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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兵代表成为真正的主人，这是毛主席的夙愿，顺着这篇文章回顾一下那些在毛泽东时代“一步登天”的平民百姓，以纪念我们的人民领袖。
吴桂贤
1951年，吴桂贤进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当挡车工。
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全国纺织先进集体“赵梦桃小组”党小组组长，连续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6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曾当选为全国纺织系统的劳动模范。“文革”中被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1968年后曾先后担任西北国棉一厂革命委员会委员、主任，咸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革委会委员、常委。
1969年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
1973年中共十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5年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
1977年9月，十一大前讨论中央委员人选，有人说吴桂贤反周总理，吴桂贤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主动请辞副总理职务，获批后回到西本国棉一厂任厂党委副书记。
当了副总理，吴桂贤仍然每月只拿西北国棉一厂76元的工资。她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无论是在政治局开会或在国务院开会，喝茶水要交2角钱的茶叶费。为了节省这笔开支，吴桂贤每次都只喝白开水，不喝茶水。服务员问她：“吴副总理，您为什么不喝茶?”她笑笑说：“我不爱喝茶，怕睡不着觉。”每次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她都要按规定交餐费。她分管纺织部、卫生部和工青妇工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吴桂贤与陈永贵实行三三制，即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查研究。
陈永贵
1945年，昔阳解放，大寨贫苦农民陈永贵获得新生；1946年，昔阳县土地改革，陈永贵组织互助组；1947年4月参加民兵支前，在“正太战役”中表现突出，受到上级表彰。 1948年底，因为互助组成绩显著，开始担任大寨党支部副书记；1952年任大寨支部书记。
1953年2月，大寨成立了以陈永贵互助组为基础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不断改革劳动管理办法，试验科学种田新方法，粮食获得大丰收（毛主席说不可轻视“大老粗”，陈永贵的能力、品质都很突出，绝不是后来精英们丑化的“大字不识的文盲”）；到60年代初，大寨闻名全国，陈永贵带领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大寨精神。
1967年3月，陈永贵开始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当年五一劳动节，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陈永贵被请到毛主席身边。
1969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永贵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5年，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79年，请求辞去中共昔阳县委书记职务；1980年，请求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以83号文件批转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并加批语，给学大寨运动作了最后的总结，迟迟不肯改革的大寨终于迈出了改革的步伐。
陈永贵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但是他坚持不迁户口，也不拿国家工资。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1975年8月中旬，陈永贵从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一条胡同的小院里。搬出钓鱼台，按规定应该给陈永贵配一名服务员。陈永贵拒绝说：“来一个年轻姑娘挺不方便的，算啦。”中央有关部门说可以派个岁数大的，陈永贵又说：“岁数那么大还侍候我，多不合适。”亦婉谢拒绝之。
陈永贵在京贵为国务院副总理，但家人没跟上享福，严于律己的他叫老婆带着孩子在大寨挣工分，连城市户口也不给她们转。山西地方上的领导曾经背着陈永贵给他的家属转过户口，还想把她们送进京，手续全办了。陈永贵获悉后拍桌子吼道：“谁办的！我不同意！谁敢！”结果，此事自然就黄了。
身为副总理的陈永贵竟然有时自家的口粮不够吃，就多吃些杂面。宋玉林心疼丈夫，经常单独给他做碗白面面条吃。可是后来她发现，给陈永贵盛一大碗他说吃不了，改盛一小碗他还说吃不了——他是要分出一些来给她和孩子们吃。
陈永贵身边的工作人员觉得他穷，想给他增加点收入，就申请报客饭补助。陈永贵搬出钓鱼台以后客人多了，昔阳的干部、各地的劳模、国务院的同事常来，按说这笔客饭补助也是个不小的数了。国务院正好也有这方面的规定，一申请就批了下来。但陈永贵却拒绝报销，说，“我的客人让国家报？退掉！”作为国务院副总理，自然少不了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在外事活动中外宾有时也送给陈永贵一些小礼物，比如计算器之类的东西。这类礼物陈永贵一律上交，两袖清风，不染纤尘。
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当地当过儿童团长，团支部书记，高级社副社长。
1956年到沈阳市南塔第二副食门市部当营业员，先后当选为沈阳市劳动模范，辽宁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省财贸系统“五好”职工标兵。
1969年4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73年8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
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6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墨西哥妇女年世界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
李素文任人大副委员长时，严格要求自己，没有带家属进京；那时，她每月工资62元，是高级干部中的“穷人”，却非常满足；这种经济状况，自然出国访问时连“行头”都买不起，只好到对外友协去借皮箱和衣服，访问回来再把那些东西归还人家。那时她最怕家乡来人，因为囊中羞涩。有一个月，家乡来了四五拨人，结果月底时只好天天大葱抹大酱。生活艰苦，李素文还能适应，而对当时变幻的政治风云，她便显得无所适从了。
1975年，中央让李素文协助李先念同志分管财贸工作。当时正赶上“批d”，李素文自然在财贸战线狠抓“批d”，也成了“批d”的先锋。1977年之后，李素文也逐渐从政坛消失了。
1978年7月12日，李素文回到了家乡沈阳，组织上安排她到市糖果厂劳动锻炼，改造思想。那一刻，45岁的李素文从“天上”降到人间。有时在公共汽车上，就能听到人们窃窃私语地议论她；“哎，那不是李素文吗？她不是副委员长吗？怎么不坐专车，和咱们一起挤汽车？“听说犯错误了，被遣送回沈阳劳动改造。”每逢这时，她强忍着自己无法表白的情绪，车一到站，就迅速下车，消失在人海中……
邢燕子
1958年中学毕业后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7月，邢燕子从宝坻县巴庄子农业中学毕业，告别学习生活了两年的中学校园，当时她的父亲是天津市一家工厂的副厂长，但邢燕子没有回到天津市区，也放弃了继续升学、深造的机会，而是回到了宝坻县司家庄村。因为邢燕子早已下定决心，要“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农民”，她希望和家乡人民一起，尽快改变家乡经济文化落后状况。
在经过两年的锻炼后，19岁的邢燕子被安排到了生产第一线。在那里，邢燕子和乡亲们插秧苗、种高粱，带领女团员组成“燕子突击队”，在艰苦环境下数年如一日地劳动。
1959年夏季蓟运河水位上涨，司家庄以西百十米有一条护河土堤，是庄上庄稼丰收的重要保证。司家庄村是穷村，年轻小伙子多去外地支援建设，剩下许多老弱妇孺。邢燕子带领姑娘们主动承担堆“土牛”的任务。“土牛”每个长2米、宽1米、高0.5米，间隔二三米，以备汛期抢险补漏。
1960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出现粮食供应紧张，但司家庄却由于捕鱼等自救措施度过了灾荒。为避免受到灾害影响，邢燕子带领司家庄姑娘们天气还没暖和就下了地。天气冷，土地硬，她们花费了平常几倍的力气，才将粮食播种完成。由于时间早，这里的麦田避开了自然灾害的影响，提前获得丰收。
1969年她被选为中共九大代表，又被选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宝坻县委副书记，天津市委书记。邢燕子当上“大官”后不拿工资，仍在村里记工分，与社员的报酬一样，拿的只是队里女劳动力的平均分。
1973年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邢燕子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9年发生了中国知青的大返城，一场长达27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落下帷幕。此后，邢燕子的名字便在媒体上消失了。
1981年邢燕子离开了宝坻县调到天津市北郊区的知青农场工作。1983年6月，天津市组织部找到她谈话，称新市委班子成立了，不再安排她进常委班子，不再担任市委书记。1985年天津市政协换届，有关部门又以“中共党员在政协里头的比例太大，不利于统战工作”为由，解除了她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的职务。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在北京召开，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与候补中央委员名单中没有了邢燕子。
吴桂贤（左）与李素文、陈永贵在大寨
毛泽东时代类似的小人物的例子还非常多，只是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邢燕子的知名度比较高，他们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的典型代表。1975四届人大，代表共2885人，工农兵比例占67.95%，工农占51.1%——这个历史纪录从此再没有出现过。
（作者：韩冬；来源：萤烛察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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