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薇洲 马玉婕: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动因
编者按:为了充分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级研究机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强阵地功能、决策智库功能和学术殿堂功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了2020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好文章”评选活动,经过院内外专家三轮严格评选,从院属各单位推荐的我院在职人员2020年发表的216篇候选文章中,评选出“好文章”50篇。“马克思主义研究网”公众号将联合“新时代新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国际思想评论”、“科学与无神论”、“思想火炬”、“马经青年”公众号分期推出评选出的50篇“好文章”,以飨读者。
摘要: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具有独特价值。进入新时代,党提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关键议题具有深刻的历史动因。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最深层、最本质、最持久的力量,是我们党始终坚守初心与使命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经验。同时,党内政治生态变迁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出了时代诉求,法规制度的刚性约束与党内政治文化的柔性约束协同发力的现实需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党始终坚持原则性、创新性、忧患性、约束性的内在要求,本质上反映出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辩证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党的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作为我国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为了切实履行自身的初心与使命,我们党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课题,在党的建设尤其是思想、政治建设领域提出了若干新论断。十八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再次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离不开党内政治文化的浸润滋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论断科学解答了什么是党内政治文化、怎样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等基本问题,为建设党内政治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入考察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动因,系统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有助于为进一步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借鉴,并推动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深层互动。
一、原则性: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坚守党的初心与使命的必然要求
在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发展史和新中国七十年发展史中,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一次次胜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始终坚持自身的初心与使命。坚定党的初心与使命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也是全体党员的终身课题。新时代,世情、社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1世纪社会主义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中华民族前所未有接近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全面从严治党仍有诸多挑战。这些对党员干部坚定初心与使命都提出了更高要求,科学坚持这一原则性规范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首先,坚守初心与使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党的初心与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自觉坚守党的初心与使命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本质。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着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从阶级代表属性上来讲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从利益代表属性上来讲肩负着民族国家的使命。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和特殊性的重要表现。当今世界普遍实行政党政治,而中国的政党制度之所以表现出种种区别于西方政党制度的特点,究其根本原因是由政党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价值追求,而西方政党仅仅停留于对政权的争夺和满足本阶级或集团的狭隘利益。对政党政治的诸多反映形式中,政党文化是其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中“党内政治文化”命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概念演进、理论创新、实践发展的重要成果,集中反映了党的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其次,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坚守初心与使命的重要形式。党内政治文化反映政党的根本属性,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有助于坚守党的初心与使命。坚守初心与使命就要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锻炼和政治历练,不断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党员干部自身境界的提高方式有多种,既有常态化的制度规则,又有约束性的纪律规矩,同时还有政党文化、政党传统、政党惯例等形式。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经验,文化、传统、惯例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对党员干部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坚定初心与使命既需要以刚性约束的形式对党员干部提出政治性要求以增强其政治定力,又需要以柔性约束的形式对党员干部提出道德性要求以增强其政治自觉。党内政治文化以文化政治化与政治文化化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管党治党的多维化、集成化、系统化,为新时代坚定初心与使命提供了新路径。
再次,党内集中教育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机制。党内教育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哲学武器”与解决党内突出问题、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紧密结合,基本可分为集中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两种形式,其中党内集中教育是系统性强化党员干部初心与使命的主要方式。党员干部坚守政治定力、坚持政治自觉、增强政治担当,不仅需要各种法律和纪律“红线”的外在约束,而且需要道德修养的自我约束。党内集中教育将党的纪律、规矩、传统、惯例等以教育内容形式转化为党员干部的内在认知和自觉认同,本质上也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机制。概言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为初心与使命教育提供了可行的运行机制和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新时代坚守党的初心与使命的必然要求。
二、创新性: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党进行自我革命的重要历史经验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党自我革命的创新性实践。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国际社会风云变幻,国内、党内突出矛盾亟待解决,其时代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要艰巨。“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给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出更高要求。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自我革命的重要指向就是要解决好长期执政问题以破解“历史周期率”,就其现实而言是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党的自我革命不仅体现在机构改革、制度调适、职能优化等方面,而且体现在政治能力、政治生态、政党形象等方面,党内政治文化以文化样态丰富了自我革命的形式。
一是增强管党治党的综合性。自我革命是党在近百年历史中总结出解决党内各种问题的重要方式,坚持管党治党的综合性是进行自我革命的前提和基础。党内政治文化适应了这种革命需求,其建设贯穿于管党治党的实践活动中,实现了治理主体、方式、内容的全覆盖。主体建设是指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注意协调管党治党的全面性,综合分析具体问题,善于从文化层面寻找不同类型问题之间的隐蔽联系,避免片面孤立解决局部矛盾。从严治吏是管党治党的关键部分,在党内及时抵制和反对各种错误政治文化的思想侵蚀,既要抓住“关键少数”的思想和行为作风,也要注重引导广大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性。方式建设是指建立健全党内法律法规,完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制度载体,推动形成党内自觉遵守党章和宪法等制度规范的文化氛围。内容建设是指管党治党要贯彻落实到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各个方面。党的政治建设是根本性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重视政治文化在各项党的建设中的特殊功能和独特地位,要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和原则性,促使党内政治文化与党的建设形成良性互动联系。
二是坚持管党治党的人民性标准。“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坚持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立场。彰显人民立场是建设积极健康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追求,坚持以人民性是一切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活动的根本评价标准。为此,要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进程中以浸润滋养、潜移默化的方式纠偏党员和领导干部的错误认知,规范和引导坚定理想信念,进而影响党员和领导干部在管党治党的政治活动中自觉牢记人民立场。各级党委在领导地方各项工作中肩负落实人民性标准的责任,全面分析和妥善解决好人民群众合理的所需所求,在构思方案、政策决策、改进制度、查找问题时认真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构建起畅通有效的党群沟通机制,以此为主线融入管党治党的生动实践中。全体党员在参与管党治党实践活动中扮演着主体角色,以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以人民性标准作为自我反省、自我批评、自我进步的主要衡量标尺。
三是创新管党治党的治理手段。治理手段创新是管党治党的时代诉求,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及时回应了这种时代诉求。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立足于当前以基本国情为基础的执政环境,依托执政逻辑与执政使命的深相融合,从实际出发科学研判和遵循管党治党的客观规律,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具有的政党治理普遍规律和自身建设的鲜明特点。既要做好管党治党的顶层设计,又要充分融合现代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尤其是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以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将管党治党的路径探索推向新高度,从而确保管党治党的科学化、常态化和规范化,以现代化的治理手段实现政党治理的现代化。其中,在新时代提高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思想水平,探索科学理论真正掌握党员的新途径,从而推进自我革命的认知观念和理论水平,基本方法就是优化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路径。尤其要借助官方网络平台开展宣传、教育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体现党性的政治文化,改变传统学习教育的单一模式,实现线上线下的多频互动,切实提升积极健康党内政治文化的传播力、亲和力、影响力。
三、忧患性: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适应党内政治生态变迁的迫切要求
党内政治生态关乎前途命运。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只有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党才能始终保持自身的自觉性和先进性。进入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逐渐受到更多关注和重视,并被正式写入十九大党章。纵览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演进史、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史,可以发现党内政治生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领域的重要议题。具体是指党员之间、党员和党组织之间发生在党组织内部的政治活动,产生并形成稳定的党内环境和整体态势的综合反映,也是党的建设的基础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外和国内外政治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党员和党内政治生态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促使党内政治生态急剧变迁,从而给党的建设提出了时代新要求。
其一,从经济环境看,一些党员的利益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逐渐特殊化。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转型,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规律成为经济竞争的主要衡量标尺,个人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在国家社会中逐渐彰显自我价值。从本质上讲,共产党员“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但是受到市场经济资本竞相逐利的影响,一些党员的个人利益逐渐成为凌驾于集体之上的特殊利益,由一元价值主导的党内政治生态部分转化成多元价值影响的政治环境,一些党员和党组织之间经济利益冲突导致彼此之间政治关系张力凸显。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受到商品交换原则的侵蚀,对党内政治生态造成了负面影响,亟需对这种负面因素进行净化。
其二,从政治环境看,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实现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课题。革命战争环境下产生的革命式、斗争式统治方式,能够实现对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各个方面掌控,为实现政治生活平稳运行提供必要条件。从革命环境转变到全面执政环境中,就要及时对自身的治理方式进行适应性革新。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平发展取代了革命战争思维,传统的政治统治、政治管理模式逐渐滞后于当时的政治发展。这在中国的政党治理进程中有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改革开放新时期在重新恢复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基础上,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为党内政治生态的纠偏提供了精神资源。在国家治理方面提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映射到政党治理维度就要求以更加规范的方式治理党内政治生态,充分体现和维护党员的政治诉求,为党员行使政治权利提供良好的保障条件,规范党员参与政治生活的合法渠道,以科学、民主、依法的执政方式增强领导能力,在国家社会展现政党良好的外部形象。
其三,从文化环境看,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与传统社会主义不同,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着来自经济利益特殊化、政治要求广泛化、文化产品多样化的压力和挑战,决定了社会中的个人极易产生价值困惑,形成多元化的价值观念。甚至一些党员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以及某些宗教意识形态不自觉地带入党内政治生活,对党的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严重冲击,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理想信念和“四个自信”,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基础和影响程度,淡化党内政治生态应该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方向,从而深刻影响到党内政治生态运作的文化氛围。
四、约束性: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有效发挥法规制度刚性约束的必要补充
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的认识变迁,既是党的建设客观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我们党认知创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的生动表现。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严字当头,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一环。同时,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统一,为此要深刻认识以文化人、以文治党的辅助作用,切实提升管党治党的水平。
第一,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臻于完善。改革开放初期,基于深刻的历史教训邓小平明确指出:“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要求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从制度体制着手解决党内的不民主现象、官僚体制僵化以及家长制等主要问题。改革开放后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成为新时期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基本遵循。新世纪以来,制度建设被明确纳入党的建设基本布局,强调要把制度建设贯穿到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中,并相继出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2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03年)、《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2004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2009年)、《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2010年修订)、《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2015年)等党内基本法规,对党员和党组织的政治工作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和完善的法规依据,使党的制度建设不断得到强化。
进入新时代以来,为保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建构起较为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2013年出台的《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二〇一三——二〇一七)》,制定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力争经过五年努力,基本形成涵盖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主要领域、适应管党治党需要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框架,使党内生活更加规范化、程序化,使党内民主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使权力运行受到更加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使党执政的制度基础更加巩固”,以党内法治建设引领法治中国道路的前行,标志着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目标,要求形成完备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构成相对完善的法治体系。《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党章规定的具体化要求。此外党中央还制定修订了十多部党内法规条例,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2013年)、《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2013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5年、2018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2015年、2017年)、《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2015年)、《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2016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2016年)、《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2017年)、《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2017年)、《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2018年)、《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2019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19年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2019年)等。创制制度是贯彻执行制度的前提,执行制度是发挥制度效力的必要条件。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制度面前没有例外,坚持发挥制度的“硬约束”,做到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落实制度建设和执行体现在政党政治生活的全过程。
第二,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历史成就。长期以来,党内法规的制定和修订由少到多,从笼统庞杂到规范具体,从零散孤立到渐成体系,逐渐趋于成熟。尤其是十八大以来,阐明了党内法规制度的科学内涵、构建方法、实施路径,为建构和形成一套逻辑周全的党内法规体系提供了科学指引。当前解决好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化解目前党面临的重大危险,就要“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健全党内规则体系,扎紧党纪党规的笼子”,明确指出设计法规制度“必须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201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指出建设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目标是要形成依规治党的“四梁八柱”。根据意见要求,制定修订以“准则”“条例”表现形式的党内法规制度,完善党的组织、党的领导、党的自身建设和党的监督保障。
提升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执行力。习近平强调“我们要下大气力建制度、立规矩,更要下大气力抓落实、抓执行,坚决纠正随意变通、恶意规避、无视制度等现象”。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党内法规制度一经建立,落实执行是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抓手。执行的前提是学习。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不断提高对党内法规制度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认真系统学习党内法规的内容,作为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关键内容,促成学习和严格遵守党内法规制度的良好政治生态。执行的保障是监督。加强对党员和党组贯彻落实党内法规制度的自上而下的监督检查,是保障其执行力的重要举措。中央就八项规定精神、党组工作条例、地方党委工作条例作为每次巡视的关键内容,创新建立法规执行的检查责任制度,提高了党员和党组织坚决执行的自觉性,从而推动了党内法规制度的真正落地,充分发挥了法规制度的威力、生命力和影响力。
第三,法规制度“硬约束”的缺陷与道德文化“软约束”的出场。随着人类学会集体协作开始群居生活,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关系的政治手段已然产生,而制度作为组织中的个人遵守的行为准则,成为规范和协调政治现象的政治安排。广义的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比如宪法、法律、规定等)和非正式制度(比如价值、意识形态、习惯等)。党章、党规、党纪、准则是规范党组织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基本形式,并且依靠特定机关监督施行,属于正式制度安排,一般具有“硬约束”的功能。“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它通过源自组织成员内心、社会风俗习惯或伦理行为规范进行价值判断,属于非正式制度安排,对组织成员发挥着“软约束”的功能。狭义的制度更多指向正式制度,即依靠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法规,道德文化较多体现人类社会经过长期积累约定俗成的约束力,不属于制度安排序列。此处拟用狭义的制度概念试图区别法规制度与道德文化。
法规制度与道德文化虽然具有独特功能,它们规范组织成员的程度和范围却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道德文化意在规范和引导人们行为符合社会要求,如果人们的行为违背道德却没有触犯法律时,道德只能发挥谴责作用,却无法禁止此类行为的发生,这也是道德文化约束的缺陷。法规制度通过设定人们行为的基本标准维系社会稳定,一旦违法必须接受法律制裁。法规制度尽管可以有令禁止弥补道德文化的缺陷,但它试图解决的是人们行为中的最低标准,它的固有缺陷在于很难完成对人们精神生活和行为作风进行更高层次的价值引导,这又是道德文化的优势所在。
依规治党与道德约束相得益彰。从现代治理或善治的方式看,“德治”和“法治”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也是依靠自律约束和他律规范的过程,具体到管党治党生动实践上,亦是如此。治党务必从严,从严治党必须制度治党,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稳定性、长期性特点,道德文化约束或熏陶也是从严治党的重要因素,具有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的影响。从党员个体分析,党员具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但我们党作为先锋队组织,对保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建立科学的党内法规制度,运用必要的制度保障和刚性约束,才能规范党员有序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同时,党员和党员干部自觉增强党性锻炼,提高党性修养,树立廉洁自律的行为准则,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增添依规治党的人文关怀。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接续重视制度治党的价值意蕴,更加强调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发挥道德约束的价值引领,为我们党的建设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要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新境界。
坚守党的初心与使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原则性要求,始终保持自我革新精神进行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新性要求,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出了忧患性要求,强化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和党规制度建设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约束性要求。原则坚守、创新发展、忧患自省、自我约束四者辩证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动因。同时,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蕴含着历史演进、现实需要和时代发展的深刻逻辑。
一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构成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的精神基因。“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传统政治智慧是中华民族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成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的精神基因。中国传统政治智慧蕴含的民本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夫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表现出重视人的价值的政治追求。中国共产党人遵循群众史观的价值内涵,合理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群众路线的基本观点,坚持“三个有利于”的衡量标准,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夯实执政基础,强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再到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都是创新发展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理论。这些将人民群众利益置于首位的思想构成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价值内核,体现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与承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统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民族特质和深厚底蕴。
二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的客观需求。以新航路开辟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起点,当今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成为这个时代的新特征。在这个时代,人们的物质生存和交往方式发生着深刻变化,全球化的文明交往、精神交往、思想交往也在进行着剧烈变革,并且已经成为影响这个时代深远的、持久的因素并将继续发展。在多元文明的交流、激荡、互鉴和发展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域外不同文明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当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共同议题。如何科学把握三者关系、把握文化领导权、建构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路径,成为党在新时代的重要使命。在党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过程中,在工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基础上建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的实践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倡导的多元价值之间、中华文明价值与其他文明的多元价值之间,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倾向,始终贯穿着对抗性或非对抗性矛盾关系。党内政治文化是在全球化、市场化、时代化语境下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价值选择,建设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带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已然成为协调这些矛盾差异的重要机制。
三是全球化视野下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大势所趋。在现代政党政治时代,政党是活跃在各国政坛和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影响因子,当代文化是民族性和世界性交融联系的产物。一个政党的文化往往也是基于民族国家发展和世界发展,在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交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中产生的成果。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不同类型政党之间可以进行平等对话,以此加强沟通、增进共识。政党文化尤其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加强党的建设、体现党的宗旨与原则、增强执政基础的思想资源。党内政治文化只有合理转化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学把握党员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扎根本国实际,中国共产党才能充分体现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时代价值。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只有坚持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不断借鉴其他文明的精华和其他政党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才能获取更多的思想建设资源,建构政党对外沟通的话语体系,才能真正增强政党自信。因此,坚守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民族特色,增强与其他政党的文明对话,已经成为各种类型政党未来发展的趋势所向。
(作者:吕薇洲,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研究员;马玉婕,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来源:《东岳论丛》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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