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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应旺：从毛主席诗词看百年党史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毛邓理论研究 Author 曹应旺
编者按：诗人政治家是毛泽东的一大特点，毛泽东诗词是我们认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向导。“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特质。“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凸显了遵义会议前14年党的革命历史特征；“而今迈步从头越”体现了遵义会议后14年党的革命历史特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气概，改变了中国经济技术和科学文化落后的面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发生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巨大变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当惊世界殊”！
诗人政治家是毛泽东的一大特点。在诗词大国中国的诗词长河中，毛泽东诗词就其影响力而言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诗人的诗词。毛泽东诗词既是我们认识毛泽东、认识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向导，也是我们认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向导。这个向导既体现在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人特质的认识上，也体现在毛泽东对他所处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几个阶段的认识和主张上，还体现在毛泽东对他身后中国共产党未来发展的憧憬和预见上。
1959年6月，毛泽东回故乡韶山。自1927年1月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曾回韶山之后，他离别这个地方已有32年。回望过去的斗争岁月，瞻望今后的前进道路，毛泽东将激情凝于笔端，写下了《七律·到韶山》。其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一金句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特质，众口相传，影响深远。 第一，毛泽东诗词向来倡导这种特质，赞美这种特质。 从1928年的《西江月·井冈山》中可以看到：有了“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才有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从1931年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可以看到：有了“枯木朽株齐努力”，才有了“横扫千军如卷席”。从1961年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中可以看到：有了“金猴奋起千钧棒”，才有了“玉宇澄清万里埃”。从1965年毛泽东为陈毅改写的《西行》诗中可以看到，“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只有不怕牺牲、英勇奋斗，才有人民事业的胜利，才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 第二，与毛泽东诗词在艺术形式上密切相连的毛泽东诗联、挽联也倡导和赞美了这种特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四军参谋长兼红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牺牲。毛泽东无比悲痛，写下了一副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己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赣南闽西斗争时期，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一次指挥部队转移时遭敌机扫射中弹牺牲。毛泽东沉痛哀悼，写下一副挽联：“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七大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七大代表和延安人民在延安举行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题写了一副挽联：“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你们的事业永与人民同垂不朽；为胜利而来，为胜利而去，我们的任务是向胜利勇往直前。”毛泽东诗联、挽联中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第三，毛泽东著作同样向来倡导这种特质，赞美这种特质。 长征刚到陕北，弱小的红军怎样面对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呢？毛泽东在那里写下的第一篇著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坚定地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最有代表性的三篇价值观著作《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就是倡导和赞美这种特质的。《纪念白求恩》倡导和赞美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为人民服务》指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愚公移山》号召全体共产党员：“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多次倡导和赞美这种特质。他在七大预备会议上回忆党的24年历史时说：“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也指出：“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他为大会作结论设想十七条困难后，再次强调英勇奋斗：“我们要准备一些人牺牲，但总有活着的人。”在毛泽东著作中，类似上面的文字写得很多。
第四，毛泽东的许多题词也倡导和赞美了这种特质。 这种题词，有的写在烈士纪念塔或纪念碑上。1934年1月15日，毛泽东为瑞金革命烈士纪念塔题词：“在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伟大的战斗中，许多同志光荣的牺牲了！这些同志的牺牲，表现了无产阶级不可战胜的英勇，奠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正在踏着这些同志的血迹前进，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在会上宣读了他撰写的纪念碑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1955年6月9日，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1958年4月纪念碑落成，纪念碑的正面是毛泽东的题词，背面是毛泽东撰写、周恩来手书的碑文。 这种题词，有的是为牺牲的烈士写的挽词。如1939年8月23日，毛泽东为谢子长烈士写的挽词是“民族英雄，虽死犹生”。1942年3月8日，毛泽东为张浩同志写的挽词是“忠心为国，虽死犹荣”。1947年3月25日，毛泽东为刘胡兰烈士写的挽词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这种题词，有的是为学校学员写的。如：1937年8月，毛泽东为抗大二期学员毕业证书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1937年11月，毛泽东为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批人，这些人都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的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惟一的为着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 与中国共产党“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特质相反，成为共产党对立面的国民党的特质则是贪生怕死、极度腐化。1944年4月，毛泽东对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自武汉失守以来五年半的表现进行比较后指出：“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不怕牺牲、英勇奋斗，才会有胜利。贪生怕死、极度腐化，不可能取得胜利。共产党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在他们截然不同的特质上早已决定了。 毛泽东倡导、赞美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特质能在全党生长起来，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的领导人身体力行密切相关。习近平指出：“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随时面临生死考验，支撑他们视死如归、革命到底的是坚定理想信念。毛主席、贺老总、夏明翰烈士等满门英烈而初心不改。”毛泽东一家在新中国成立前牺牲了五位亲人，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的爱子毛岸英又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他自己在革命战争中也是九死一生。1965年，毛泽东在《念奴娇·井冈山》诗词中回忆自己革命经历时写道：“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1927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酃县水口叶家祠带领新党员宣读的入党誓词是“牺牲个人，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同毛泽东一样有着“九死一生”的经历。为革命不怕牺牲，是老一辈革命家共同具有的特质。 毛泽东倡导、赞美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特质，不仅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特质，也是他们之后世世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特质。井冈山时期，近五万名革命烈士献出宝贵生命。长征路上，仅红一方面军在二万五千里征途上，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新中国成立时，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万人。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在每一次捍卫国家独立、领土完整的战争中，总有一批批勇士献出生命，也不仅在战洪水、抗地震、防台风、灭火灾、斗疫情等灾害面前，总有一批批共产党员牺牲在抗灾第一线，就是在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中也总有一些共产党员英勇牺牲。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中，有1800多名共产党员将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攻坚的征程上。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近400名党员、干部为保卫人民生命安全献出了宝贵生命。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的28年，以遵义会议为界可以分为前14年和后14年。毛泽东诗词中最能反映遵义会议前14年革命历史特征的诗句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最能反映遵义会议后14年革命历史特征的诗句是“而今迈步从头越”。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出自1925年毛泽东写的《沁园春·长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的面貌、所处的环境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要求，也反映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心情。 中国共产党是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基础上，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为5000年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平等、大同等思想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提供了肥沃土壤。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特别能战斗的阶级。从指导思想和阶级前途上可见，中国共产党是可以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的领导任务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欧洲语境下的理论，是在机器大工业占主导地位、工人占全部人口多数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农民为主的小生产占90%，4亿多人口中的200万工人只占全部人口的1/200，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封建军阀是用武力统治中国的。这又要求中国共产党从指导思想上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阶级力量上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工农联盟，在革命步骤上必须先进行民主主义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革命方式上必须进行武装斗争。这样才能领导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显然，中国共产党在诞生后的幼年时期，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清楚这些问题，更不可能一下子就形成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子，因此，追求走俄国革命道路和依赖共产国际指导，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工人运动身上；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忽视了领导权，忽视了建立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等局限性和危害，在1925年前后逐渐显露出来，最终导致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 血的教训使党认清了武装斗争的重要。但对在哪里进行武装斗争，怎样进行武装斗争等问题，一开始还难以脱离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暴动道路的影响。继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之后，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第一次举起镰刀斧头的旗帜，将起义军称作工农革命军（后称红军），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走上了开辟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毛泽东创造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法和“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法，夺得了赣南闽西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可是，当时占据中央领导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先是不知道农村根据地的重要，命令红军攻打大城市；他们从上海搬到根据地后，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以洋人李德的正规战、阵地战法代替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法，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 第一次大革命中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与土地革命战争中“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是相通的，表达了对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道路怎样走的忧虑，表达了对从陈独秀到瞿秋白、向忠发、王明、博古未能形成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忧虑，表达了对日本帝国主义从提出“二十一条”到侵占东三省使中华民族外患日益加深的忧虑。 “而今迈步从头越”，出自1935年2月毛泽东写的《忆秦娥·娄山关》，反映了遵义会议之后党和红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遇和面貌，反映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走自己的革命道路的决心。
“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军事上解决了党和红军的生存问题。靠铅笔指挥红军，用教条主义硬对硬的战法，以正规战对正规战，对于弱小的红军来说是一种无出路的战法。按这种战法走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作战，从敌强我弱、敌军对我军围追堵截的实际出发，采取了灵活机动的兜圈子战法，创造了四渡赤水出奇兵、调动敌军、甩开强敌的奇迹。按这种战法走下来，给党和红军开拓了越走越宽的活路。到陕北后，毛泽东研究党领导红军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理论上分析了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危害，总结出着眼其特点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写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论持久战》，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进一步发展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军事思想。敌后游击战争从日军占领地域拖住了日军，发挥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支撑作用。通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持久战，从时间上拖住了日军，发挥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作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视东北为准备战略转变的关键区域和战略高地，调派11万军队和2万干部奔赴东北，抢占战略先机，为此后东北乃至全中国的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蒋介石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和山东解放区实行所谓重点进攻时，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在艰难险恶的环境下转战陕北，拖住了胡宗南25万精锐部队，为全国战场赢得了战略主动。到西柏坡后，毛泽东在世界上最小的农村指挥所里运筹帷幄，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大势去矣。 “而今迈步从头越”，从政治上解决了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壮大的问题。教条主义不懂得中国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工农革命，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把民族资产阶级、富农、黄色工会统统看成敌人，实行关门主义政策，孤立和弱化了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之后的“从头越”，解决好了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力量的问题。到陕北后，毛泽东写的第一篇著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就提出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他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毛泽东反复强调不发动农民、组织农民、依靠农民，就没有力量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解放战争中在实行没收官僚资本的同时，实行土地改革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极大调动了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壮大了革命力量。与政治路线相一致，在组织路线上的“从头越”，改变了教条主义“任人唯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主义路线，实行了“任人唯贤”“五湖四海”的用人路线，壮大了党的组织力量。 “而今迈步从头越”，归根到底是从指导思想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教条主义者只会背诵马克思主义词句，只会从原则出发而不能从具体实际出发，只能祸害中国革命。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前，就同重视游击战、重视解决农民问题一样，重视从实际出发，于1930年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可惜，这时党内由于教条主义占主导地位，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边缘化了。遵义会议后，批判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在指导思想上都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在延安写出《实践论》《矛盾论》，强调实践第一、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实际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延安时期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敌后抗战运动、大生产运动、整风学习运动奠定了取得抗战胜利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毛泽东总结出带有中国革命特点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三大法宝，推动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始成为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大党，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胜利。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出自1963年1月毛泽东作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但其思想要求则早已有之。据毛泽东的卫士沈同回忆，20世纪50年代“毛主席曾坚定地告诫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有时间观念，光阴一去不复返，要想干出一番事业，就必须抢时间，挤时间，走到时间的前头，要能够掌握时间，决不能够作时间的奴隶，人生的时间就只有那么多，我们要建设祖国，必须只争朝夕。’”1956年6月，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中，已经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表达了“只争朝夕”的要求。1964年12月，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这也表达了“只争朝夕”的要求。 毛泽东“只争朝夕”的要求，不仅具有珍惜时间学习工作的一般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抓紧时间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的特殊意义。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阐明中国受国土面积和人口远小于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欺负，一是由于中国的工业化没有搞起来，二是由于中国的民众没有组织起来。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决策者仍以老眼光看待中国，以为中国落后可欺，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以“钢少气多”打败了“钢多气少”的美国军队。这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争气之战、争时之战。当时，新中国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经济技术上封锁的局面；国内面临依靠手工搞饭吃、小生产占90%的经济技术落后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全党全国人民都有着要把经济技术搞上去，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强烈愿望。毛泽东更是对中国只能造桌子椅子、茶壶茶碗，只能种粮食、磨面粉，只能造纸；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情况极为忧心。毛泽东深知只有“气”多“钢”也多才能完全改变帝国主义欺负中国的图谋。他呼吁：“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与毛泽东一样，周恩来提出科学技术要迎头赶上，“生产、技术的发展慢吞吞的，生活要求提得很高，那就错了；应该生产、技术的发展要求很高，生活提高还要慢慢来”。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就是部署怎样迎头赶上、急起直追。周恩来在会议报告中说：“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就提出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接着党中央制订和实施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以“只争朝夕”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精神，建立起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器、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等旧中国没有的工业制造部门，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之后，国家制定了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62年12月又制定了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在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的领导和规划的引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只争朝夕”“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集智攻关，终于把反映中华民族能力的“两弹一星”研制出来了，在尖端科技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发动机没有油就转不起来。在被西方国家戴上“贫油”帽子的情况下，能不能找到油、打出油关系国家发展的命脉。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怀着“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决心，凭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干劲，建起了我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大庆油田。他们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和干劲，甩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
中国农业的发展，不仅关乎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也关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从一开始就把农业放在基础位置上，以“只争朝夕”的精神，通过水利化、化肥化、良种化、机械化、合作化等来提高粮食产量。在关乎农业命脉的水利建设上，不仅大江大河的治理开发成效显著，而且引水工程、各地的防旱除涝工程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河南林县人民在中共林县县委领导下用十年时间建成的“人工天河”——红旗渠，是各地治水造福人民的突出代表。20世纪60年代，山西大寨在自然灾害面前用集体力量劈山造田、苦干实干，获得了粮食大丰收。70年代早期，袁隆平带领的团队育成籼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大幅度提高了水稻产量。 在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上的“只争朝夕”，也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许许多多父辈文盲的家庭走出了初中生、高中生甚至大学生。过去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天花、霍乱、血吸虫病、疟疾、鼠疫等疾病有的被灭绝，有的得到有效防治，彻底改变了“华佗无奈小虫何”“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历史。70年代早期，屠呦呦带领的团队成功提取出一种新型抗疟药青蒿素，挽救了中国也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加上发展体育运动，中国由1949年人均预期寿命不足35岁，到1975年人均预期寿命64岁，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改变了中国经济技术和科学文化落后的面貌，结束了过去民众一盘散沙的局面，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20世纪70年代，中国怎么能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包括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呢？美国总统尼克松怎么会“屈尊”来访问北京呢？ 当然，在“只争朝夕”、急急忙忙地向前走的时候，也难免会犯冒失的错误。“大跃进”就是“只争朝夕”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犯下的错误；“人民公社”就是“只争朝夕”在发展“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上犯下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就是“只争朝夕”在怎样解决上层建筑问题上犯下的错误。今天，在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时，决不能否认“只争朝夕”本身的伟大意义，决不能否认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的伟大成就，决不能忘记几代人勒紧裤腰带搞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
“天翻地覆慨而慷”出自1949年4月毛泽东作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原意指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占领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即将来临。如果不从一时一地一事去看，而是引申到一个历史阶段、整个国家、整体面貌的突出变化的特点来看，那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是很切合“天翻地覆慨而慷”的。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天翻地覆慨而慷”，首先表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件大事。近代以来，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老百姓食不果腹是常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能得到农民支持的首要原因就是解决了吃饭问题。“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都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把解决人民吃饭问题放在基础位置。然而，吃饭和建设是有矛盾的。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为了工业化、现代化勒紧裤腰带搞建设，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吃饭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泛推行，粮食年年增加，能工巧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家庭副业和外出打工收入使农民的钱袋鼓了起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终结了实行40年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不再针对农业单独征税，一个在我国存在约2600年的古老税种宣告终结。1978年粮食产量30477万吨，人均318.74公斤，到2012年粮食产量58957万吨，人均453公斤。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3624.1亿元，人均379元，到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519322亿元，人均38354元。这时中国人民不愁吃、不愁穿已成为常态，“几个月不知肉味”已成为历史。人民生活的变化，除了吃穿就是住房。从大城市到地县级的城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不仅城市职工的住房多次以小换大，以一套变多套，农民的住房更是不断改善，以土砖房换成青砖瓦房，又由青砖瓦房换成青砖加钢筋混凝土的小楼房。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天翻地覆慨而慷”，其次表现在国家经济技术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上。毛泽东看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技术水平是“不像样子”。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不像样子”有了一些变化，但总体上与发达国家比差距仍然很大。正如1978年9月邓小平所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这年10月、11月，邓小平先后访问日本和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亲眼看到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不仅与日本比有很大的差距，就是跟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比也有一定差距。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并制订出第一步解决温饱、第二步实现小康、第三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发展、百年图强”的宏伟蓝图。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按着这个蓝图去做，到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89404亿元，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接续奋斗，到2010年经济总量先后超过德国和日本，跃升至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香港澳门胜利回归祖国怀抱；成功应对种种外部挑战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世界形势；成功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大洪水、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汶川大地震；成功建设了三峡水利枢纽、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京津城际高速铁路等重大工程；在科技创新上取得一批重大成果，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超级计算机等实现重大突破。 正是由于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经济技术水平、综合国力的提高，海内外中华儿女对党和国家的信心极大提高。2013年9月，笔者应邀去日本山形县米沢市访问，在一次欢迎晚会上遇到几位会讲中国话的日籍华人妇女。她们都是改革开放初期因中国落后、日本发达，从中国上海出嫁到那里的。席间，一位妇女对笔者说：“我这一生做的最错的一件事，就是不该从上海嫁到这里来。现在我在上海的一些同学过得比我好多了。”她还问我“能不能改回中国国籍”。这说明一个事实：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的某些方面已赶上日本，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如上海、深圳的发达程度已超过了日本中小城市甚至大城市的水平。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经济技术水平、综合国力的提高，发生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变化，与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阶段的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密不可分，关键是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的活力与有计划有目标地前进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是实现现代化的雄心壮志与解决温饱、小康脚踏实地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与坚定地走自己道路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是从邓小平理论发展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而今迈步从头越”“只争朝夕”的奋斗基础上使中国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社会主义。
“当惊世界殊”，出自1956年6月毛泽东作的《水调歌头·游泳》，从具体、特定的角度看，是毛泽东对三峡水利枢纽建成后的憧憬，从普遍的发展和国家的整体面貌看，也是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在世界上后来居上的预见。 新时代的“当惊世界殊”，突出地表现在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和普遍提高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开始向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等方向迈进。202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12年38354元增长到72447元。从2019年开始，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关口，2019年达10276美元，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仍达10504美元。14亿人口的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这是一个“当惊世界殊”的变化。虽然与那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万美元左右的发达国家比差距仍很大，但中国14亿人口占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的28亿人口的一半，这不仅标志着中国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而且这么大人口规模的人均1万美元，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普遍提高体现在千家万户的变化上。2014年11月，笔者在内蒙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草原牧民家看到了家庭式的太阳能、风能发电装置和太阳能风能转换机，这些现代技术很好地解决了地广人稀的大草原上牧民用电问题，极大提高了牧民的生活水平。这些年笔者家乡的村民除个别户之外，都到镇上、县城或市里买了房子，大多数还买了汽车。2021年7月，笔者到井冈山调研，一位农民师傅告诉笔者：“10年前，我根本想不到还能买得起这样的车，日子能过得这样好。”牧民用上了自家的太阳能风能机器发的电，农民有了自己买的车、在城里有了自己的房子，这是农牧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也是“当惊世界殊”的一个表现。 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普遍提高，更突出地体现在扶贫攻坚的成就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上。我国在2000年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转变，但还存在上亿贫困人口、大片贫困地区。经过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七大提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九大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届接一届地接续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这当中最了不起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攻坚战。习近平先后在延安、贵阳、银川、太原、成都等地主持7次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足迹遍布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调研、动员和部署脱贫攻坚工作。中西部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第一线。按照因地制宜、因村因户因人施策的要求，通过扶贫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精准”，做实做好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等精准扶贫重点工作。党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终于在2021年2月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攻克了区域性整体贫困，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标志性成果。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当惊世界殊”的突出成就，许多国际友人赞佩不已，也震动了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精准扶贫方略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新时代的“当惊世界殊”，还突出表现在中华民族迎来了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上。 这个“强”，表现在经济实力初步强起来了。中国已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10年，中国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美国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2010年，美国GDP14.99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达22.7%；中国GDP6.09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达9.2%，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40.6%。10年后的2020年，中国仍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美国比差距明显缩小。2020年美国GDP20.93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24.77%；中国的GDP14.73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17.42%，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相当于美国的70%。这一变化已惊着美国学者，2021年9月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无论是在疫情前还是疫情后，都保持着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以按照购买力平价进行了调整的GDP来衡量，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和美国差不多。这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它表明了一个自19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超过英国以来闻所未闻的状况。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经济规模是其他任何一个大国的2至4倍。” 这个“强”，表现在科学技术实力初步强起来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北斗导航、5G商用、“天问一号”、“嫦娥五号”、“奋斗者”号、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62比特可编程超导量子计算机原型“祖冲之号”、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与天和核心舱完成自主快速交付对接，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毛泽东当年憧憬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正在成为现实。世界单机容量最大功率百万千瓦的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世界最高海拔、最复杂艰险的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等重大工程相继建成。中国的科技创新在一些基础和前沿领域取得一大批标志性成果，若干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跃升。 这个“强”，表现在国家安全、国防、外交等保障实力初步强起来了。党中央重视发展与安全相统一，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和总体部署，推动国家安全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党中央重视富国与强军相统一，深入推进政治建军，用改革、科技、人才强军，深入推进依法治军，开创了强军兴军新局面，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定步伐。党中央重视通过国防科技创新提高国防实力，首艘国产航母下水；第五代战机歼20正式服役；东风—17弹道导弹研制成功，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走在前列。在国际社会，党中央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把“一带一路”倡议作为重要实践平台，提高了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 这个“强”，表现在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强起来了。中国人民面对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伟大成就，更坚定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周围，更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广大海外学子就像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科学家一样纷纷踏上了报效祖国的归途。国内带有中国特定元素的潮品，正成为市场上拥有一定话题度且能够影响年轻人消费的重要时尚。特别是面对突如其来的传播速度最快、防控难度最大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和党中央殚精竭虑果断决策、进行部署、指挥战斗，全国人民支援武汉，众志成城，用3个月时间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战略成果，更增加了中国人的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最近，一份全球民调显示，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的信任度高达90%，连续第三年位列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首位。这绝非偶然。 新时代取得“当惊世界殊”的伟大成就，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奋斗出来的，也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的结果。新时代刚刚开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实根基上，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一定会创造出更多更大的“当惊世界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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