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 沈骑：“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语言规划的五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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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

中国语言规划的五大任务

沈    骑

语言论坛

随着“一带一路”开放合作的“朋友圈”不断扩大，语言在服务互联互通、会通中外思想、超越文化藩篱、推动文明创新、促进人文交流等方面的重要价值愈发凸显。面向“一带一路”建设，中国语言规划正面临五大任务，亟待关注。

语言功能规划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日益开放扩大的格局，中国有必要提前进行顶层设计，对语言功能开展战略规划，这样可以降低语言沟通成本，实现语言“互联互通”，达到互惠平等。

在现有语言格局中，除各国通用语或民族共同语之外，在沿线主要语言中，俄语是中亚的区域通用语，阿拉伯语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是跨区域通用语，法语在西非和北非等地是实际上的跨区域通用语，而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不仅在东南亚具有绝对影响力，在中亚的影响力也在稳步提升。值得注意的是，英语在国际金融、世界贸易、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等领域都占有绝对主导地位，这一局面暂时无法改变。

但是，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和重要建设者，应对语言功能早作安排与规划。一方面，应以各类通用语建设为抓手，加强“一带一路”区域通用语战略研究，调查沿线国家各类通用语使用现状、分布、活力状况等情况。另一方面，应尽快着手将汉语确定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通用语言之一，为扩大汉语在沿线国家政府和主要建设领域的主导地位提前布局，确保汉语在关键领域、重要项目和重大工程的基础文本、工作文件、谈判文书和国际会议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这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外语语种规划

目前我国对沿线国家官方语言的语种规划成效显著。根据部署，预计到2018年，我国高校开设的语种将全面覆盖沿线国家官方语言。随着更多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外语语种规划还应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地区通用语规划。“一带一路”建设并不限于政府交往和外交事务，跨国合作和民间贸易都会涉及当地非官方语言。以非洲为例，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是官方语言，豪萨语、祖鲁语、阿姆哈拉语、富拉尼语、曼丁哥语等五种语言都不是官方语言，但却是具有通用语价值的语言，在非洲部分地区是实质上的贸易通用语。近年来，我国对非投资日益增加，中资企业一旦在非遭遇纠纷和困难，若向当地政府投诉交涉无门，往往需要求助于地方部族首领出面调停解决，这就需要熟稔当地语言、精通社会文化者处理和协调。

二是我国战略语种规划迫在眉睫。“一带一路”沿线蕴含着非传统安全风险，恐怖主义、分离主义、跨国犯罪、非法移民、国际人道救援和搜救等突发事件时有发生。英美等国很早就致力于建立一整套以“语言安全”为指向的关键语言规划体系。在美国哈佛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欧美高校，动辄能够开出100余种外语课程以及类别齐全的高层次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和课程，涵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键语言。面对“一带一路”的语言安全隐忧，我国在语种布局和规划方面还有待改善。

语言传播规划

语言传播规划是一种人力资源发展的战略布局，施惠于沿线各国教育发展，服务于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其主要目标涉及汉语国际教育规划与汉语作为教学语言规划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一带一路”推广汉语国际教育，不仅具有文化战略意义，可以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实现“民心相通”，同时也具有经济价值。根据语言经济学理论，当东道国将投资国语言作为外语教育语种时，该国对投资国的资本流入具有较大吸引力。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投资国和出口国，应积极开展汉语需求调查，有效促进汉语进入沿线国家基础教育体系之中，使其成为主要国家外语教育语种之一。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汉语作为外语教育课程规划，都需要从语言规划角度统筹课程对象、师资队伍、课程政策、教材教法、资源配置、测试评价以及社会需求等规划内容，加大对沿线国家全方位的支持，推进教育共同体建设。

另一方面，语言传播规划还需重视教学语言规划问题。教学语言规划是一个充满战略博弈和竞争的领域。在欧洲、东南亚、非洲、中东乃至中亚等国，英语作为教学语言（English as Medium of Instruction，简称为EMI）规划已成为这些地区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英美著名高校早已“捷足先登”，不仅通过英语这一强势语言进入这些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之中，而且还在中亚、中东和东南亚等地设立或资助成立大量的全英文授课大学。在这样的战略竞争态势下，我国教育部正在有序推动国内高校在“一带一路”国家办学。截至2016年，我国高校已在境外举办了4个机构和98个办学项目，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14个国家和地区。在推进教育国际化规划中，中国必须加强汉语作为教学语言（Chinese as Medium of Instruction，简称为CMI）的战略规划。例如，可以鼓励在境外办学的高校，在体现中国特色的课程中尝试实施CMI课程，可以在中国语言文学、中医学、中国文化、中国武术等传统文化课程中创设CMI教学模式，同时也可以积极探索在更多专业课程中实施这一战略的可行性和实践性。如果说汉语国际教育与孔子学院是中国语言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举措的话，那么CMI规划将是推进中国语言文化在“一带一路”传播并繁荣发展的关键战略。

语言服务规划

在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语言服务规划早已有之。在古巴比伦王国时期，汉谟拉比国王就利用当时巴比伦城的多语资源，选用精通双语者作为商品交易经纪人。我国唐代专门设立译馆，招募居于长安的外国商人为丝绸之路的远方来客提供翻译。可以说，是语言服务连接起了东方文明古国与西域商贸往来的联系。

语言服务规划涉及行业领域众多，如语言翻译、语言培训、在线语言教育、语言技术支持以及语言咨询等产业。目前国内对语言服务产业研究较多，但是对语言服务规划的讨论有待加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着更多跨语言和跨文化沟通问题，亟需语言翻译和语言咨询等形式的语言支持。在语言服务规划下，语言科学研究可以在基础和应用层面为企业走出去助力，这会对语言学研究“走出书斋”、面向社会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丝路话语规划

面向“一带一路”建设的话语规划的目标就是提升中国话语能力，但其根本在于建构丝路话语体系，这是当前我国语言规划的重要责任和时代使命。与我国在丝路沿线港口、铁路和高铁等方面的“硬件”建设相比，以文化和话语为主的“软件”建设也要加强。

当前，国际舞台上“西强我弱”的话语权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改变。丝路话语战略规划的目标就是促进民心相通，提升中国话语体系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影响力。这需要充分考虑各类话语规划问题，如政策性话语、学术性话语、制度性话语以及结构性话语等。

以政策性话语规划为例，在丝路话语中要避免使用各种军事话语，否则容易招致误解。再以学术话语规划为例，对于古丝绸之路的人文历史研究，我们与德国、美国、英国和日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如西域研究、敦煌学研究的学术话语权并没有掌握在我们手中。由于研究语言受限，我国对丝路沿线国家的区域和国别研究也不够深入，尚无法掌握和洞悉当地学术话语，丝路学术话语规划“任重而道远”。

因此，如何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是当前丝路话语规划不容忽视的重要任务。

本文来源：《光明日报》， 2017年5月7日，12版。

作者沈骑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