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中国共产党对上海城市主体性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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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上海这座城市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显而易见，中国共产党也是改造上海、重建上海城市主体性的能动的革命力量。自1949年上海解放以来，经过70多年的不懈努力和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把上海从“东方的巴黎”“西方的纽约”变成了“中国的上海”，从“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变成了“人民城市”，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特别市”变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把光怪陆离、四分五裂的旧上海建设成为生机勃勃、前景光明的新上海，重建了上海的城市主体性。中国共产党能够实现这一历史伟业，与自身的“两个先锋队”性质以及与之相应的“超级革命党”、长期领导党、整体利益党和创新文明党的四重面相密不可分。

　上海这座城市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显而易见，中国共产党也是改造上海、重建上海城市主体性的能动的革命力量。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其他重要会议的召开地、革命运动的发生地和革命事业的中转地、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烈士的牺牲地、党的领导人的培养地、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试验地和示范地、党的目标的先行实现地。在此意义上，上海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光荣之城。而中国共产党对于上海的意义，在于党领导上海人民，依靠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把一个光怪陆离、四分五裂的旧上海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前景光明的新上海，重建了这座城市的主体性。

一、上海的复杂性与城市主体性

　　  在20世纪末持续至今的“上海热”中，学术界和传媒界对于1949年解放之前的近代上海的看法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繁华、现代（摩登）、多元、开放、文明不吝赞美之辞，肯定上海在那个年代“黄金十年”中的发展成就，怀恋当时上海作为远东大都市的大师云集、文化发达和国际风范；有学者对近代上海的光怪陆离、声色犬马、黑帮横行、唯利是图、贫富分化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也有学者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和发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市民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和地下活动的历史，揭示了近代上海的“红色”面相。

　  　除上述研究之外，还有学者提出，对近代上海不能简单下断语，而应注意其复杂性和丰富性。然而，仅停留于或过分强调乃至夸大这种复杂性或丰富性，也容易让人局限于细枝末节而看不到主流、大端和大势，失去对历史真相的把握。对上海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需要透过其复杂性和丰富性，看清上海这座城市在不同时期统一的主体性及其前后变化。

　 　一座城市的主体性关系到城市的国家归属、领导力量、主导人群和制度特质，要回答是谁的城市、何种城市的问题。城市的主体性决定了城市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是城市特质的主要来源。

　　 透过近代上海的城市复杂性和丰富性，比较上海的“两面”，仍然可以看出其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进而把握近代上海的城市主体性。在19世纪末直至1949年上海解放的半个世纪时间里，上海与中国总体上呈现出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主宰上海的一直是洋人、富人、冒险家、帮会头目、士绅等，社会文化上则呈现出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态势，所以上海曾被当时的洋人称为“魔都”，四处充斥黑、黄、赌、毒、丑、骗、落后、反动、野蛮等因素，而积极、进步、文明的因素则受到压抑，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很多活动不得不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正因如此，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到鲁迅、茅盾、郑振铎，都做过绘声绘色的“上海批判”。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以及随后发动和领导革命活动，给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汇而成的上海文化植入了红色革命文化的血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革命活动，并非仅增加了上海的多元性、复杂性和丰富性。与其他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以改造国家、社会和世界，追求人类解放和自由发展为宗旨和使命的，中国共产党的红色革命文化并非其他文化可以与之等量齐观的都市文化的一种，而是具有改变都市文化乃至整个城市主体性的一种决定性的能动的文化力量。当中国共产党1949年接管上海时，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并不相信共产党能治理好上海这个他们留下的“烂摊子”，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也在等着看共产党的笑话，就连苏联“老大哥”也对中国共产党能否应对城市建设和治理的挑战心存疑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较短时间内就稳定了上海局势，展现出较强的改变上海城市面貌并重建城市主体性的能力，令国内外各种势力刮目相看。

二、从“东方的巴黎”“西方的纽约”到“中国的上海”

　 　近代上海被称为“东方的巴黎”“西方的纽约”，表面上看，这是赞叹上海的繁华、现代（摩登）、浪漫，但这也意味着近代上海的形象主要是被西方人建构的，符合西方人或西化论者的趣味。事实上，洋人是近代上海的真正“主人”，而广大华人，包括资本家和地主士绅，则是受压迫和受奴役的。这也决定了近代上海与中国存在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上海对于中国而言是“脱嵌”的，其繁荣是畸形的，是寄生在中国母体上的一个“怪胎”。

　　  1843年上海开埠后，无论是早期的华洋分处还是后来的华洋杂处、共处，洋人的地位始终处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享受超国民待遇。1845年租界设立后，中国政府对租界没有行政管辖权、税收权、司法权、教育权。租界与相关外国政府的关系虽然不是殖民地与外国宗主国的关系，但洋人高人一等、高高在上是毋庸置疑的。1916年，公共租界的公家花园（现黄浦公园）颁布了五条规定，写在告示上的第二条说“狗和自行车不得入内”；紧跟着是第三条“华人不得入内”，除“伺候白人的中国佣人”外。这种带有明显歧视性和侮辱性的告示，不过是当时上海洋人与华人关系的一个缩影。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外国官员、商人和传教士在上海肆意妄为、横行霸道。“深目隆鼻、金发碧眼的外国殖民者成了上海真正的太上皇。他们不仅通过强行建立的两块租界，掌握着上海主要部分的实际统治权，而且通过常年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新式军舰和驻扎在租界的正规军、万国商团的武力威胁，强迫中国的地方行政当局服从自己的旨意，或者与之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维护上海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秩序。”这种状况即使在1943年汪伪国民政府收回租界和1945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接收租界后，仍未得到根本改观。

　　 上海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废除了洋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收回了洋人在中国开办学校、医院、教会的权力，没收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巧取豪夺的大量资产，并通过对文教系统的改造、调整、整合和重建以及大规模群众教育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清除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思想影响。这种“统”和“收”的工作表面上看破坏了旧上海的多元和开放，其间也存在某些过火的做法，但却是上海“再中国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唯有如此，上海才能打破帝国主义侵华的“桥头堡”、各国势力在华的“跑马场”、外国在华利益的“输出地”的诸种名头，开始真正成为“中国的上海”。

  “中国的上海”意味着改变了上海与中国的脱嵌状态，使上海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真正嵌入中国，成为中国的内在部分。1949年5月，中共中央华东局迁至上海，直接领导上海工作，开始建立党全面、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在行政上，1950年1月，上海被划归中央人民政府设立的华东军政委员会（1953年1月改为华东行政委员会）管理，1954年8月华东行政委员会撤销后，上海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直辖市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

　　 在经济上，“中国的上海”开始落到实处。上海是一座人口众多的超大型工商业城市，粮食、副食品、棉花等农产品，煤炭、石油等工业原材料都有赖于进口。然而，解放初期上海面临美国的残酷封锁、蒋介石集团的狂轰滥炸、敌特的扰乱破坏和奸商的囤积居奇，城市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扭转这种局面，党中央迅速从全国调集物资，支援上海。“在周恩来总理的倡导下，当年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全国一盘棋，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这一举措使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改观，社会稳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让外国人惊叹的“上海奇迹”。

　　  1953—1958年“一五”计划期间，由于地处东南沿海前哨，面对美国海上封锁和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反攻大陆”的图谋，从国防安全考虑，上海未被列入重点建设地区，不建新厂，也不做重大改建、扩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上海经济潜力的发挥。1956年后，中央指示要从长计议，毛泽东指示：“上海有前途，要发展。”随后上海确定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建设方针，逐渐打破了原来的限制，陆续建起一批新的标志性企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培育了较强的工业生产能力。

　 　为拓宽上海的发展空间，1958年，经国务院批准，原属江苏省的上海、宝山、嘉定、松江、川沙、南汇、奉贤、金山、青浦与崇明10县划给上海，上海市域面积从600多平方公里一下子扩大到5800平方公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跨区域统筹协调，极大增强了上海发展的潜力。

　　 全国支援上海，换来了上海支援全国、上海与全国各地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经过国营商业部门调往全国的工业品总值，就达到200亿元左右。根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全市直接为鞍钢建设工程协作生产的就有30个工厂，78种产品；长春第一汽车厂需要的43种产品，西北油田需要的400多种机械配件，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官厅水库等十余处水利工程的40套闸门和100余台启闭机，都是上海生产的。这个时期，上海还为各地发展纺织、造纸、印刷、橡胶、制药等工业以及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提供了大量设备。”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不仅为全国各地提供产品、设备和技术资源，还提供人才支援。“上海支援兄弟省市的建设人才，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达到50万人左右，当时调往各省市的技术工人约占全市技术工人的五分之一，技术人员约占全市技术人员的六分之一。当年所有重点工程的建设过程中，都有上海前去支援的职工挥洒的劳动汗水。60年代初，上海按照当时国家工业建设布局，约有1000多家工厂全部或大部迁往西南、西北和中南等内地；1964年以后，迁厂数量就更多了，包括支援全国三线和安徽南部地区进行后方基地（小三线）的建设。上海许多具有特色的照相、理发、服装、饮食等商店，这个时期也陆续迁往内地，为兄弟省市的广大群众服务。”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上海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上都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是除北京之外的另一个科技和教育中心；上海还为国家贡献了六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上海作为“中国的上海”，是当之无愧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上海在中国的地位日益凸显。邓小平以一句“上海是中国的王牌”启动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的第二波改革开放浪潮。与近代上海混乱无序的多元开放不同，90年代以后的上海改革开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主、有序、可控的开放，是服务国家战略的“以我为主”的开放。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制定了“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国家战略，即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腾飞。后来根据形势发展，又加了一个航运中心，变成“一个龙头，四个中心”战略。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现代化的示范城市、长江三角洲和长江经济带龙头城市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在云南、西藏、新疆的对口帮扶和脱贫攻坚中，上海也提供了重要的人才、资金、技术和市场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被赋予“新时代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国家定位，要在“一个龙头，四个中心”的基础上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在服务国家战略，成为“中国的上海”基础上，上海将超越纽约和巴黎，成为“世界的上海”，成为引领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全球城市，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描绘的“新上海”蓝图。

三、从“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到“人民城市”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通常被称为“上海重新回到人民怀抱”。这意味着，解放前的上海不在人民怀抱之中，广大人民群众并不是上海的主宰力量。

　　  近代上海素有“富人的天堂”“冒险家的乐园”“穷人的地狱”“黑色染缸”之称。“上海社会是哪一种人最有势力？从表面上看来，政治的经济的大权不用说都在西洋人手里，但社会底里面却不尽然。大部分工厂劳动者，全部搬运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听，这一大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由此可见，黑社会在旧上海盘根错节之深之广。洋人横行霸道，黑社会无孔不入，黄赌毒泛滥成灾。在这种城市氛围中，广大中底层市民的生活即使不是水深火热，也是惶恐不安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给人耳目一新的印象。为避免扰民、解放上海的部队甘愿睡在马路上，表现出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本色。后来的南京路上好八连做到一心为人民，“拒腐蚀，永不沾”。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民警马天民的形象，也成了新社会人民警察的典型。人民解放军、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公安、人民银行、人民邮政，“人民”一词被放在很多国家机关、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名称的前面，说明中国共产党一进入城市，就是以“人民城市”的理念进行城市管理和建设的。

　　 任何新政权的建立都要做除旧布新的工作。上海解放后，为了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保证广大市民生活平安健康，党和政府迅速开展社会改造工作。通过打击和消弭帮会势力、禁毒禁赌禁娼、废除工厂工头（拿摩温）制度、取缔反动会道门等工作，让人民群众真正“出头”“吐气”，获得解放的感觉。正如有学者所说那样：解放初期上海的社会改造工作“加强了党和人民政府对基层社会的领导，净化了社会风俗。基层社会的纯净，党政干部的廉洁，蓬勃向上的社会风气，共同造就了令人难忘的‘五十年代’”。

　　 为改善市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上海各级人民政府特别重视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人民广场的前身“跑马厅”是英国人建的国际跑马场，原先只对洋人开放，后来也只对华人中的少数“上层人士”开放。1952年，跑马厅被改建成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跑马场的赛马赌博场和餐厅等建筑被改建成图书馆。位于市区西郊的上海动物园也是由原先的高尔夫球场改建而成。

　　  解放后上海大力进行公园和公共绿地建设，改善市民居住和休息环境。“到1957年，新建公园18个，面积达104.4公顷，发展街道绿地14.3公顷，开辟苗圃6处，面积达362公顷。这一数量，分别相当于解放前百余年中发展绿地面积总和的1.9倍、67.7倍和1.8倍。”“到1965年，共扩建公园11个，面积达160公顷，开辟街道绿地37.6公顷。”

　 　解放前上海很多市民生活在低矮破旧、冬冷夏热的“滚地笼”和简易房中，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城市建设百废待兴、工业化任务繁重的情况下，拨出专款兴建了以曹杨新村为代表的若干工人新村等配套住宅区，改善了工人的居住条件。1955年2月至4月，丹麦画家赫尔鲁夫·比茨特鲁普对新中国进行了一次写生旅行，先后访问了北京、武汉、广州、杭州、上海、南京、天津、沈阳等城市，用自己熟悉的创作手法描绘自己的所见所闻，真实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状况。他对上海新建的一处工人新村的描述是，“新建的工人街区有足够三万居民住的房间。这里有宽阔的街道，有绿树，阳光充足，空气清新，还有正在建设的学校、幼儿园和保育所，孩子们正在安静的街道上玩耍”。外国友人描绘的这一景象，是解放后很多新建工人新村的缩影。

　  　人民是城市的主人，一个重要标志在于人民群众能广泛参与公共生活，及时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要求，维护自身各项权益，解决自身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为实现这一目标，党和政府在城市管理工作中实行了广泛的人民民主。1953年10月至1954年2月，上海进行了首次涵盖687万多选民的范围广泛的基层人民代表选举，选举出了4613名区人民代表。这些代表既具有先进性，又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全市当选的代表中，工人（包括店员、机关工作者）占49.99%，农民、独立劳动者、职工家属等劳动人民占21.55%；中共党员占37.55%，团员占8.36%。市区代表中的工人比例更高一些，占57.27%。其中有许多底层的百姓——生产一线的普通工人、家庭妇女、各类实业者、小商小贩，还有保姆。”通过包括选举、协商、监督、参与等人民民主的各项制度安排，上海很多基层市民改变了在旧社会受压迫、受奴役、受欺凌的命运，实现了当家作主。在70多年里，这种基层民主制度体现于街道居委会、小区业委会、工厂公司班组、行业协会、各种群众团体，形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网络。

　　  20世纪90年代初，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上海从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改善市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出发，加快道路、桥梁、隧道、地铁、供电供水供气管线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市民公共活动场所如公园、博物馆、展览馆、体育场馆、艺术馆、大剧院建设，并大规模建设城市公共绿地，实现了城市面貌“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2010年，上海举办了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世界博览会，并以此为契机，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网格化等手段，加快推进对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改革，让广大上海市民有更多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2019年11月，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这是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建设和治理工作经验的准确概括和提炼。落实人民城市的理念，不仅要保证人民城市人民建，而且要保证人民城市人民管、人民居、人民享。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在谈到上海“十四五”规划时提出：力争到2025年“人民城市建设迈出新步伐，谱写出新时代‘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新篇章”“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让上海始终是人民群众的幸福乐园”。他还提出了人民城市建设的愿景：“人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这一宣示把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城市的构想提升至新的高度。

四、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特别市”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1927年至1947年上海解放，上海被称为“上海特别市”。仔细考察上海的城市发展史，可以发现这一期间上海的“特别”之处，即上海是一座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是一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混合体。在这个光怪陆离的混合体中，各种资本力量在此竞逐，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唯利是图是城市生活的铁则，过度商业化、一切都可以买和卖，以至于连人的长相都被称为“卖相”，形成了城市的特殊底色。陈独秀发现，在上海，各种高大上的观念都和商品、交易联系在一起。“什么觉悟，爱国，利群，共和，解放，强国，卫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一到上海便仅仅做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底利器。”

　 　上海解放，推翻了压在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1953年至1956年，上海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在这个巨大的经济制度转型中，由于党和政府领导有力，社会经济几乎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震荡。1956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比1955年增长35%，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3.5%。”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提高了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而且改变了工人精神面貌，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热情。“工人阶级真正成了企业的主人，焕发出了巨大的生产积极性，大批工人热情学习先进经验，提出合理化建议，开展劳动竞赛。到1956年4月，全市已有80万工人参加了劳动竞赛，40万人参加了厂际竞赛，目标是提前和超额完成1957年的生产任务。”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1957年12月25日，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做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为即将到来的上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做出了思想理论论证。该报告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人民日报》1958年1月25日予以全文转载，在全国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主义新上海”，实际上确立了上海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排头兵、先行者的地位。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之开展了15年内在钢产量和主要工业品产量上赶超英国的“大跃进”运动。上海迅速响应中央号召，开展了“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运动。在此过程中，虽然存在不切实际的头脑发热、瞎指挥、浮夸风，经济发展出现曲折，但主流是好的，总体上取得了巨大成绩，特别是极大提高了上海的工业生产能力。上钢五厂、重型机器厂、彭浦机器厂、闵行发电厂、吴泾热电厂等大型企业都是这一时期兴建的，同时还扩建了上钢一厂、上钢三厂。一批工业区和卫星城镇拔地而起，其中有闵行的机电工业区，彭浦的重机工业区、吴淞的钢铁工业区、吴泾和桃浦的化工区以及嘉定的科技城等。

　　 与资本主义理性经济人思维、过分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同，社会主义强调社会和集体优先于个人，强调为了国家、社会和集体的牺牲奉献精神。这种精神在“大跃进”期间也出现了爆发性增长。“‘大跃进’期间，全市人民的革命干劲和热情，是十分可贵的。群众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正是后来能够克服经济困难的根本源泉和力量。”“为迅速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在党提出‘十五年赶超英国’，‘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等口号鼓动下，上海广大职工和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他们把国家和集体利益放在首位，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忘我劳动和工作。不计报酬、不讲条件，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舍己为人，积极奉献，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谱写了无数动人事迹。”

　 　从1843年上海开埠，经过19世纪晚期的洋务运动，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上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海的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举步维艰，工业创新和科技创新乏善可陈。这一时期的上海主要作为一座畸形的消费城市、帝国主义列强工业品的倾销地而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上海建立起来，极大激发了上海广大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创新热情。“60年代初，上海已经能研制、发射探空火箭，运用刚刚问世的激光技术，自行设计制造万吨水压机和10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制造出20万倍电子显微镜和每秒运算20万次的电子计算机。到‘文革’前，上海已有70多项产品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许多方面令当时的香港、台湾望其项背。”这种科技创新极大提高了上海的工业生产能力。“到1965年，上海工业生产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初步建立如高温合金、稀有金属和半导体等新型金属材料，石油化工、合成树脂塑料和合成纤维等石化和高分子合成材料，以及激射光、高温陶瓷灯新兴无机非金属固体材料等一批新兴工业。”上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培育的科技实力和工业体系、工业生产能力，为改革开放后上海发挥自身潜力，实现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在1978年至今40多年改革开放期间，上海一方面能够“大胆试，大胆创”，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城市发展经验和管理理念，另一方面又坚持“以我为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主要表现在：坚持党对改革开放和经济、金融工作的全面、集中、统一领导，重大经济决策由党委会通过再提交人大和政府讨论落实，国有企业主导城市经济命脉，坚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坚持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坚持驾驭资本，防止和遏制资本无序扩张。

　　 邓小平晚年非常关注上海城市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在此过程中他一直提醒上海领导要注意“两手抓”，特别要注意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1992年2月12日，邓小平在参观上海闵行开发区时指出：“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他还进一步强调：“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上海要回答这个问题，要靠大家努力。”由此可见，邓小平对姓“社”姓“资”问题非常在意，绝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不问姓“社”姓“资”。目前，“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目标已经提出，“社会主义”四个字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上海城市主体性的重要方面。

　　 强调新上海的社会主义城市特质，不是要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做二元切割，使其成为“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关系。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多次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及其主导地位下，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允许某些资本主义因素存在。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亲自邀请上海的一批资本家谈话，态度非常坦白直爽，以解除他们的疑虑。毛泽东再三指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的长期过程，我们必须与自由资产阶级合作，主动接近他们，使他们能够摸到我们的底。对于反美蒋，赞成土改，拥护我党领导的自由资产阶级，要明白告诉他们：你们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后来他甚至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对改革开放后上海城市发展是有启发意义的。

　 　目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势下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必须要以社会主义驾驭资本主义，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通过有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来驾驭资本。在此过程中要做到宽严相济。所谓严，就是要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防止资本凌驾于政治和社会之上，操纵国计民生，对于资本利益集团违法乱纪并产生严重后果的，该查处的就要查处；所谓宽，就是要善于利用资本，激发资本活力，考虑经济发展大局、全局，在利国利民的前提下，允许资本有充足的发展空间。

　　 驾驭资本，宽严相济，在上海解放初期整顿资本家的“五反”运动中得到了较好贯彻。1952年2月底至3月，薄一波到上海指导并考察“五反”工作，根据当时的政策，把私人工商户和民族工商户的表现分为完全守法、基本守法、半违法、严重违法、完全违法五类并制订不同政策。他回忆道：“荣毅仁先生家当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业户，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应该划到哪一类？我和陈毅同志反复商量过。陈毅同志说，还是定为基本守法户好。我同意他的意见，并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又转报毛主席。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人翘起大拇指，称赞共产党伟大卓识。”这一做法，对推动落实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家又团结又斗争以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因为中共上海市委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对外商资本、民族资本宽严相济，既守住了社会主义的底线和红线，又以“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主动驾驭并利用资本，协调好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上海才创造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辉煌。这种辉煌成就，即使在近代上海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也是难以想象的。实现上海的复兴，不是回到过去，而是面向未来的建成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

五、改变上海：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在70多年时间内，中国共产党重建了上海的城市主体性，把上海从一个西方的中国“飞地”，一个由少数洋人、官僚、资本家和黑帮头目主宰的城市，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资本主义色彩浓厚的城市，变成了真正中国的城市、人民的城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多，做得这么好？

　　 总体来说，上述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第一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段话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作为“超级革命党”、长期领导党、整体利益党和文明创新党的四重面相。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两个先锋队”性质，再加上中国共产党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主义式的“超级革命党”，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葆有蓬勃的革命精神，在具有强烈的中国认同和中华民族自豪感的前提下，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不懈怠、永不停滞，致力于改变中国、改变世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大同。“超级革命党”的先进性也使中国共产党能够自觉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缺点和失误，不断进行自我革命，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的期待。

　　 其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再加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与在野党或反对党相对的执政党，而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长期领导党”。这种性质和地位使得中国共产党可以避免西方两党或多党选举政治带来的政党政治的短视思维、相互掣肘；能够以宏阔的视野进行战略筹划，制定长期多阶段发展战略；能够像“接力跑”那样一届接着一届干，同时在已有成就基础上调整战略部署、制定新的战略目标。另外，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领导党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的长期考验，做了很多好事和正确的事，同时敢于自我革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始终具有较高威望。

　　 再次，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表明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是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整体利益党”。这一性质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利益集团的狭隘算计，能够从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协调各方面关系，防止并遏制某些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越界行为，追求国家和民族的永续发展和人类的不断进步。

　 　最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说明中国共产党是自觉传承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并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文明党”。这一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而是具有宏大的文明抱负、以创新人类文明为使命的先进性团体。“创新文明党”不可能停留于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传统的已有文明成果，而是追求不断学习、不断创造、不断前进，最终实现对时代和世界的引领。

　　 中国共产党的上述四重面相及其特质，在党领导上海城市改造、建设、改革和管理的过程中得到了鲜明体现，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上海面貌，实现上海跨越式发展的奥秘所在。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十二期；作者：吴新文，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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