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孔翠萍：论毛主席对底线思维的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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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毛泽东底线思维表现在既坚定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信念，又清醒地预见各种困难与不利情况，强调在最坏可能性的基础上制定政策，有组织、全方位地采取措施应对内外困难，以确保最有利局面并取得光明前途。这既是其长期作为思想领袖与实践领袖科学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必然结果，也是其推进党的实践从革命走向执政、实现长足发展的有力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将毛泽东充分估计局势、预先准备最坏可能性、透彻想好应对策略、稳居战略主动地位的底线思维称为“治党治国很重要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明晰毛泽东底线思维形成的理论与实践渊源，把握毛泽东运用底线思维的基本特点，总结毛泽东底线思维的本质与精髓，对于进一步增强坚持底线思维的自觉性与科学性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底线思维是关乎矛盾、风险的全面考虑与有效防范、进而服务于实践主体价值需要和战略目标的思维范式，是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从有效应对国内外局势深刻变化的现实需要出发，习近平总书记部署了“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大命题。“纵观党和国家的革命与建设发展历史，毛泽东尤其在风险的自觉防范和由坏到好的实践转化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其底线思维方法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赞赏和继承发展”。经常性地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分析困难和危险、为争取时局好转奠定可靠基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常态。作为思想领袖与实践领袖的毛泽东，其领导党和人民的实践旅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预判风险、全面准备应对困难的历史进程，且应对的往往都是具备战略意义的重大风险与困难。毛泽东在对实践条件以及历史前途的充分研判的基础上，强调“凡事向好坏两面着想，力争好的前途，同时也准备对付坏的局面”。其底线思维不仅包含对风险、困难的全面考虑，其处理逻辑更是体现出将最坏设想与最好愿景相统一的观念，在对最坏可能性的预见性分析中筑牢实现最好愿景的基础，实现以底线为基点、由最坏设想到最好愿景的质变。

一、毛主席底线思维形成的理论与实践渊源
 毛泽东底线思维是由近代中国的复杂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综合塑造而成的，既是应对复杂局面的现实需要，也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全面认识实践条件的逻辑必然。与此同时，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套关于安与危的认识逻辑与处理逻辑，具备忧患意识的哲学观念，拥有安而不忘危的朴素辩证法智慧，为毛泽东底线思维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方法借鉴。

 第一，底线思维是毛泽东总结经验教训、洞察历史本质并有预见性地应对复杂局面的科学思维范式。其主张在思想认识领域充分地分析困难、有预见性地设定最坏可能性，则能有效避免由于欠缺精神准备而带来的重大革命损失。从党的发展历程来看，由于理论准备、思想准备的缺乏，幼年时期的党对于风险、危机欠缺辩证的分析、充分的认知与客观的考察。针对早期党的领导实践中“从不设想到可能的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情况，而只是梦想着不可能的最顺利和最简单的情况”的惨痛历史教训以及片面夸大困难风险从而消极停顿的错误观点，毛泽东保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对客观实际的蒙蔽式反映、对敌我较量的短视判断、仅考虑顺利而不设想困难的片面认知，造成了对革命进程的驾驭不足与严重后果。主观主义者在革命环境顺利条件下表现为狂热主义倾向，在环境困难时则渐次从“拼命主义的蛮干”“保守主义的僵持”衰变为“逃跑主义的溃散”，毛泽东称之为“反马克思主义的鲁莽家”理论与实践。通过反复总结党领导实践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主张从困难与顺利两种可能性进行全方位准备及判断，以时刻保持实践主体的战略主动权。毛泽东底线思维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而来，但其作为科学思维方法的自觉发挥却远远超越了对已然发生的风险排查。毛泽东往往是在胜利前途近在眼前的时候就已经提出对未然性损害及风险的预判，这就避免了实际损害的发生及其对实践主题实现进程的干扰，呈现出底线思维的高度预见性与前瞻性，是理论与实践双向良性互动的实践智慧。毫无疑问，这建立在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长期历史观察，毛泽东总结出了帝国主义及反动派对待人民的实践逻辑，“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指出在人民与反人民的两条逻辑斗争中存在着循环与反复，因而底线思维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在洞察本质的基础上进行积极防范。基于这一行为机制的规律性把握，毛泽东保持了对于反动势力反人民本质的政治清醒与警惕，指出“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提出人民的斗争实践就是不断管控并战胜风险矛盾的历史过程。 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为毛泽东底线思维奠定了哲学基础。经典作家对事物发展态势所内在包含的多种可能性进行充分而全面的预判，为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准备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前提，形成了多维审视与积极准备相统一的理论基调。恩格斯科学处理原则性与灵活性、底线边界与实施之间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掌控主动权的角度提出“应当弄清楚，分裂一旦发生，你打算怎么办和你能够怎么办”以及“同时做好一切准备”的思想，这对时刻处于复杂斗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政党自觉保持政治警惕、预判问题及防控风险具有指导意义。置身于艰险的斗争环境，列宁既看到革命力量逐渐增强的发展趋势，也对无产阶级应对危机、防范风险及突然事件表现出极大清醒。列宁提出在国际地位巩固的历史条件下仍然需要密切关注国际危机并为突然事件的发生做好应对准备，强调“倘若我们不掌握一切斗争手段，当其他阶级的状况发生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从而把我们特别没有把握的一种活动形式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遭到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失败”。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局势，毛泽东不仅认识困难一面的现实性，同时着眼于党和人民的历史进步事业为困难及风险的预判奠定了基本逻辑与价值立场；在战胜困难的认识中，毛泽东强调以辩证的思维审视困难与成绩，主张同时看到困难与成绩、光明，从主体心理上提高战胜困难的勇气；毛泽东还从矛盾解决的角度提出从更大范围的意义上审视胜利与失败，强调“此处失败”与“彼处胜利”的可通约性、共存性与发展性，主张胜利道路的可设计性与现实性，并在此基础上深刻建构无产阶级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的乐观主义思想；依据实践对理论认识的基源性，辩证看待困难对主体实践能力提高的潜在意义，强调灾难既具有“坏事”的属性，在主体的实践能力历练方面也表现出“好的因素”，认为主体解决“坏事”的本领正是在应对“坏事”的实践中得到提高的，从而得出“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的辩证观点；从对困难解决和认知的规律性预见角度，毛泽东主张困难与黑暗具有暂时性，而胜利的曙光是可以预见的，这就根除了困顿于困难与黑暗的悲观论点；在对危险的内容、结构认知上，毛泽东认为风险具有层次性，提出了“大风波”“中风波”“小风波”的界分，既强调注意防范最大的风险，同时主张以不畏惧的态度面对和处理风波；在应对风险的主体力量上，指出“靠自己的双手”而非依赖菩萨救命的方法应对危机，强调以独立自主的战略定力寻求突破困难的主体性力量，表现出强烈的历史责任意识及主要依靠自身力量的基本着力点。



 第三，中华传统哲学中的忧患意识及转化智慧为毛泽东底线思维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成分。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及智慧积淀中，形成了鉴别、转化安与危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塑造在逆境中看到生机的乐观观念以及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中国古人“生于忧患”的理念将忧患提高到安身保国的价值高度以及生死存亡的规律性角度加以认识，这一关于忧患根本地位和现实价值的朴素认知对中国人保持防患于未然的主动性具有重要意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爱国主义价值观更是得到广大先进分子的普遍认同，表现出鲜明的伦理追求意蕴。这一保持对危机和风险警醒认知的社会心理随着近代中国不断累积叠加的民族危机而得到全面强化。毛泽东一方面保持对忧患的主动认知，另一方面也采取科学手段促进安与危的现实性转化，这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辩证法智慧。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借用老子的福祸认知与转化思想强调全面看待问题的重要性，指出了坏向好转化的条件性与可能性，这深刻彰显了毛泽东底线思维转化逻辑的传统哲学底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理论观念上还提出了“守乎其低而得其高”的可能性。毛泽东对中华传统哲学中的忧患意识与转化智慧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辨析与批判扬弃，并将之发展为救亡图存及构筑战略主动权的重要思维范式；作为“革命功利主义者”，毛泽东忧患的对象是党、国家和人民这些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内涵的进步性社会存在，并自觉承担起改造近代中国、推进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其矛盾转化观点不仅强调转化的可能性，更在强烈实践能动精神的激发下升华为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强大推动力，“堪称运用底线思维最自觉、最卓越的共产党人”。

二、毛主席运用底线思维的基本特点

 敌人的危险性、斗争的长期性以及受内外矛盾交互作用而风云变幻的斗争形势，在观念层面催生了主体以什么样的思想理论全面认知斗争实践的条件、状态及远景的现实需要。与此同时，如何能够常态化地认识矛盾风险，也对思想领袖的思维范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正确认知困难及其对主体精神状态的规定性，提出“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第一，毛泽东底线思维是忧患意识与战斗精神、理性审视与实践部署的辩证统一。对困难的准备和最坏情况的设想不仅需要基于历史逻辑和实践规律的理性分析，同时对主体应对困难及最坏情况的精神品质提出了现实要求。底线思维对困难、风险的辩证认知，既不是盲目乐观的，也不是悲观无望的。毛泽东一方面保持预见困难的自觉性、主动性，准确地分析困难、预判多种可能性，为更科学的实践方案设计提供可靠前提，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克服困难、冲破障碍坚不可摧的顽强战斗意志。忧患的理性观念与不懈怠的战斗精神构成了毛泽东底线思维齐头并进的两条线索。与此同时，毛泽东底线思维不仅局限于思想价值观的精神层面，更强调通过切实举措实现理性审视与实践部署的辩证统一，完成由理论思维到实践方案的现实性推进。在毛泽东那里，底线思维是以饱含着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为基础，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政策、争取最有利的实践成果、积极争取战略主动、体现目标与手段高度辩证统一的理论思维。“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时刻诞生的，是在不断克服各种困难、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中日益走向成熟的。一方面，她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敢于直面困难，敢于迎接挑战，在斗争中开创新局面；另一方面，她又在战术上重视敌人，随时做好战胜各种困难的思想准备。”基于敌强我弱的基本现实，为了取得斗争的主动权，保持斗争精神，毛泽东一方面发扬以弱胜强的革命乐观主义与战略定力，另一方面主张对矛盾风险主动掌控、有所准备，辩证审视“真老虎”与“纸老虎”，强调从“真老虎”的角度重视敌人，并以此为出发点谨慎应对复杂的可能性及最困难局面。毛泽东底线思维是对战略定力与革命信心的有机补充，多次强调对困难局面的主动预判，表现出思想观念上的忧患意识和应对策略上的创新眼光，对代价的必要性以及奋斗的长期性保持充分认知，反对贪图直路的想法，主张做好走曲折道路的思想准备与战略准备，为社会层面的底线思维塑造起到了积极的方法铺垫与价值引领。

 第二，毛泽东底线思维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机制中进行思考的科学方法。毛泽东强调抓“早”抓“小”，注重把握“早”“小”背后折射出的普遍性问题，通过对矛盾风险的敏锐观察，发挥自觉能动性阻断不利风险的早期发展链条，将矛盾的爆发时间及规模控制在主体能够有效管控的范围之内，表现出注重防范以及从萌芽状态进行源头治理的基本思路，这是在矛盾转化时机管理上对质量互变规律的自觉遵循与能动运用；通过最坏的设想与最好的实践结果的内在作用机制构建，毛泽东实现了对矛盾风险的主动认知，即不是被动地等待矛盾风险的扩大化，而是对矛盾风险的发展条件、作用范围加以能动地管控，谋求有利于认识主体、实践主体、价值主体的最大化利益，对特殊条件下的矛盾转化机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预计最坏的可能性不是基于悲观的对敌判断，而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运思下精准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以及自身获取胜利的把握程度，是纠正了“既不夸大”与“不足够”两种片面性基础之上的、对矛盾斗争结局的预见性认识。有所准备、高度警惕、科学预见是促进矛盾转化的关键要素，毛泽东多次从减少代价、争取主动权以及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等角度强调准备的必要性、程度、着眼点、内容、时机、目标、意义。毛泽东将有所准备作为恰当应对复杂局面的充分条件，并对准备开始的时机进行了规律性的探讨，主张“必须预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种种可能情况，并从这点出发去克服困难，争取光明与胜利的局面”。从其对经验教训的总结来看，毛泽东认为失之过迟付出的代价比失之过早要大，其从利益权衡的角度推崇将准备的时间提前，认为早做准备的价值优势在于有备无患并能够保持立于不败之地；运用底线思维考虑问题，毛泽东认为长期准备、从困难处准备具有减少代价及利益损失的比较优势，可以形成较少受害的有利条件。毛泽东详细分析了做好一切准备的实践优势及心理优势，将对最有利局面的争取与对最坏情况的准备作为具有根本抓手意义、相辅相成的两条原则加以阐释。可见，毛泽东底线思维既有现实危险存在的客观条件下的积极应对，也有对矛盾风险的主动预判，是对事物发展矛盾制衡机制的深刻观察基础上而形成的科学思维，是两手准备下积极争取最好前途的建设性思维。 第三，毛泽东底线思维有独特的质性，但并不是孤立运思的，在现实运用中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如果说战略思维是基于对战略目标的正面设计而追求最大化战略利益的思维方法，辩证思维是基于全局与局部的对立统一关系并激发最大限度的矛盾张力，历史思维是基于对战略目标的再审视而向历史寻求智慧借鉴与治理支持，创新思维是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而为战略设计及实践活动提供驱动力，那么底线思维则是通过全面预判影响战略目标系统性实施的负面要件，在战略目标的最优愿景与战略实施的矛盾风险的两极中，通过反向防控从而实现最大化战略利益的思维范式。底线思维需要实践主体根据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践要求，透彻分析矛盾风险的时代背景、具体内容及基本特点，通过有效的实践方案设计与实施不断促成最坏可能性向最好结果之间的现实转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适时处理两国三方关系不断变化的特殊格局，使中国抗战不断克服困难乃至危机，向好的方面转化，最后走向胜利。”战略思维决定了底线思维的问题域，毛泽东准备的不是一般的困难，而是关乎革命前途及社会主义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性风险；辩证思维决定了底线思维中实践主体根据现实性与可能性相互作用的矛盾机理进行顶层设计的科学程度与互动格局，底线思维本身蕴藏着最坏与最好、质与量、规律性和能动性等多重矛盾关系的辩证；历史思维形成了底线思维的历史依据，只有建立在历史经验教训科学总结基础之上的历史规律才能为底线思维及其预见性提供可靠的逻辑出发点与科学借鉴，反过来，底线思维使主体得以通过对最低设想到最高利益的转化机制，实现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现实性推进；创新思维决定了底线思维的开放性视野，以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开启新的历史条件下思维范式与矛盾问题的双向互动。毛泽东正是在全面融合、深刻把握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内在机制精髓的基础上，保持了对底线及其转化的高超运用，切实推进了由科学辨析底线到圆满实现战略高线的建设性转化。

三、毛主席底线思维的本质与精髓

 “现实问题不是静止不变的，根据现实问题开展社会实践，在毛泽东看来，必须懂得现实问题的具体辩证法，立足于现实问题的具体存在及其发展变化，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观察它、分析它、研究它和解决它。”毛泽东底线思维中的最坏设想与最好结果来自对形势和任务的经常性分析，其在最坏设想与最好结果之间建构了必要的层次性，体现了主体价值利益的现实需要、理想信念的超越性和引领性。“底线思维作为防患于未然的思维，其思维指向是为获得更大效益保底，没有目标和理想的防患于未然的思维是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的虚假意识流。”毛泽东发挥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本色，辩证对待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诸多决定历史前途的重大事件，不仅设想积极的前途，同时在对坏的局面的提前部署和积极准备中，加大实现积极前途的砝码，确保有利于价值主体的光明前途。其关于最坏设想、最好结果的审视与转化积累了重要的方法论智慧和规律性认识，迄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一，最坏设想需要向最好结果转化。正确界定好与坏是实现底线思维矛盾转化的首要前提。好与坏的科学界定本身是理论思维能力的重要体现，只有科学的界定好与坏才能以真正危及全局的矛盾风险点为着力点发挥自觉能动性并进入正确的防范化解进程，错误的内容界定及标准界定无疑将造成实践能动性的错误着力点，其本身也蕴藏着巨大的系统性危机。在毛泽东看来，好与坏的价值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人民、有利于民族、有利于革命，这与唯物史观的价值逻辑塑造密不可分。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通过历史的考察与分析对时局做出了准确判断，从好坏两种可能性、两种前途的角度对“事实”加以全面理解。这充分表明:底线思维不是臆想困难，而是根据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做出的准确判断。既承认顺利，也承认困难，既准备最坏可能性，也准备最好可能性。“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从二者互动的全面性机制来说，“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只有准备了最坏的可能性，才能为最好的结果创造必要的条件与保障。这不仅是矛盾同一性原理和能动的辩证法的本质要求，而且为党领导下的革命与建设实践所证实。毛泽东底线思维归根结底是对危及党和人民事业的根本性风险的防范与化解。这不是对客观规律的否定，其作用机理恰恰以对矛盾的客观存在及其运动发展规律的自觉遵循为前提，以历史唯物主义所昭示的进步事业为价值导向，其自觉能动性的发挥是在客观条件及历史规律所造就的社会历史空间中得到实现的，显示出对复杂历史局面的理论分析能力和综合驾驭能力。 毛泽东对底线思维的运用是自觉的、持续性的。在毛泽东看来，不能以底线思维对时局作出全方位的判断进而发生过左过右的偏差，以致产生不加说明和不加克服的实践误区，本身也是“绝大”危险的一种。另外，近代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复杂局面对实践主体应对和防控能力的要求是全方位的，对矛盾困难的放任与堆积势必形成危及战略目标的重大隐患。更重要的是，重大隐患决不会采取孤立姿态静止不动，在其与系统诸要素的矛盾交互中必将叠加成系统性的整体危机，最终带来颠覆性的后果。因而，对最好结果的追求必然要求对最坏情况加以系统分析，不仅分析其客观存在的状态、结构，更重要的是创设这一对特殊矛盾转化的现实途径。只有实现转化，才能摆脱被动局面并真正构建主体的战略主动权。在毛泽东看来，真正的优势必须建立在主体的主动准备的基础之上，无准备的优势并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劣势一方通过积极准备可以形成出敌不意的巧妙攻势并进而把优势者击败。更重要的是，底线思维决定着以什么样的判断开始矛盾转化并在什么样的程度上付出主体的实践努力，拥有了底线思维则能够赋予自身实践更大的“确实性”，并进而剥夺敌手的优势及主动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敌我之间的对垒与博弈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能否科学运用底线思维的对垒与博弈。
 第二，最坏设想可以向最好结果转化。毛泽东底线思维把握了由最坏设想向最好结果转化的现实途径，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思维及实践经验。从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发展观点看问题，毛泽东认为进步事业的矛盾、困难、风险是可以克服的，而反动势力的困难由于其丧失了历史的合理性与发展前途因而具有不可克服性。从事进步事业的人们通过最坏可能性的设想，充分利用实践条件挤压最坏可能性的作用空间，不断形成有利于主体的最好的现实性。这不是对唯物主义客观逻辑的否定，而是通过主体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发挥创造更大的张力空间，在受历史规定性和条件性决定的范围区间内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从而实现最大化的实践成效。在毛泽东看来，现实的可能性具备充分的根据，而抽象的可能性欠缺充分的根据。底线思维的作用机制在于通过对矛盾运动发生发展及力量对比较量的规律性地预判，及时切断不利于主体的抽象可能性向现实可能性转化的进程，夯实有利于实践主体的现实可能性，避免不利于主体的潜在的抽象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注意到最坏设想本身所具有的理性认识功能，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将亡国危险加诸中国人民之上时，也使得大多数中国人民产生了亡国危机的深刻观念，明确了走团结抗战的历史必由之路。 有所准备是实现底线思维矛盾转化的前提。有所准备的价值在于准备对抗矛盾风险的客观基础，创造管控矛盾风险的条件与方法，预想实践方案的部署，避免思想的被动与现实的代价。有所准备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当矛盾处于爆发期时能够有效应对，更具建设性的意义在于对矛盾制衡状态的准确拿捏，将矛盾的爆发与否、爆发时间通过基于规律性认识的积极努力管理在有利的范围之内。准备好战争，则有可能更好地预防战争；准备好了出大事，则有可能遏制大事发生的条件，进而产生不发生大事的有利后果。毛泽东既强调有所准备的实际应对性，也看到有所准备的潜在遏制性。从准备的内容来说，是精神、物质等的全面性、立体性准备，通过组织起来的方针与行动实现群众力量的合力，以此克服困难。基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历史本质及行为逻辑，毛泽东注重防范于抗战路线有根本矛盾、于抗战大局有危害的危险，强调两手准备、双管齐下，主张以革命的两手应对反革命的两手。
 应对风险最根本的方法是加强党的领导与建设，提高主体应对风险能力。正确的方针政策是党的领导在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体现，是实现最坏设想到最好结果的决定性转化条件。毛泽东底线思维的科学性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源于对困难局面与顺利局面的不平衡性分析。“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毛泽东不仅指出了由困难向顺利的转化，也警惕由顺利向困难的负向转化，而区分两种转化的根本指标在于是否有党的正确领导。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着眼于党的历史发展及价值定位，结合抗日战争实践的全局性战略部署，在思想认识上强调党动员群众认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投降、分裂、倒退三大危险的客观性，提出以抗战、团结与进步的方针应对投降、分裂与倒退的严重危险；在党的建设问题上，在《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中主张全党提高对时局的警觉性，从思想、政治、组织等多角度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及其领导下的军队与政权，增强突然事变的应对能力，减少因意料不到而在突然事变中产生的意外损失。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通过自我完善和加强领导与坚持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积极发挥群众智慧良性互动，形成战胜风险困难的强大社会力量，将造就由风险预判向最优化的战略利益的现实转化因素，充分释放政治组织及群众智慧的发展合力。

四、结语

 风险与困难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确定性的含义是指对矛盾本质的分析、风险与困难的指向具有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含义是指风险与困难爆发的时机、程度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底线思维的实践能动性在于通过事物发展规律性的自觉遵循主动地、科学地把握不确定趋势中的确定性因素，在基本逻辑造就的可能性空间基础上谋求最大化的战略实践效益。正是基于对风险困难内在矛盾统一的综合判断，使毛泽东能够运用辩证法的智慧，通过主体的能动把控和主观努力，积极促成由坏到优的建设性转化，从根本上将坏的因素剥离或置于主体的可控范围之内。底线思维以主体的清醒判断为前提，以由坏到优的积极性转化为内在机制，保障有利于实践主体的光明前途。毛泽东运用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准确界定各个社会历史时期底线的内容与防范，其对风险与困难的主动把握不仅见之于斗争条件异常艰难的革命年代，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他仍然保持着战略清醒，对来自党内外、国内外危及社会主义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进行全方位、多领域地系统思考。其通过准备价值性风险，构筑党的领导的政治安全屏障。通过准备事实性风险，构筑社会历史实践的现实基础。在每个历史时期，随着特定社会历史任务的不同，毛泽东对风险点的认识及防范手段有质的区分与适时调整，然而其注重通过底线设计而追求最有利局面的底线思维没有改变，并以较强的历史延续性积淀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底线思维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孔翠萍，博士生；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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