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陈忠敏教授：汉语方言语音与历史层次分析法

专访学者：陈忠敏教授

日期：2017年1月19日（星期四）

时间：下午2点30分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所 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学者介绍

陈忠敏，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UC Berkeley）语言学博士（2000），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曾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2004-2011），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 2007-2009）、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南京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大学“自强”兼职教授（2004-2007）、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市语文学会副会长、Li Fang-Kuei Society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执行编委、《中国语言学集刊》编辑委员会副主编、《语言研究集刊》主编。专业研究和教学方向：汉语方言学、历史语言学、实验语音学。

1、陈教授您好！您从声母(从邪床禅母)的角度论证了吴语继承了南朝江东方言的特征，请问吴语的韵母如何体现江东方言的特点？

一个方言是否继承了江东方言，要确定江东方言的特征必须有人说过，颜之推就说过江东方言的声母从邪不分、床禅不分。他也说过韵母鱼虞有别，这方面我也做过（陈忠敏 2013）。

那么，声母和韵母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我认为，把一个汉语方言的声母和韵母分成两部分，总是声母少，韵母多，这是肯定的。特别是闽语，只有十五个声母，韵母就有九十几个。一个语言里，假设有二十个声母，出现机会是二十分之一；韵母的话，假设有九十个韵母，出现机会是九十分之一。至于声调，如果是四个或者是八个的话，那么出现的机会就是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出现的频率愈高，特征愈重要，所以我觉得声母应该比韵母更重要。

要做江东方言与现代方言关系的研究，我认为要符合三个条件：

1）古人必须说过

2）声母的重要性大于韵母，因为声母出现的频率高

3）现代方言里的江东方言特征还在

关于第三点，所谓的“还在”就是说还可以看出江东方言的痕迹，有的方言里已经没有任何江东方言的痕迹了。经过一千多年的语言演变，和在一中心多层次的模式下，中原地区的权威官话对周边语言产生巨大的影响，它的渗透力强得可以把江东方言的特征 “洗干净”。吴语还没被“洗干净”，还有江东方言的痕迹在，把上面的层次（文读层）剥离掉，下面（白读层）还可以看出来是江东方言的东西。

2、以“类型”划分方言区是学术界的主流，请问是甚麽触发您提出应该以“演变”来划分方言区？

以“类型”划分方言最早是赵元任提出的。历史比较法可以看出语言之间的亲疏关系，但现在的汉语方言分区看不出来，所以“类型分区法”已经把这种特点丢弃了。我认为方言分区不仅仅要把方言分开来，还要说明它们的远近关系，而这远近关系必须要跟历史演变的情况挂钩。我们把方言分区不是为了分区而分区，而是为了看出历史的演变和方言之间的关系是“亲”还是“疏”，但是现在的分区法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我认为必须要恢复历史比较法的传统。

要照顾到东亚，特别是我们汉语的地区历史演变特点，历史比较法不完全适用，所以我们要用层次分析的方式来做。“东亚”包括了韩国、越南、日本等汉字文化圈内的地区。如日本有汉音、吴音两层，我们汉字借过去，使其产生系统性的对应，韩国、越南也是这样。两千多年来，中原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地向四周扩散，以语言为载体把文化传到东亚，这样，语言的层次就出现了。越南语本来是没声调的，但由于长期受汉语的影响，跟汉语愈来愈近，产生了单音节和声调。

3、您从事方言研究多年，请问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研究方言历史层次的心得？

我大概在1984年当硕士生时开始做研究，调查了很多地方，愈来愈发现一个方言里有很多其他的成分。以前课本学的结构主义是很“纯洁”的，系统性很强，同义异构是不可能产生的。一种语言里边如果指一种事物，要用两种说法来说，这不是一种好的语言。按照结构主义来讲，不可能有等义词，因为根据经济性原则，语言必须精简。但是去调查活的语言的话，就会发现等义词大量存在，这要想到底是什么道理。这是汉语一种独特的现象，比方上海话“自行车”有两种说法：“自行车”和“脚踏车”，两者完全等义。这是汉语的发展历史造成的——权威语言不停地同化周边语言，所以我提出一句口号：“汉语方言官话化，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化”，两千多年来，我们的语言都是这样的。

看出调查的结果和从课本所学的有相矛盾的地方，我们要去观察它的历史人文背景，找出形成这种现象的机制。用这个方法去深入研究，会发现新的问题，然后提出新的考虑、新的说法、新的汉语演变史史观。汉语史观很重要，以前都是用高本汉的，所以一个新的汉语史观必须提出来。

4、请问您对中国语言学界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期望？

以前李方桂先生说过以后的人才要“广”，还要“精”。学习的时候知识结构必须很广，但到了某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必须要对一门东西“精”，“广”是为“精”服务的，所以要妥善地、合理地把两者的关系处理好，这是第一。比如说学语音的，必须学句法；学句法的，也必须学语音；学历史句法的，也必须把现代句法学好，因为整个理论是现代句法再往上推，所以共时的和历时的都要学。

还有就是要做一流的学问，必须紧紧地把握住语言学研究的方向、世界的潮流。我们必须要学一些理工科的东西，数据是一个大趋势，统计学是必要的。比方说调查了五百个人，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同意我的想法，那用数据就可以说明问题。还有，语言学说到底就是认知科学，因为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听得懂”就是一个认知的过程。这个认知过程当中，人脑怎样处理语言是一个很重大的理论问题，所以现在世界语言学都往这个方向在走。这还是一个“显学”的问题，语言学如果困在象牙塔，只是几个人在里面做，不管外面的事情，这样语言学必定会死亡的。所以，必须要加入到脑科学，用科学的角度研究，我自己也在大量地做这方面的工作。有雄心、要做得好的话就必须往前走。 

李方桂先生看得比较深远，首先要“广”，然后要“精”。但现在还不够，要紧紧地把握语言学研究的方向，否则就会被边缘化。这是一个共通的、全球化的时代，不能背道而驰，中国迟早要走世界语言学研究的共通道路，所以年轻人要学习新知识，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这样才能紧贴语言学发展的潮流。

参考文献

陈忠敏。2013。《汉语方言语音史研究与历史层次分析法》。北京：中华书局。

采访/整理：Bonny、此系

摄影：此系、风骏、Bonny

编辑：风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