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鹏颖：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1]当下需要深入研究和把握的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何以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并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维度深入分析和把握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问题，从而全面而深刻地把握其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历史意义、时代意义、世界意义，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解决人类面临的世界难题提供科学方法论支撑。
其实，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一种理论或主义的产生总有其特定的历史时间和空间、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特定的思想理论主题、特定的发现创造人物。经典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至今已有170多年却跨越了三个世纪。从问世到今天，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的内生特质和历史时代的深刻变迁，不断改变其关注的具体历史主题，不断变换其发展的具体空间地域，不断丰富其存在的具体形态，不断展现其无穷的理论魅力。如果说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是批判现代资本主义、论证科学社会主义、追求未来共产主义，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是批判帝国主义、建成社会主义，那么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则是继承和发展19 世纪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科学社会主义生机与活力，推进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从而展现人类无比壮阔的发展愿景。
一、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创新
理论创新尤其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首先表现为理论话语创新、叙事方式创新。21世纪马克思主义面对新世纪、新时代、新课题、新使命，构建了一种新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
与经验常识不同，作为解释、引导、规范人类思想和行为的概念系统，理论这种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具有鲜明的逻辑性、体系性。 理论创新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话语创新。 然而，一种理论话语何以创新，何以成为具有一定话语权的理论创新，并不是理论本身的“神奇”，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维度探究，其深层次根源在于这种理论话语创造者对哲学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持续追问。恩格斯认为理论话语创新本质上就是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2]被进一步批判和追问的必然结果。19世纪马克思主义正因其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始终站在普通劳动者、工人阶级立场上，对“思维与存在同一性”这个人类认识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前提的进一步反思和追问，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特殊运动规律的深刻省察和拷问，从而发现人类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这就是辩证思维、哲学思维的理论魅力。这种辩证哲学思维不是一般地承认、运用“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而是永无止境地追问“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根据，把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作为自己反思的对象，试图在更深的层次、更宽的领域、更高的境界把握人的思维与客观存在的同一性，并且以特定时代人类所把握的同一性的水平和深度去解释、解读、解决人类认识和改变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从而引导、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地实现从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的无穷接近。
回顾马克思主义 170 多年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往往面临不同的时代主题和时代命题，因而发生了不同的话语创新。从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发展视角考察，马克思主义始终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 关注并解决不同时代的不同重大课题，既改变（发展）了自己，又改变（发展）了中国，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双重改变”，既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把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积极探索建设现代化、实现现代化的实践经验理论化、系统化，构建了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体现独特时代文明特征，又独立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和西方话语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制度体系、话语体系，创立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又一次飞跃。
第一，在思索上层建筑的重要作用中开辟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新境界。早在19世纪90年代，晚年的恩格斯就着眼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对早年为“把唯心主义从最后的避难所中驱逐出去”而过于强调唯物史观的“唯物”方面进行过深刻的哲学反思和理论自省,明确提出并充分论证了社会政治上层建筑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演进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甚至决定作用，认为“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是“歪曲”[3]，并反复强调在社会斗争的形式等方面上层建筑诸要素也具有决定作用。事实也是这样，社会生活往往要比社会理论复杂、生动、鲜活。马克思主义欲永葆生机活力、始终具有说服力、解释力，就必须不断创新叙事方式，体现逻辑与历史的不断接近或高度一致。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直面时代变迁、直面社会矛盾、直面世界变革，深刻反映和把握现代社会有机体矛盾运动的复杂性，让理论反映现实、照鉴现实、变革现实、引导现实。掌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既是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逻辑入口，又是掌握这些规律本身的根本依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变化，习近平在恩格斯晚年发展马克思唯物史观基础上，结合21世纪人类社会矛盾新特征， 更进一步明确提出并论证了社会基本矛盾不是简单的单线决定和被决定的逻辑，而是相互作用、交互作用的复杂性关系。因而主张“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基本矛盾”。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习近平把政治上层建筑中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地位和价值提高到“决定”地位和高度，并认为在中国基本国情的诸多方面当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最大国情，对此必须有充分的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对此必须有充分的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对此必须有充分的把握。所谓“最大国情”，即我们党和国家作出重大决策的最根本依据；所谓“最本质特征”，即决定其他一切本质特征的特征；所谓“最大优势”即决定其他优势的优势。换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探索、创造、选择、完善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和价值。这既是历史事实，又是理论创造。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最大国情”“最本质特征”“最大优势”的特殊重要思想，实现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丰富和发展，从而找到了破解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总钥匙—只有中国共产党敢为砥柱立中流，从而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提到了新境界。这是我们观察新时代、解读新时代、引领新时代的创新理论，这一重要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理解、解释长期以来传统理论不好认识、不好理解、不好解释的许多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话语体系。
第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伟大进程中开辟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新境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是一个重大哲学命题，蕴含着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法则。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体系、革命学说、社会运动、伟大实践等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学理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共性和个性的辩证法合乎逻辑的拓展和延伸。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只有实现中国化，才能在“异中之同”中发现“同中之异”，从而把握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并以此为基础，聆听“时代的声音”，从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解世界之难题，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为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的、根本的政治基础、制度基础、物质基础；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中国大踏步地赶上了时代；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重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的革命变革，从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把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理解、把握和运用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曾经说过，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有其内在规律性。总结人类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建设的规律是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 不同的社会形态往往具有不同的建设、发展规律，即使是同一个社会形态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往往具有不同的建设规律， 其内容和形式也往往各有差异。 其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40 多年的建设、发展历史进程中，不同发展阶段也呈现了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不同发展阶段其建设的规律性也都具有不同的存在内容和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创造性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理论、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执政党自我革命理论等重大思想理论，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美好生活”“创新、绿色、开放、协调、共享”发展理念、“五位一体”总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已经成为新时代的新话语。这些理论话语是“思想中把握的时代”“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
第三，在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中开辟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新境界。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都是规律，但社会规律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人们自己的社会活动的规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4]。 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是既成的、“前定的和谐”，而是人们创造历史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习近平正是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逻辑理路，把21世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活动）来理解，并从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中，把握“和平与发展”既是“时代主题”又是“时代课题”的深层本质，从而洞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价值观、两种文明的博弈，提出了关于“文明多元”“文明互鉴”“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战略策略思想。习近平指出：“我们现在的努力以及将来多少代人的持续努力，都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前进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立足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脚踏实地推进我们的事业。”[5]21世纪马克思主义把作为社会运动的共产主义和作为社会理想的共产主义统一起来，把人类今天为之奋斗的一切同“自由人联合体”的崇高志向统一起来，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为19世纪经典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自由人联合体”理论找到了当代叙事方式。
习近平关于在21世纪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基本原理在 21 世纪的创造性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构想的人类未来“自由人联合体” 的理想社会尚未实现以前，人类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如何共存这个重大问题的战略策略选择上给出了新方案，原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从而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深刻社会革命中实现了理论创新，冲破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超越了西方信奉的“修昔底德陷阱”，创造性地回答了“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穿越历史时空、回应人类渴望、关注世界难题、创新解决方案，从而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理论主题创新的依据必然是时代主题的转换，或者说理论话语创新源于理论主题创新。 从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与发展考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改革开放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历史进程考察，自19世纪经由20世纪，曾经的“战争与和平”的时代主题已经日益为21世纪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所替代。21世纪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演变，不仅改变着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总体格局，而且改变若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宏观语境和理论主题。
第一， 当今时代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指明的历史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但这个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不是历史学意义上或社会制度意义上的新时代。这是我们对“新时代”应当具有的哲学自觉。质言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本身也存在一个处于什么时代的大问题。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6]21世纪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其基本矛盾没有变，帝国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反动性、腐朽性没有变。当然，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最终消亡和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且其中必然充满矛盾、斗争、曲折。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任何放松警惕、自我麻痹都是十分危险的、有害的。正因为如此，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既必须接续完成19世纪马克思主义尚未完成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使命，又必须面对时代主题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历史事实，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和潮流。对时代主题和时代潮流的科学判断，是我们党在关系国家、民族、人民重大核心和根本利益问题上作出重大决策的根本依据，是我们党延长和巩固战略机遇期，从而保持战略定力的根本依据，也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依据。
第二，当今时代人类正处于重大矛盾丛生的风险世界。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曾经将现代社会视为“风险社会”，这已是基本事实。其实，19 世纪马克思主义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都曾经预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是人类发展的大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7]，高瞻远瞩地预示了资本现代性的两面性。人类现代性演进的历史轨迹表明，已经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地区并非高枕尤忧、一路凯歌，而是矛盾丛生、悖论不断。事实上，“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8]。然而现代世界强权政治、霸凌主义等逆全球化暗流，大大增加了“人类向何处去”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对现代世界治理和世界和平发展构成重大风险。这本身就是对 21 世纪人类应对重大世界难题的严峻挑战。
第三，当今时代需要回答世界治理体系变革问题。“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习近平指出：“全球最富有的 1%人口拥有的财富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令人担忧。全球仍然有 7 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9]，特别是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日益凸显。 从马克思唯物史观视角看，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横空出世、应运而生，在科学回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时代课题的同时，又必须科学地回答 21 世纪“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难题。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同为世界人民谋大同结合起来，智慧地顺应和科学地回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时代潮流，实现了理论主题的时代转换。显然，这种理论主题的转换和创新，不是孤立、封闭、局部的转换和创新，而是统筹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统筹环境改变与人的实践活动、统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统筹中国与世界的整体转换和创新，是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的转换和创新。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把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 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相结合，充分论证了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为解决世界经济、国际安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新视界、新战略，展现了国家情怀、人民情怀、世界情怀、天下情怀。
马克思主义哲学启示我们，事物总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 新的理论话语、 新的理论主题总要有一种新的呈现方式或表达形态，使之互为表里、完善和谐，实现理论话语、理论主题、理论形态三者一致。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正是如此，它不仅创新了理论话语、理论主题，而且创新了理论形态。阿尔弗莱德•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说：“如果在唯物主义里找一个统一的概念， 把唯物主义的历史纯粹看作是一个内在思想的发展， 那么这种人一开始就走钻了道。如果把整个唯物主义哲学中某种特有的形式撇开不谈，唯物主义在它的方法上，在它的特殊兴趣，最后在它的内容的重要特征方面，都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10]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 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1]施密特和恩格斯的重要观点启示我们，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某种理论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变化的和发展的。
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新发展，无疑是理论内容和理论形式的有机统一，同19世纪和20世纪马克思主义相比较， 已经发生了存在形态的深刻变化，充分展现了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时代魅力和理论特色。
第一，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实现理论创新的实践形态。马克思说过：“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 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2]21世纪马克思主义却“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坚持理论向实践转化，坚信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 因而始终正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世界治理等重大问题，并站在人类真理和道义双重制高点，既回答了“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又回答了“办什么”“怎么办”的问题。既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等重大理论问题，又明确提出“十四个坚持”的实践方略，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世界治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问题融为一体，使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实现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
第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实现理论创新的制度形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总结经验，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把科学理论转化为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效能，这是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追求，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有机统一，是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整体性的重要标志。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高度契合，实现了理论向制度的转化和升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系统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显著优势，为我们坚定“四个自信”提供了基本依据。这一结合呈现了理论引领制度、理论转化制度、制度渗透理论、制度承载理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新景观，既让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创新理论有了新载体，又使人类制度文明史上新的制度文明有了可靠的学理依据。
第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道路形态。21世纪马克思主义原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推进了这一思想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延伸和拓展。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思想中把握的时代”，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这一思想体系的转化形态，从而在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上创造了最新版本。从哲学视角考察，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那么就没有成功的实践，而理论反思和社会现实说明，理论对实践的引领（指导）、实践对理论的应用（趋向）存在着一个中介环节，这个中介环节是理论通向实践的纽带。就21世纪马克思主义而言，不断拓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其合乎逻辑的延展。或者可以这样说，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已经拓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态，而推动中国走向（进）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从而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越来越近。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表达方式或存在形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通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桥梁。
第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文化形态。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明体系，其最深层次的文化基因孕育千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其最现实的文化形态在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生成，其最大的价值公约数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而生动的创新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不渝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始终不渝地立足当代中国现实， 始终不渝地推动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 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就其本质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内容，又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深厚文化土壤，更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叙事方式。
如此看来，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化形态或特殊呈现方式，这就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并非只有理论成果，而是“一揽子”成果，即与理论成果相伴随，并表现理论成果的实践成果、制度成果、道路成果、文化成果等若干成果的综合，实现了 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高度整体性、鲜明系统性、紧密协调性，即理论、实践、道路、制度、文化的高度统一，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时代创新，这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大优势。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把我们党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新境界，但其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必须（必然）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发 展，即与时代同步伐，与人类共命运，不断正视和破解人类在 21 世纪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实现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正视本世纪人类社会重大风险、新技术（产业）革命提出的新挑战，以及两者交互作用对世界产生的重大影响，从而澄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和基本走向。
第一，从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风险防控中引领人类摆脱生存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但却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存在，全球呈现“大流行”态势，且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回顾历史上，瘟疫、饥饿、战争几乎是挛生兄弟，如果新冠疫情长时期得不到有效遏制、社会恐慌继续加剧，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就有可能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治理危机，从而加剧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命运共同与种族主义、世界新秩序与国际旧体系的矛盾和冲突。更为尖锐的是，在这些矛盾和冲突遮蔽下，人类生存危机最终可能导致世界治理失序。
面对重大传染性疾病这个全人类共同敌人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的巨大威胁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的巨大挑战，人类在资本逻辑和人民中心之间如何抉择、在“金钱第一”和“人命关天”中如何抉择、在意识形态边界和人类生存之间如何抉择等等，这正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动作为的历史窗口期和关注焦点。应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21世纪人类正面临的新冠疫情及“后新冠疫情时代”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构建超越资本逻辑、超越拜金主义、超越唯GDP主义的思想理论，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理念、新思想观察世界、解读世界、引领世界、治理世界，积极应对重大社会风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摆脱人类生存危机，从而巩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人类真理和道义双重制高点的历史地位。
第二，从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颠覆性冲击中引领世界存在方式变革。众所周知， 人类社会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本质是智能革命。 如果从“未来引领今天”的维度来考察，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奉献给世界的数字化存在方式将可能把人类带入一个仿佛后现代的科幻王国。“最早在 2020 年，将有1万亿个传感器接入互联网；2023 年，全球 80%的人将拥有在线数字化身份；2030年，50%以上的人类工作将被AI所取代；2050 年，农业物联网将粮食产量增加70%，能够养活 96 亿人；2070 年，人类整个身体或被机器人部件所替代，人人具备超能力……未来，任何物体都将内置芯片联网， 整个世界都将被数字化。”[13]这些“惊世骇俗”世界图景的时代隐喻，很可能使现代世界的原有架构被彻底颠覆，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方位格式化的新时代。
大数据、互联网、“超算”时代的到来，使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现实、全球化基因、全球化模式渗透或嵌入世界每一个角落或层面， 一方面由于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早已超越人类现有知识的处理范围和应用速度，使人类产生了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和对掌控能力的向往；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加速度发展创新使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主权）国家对资本、技术这两个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支点的驾驭、掌控、约束下降，从而使现代世界不能不以更加包容、更加共享的姿态构建一种新的人类文明。21 世纪马克思主义面对这种“巨变”，这种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巨变导致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变革，应当成为创新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和策略的本体支点，使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引领世界各国真正将合作共赢、权责共担、包容互鉴的理念转化为自觉行动， 携手解决全球性难题，创造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第三，从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与合作中澄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一场新的产业革命，成为整个现代世界变革的前奏和杠杆。如果我们把两者统筹起来考察则不难发现，“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已经写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成为全世界的普遍共识，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已经失效。人类的健康是世界文明进步的基础，尊重生命并把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这一人类社会的基本共识在西方资本逻辑的“支撑”下已经变形；经济全球化作为不可阻挡的世界历史潮流，在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推动下，由于“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而正遭到逆全球化、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的阻滞。
这两种世界历史现象在21世纪的耦合其实并非偶然，而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其最高阶段）制度政治上腐朽、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杠杆撬动、社会主义已经展现人类社会未来图景的综合效应，是不可抗拒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用使然。人们必须明白，疫情防控阻击战是一场全人类与病毒的较量，世界各国抗疫息息相关，帮别人就是帮自己，唯有团结协作、携手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战胜疫情，世界人民才能生存。人们必须明白，新的产业革命必将席卷全球，任何国家、民族都无法规避其影响。在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下，21世纪马克思主义应当进一步澄明、光大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未来前景，在19世纪马克思主义将空想社会主义变成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马克思主义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实践、从一国实践变成多国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 21 世纪充分展现其时代魅力。
总之，理论话语创新、理论主题创新、理论形态创新、理论方向创新折射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坚定的理想信念、真挚的人民情怀、高度的自觉自信、鲜明的问题导向、无畏的担当精神、广阔的世界视野、深邃的未来眼光，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考验，科学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深刻把握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方位，科学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深刻把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矛盾，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向何处去” 的重大问题；深刻把握当今时代本质特征，科学回答 了“人类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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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6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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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联邦德国]A 施密特著，欧同力、吴仲日方译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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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德培 中国经济2020--百年一遇之大变局[M]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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