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状况与市场的自由度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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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民生发展遵循政府主导的单一推进机制，即通过国家转移支付等手段保障基础民生，通过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和购买公共服务等手段增加民生公共品供给，改善民生外部环境和条件。应该承认，政府主导机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发展阶段是必要而又有效的。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民生建设取得的重大进展和成绩与政府主导机制是密不可分的。但是，随着民生外部环境的改善和民生层次的提高，仅仅依靠政府力量已不能解决所有民生问题，民生效率低下和民生公平正义失衡等一系列问题逐渐显现。全国各省市民生保障水平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民生供给能力，而政府民生供给能力又取决于地方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的地区不均衡直接导致了民生保障水平的地区不均衡。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城乡民生不公平、行业间民生不公平等问题。因此，必须在政府主导机制之外开拓第二条发展机制来满足民生发展的需要。

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就开辟出这民生改善的第二条机制——市场机制。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民生改善的市场机制，集中体现为市场资源配置过程中带来整体社会福利的改进和提高。具体来说，一方面，市场经济自身运行机制客观上促使发展成果按照“中心—外围”的路径惯性反作用于市场中的参与体，经济发展带来的外溢效应、益贫效应和涓滴效应减缓了政府保障民生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市场产品的丰富性刺激了民生需求的多元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民生发展的层次和格局。

但是，要看到，市场自动改善民生是基于其自身的发展需要，市场本身并不会主动改善民生，而且，这种改善的效果也是有限的。在这一点上，有些人认为，中国市场机制自动改善民生效果不明显是市场经济自由度不够的结果。事实上，市场自动改善民生的程度与市场的“自由度”没有必然联系。美国是典型的自由主义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但却存在着严重的民生分化矛盾，并爆发了“99%抗议1%”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当前，中央提出共享发展理念，通过发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宏观调控作用，规制和约束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边界，从而使市场自动改善民生转为市场主动改善民生。这既发挥了市场在民生改善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

至此，中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机制体系渐进形成。一个是政府主导机制，集中解决民生保障问题；一个是市场调节机制，集中解决民生改善问题。政府主导机制是基础，市场调节机制是补充和完善，两大机制各有侧重点，又相互交叉，协同推进。

（来源：红旗文稿；作者：韩喜平，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孙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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