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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通过对王震牵挂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建设的点点滴滴的回忆与记录,让我们看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对人民深深的爱和无限的情怀。今天,我们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回顾和重温这些灼灼生辉、仍有温度的“点点滴滴”,可能能给我们一些启迪。
1982年4月14日下午,王震住所党支部召开会议,参加者除王震本人外,还有他的夫人王季青和秘书、警卫参谋、管理员、司机等。王震谈了六点意见,其中第四点是:“请同志们注意,我打过仗,工作过的地方多,老部下多,来找我的人也多。见见他们,这也是我联系群众、了解民情的一个途径。希望警卫和其他工作人员对他们,特别是老区、贫困地区来的同志要有阶级感情,要热情一点、客气一点。老区人民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过很大牺牲和贡献,我们不能忘了他们。” 王震的住处——北京市六部口翠花湾9号的确经常是门铃“叮当”不断。革命老区、贫困地区来人时,只要工作人员向王震报告,他都要挤出时间接见。 1983年6月,贵州省毕节地区的代表周平一来了。1936年2月,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长征时曾路过毕节。周平一是辛亥革命元老、后随红六军团长征到达延安、解放后曾任贵州省副省长的周素园的女儿。周平一向王震汇报了当年与他在一起合影的大方县八堡乡六寨苗族九名游击队员的情况。当听说其中有七人早已牺牲时,王震的眼睛有些湿润。两名幸存者这时都已超过70岁,他们在带给王震的信中说:“我们除盼望首长能给我们回信外,还希望见到您一面。”王震当即委托与周平一同来的时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顾问、当年的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邓止戈先代表他前去看望两位老人,并说:“收到他们的来信,我很高兴。但由于工作忙,暂时不能去看望他们。今后我有机会到贵州时,一定会请他们到贵阳见面。” 嘱咐完这件事,王震便急切地问:“现在毕节地区各族群众的生活如何?”周平一迟疑了一下说:“有所改善。”王震说:“具体一点讲。”周平一“口将言而嗫嚅”。王震见状,笑着对她说:“当年我与你父亲可是无话不谈。你要说真话,我就是要听真实情况。我这里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周平一这才说:“报上宣传、向上汇报,都是成绩很大、变化很大。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有一多半的农户年人均收入仅几十元,一天仅能喝两顿照人影的面稀糊糊。很多人家连盐巴都吃不起。”周平一汇报完,王震便激动地说:“改革开放,我们不能忘记老区、贫困地区人民。我准备向总书记胡耀邦汇报,请他到毕节地区看看。在北京,我要大声疾呼,要注意向老区、贫困地区投资、倾斜。你回去告诉当地政府,那里水力资源十分丰富,要大办电站,还要把当地的生漆、烤烟、药材这三件宝的生产抓好,把粮食生产搞上去,把计划生育工作做好。也请当地政府考虑一下,若有真正的好项目,可以给我打报告,我批给有关部门,请他们论证支持,使老区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 当年12月31日,胡耀邦到毕节视察。此后,中央统战部智力支边领导小组、全国八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把毕节地区列为老区、贫困地区重点扶助对象。 1991年,周平一又来看王震。她说:“我最近到了一趟纳雍县,看了九户人家,仅有两床棉被,其中一床还是把女儿卖给湖北人做媳妇后,女儿给寄来的。他们住山洞、盖稻草,连张床都没有。上级拨的扶贫款被挪作他用,拨的修路款被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几次转手承包,层层偷工减料,桥刚要通车便塌了,还砸死了几个人,路没跑几天便坑坑洼洼。党风、社会风气不好,社会治安状况也很不好!”这一次,周平一汇报完后,王震左手摩挲着前额,沉默了很久才说:“你所说的纳雍县的贫困状况,不是别无分店。党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状况不好,这在全国已带有普遍性。关键是一些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有了,农村基层组织瘫痪。现在全国农村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只要认真抓下去,就大有希望。” 毕节地区的发展虽然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在中央和王震亲切关怀下,贫困面貌逐渐有所改变。1983年,毕节的人均收入仅有102元,财政收入位列贵州省倒数第一;到了1995年,人均收入已增加到526元,财政收入也跃居全省第三名。 江西省永新县是湘贛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王震曾在这里战斗和生活了近四年。全国解放后,1961年6月,他专程回到永新,看望这里的父老乡亲。1984年至1991年,他在北京五次接见永新县的代表。几次受到王震接见的县党史办主任左招祥回忆说:“尽管王老离开永新50多年,但他仍记得我们的不少方言。一见面,他便亲切地说‘咕啦’(‘咕啦’是永新方言中最具特色的一个词,用法广泛,大体上是‘什么’的意思——编者注)。这是我们当地的习惯,使我们感到很亲切、无拘无束。接着他便让公务员给我们沏茶、拿水果,然后便询问老区人民的生活、经济建设,为我们老区尽快富裕出谋划策。有几次,他还特意安排我们和他们全家一起吃饭。”王震(前排左一)率红六军团长征路过毕节时与大定(今大方)苗族同胞合影 1984年7月12日晚,王震听完永新县代表汇报后,叮嘱他们说:“你们回去后,要转告永新、莲花县领导,要教育老表们不要急于盖房子,先存在银行可以生利息,或集股用来发展生产。永新缺煤,要向上级汇报,那一带有煤,应抓紧勘察,早日以煤代柴。永新也十分缺电,没电,群众生活不方便,工业也上不去。井冈山斗争时期,毛主席指挥打了一个大胜仗的龙源口那里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可以用‘省里要一点,县里挤一点,群众集一点’的办法修电站。东门禾水河上的桥得修了,否则在汛期,东部六个乡的交通便无法解决。”王震还亲自写信给水利电力部和江西省,希望他们支持永新等老区的建设。此后,王震又先后两次听取汇报、解决问题。 1990年11月前后,龙源口水电站和东门桥先后竣工。龙源口水电站年发电1000多万度,直接经济效益180多万元,不仅解决了南部六个乡的生产生活用电,而且可以灌溉1.8万亩土地,同时对5000多亩土地有防洪作用,1995年还产鱼近10万斤。东门桥打通了东部六个乡与全县的交通,缩短了永新到泰和、井冈山的路程。1984年,永新县有近3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全县人口70%以上。1995年,没有解决温饱的人口下降到7万多。每当谈起永新的变化,老区人民就自然而然地想起王震。他们激动地说:“王老是湘赣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他不让我们盖纪念馆,却让我们把钱用在生产上。虽然没有纪念馆来展示他的光辉业绩,但是这些业绩都装在我们脑子里,刻在了我们的心上。” 王震关心着整个江西老区。1986年10月,在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的日子里,《江西日报》特地派记者来北京采访王震。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并未冲淡王震对江西人民不屈不挠、开拓前进精神的深刻记忆,他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江西人民牺牲了很多优秀的儿女,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死难的烈士就有23万多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老表们不怕流血牺牲,他们前赴后继,送男送女,送郎送子,当红军的热情很高!”“那时,根据地是很苦的,没有粮食,老表筹集粮食拥护红军……江西人民从人力、物力上对红军支援很大,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微笑着对记者说:“在今天的‘四化’大业中,老表可要继续奋斗啊!要开创新的局面,要有新的作为、新的更大贡献,才无愧于光荣的历史,无愧于先烈的英灵嘛!” 王震对江西的山山水水,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怀有深厚感情。他曾说:“除了我的家乡湖南,江西是我去得最多的省份。江西是我的第二故乡。”当谈到江西政治、经济形势都很好,但与先进省份相比还有不少差距时,王震一边拍着记者的头,一边风趣地问:“人家姑娘找对象,有癞痢头的不要,是不是?”记者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给问懵了。江西的头癣病旧时比较流行,曾有“江西的头,湖南的脚”的说法。不待记者明白过来,王震就认真地说:“有癞痢头不好,人家姑娘不喜欢;贫困落后也不好,不光彩,那就下决心把它彻底根治掉嘛!”记者恍然大悟,原来王震是把贫困落后比作头癣病,勉励江西人民奋发有为、治穷致富!“江西人民要成为‘四化’大业的先锋,中央批给几个项目固然重要,但关键要有很强的进取心,”王震挥了挥手臂,激动地说,“江西人民要勇于开拓,要保持过去那种不屈不挠、开拓进取的精神嘛!红军时期,江西人民不是什么苦也不怕,什么风险都挺过来了吗?连流血牺牲都不怕,还有什么能难倒江西人民呢?!江西基础比较薄弱,在前进的路上,会遇到更多的‘雪山’‘草地’,这就需要江西人民更加努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艰辛。”他提高了嗓门说:“江西是有艰苦奋斗的传统的!50年代江西开发山区、建设山区在全国也很有影响。农垦职工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荒丘野地、光山秃岭上植树造林、开荒种粮,发展畜牧业、兴办工厂,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物质财富,靠的也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嘛!江西人民要发扬这个传统,用自己的力量来振兴江西。” 王震还时时关心着湖南省的建设。1983年9月20日,他让秘书给湖南省政府办公厅打电话说:“请派几位懂经济综合工作的同志到北京,我有些想法与他们谈谈,让他们回去后再给毛致用书记、刘正省长汇报。”9月25日晚,王震在家里接见了湖南省政府派来的四位同志。从晚上8时10分开始,一直谈到深夜11时 5分,长达近三个小时。王震仔细询问了湖南各方面的情况,谈话内容非常广泛,中心是如何搞好湖南经济。王震说:“湖南有不少老区,也有不少贫困地区。把整个湖南的经济工作搞好,让老区、贫困地区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不仅有经济意义,更有政治意义。不能一讲改革开放,就是盯着沿海。现在提出翻两番,湖南怎样翻两番?湖南应该把陶瓷、丝绸、茶叶搞好。瓷土、陶土是湖南的优势,要很好地发展湖南的陶瓷生产。湖南应成立陶瓷总公司。”王震询问了铜官陶土开采的情况,当听到是由大队、生产队开采时,王震说:“光这样不行,要搞国营的,对陶土资源要爱惜。现在国际市场兴做陶器。瓷器中含有铅毒,而陶器没有铅毒。”王震详细谈了陶器的花色品种。他说:“花色品种要更新。陶器要既有使用价值又有工艺美术特点……要在国际市场有竞争性。有的要仿古,有点花纹,不要上釉,还要有成套的茶具、酒具、中餐具、西餐具。工艺要细一些,要讲究质量。产品要有高档的,也有中档的,中档的要老百姓买得起。要降低成本,价廉、实惠。”湖南是王震的家乡和他战斗过的地方,王震特别关心湖南老区建设。图为长征途中,红六军团第十七师解放湖南新化县后,团以上干部合影,前排左三为王震 王震对发展湖南的食品工业也十分关心。他说:“现在湖南的食品没有什么名产。过去湖南食品有许多名产,九如斋有许多东西。现在九如斋丢掉了,腊肉也没有过去的味,现在就只剩下一个臭豆腐。日本现在很需要蒜、姜、辣椒、花椒、胡椒,你们要研究小包装,研成粉末。要精加工,搞高档产品、名牌产品。湖南要发展茶叶。毛主席过去喜欢喝湖南茶,连茶叶都吃了。茶叶可提神,有营养价值。要做到价廉实惠。内销外销都要搞,内销市场也很广。”王震详细问了湖南水产的发展情况。他说:“湖南是鱼米之乡,有湘、沅、资、澧、洞庭湖,要发展水产。”王震仔细问了桂鱼、螃蟹、乌龟养殖业的发展情况。他说:“光是鲢子鱼不行,要发展优良品种,要多养点青鱼、鲤鱼。”王震还说:“现在搞体制改革,就是要成立公司,有的可以搞跨省公司,设经理、董事长。今后省长就领导公司,党委抓政治思想教育,掌握方针政策。”最后,王震说:“要货畅其流。光靠小商小贩长途贩运是不行的,政府部门应该组织。现在有的人只讲私人的,不讲公,这是不行的。要讲社会主义,要公私兼顾、先公后私,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都要兼顾。” 湖南省委、省政府被王震的精神深深感动。将军为湖南经济发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提出了不少符合湖南实际的中肯意见。省委、省政府立即开会,研究落实办法。王震的意见对湖南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84年7月,王震听说当年5月的《人民日报》登载了离休干部喻杰回家乡带头集资办小水电站的消息,便让秘书找来报纸细看。消息中说,1970年喻杰离休后回到家乡——革命老区湖南省平江县嘉义乡,帮助当地群众建起一座小水电站。随着山区经济的发展,他又提出国家、集体、个人投资办水电股份公司的建议,并带头把自己多年积蓄的11000多元投资给公司。当初在湘赣根据地,王震任湘赣省军区代理司令员时,喻杰是省军区后勤部长。看了这则消息,王震很是高兴。他立即口述,让秘书记录,并亲自修改,给喻杰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当我从1984年5月30日《人民日报》上读到你带头集资办小水电站的消息后,甚为高兴。 我从1932年就认识了你。那时先通过湘赣苏区红十八师师长徐洪的介绍,后经过直接接触,逐渐对你有了更深的了解。在艰苦的武装斗争环境里,你一直做后勤供应工作。你克己奉公,关心同志,关心群众,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保障前方指战员的生活必需,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解放后,就任粮食部副部长期间,你也一直保持和发扬这一精神。 你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更珍惜革命的晚节。离休后,你本可以在大城市安享欢乐,但仍葆革命之锐气,1970年返乡,与家乡人民一道开发建设山区,不仅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无私投资于家乡建设,而且不顾80岁高龄,策杖奔走在青山绿水间,为办好家乡的水电尽心竭力。这种为人民谋利益、鞠躬尽瘁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前几天我见到胡耀邦同志,在交谈中,耀邦同志非常赞赏你。 最近,我们许多已经离休和即将离休的老同志谈起你带头集资办水电的事情,他们表示要向你学习,善始善终写好自己历史的最后篇章。孔夫子主张“老有所终”,我赞成老有所为。人虽然离休了,但为人民服务的工作领域还相当宽广。愿一切老同志在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革命意志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减,为四化建设贡献余热。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蓬勃发展,但由于国家的财力、物力仍有限,所以我赞成你提出的国家、集体、个人投资办水电公司的方针。就是个体集资合股办,我们也大力支持。办水电是这样,办其它事情也是这样。离休干部喻杰(前一)回到家乡兴办农村小水电的事迹让王震深受触动
信写好后,王震又在信的前面亲笔写道:“毛致用、刘政同志:我给喻杰同志的信请考虑可否在《湖南日报》上刊出?王震”。 1984年8月9日,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给王震回信说:“您给喻杰同志的信寄给我们后,我们和宣传部、湖南日报社的负责同志一起认真进行了学习,并于7月21日全文刊载在《湖南日报》第一版上。早在7月14日,我们还在《湖南日报》第一版头条以‘只愿明珠遍山乡’为题,报道了喻杰同志带领群众办水电的事迹。您的信和喻杰同志事迹发表后,各方面反映很好,许多同志都表示要以喻杰同志为榜样,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努力把小水电和其它各项工作搞上去……努力振兴湖南经济。” 1990年7月5日,湖南省副省长陈彬藩和岳阳市副市长叶树松前来看望王震。听他们汇报了湖南的经济情况后,王震说:“湖南没干劲,搞不赢人家。”陈彬藩马上说:“不是没干劲,是政策不如人家优惠。我们没有外贸出口权,肥猪、山货等都得运到广东去,大头让人家赚走了。”接着,他对王震说:“岳阳有水、有电,交通便利,劳动力便宜,在靠近长江城陵矶港口的芭蕉湖,有20平方公里,没有多少人家,省委、省政府意见,先在那里搞四平方公里开发区,一不要中央的钱,二不减上交中央财政的任务,我们决心搞好。湖南过去是为革命、为国家作了贡献的,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过现在有些地方还很穷,先忧了还没有后乐,请王老支持老区富起来、乐起来。”王震说:“支持湖南搞对外开放,我不做保守派!你们所讲的一不向中央要钱、二不减少对国家贡献外,我再加一条,不能污染环境。你们向中央写出正式报告,我给总书记、总理报告。湖南是毛主席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乡,要富裕起来,才能在国际上起个好的影响,才能对得起革命先烈和老区人民。”岳阳城陵矶开发区于1991年1月获批设立,截至1996年,投资金额达到20多亿元,其中一亿元以上的项目有四个。毛主席身后的是王震。王震心系延安,晚年一直想重返延安,与当地政府和群众一起商讨加速发展延安经济的方针大计。 王震还十分关心湖北省罗田县、山西省雁北地区和革命圣地延安等老区的建设。1972年,他曾回到延安和南泥湾,看望当年的老房东和留在当地的三五九旅战士。1991年6月26日,《经济日报》记者拿着“今日延安”和“今日南泥湾”两组照片让王震审看时,王震向前去采访的记者仔细而又关切地询问了延安和南泥湾群众的生活情况。王震说:“快20年没有到那里去了,非常想念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应记者请求,王震很潇洒地写下了“向延安人民问候”的字句。王震审看的照片和问候一同刊登在6月28日的《经济日报》上。同年8月,王震决定带领当年在延安战斗和生活过的各位老同志的夫人重返延安,与当地政府和群众一起商讨加速发展延安经济的方针大计。这一计划已通报各位老大姐和陕西省委、省政府及延安市委、市政府。老大姐们欢欣鼓舞,陕西省和延安地区翘首以待。后因工作繁忙,不得不推迟计划。11月,王震患病住院,从此再未离开病床,回延安的计划终未成行。王震在病床上几次谈到此事,深感遗憾。1992年3月的一天早晨6时,病重之际的王震将值班秘书叫到病床前,满脸喜悦,仿佛巨大的病痛都被驱走了。他问道:“刚才我做了个梦,你猜梦见了什么?”没等秘书回答,王震就高兴地说:“我梦见自己回延安了!”(来源:《百年潮》2020年第十二期;作者: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曾任王震同志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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