，对于西方引进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新学科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鉴别、批判，反而一窝蜂地吹捧崇拜，有害的东西进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毒害青年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0]
对此，习近平同志在近期的8·19讲话中其实说得已经很清楚了。他在报告中一开始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为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更好的物质基础。但是，意识形态工作也涉及党的前途和命运，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也要出问题。“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11]
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政治是经济的最高体现。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理。在经济领域，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以私有制为主体，这是决定一个社会制度性质的问题。在经济领域，劳动果实的分配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还是形成两极分化，这也是测试一个社会制度性质的重要标准。在经济领域，在生产管理中，把劳动者当成依靠的对象、历史创造者、社会财富创造者，尊重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还是当成被统治者，当成“贱民”、“刁民”，这也是衡量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一个政权的性质标准。最近几十年，我们在理论上的一切纠结，大部分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这不是政治是什么？谁能说经济领域没有意识形态？说经济领域没有意识形态问题，起码是一种糊涂想法。
重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是为了更好地支撑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服务大局，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和精神力量。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经济建设中心工作。试想，如果一个社会思想混乱，导向不清，甚至遭遇亡党亡国的威胁，还能不能搞经济建设呢？
我们回想一下新时期党的一贯的重大举措就更清楚了。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专业，文化大革命前是没有的，结果正是在新时期，于1984年诞生了。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个一级学科，文化大革命前是没有的，结果在新时期，于2005年诞生了。高校在文化大革命前是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自从2008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学院遍地开花，数不胜数。
文化大革命前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和教材，没有听说过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审阅，新时期2005方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就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审阅决定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文化大革命前还没有这么大的建制，当时只是中国科学院里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只有十几个研究所，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新时期不但建立了阵容强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专门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新时期中共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越来越重视了，而不是忽视这方面的工作。问题是我们面对新情况，整个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还不太适应，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规律还没有摸准，办法还不太多，适应的还不太快，与党的工作要求相比，差距还很大。
这个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是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在新的形势下，应该总结和吸收传统的经验，处理得更加符合唯物辩证法才是正道。
首先应该弄清楚解放思想的含义。解放思想就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办事。解放思想的本质就是提高干部和群众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水平。解放思想也意味着从那些不科学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从我们国家悠久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历史背景出发，解放思想就要特别注意从小农经济的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注意克服小农传统思维的封闭性、绝对化、极端化的毛病，从这种非科学的思维中解脱出来。
解放思想的目的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归宿。
解放思想绝对不是意味着摆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绝对不是意味着脱离党的领导，绝对不是意味着非难和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绝对不是意味着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支撑社会主义大厦的四个主要支柱。一时一刻也动摇不得。
解放思想不能背离或反对党的四项基本原则。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中央全会上说：“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12]所以，在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对于有人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而实际上鼓吹违反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社会上极少数人甚至在西方敌对势力的影响下，宣扬“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根本上就错了”，宣称“中国的改革，打开窗子说亮话，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也叫做“解放思想”吗？这样的“解放思想”，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
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成功发展，就是因为我国坚持了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是我们国家的改革与苏东国家改革的根本区别，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两种不同命运的根本原因。20世纪的这个最大的历史教训，我们永远不应忘记。
我们党一贯强调尊重知识分子，同时也强调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有人认为，要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就是对知识分子的不尊重，甚至说成是“政治迫害”。在当下中国，还有没有必要提倡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成为一个存在模糊认识的问题。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一贯重视发挥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我们党提出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团结”是在政治上的要求；“教育和改造”是指思想层面，即世界观方面的学习和提高。这不是一个层次的要求，不能混为一谈。
一提到“改造”，就有人把这种改造与对剥削阶级的改造混为一谈，甚至污为“政治迫害”。知识分子的改造是思想世界观的学习和提高，属于劳动者的改造。剥削阶级的改造是包括自身政治性质和政治立场的改造。二者不是一个相同的内涵，而是不同性质的两种改造的内涵。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过：“剥削者的改造与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13]毛主席自己也认为需要不断改造：“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14]
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都是在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建立的。这个制度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这个制度也是在几千万先烈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之奋斗的，也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民大众热切盼望的。现在这个制度摆在我们面前了，是愿意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适应它的现在和未来，还是保持自己从旧社会或旧的传统那里学来的落后的世界观方法论对抗它、远离它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会有误。别说是新中国党的教育方针培育起来的知识分子，即使在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即使是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旧知识分子，大多数也是有正义感、愿意进行自我思想的改造，适应新社会的。闻一多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面目面前，痛悔自己过去对伟大的文学家鲁迅的偏见，在纪念鲁迅的大会上恭恭敬敬地当众向鲁迅像鞠躬认错。[15]临难前还和朱自清说，为了推进世界观的改造，他打算写一部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学史。[16]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那些自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敢于面对闻一多先生谈论良心吗？朱自清先生本来也是个民主个人主义者，而且原本对学生的爱国运动态度冷淡，一般保持距离。但看到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军国主义、扶持蒋介石打内战，他就改变了自己的态度，积极签名、演讲，热心支持一切学生的爱国进步运动，开始讴歌无产阶级的文学。[17]1947年7月23日，他去参加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的“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座谈会，路上对当时已经参加革命队伍的学生吴晗说：“你们是对的，道路走对了。不过，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大习惯，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这样就跟上你们了。”[18]朱自清的诚恳、积极、进步就是这样，他热心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所以他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他和横眉冷对国民党暗杀的手枪的闻一多，一起成为一代具有民族英雄气概的知识分子。这种发自情愿的改造是对真理的追求，是对自身境界的提高。把这种改造说成是迫害，混淆了不同的概念，只有敌对分子才常常把我们的思想改造说成是受迫害，把农民集体劳动说成是集体劳改等等。那完全是政治偏见。
在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说出了新话：“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同时鼓励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把书本知识同社会实践相结合，同工人农民相结合，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是对以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发展，属于与时俱进的性质。
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不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不是生而俱来的，也不可能随着年龄和职务的提高而获得。唯一的途径就是学习和世界观的改造。我们这么一个大国，13亿人口，处于西方西化分化的斗争前沿，再加上我们国内又有人愿意充当美国霸权主义的啦啦队，不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提倡改造世界观，全国人民就没有共同的逻辑、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意志，那就是一盘散沙，那就不能顶得住严峻的考验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注释：
（作者：刘书林，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年第3期；作者授权本官微网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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