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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明智】毛泽东斗争精神的新时代政治价值研究
编者按：毛泽东斗争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应有之义，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建设的思想财富。毛泽东斗争精神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但政治价值是毛泽东斗争精神的根本价值和首要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领导是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根本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和最本质特征，要永葆党的纯洁性就首先要加强党的政治性。因此，在新时代，传承、汲取和挖掘毛泽东斗争精神的政治价值对增强党的政治性，强化全党的斗争勇气、提高全党的斗争本领具有重要价值引领作用。
文化精神属于上层建筑。任何组织和个人的文化精神形成和演进就像历史的合力一样，是由多种因素汇聚而成的。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斗争精神的主要创立者，对毛泽东斗争精神的建构起到了“创始人哲学”的作用，为毛泽东斗争精神立了标、铸了魂、扎了根。毛泽东的斗争精神渊源不是单一化、单向度的，主要是由三方面组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二是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三是湖湘文化的熏陶影响。 1．科学理论渊源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任何思想精神的形成都来源于文化理论和社会实践。毛泽东斗争精神也概莫能外。坚信理论思想，就会坚定信仰;坚定信仰，就会凝聚成行动力量。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定信仰是毛泽东斗争精神形成的政治品质支撑点。马克思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曾指出:“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我对它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就是因为对真理的坚信不疑，毛泽东才能形成科学的斗争观和正确的斗争策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和群众动力论是毛泽东斗争精神形成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变革的直接动力，群众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创造动力。恩格斯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最昏愦的庸人也应该懂得，没有革命，任何问题也不能解决。”毛泽东前半生把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确立为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自我人生理想。要实现这个双重理想，唯一的有效手段就是革命斗争。他明确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是孕育毛泽东斗争精神的思想母体。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是完整的科学体系，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工农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纵观毛泽东思想的各个发展阶段，毛泽东斗争精神贯穿始终，它是毛泽东思想斗争观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在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孕育了毛泽东斗争精神。
2．革命实践渊源 人类社会活动分为两类，一类是认识世界，一类是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最终目的在于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必须基于认识世界。正如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实践，他在《实践论》一文中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包括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毛泽东斗争精神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实践渊源则是毛泽东基于中国特殊国情的长期从事革命实践的经验积累和理论总结。中国的特殊国情是毛泽东斗争精神的实践基础。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面对的是怎样的国情呢?习近平同志作了精准的阐述:“面对的特殊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又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成为首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过的难题。”要破解这样的“首要问题”和“首要难题”，不具备斗争精神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的。正是这样的特殊国情和社会环境对毛泽东斗争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党的革命工作是毛泽东斗争精神的实践平台。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在革命方式领导权等问题上遭受过重大挫折走过弯路，以致出现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等错误，使得党的根本政治属性难以体现，党的阶段性革命目标难以实现。毛泽东通过对革命形势的研判，根据党的各个历史阶段的革命目标、政治任务和革命方略，最终选择以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作为革命斗争的主要手段，而不是选择其他什么方式。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够完成党的革命使命，实现党的政治理想，击退敌人“围剿”，维护党的团结稳定，提升党的政治地位，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面对复杂严峻的斗争局面和政治生存环境，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经过不断探索得出:对反革命敌对势力不能在政治上软弱，在军事上投降，应该善于斗争，敢于斗争。只有拿起枪杆子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进行斗争，才能完成党的革命任务，实现党的革命理想。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从历史上看，共产是世界大战打出来的。打仗，人民的精神就紧张，紧张的结果，就另外想出路。人并不是一生下来，他母亲就嘱咐他搞共产，我的母亲也没有要我搞共产。共产是逼出来的，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敌对势力政治和军事上的打击不但没有瓦解打败共产党，反而使得共产党更加强大，在斗争实践中党得到了淬炼，使得中国共产党越挫越勇，最终通过斗争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3．湖湘文化渊源 湖湘文化是指湖湘地域在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文化经过碰撞、组合而建构出的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地域历史文化形态，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思想是心忧天下，爱国为民，经世致用，敢为人先，善斗霸“蛮”。毛泽东自小接受湖湘文化的教育熏陶，这些文化因子在毛泽东一生所倡导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斗争理念的践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是湖湘文化是培育毛泽东斗争精神的文化之根。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就有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思想境界，就有站在人民大众立场思考问题的思想觉醒，就有改造社会、实干兴邦的斗争理念。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段话则是毛泽东对湖湘文化中心忧天下、爱国为民思想的践行，更是毛泽东斗争精神的“初心”。它是毛泽东斗争精神形成的文化之根。它折射出毛泽东通过“干”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而且这个“干”字就蕴含着斗争意识，体现着斗争状态，彰显着斗争精神。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是从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开端。在斗争实践中，他研究、比较和检验了各种主义，在他的思想中湖湘文化对毛泽东斗争精神的形成起到了根本主导作用。 二是湖湘文化是滋养毛泽东斗争精神发展的思想良剂。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斗争精神在毛泽东思想孕育中也得到了酝酿和发展，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毛泽东斗争精神成为科学理论的过程中，湖湘文化蕴含的经世致用思想对毛泽东斗争精神的升华起到了良性的推动作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和湖湘优秀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斗争精神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例如，湖湘文化学派思想家王夫之提出的“万物皆有固然之用，万事皆有当然之则”，其核心就是倡导在社会实践中要实事求是，遵循掌握客观事物发展规律进行社会实践。诸如此类的湖湘文化的优秀文化基因对毛泽东斗争精神起到了铸魂、立标的功能。实事求是不光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也是毛泽东斗争精神的活的灵魂和开展斗争时必须坚持的准则。 三是湖湘文化是坚定毛泽东斗争精神文化自信的源泉。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他又说，“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中所提到的文化主要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湖湘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纵观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的湖湘英才大多怀抱经邦济世、改造社会的斗争精神，实现了人生志向，故此出现了“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的历史现象。这些历史人物的务实主张、重视实践作用的典范，无疑给毛泽东斗争精神的形成发展提供了自信依据。毛泽东依据湖湘文化“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了斗争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毛泽东斗争精神的原则
斗争是实现革命目标的策略，绝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毛泽东斗争精神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实践基础所形成的革命精神文化。虽然它的斗争性很突出，斗争观很鲜明，但在斗争实践中却严格遵循以下原则: 1．有理:实事求是原则 毛泽东始终倡导斗争是化解各类矛盾的主要方法，但从不提倡“唯斗争论”，甚至反对简单、粗暴的斗争方式。在中国革命遇挫时，毛泽东既不无视矛盾也不逃避矛盾，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辩证地看待矛盾，实事求是地解决矛盾，以抓主要矛盾为突破口开展斗争。例如，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陷于低潮，党内一些同志对革命前途迷茫悲观，革命意志动摇，革命斗志消极，毛泽东客观分析了敌我力量，科学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确定“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策略，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这就是毛泽东斗争精神所坚持的实事求是原则，也是最根本性原则。 2．有利:求真务实原则 毛泽东斗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把矛盾不利方面向矛盾有利方面转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新事物战胜旧事物，通过斗争赢得党的事业的进步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秉持求真务实原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进一步夯实党的群众基础，在斗争中广泛赢得各个阶级的有力支持。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二是在斗争形势中，当矛盾不利方面向有利方面出现阶段性转化时，毛泽东则告诫全党决不能骄傲自满，决不能中途妥协，并坚决反对斗争不彻底和“行百步半九十”的中途妥协变节行为，这就是毛泽东斗争精神追求的求真理念。他始终号召全党坚定政治方向，认清斗争本质，将革命斗争进行到底，实现革命斗争的彻底胜利。例如，解放战争结束前夕，面对“划江而治”方案，毛泽东坚定发出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指示全军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仍号召全党只要人不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到底。 3．有据:与时俱进原则 马克思指出:“那我们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也就是说，必须通过一种符合于改变了的环境的办法来利用革命热情。”毛泽东思想孕育了毛泽东斗争精神，毛泽东斗争精神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毛泽东思想同步俱进，因此，毛泽东斗争精神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曾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明确指出:“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如不依据革命形势变化、科学分析矛盾性质来调整斗争策略，即使革命群众热情再高，也会偏离毛泽东斗争精神的科学内涵，使毛泽东斗争精神走向僵化、极端化和片面化。 4．有节:对立统一原则 矛盾是对立统一的，也是可相互转化的。毛泽东斗争精神中遵循有节原则，既有斗争的彻底又有策略的让步。这是对处理矛盾“度”的合理把握，斗争“退一步”是为了革命“进两步”。毛泽东斗争精神在实践中秉持了对立统一的矛盾规律，始终贯穿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思想理念，始终彰显着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如果只注重斗争纯洁性，不结合斗争实际，采取灵活性让步，那么斗争就会扩大化，矛盾不仅得不到有效解决，反而会适得其反，转化矛盾性质，可能会将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为敌我矛盾。对这两者辩证关系毛泽东先后有两个科学论断:“在这样日益走向尖锐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之下，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他又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忠诚地为建立统一战线而合作，并更为它的扩大与加强而努力。这种态度与政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工农大众的最大利益，也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政治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属性。旗帜鲜明地讲政治是共产党人最鲜明的本质特征。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要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就需要结合当前国情、党情和社情，理论联系实际，传承和汲取毛泽东斗争精神的政治价值，挖掘毛泽东斗争精神的新时代政治价值意蕴，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思想支撑，以永葆全党积极向上的斗争精神，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斗争本领。 1．对新时代全党坚定政治信仰、永葆政治本色具有铸魂作用 毛泽东斗争精神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但政治价值是根本价值，是首要价值。信仰是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某人或某物的相信和尊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坚定政治信仰和自觉政治认同确定为立党、入党、建党的政治标准。毛泽东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从未动摇过。正因有如此坚定的政治信仰，毛泽东的斗争精神才会有无产阶级政治属性，也才会有无产阶级政党斗争思想的纯洁性。故此，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毛泽东斗争精神的政治灵魂。正如毛泽东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列宁也指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可见，毛泽东斗争精神从产生到发展，从夺取政权到掌握政权，从组织斗争力量到采取斗争方法，各阶段各环节都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新时代要传承毛泽东斗争精神，就必须做到理论上清醒，政治上坚定。毛泽东斗争精神为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斗争方向、斗争性质起到了铸魂的作用。这个灵魂就是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永葆共产党的政治属性，决不可脱离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决不可脱离毛泽东斗争精神的政治属性进行斗争，决不可违背共产党的执政规律进行斗争。 2．对新时代全党把准政治方向、坚持政治领导具有定盘作用 什么是政治?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他又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这段话深刻地阐释了无产阶级政党斗争观的根本政治方向，即斗争要服从维护民族最大最根本利益这个大方向。一个政党的政治方向，就是指这个政党为之奋斗的目标，它集中反映了这个政党所代表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毛泽东斗争精神始终体现着追求国家独立、民族复兴和人民解放的政治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愿景，它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在实现这个最大政治愿景中，要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政治方向不走样，不变形，这就必须要坚持和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始终坚持党是领导一切的，即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坚持党的领导，主要是坚持党的政治领导。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也是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国家发展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科学地总结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毛泽东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毛泽东斗争精神的政治原则。它是新时代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的“定盘星”。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3．对新时代全党防范政治风险、提高政治能力具有引领作用 风险是一种给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带来的危险或危害的事件概率。在政党政治生活中则是给政党政治目标、政治统治带来危险或危害的可能性与实际情形。政治风险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这是毛泽东对即将全面执政的共产党将会出现的政治风险的预判，也是毛泽东斗争精神中忧患意识、风险意识的折射。因此，他要求全党要有“进京赶考”的敬畏思想，要继续保持“两个务必”的优良作风，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个深刻论断至今对我们党长期树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都有价值引领的作用，为全党敢于用斗争方式解决矛盾，破解发展难题，为增强全党驾驭风险能力和提升政治能力提供了思想支撑。当前，我们党面临的最主要的政治风险还是源自于党的内部，主要表现为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习近平同志提出“防范政治风险”的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强调，“面对人民的信任和重托，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考验，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党的十九大再次提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要求全党要“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制，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出现过不同形式、不同性质的难题和矛盾，在毛泽东斗争精神的指引下，党化解了一次次危机，破解了一个个政治难题，全党在毛泽东斗争精神的指引下壮了筋骨，增强了抵御风险的免疫力，提升了各级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有了新的更高要求，政治能力成为新时代党员干部的第一能力。政治能力是指运用政治知识和政治经验从事政治活动并取得政治绩效的能力，包括把握政治方向能力、把握政治大势能力、把握政治全局能力、辨别政治是非能力、保持政治定力能力、驾驭政治局面能力、防范政治风险能力。这就要求新时代党员干部必须政治意识敏锐、政治态度鲜明、政治定力坚强、政治操守坚定、政治担当果敢、政治考验合格。这些对党员干部新时代政治能力的具体要求都是毛泽东斗争精神中的应有之义。例如，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后期，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预言和设计，提出新民主主义论，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政治大势的把握能力;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铁肩担道义，身赴重庆谈判，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这是毛泽东政治担当果敢的彰显;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对苏联提出建立“联合舰队”的无理政治要求，以大无畏的斗争勇气，在国家尊严领土主权问题上寸步不让，这是毛泽东鲜明政治态度的集中表现。领导干部提升政治能力是一个终身课题。习近平同志指出:“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敢于斗争，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年轻干部要到重大斗争中去真刀真枪干。”在新时代，全党需要秉持毛泽东斗争精神中关于增强防范政治风险能力，提高政治能力的思想营养，把党员干部长期放在政治实践中淬炼。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21年第六期；作者：李斌，江西师范大学2017级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研究生，赣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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