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鹏 范丽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思潮的辩证逻辑
编者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在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过程中，有力引领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展现出了破与立相统一、放与收相统一、攻与守相统一、疏与堵相统一、刚与柔相统一的辩证逻辑。归纳和总结这些辩证逻辑，对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做好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面展开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既坚决纠正长期以来存在的“左”倾错误，又高度警惕拨乱反正中新出现的右的干扰，展现出了生动的辩证逻辑。总结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思潮的辩证逻辑，对于我们进一步做好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破”强调的是对事物的否定、批判和扬弃，“立”强调的是对事物的肯定、建构和维护。“破”与“立”是辩证统一的，破旧立新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过程。只破不立会造成事物发展的中断，只立不破新事物也不可能真正成长起来。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其实就是破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一方面要破除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僵化观念，使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另一方面要恢复和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从批判“两个凡是”到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从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在“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中实现了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其中，最典型的范例莫过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有的人继续在“左”的思想轨道上徘徊，顽固地坚持“两个凡是”；有的人企图利用社会主义建设艰辛探索中经历的严重曲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牢牢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破除对其教条式的理解和僵化式的运用。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揭开了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对于这场运动，邓小平给予了大力支持并适时引导其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文章发表后不久，邓小平就明确表态：“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1]359接着，他到东北三省、天津市视察时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认为“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1]378-379，由此把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向深入。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前进，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2]143经过这场大讨论，中国共产党既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又高高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使全党在思想认识上达到新的高度统一，进而作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重大战略决策。
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运用“破”与“立”的辩证统一来做好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一方面要“破得了”，即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来及时破除各种错误的、落后的思想观念，既反对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反对对西方思想理论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努力把我们的头脑从一切有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要“立得住”，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二、放与收的统一
“放”是鼓励人们把意见表达出来，使人们敢说话、敢争辩；“收”是给“放”划定一条底线，确保人们只能在这条底线之上自由地表达意见，一旦突破底线，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就要被收回了。“放”是关键，“收”是保障。对“放”既要热情鼓励、积极支持，也要适时引导、明确约束，这就得把握好度。超越了度，“放”的性质就发生了转化，就该“收”了。这是科学引领社会思潮的基本要求。
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就重申了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明确以“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2]144为保障。后来，他又详细论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安定团结的关系，认为“如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顾安定团结，那就是对于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民主。所以，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2]256正是因为坚持了安定团结同“双百”方针的统一，改革开放初期的文艺界和理论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生动活泼的景象，一大批过去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文艺作品被重新推出，一大批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的理论著述相继问世。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人对“双百”方针缺乏正确理解，以为“鸣放”就是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一些所谓的“民主派”利用“西单墙”公然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一些文艺作品“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2]391。面对这些错误思潮，有的人担心对其进行批判会被说成“打棍子”，会违背“双百”方针、重犯“左”的错误。这就引起了邓小平的警觉。1979年3月，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2]173 1980年1月，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中更加明确地提出：“绝不允许宣传什么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内的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绝不允许任何人背着党同这些人发生联系。”[2]253-254 1981年3月，针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暴露出来的问题，他细致入微地提出“要批判”，因为“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2]382。4个月后，对于已经开展的批判，他评价道：“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2]391如此这般，在“放”与“收”的辩证统一中，改革开放初期的宣传思想工作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局面，一度克服了涣散软弱的状态。
进入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严峻复杂，这就需要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放”与“收”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创新的活力。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到文艺作品创作，从网上网下的新闻舆论到大中小学的教育教学，都要发扬民主、鼓励创新，提倡平等、健康、活泼的据理力争，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的多样化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另一方面，敢抓敢管、敢于亮剑，确保意识形态各领域的阵地都不偏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灵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方向。“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论，一切报刊图书、讲台论坛、会议会场、电影电视、广播电台、舞台剧场等都不能为之提供空间，一切数字报刊、移动电视、手机媒体、手机短信、微信、博客、播客、微博客、论坛等新兴媒体都不能为之提供方便。”[3]28
“疏”即疏导，包含疏通和引导两层意思。疏通就是通过透彻的说理、充分的讨论、深刻的反省，扫除认识上的障碍，解决思想上的疙瘩；引导就是在疏通的过程中把认识引向特定的结论，把思想导入预设的方向。“堵”即堵塞，就是通过规章、纪律、法律等，影响和控制思想认识发展的方向和节奏，将其限定在特定的范围内。坚持“疏”与“堵”的辩证统一，也是社会思潮引领的基本要求。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思想僵化半僵化局面，思想战线的首要任务是教育引导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针对学术界、理论界存在的沉闷气氛，邓小平就已指出：“不仅是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要大力提倡学术讨论和交流。各种学报和刊物，都是交流的场所，还要召开学术讨论会。要允许犯错误，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要允许犯错误，允许说话”。[1]235这实际上喊出了解放思想的先声，号召理论界突破“左”的精神枷锁，敞开思想、畅所欲言，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但在后来解放思想的洪流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偏向。有些人因历史遗留问题而对某些社会现状表示不满，对党和社会主义产生失望情绪。对此，邓小平认为，“这不奇怪也不可怕，但是一定注意引导，不好好引导就会害了他们”[2]391，要“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2]336。有些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企图动摇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努力做好工作，把受他们蒙蔽的群众（其中许多是天真的青年）同这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分离开来，要按照法律，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进行严肃的处理。”[2]175根据这样的要求，1981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强调“对于干部和群众中的思想问题，要坚持实行疏导的方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能简单粗暴、堵塞压制。如某种思潮已形成一种坚持敌视社会主义、敌视党的领导的有组织的破坏力量，就必须依法加以‘堵塞压制’，任何人不得给予任何方式的支持”[4]686。同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严令“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联，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4]704。这样有“疏”有“堵”地引领社会思潮，为改革开放初期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形成创设了基本前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更高水平上坚持“疏”与“堵”的辩证统一，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一方面，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使其成为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有效整合社会意识，科学引领社会思潮；另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定，用法律来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思潮得到弘扬和传播、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思潮受到压制和堵塞，以此来净化舆论空间，巩固和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攻”，即进攻、主动出击；“守”，即坚守、积极防御。“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只有“攻”才能实现和维系“守”，“守”得住就是成功，“守”不住就是失败。鉴于任何社会思潮都有干预社会变革、影响社会发展的目标指向，都有在意识形态领域巩固和拓展自己影响的现实冲动，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必然会受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的进攻，而马克思主义也必然要同这些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由此在“攻”与“守”的辩证统一中巩固和拓展自己的主流主导地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但在党内外，一方面，仍有极少数人深受极左思潮的毒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也有极少数人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甚至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对此，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2]166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可以说是“攻”，“攻”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左”和右的错误思潮。这就是邓小平所赞成的，“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2]379。当然，“攻”也可以说是“守”，“守”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1983年10月，针对思想战线存在的精神污染和软弱涣散现象，邓小平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5]39，要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用马克思主义对理论界、文艺界的错误言行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确保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繁荣昌盛。1986年9月，面对当时党内外一直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及反对这股思潮的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情况，邓小平坚决主张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段话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目的是为了防止“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确保“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5]181。但在实际工作中，邓小平的这些要求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以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愈演愈烈，最终酿成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这就是我们在“守”的方面付出的沉痛代价。这也印证了邓小平的说法：“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5]305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思潮引领中，无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攻”，还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守”，我们都曾出现过重大失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巩固，但各种敌对势力一直没有放弃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他们不断变换手法，制造思想混乱，与我们争夺人心，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势更加错综复杂，大致呈现出习近平所形象描述的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对不同地带，要采取不同策略。对红色地带，要巩固和拓展，不断扩大其社会影响。对黑色地带，要勇于进入，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斗，逐步推动其改变颜色。对灰色地带，要大规模开展工作，加快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防止其向黑色地带蜕变。”[3]30习近平的这一论述，堪称对社会思潮引领中“攻”与“守”辩证统一的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
“柔”是柔和、和顺的意思，“刚”是刚强、强制的意思。由于不同的社会思潮代表着社会上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诉求，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解决的主要是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即在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前提下的认识偏差、思想分歧，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群众思想认识问题的产生，虽然根源在于各类现实问题，但也同极少数人恶意制造、肆意传播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潮密切相关，这就涉及重大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已经带有敌我矛盾的性质了。对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正确区分并不同处理。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要采用“柔”的方法，在教育引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春风化雨般地予以解决；对于敌我矛盾，则必须采用纪律、法律等刚性手段予以约束和规范，依纪依法处理。这就是社会思潮引领中“柔”与“刚”的辩证统一。
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处在社会不同位置上的人会对它产生不同的认知和感悟。境内外敌对势力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总是利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散布错误观点、制造错误思潮、影响和蛊惑人心。改革开放初期接连发生的学潮直至后来发生的严重政治风波，其实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这一思潮之所以能够泛滥起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打出“自由”“民主”“反腐败”“反官倒”的旗帜，迎合了一部分青年学生和社会群众的心理，使他们很快地被煽动起来并卷入其中。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长期任务，我们“不能搞运动，方法以教育、引导为主。当然，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使用纪律、法律手段”[5]211。一方面，他主张把社会思潮引领同党的群众路线、群众工作结合起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工作，在解决同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中，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按照他的说法：“群众关心的实际生活问题和时事政策问题，各级领导一定要经常据实讲解，告诉大家客观的情况以及党和政府所作的努力，并且对群众所反映的不合理现象及时纠正。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义的好，这样，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效。”[5]144另一方面，他主张把社会思潮引领同国家专政手段结合起来，对于那些不正确的观点、错误的思潮，特别是一些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除了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还要依据党的纪律、国家法律严肃处理。1980年12月，在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年多之后，他进一步提出：“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2]358针对1986年年底发生的学潮，他明确要求：“疏导，也包括运用法律的手段。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5]194 “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5]196这样，用“柔”的手段化解人民内部的思想矛盾，用“刚”的手段处理坚持还是否定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之争，体现了邓小平对引领社会思潮的基本要求。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境内外敌对势力更是千方百计利用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炒作，鼓噪各种社会思潮，抢滩我国意识形态阵地。在这种情况下做好社会思潮引领工作，更需要突出“柔”与“刚”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找准错误思潮影响、蛊惑群众思想的突破口，把服务群众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同时，深入研究群众关注的、有疑惑的各类问题，把事实和道理一条条讲清楚，用真理揭穿谎言，让科学战胜谬误；另一方面，揭穿一些错误思潮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群众的险恶用心，在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同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国家建设的全过程，从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做起，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以法治手段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安全。
参考文献：
（作者：左鹏、范丽丽，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源：思想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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