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新中国反封锁反制裁反干涉的历史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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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不断对我国进行封锁、制裁和干涉，我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制，不仅使其图谋接连破产，而且获得了迅速、巨大的发展。回顾这一历史可以得到许多有益启示，其中首要的启示是蔑视强敌、志在必信，这是建立在事实和科学基础上的，其集大成者是毛泽东，并被邓小平、习近平继承和发展。新中国反封锁反制裁反干涉的斗争史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从不惹事也从不怕事，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从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从不妄自尊大也从不卑躬屈膝。

 自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到2020年全球抗疫斗争，以及贯穿近几年的中美贸易战、科技战，处处浮现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妄图寻机封锁、制裁、孤立中国，干涉中国内政，遏制中国发展的魔影。这不由得让人回想起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反封锁反制裁反干涉的历史，并从中体味这一历史给予今天的启示。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始，美国统治集团就因为未能通过助蒋内战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政权采取拒不承认的政策；接着，又趁朝鲜爆发内战，先派舰队封锁台湾海峡，随后派大军入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向中朝边境推进，妄图将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中。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新中国在战后经济尚未恢复，财政状况极其困难，国民党残余军队还没肃清，中美双方国力、军力差距异常悬殊的情况下，居然组织志愿军赴朝作战，以“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1]的决心和气概，硬是把美军打回到三八线。这“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2]

 然而，美国统治集团并没有因此死心，继续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不仅在军事上封锁、贸易上禁运、政治上孤立，而且对台湾当局给予军事援助，制造“两个中国”，向大陆派遣间谍飞机、播放无线广播，支持内地的反共和分裂势力，千方百计孤立和遏制中国。但他们又没有想到，这一切到头来还是落空了。新中国并没被孤立，相反，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友好的国家越来越多，就连西方阵营中的许多国家也有的派大使、有的派代表，纷纷同中国进行贸易，开展各种形式的经济交流；新中国并没有被遏制住，相反，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争取到的外援，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拥有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现代国防力量。最后，还是美国总统跑到北京会见毛泽东，从而打破了双方关系的僵局，直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和中国互派大使。

 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为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开放和与西方经济的接轨铺平了道路，促进了中国在原有基础上的飞速发展。不过，美国仍然没有就此停止对中国动辄封锁、制裁和干涉。为了阻挠我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美国在我国周边至今部署有上百个军事基地，还持续不断地向台湾出售武器。自新中国成立起，美国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而纠集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就在高科技产品上对我实施出口限制，中美建交后对中国的禁运货单也没有减少，反而在数量上还超过了苏联。苏联解体后，“巴统”虽然解散，但由美国操纵制定的“瓦森纳协议”继续将中国列入高科技产品的禁运国之列。1989年我国政治风波平息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对我再次举起经济制裁的大棒。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在狂轰滥炸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时，悍然轰炸我大使馆。1993年美国军舰竟然在公海扣留我银河号货轮，并强行登船搜查。2001年美国大型军用侦察机侵犯我南海专属经济区，并撞毁我战斗机。至于美国假借所谓人权、西藏、新疆、香港、南海等问题干涉我国内政，煽动、操纵、支持我国内分裂势力进行暴乱、恐怖活动的事例，就更是举不胜举了。

 面对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的封锁、制裁、干涉，我国历届政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制，不仅使它们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接连破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用了比西方国家短得多的时间，由落后的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又开始向信息化社会迈进。回顾这一历史，人们可以得出许多有益的启示。比如，面对封锁、制裁、孤立，必须提升实力、做强自己，必须讲究策略、两手并用，必须瓦解对方、争取朋友，必须顾全大局、后发制人，等等。但我认为，其中首要的一条启示是：蔑视强敌，志在必信。

 古人说，“两军相遇勇者胜”。与强敌交锋，更需要勇气和必胜的信心。如果还未见到敌人，自己先发怵泄气，那是无论如何没有胜利希望的。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之日起，面对的就是一个又一个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但我们正是通过不断战胜它们，不仅发展壮大了自己，而且从中总结出了一套蔑视强敌、志在必信的理论。这个理论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事实和科学基础之上的，其集大成者正是毛泽东。他指出：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3]“敌人还有力量，我们自己也还有弱点，斗争的性质依然是长期的，残酷的。但是我们一定能够胜利。”[4]

 他说：

 长期以来，帝国主义者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些言论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5]，“不要迷信那个什么帝国主义……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都要反对，也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不可以学习，而是说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的迷信，对它们那套欺骗，要破除。”[6]

 他还说：

 “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7]

 正是基于这些科学的分析，他豪迈地预言：

 “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8]；让国内外反动派“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9]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不惧怕帝国主义恐吓的理论，面对1989年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触及延缓世界银行贷款等制裁措施，展示了作为中国领导人的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精神。他指出：

 “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为什么？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10]

 他还说：

 新中国“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实力增强了，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11]“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别的本事没有，但抵抗制裁是够格的。”[12]

 他告诫我们：

 “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我们怕什么？战争我们并不怕……谁敢来打我们，他们进得来出不去。中国有抵御外敌入侵的丰富经验，打垮了侵略者，我们再来建设。”[13]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不信邪、不怕鬼”的方针，对美国阴谋策划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以及美国和少数几个西方国家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对我南海主权的不断挑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宣示：

 “任何人要侵犯中国的主权和相关权益，中国人民都不会答应。”[14]“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该仲裁裁决的主张和行动。”[15]

 他还当着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的面说：

 中国“不会接受任何以航行自由为借口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行为”。[16]

 针对西方反华势力对“台独”和香港分裂势力的支持，他义正词严地指出：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17]“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18]

 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着重强调：

 中国“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19]

 他强调，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在阐述这一观点时指出：

 “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20]

 新中国反封锁反制裁反干涉的斗争史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是从不惹事也从不怕事的，是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从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的，是从不妄自尊大也从不卑躬屈膝的。对于西方某些不自量力的政客，很有必要提醒他们抽时间看一看新中国的历史，这或许会使他们从中悟出一个道理：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惹了是不好办的；中华民族已经迈上复兴大道，这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注 释：

[1]《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5页。

[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9页。

[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2页。

[6]《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88页。

[7]《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86页。

[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6页。

[9]《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14]《共同开启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黄金时代”　为中欧关系全面推进注入新动力》，《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9日。

[15]《习近平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人民日报》2016年7月13日。

[16]《习近平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人民日报》2016年4月2日。

[17]《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0页。

[1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785页。

[19]《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2页。

[20]《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48页。

（作者：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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