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论新常态下的五大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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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开启了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虽然这五个理念在过去的工作中都有所体现，但在目前的经济新常态方针下，理念的内涵有了重要的发展。十八大以后，以习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新的发展阶段提出了新常态这一新的执政方针，指出新常态的特征就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01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仍然重申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因此理论工作者要重点研究经济新常态下五大发展理念的相应内涵和关节点。

一、创新发展

创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这里的创新主要指广义的创新。

科技创新就是狭义的创新。不管是广义还是狭义的创新，都十分重要，但由于篇幅限制，本文重点讨论科技的自主创新问题。

当前，特别要强调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来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动力不足是当下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突破“瓶颈”唯有创新。用创新培植发展新动力，就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我国以往的发展基本上靠要素投入、低成本劳动力拉动，属于典型的数量规模型粗放式发展。粗放式发展造成产能严重过剩，资源环境约束，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大而不强。今天靠要素投入已难以为继，凭低劳动力成本竞争时代已经过去，单靠传统需求侧的“三驾马车”拉动明显不够。当下必须着力进行供给侧的“新三驾马车”（要素质量、结构优化和科技创新）的改革发展。可见，经济发展对创新的需求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强烈而紧迫。只有创新才能从根本上突破发展动力不足“瓶颈”制约。将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我国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一方面需要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另一方面，政府在关系国计民生和产业命脉的领域要积极作为，加强支持和协调，总体确定技术方向和路线，用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大工程等抓手，集中力量抢占制高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关键在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流行的一个错误观点和政策，就是强调市场换技术，强调所谓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实践证明，这个战略是不成功的。一个明显失败的例子是轿车工业的对外开放，更为失败的例子是大飞机工业。八十年代初我国大飞机研发已经相当成熟，飞机制造厂也建立了，但一搞开放，领导层力排众议让“运十”大飞机下马。前几年才在上海搞了商飞公司，大飞机研发和生产才又上马，足足推迟了约30年。如此折腾的原因在于误读开放，以为开放就不要自主创新了，以为通过合资合作能换来核心技术。与错误观点反向而行的成功案例是高铁研发和生产。当时铁道部主动设法打破西方几家大公司的技术垄断，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国际名片”。

错误的政策往往源于错误的理论导向。吴敬琏先生认为，制度重于技术，这种不分时点的表述，是背离经济学和哲学的常识的。我们知道，生产力中最重要的是由人掌握的技术，而制度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如果笼统地说制度重于技术，那就是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总是比生产力重要，显然是不对的。

我国经济开放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强调“引进来”的单一战略，单纯追求对外国的资本和技术等引进。第二阶段强调“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战略，在继续追求“引进来”的同时，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的举措。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总结自己的工作时，认为过去只讲引进来是不够的，今后应当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此后中央贯彻进出并重战略，开放进入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强调“自主创新”的新战略，实施自主知识产权和创新型国家的举措。十六大以后，时常有材料上报跨国公司实行“斩首行动”，胡锦涛总书记批示强调自主创新。后来国务院搞了一个机械工业振兴计划，实际上就是这个批示的结果。

但学术界和政界仍然有不同意见，林毅夫先生提出要防止陷入“自主创新陷阱”，认为自主创新的成本收益有时候不合算，不如引进技术。针对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光明日报》曾发文认为这是带动我国企业技术进步的良好机遇，中国的技术创新有了希望。人们不禁要问：西方跨国公司难道是来帮助我国掌握核心技术的？事实上，他们只是来利用我们相对廉价的优秀人力资源，开发出一些适合中国的技术和产品，然后高价卖给我们，最终会制约我们的核心技术发展。上世纪30年代有一个日本教授曾经写文章说日本应该发展“殖民地科技”，强调殖民地科技如果完全不发展，宗主国也会受到不利影响，但发展时要保持15年左右的技术差距。现在发达国家虽然没有公开这样提，而实际上是只做不说。所以，十六大以后提出自主创新，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十八大以后提出创新驱动战略，都是非常正确的。

2000年以后我提出了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理论，指出除了要发挥动态比较优势和综合竞争优势之外，还必须重点培育和发挥第三种优势，即知识产权优势。前两种优势理论各有缺陷。比较优势理论暗含着各个经济体所具有的资源禀赋保持不变的特征，实践中容易导致“比较优势陷阱”，即原来只在国际产业链低端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体永远陷在低端，产业结构难以向中高端迈进。美国波特（Porter）提出的竞争优势则因强调多因素的影响，没能抓住问题的关键。所以我提出第三种优势的理论和战略，即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战略。显然，这一理论和战略的主要实现途径就是自主创新。因此，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继续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经济的内生增长水平，说明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战略与党中央思路高度一致。

二、协调发展

在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到的五大发展新理念中，协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从问题导向的深一步思考，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及其对策，有必要确立十大协调发展的新理念和新举措。

（作者：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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