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田野杂记 | 《纵横辞海》后记

《纵横辞海》后记

甘于恩

自从《辞书研究》1981年发表我习作《释“再”》后，笔者在辞典学方面陆陆续续又写了点东西，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是25年了。说实在的，当时自己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青”，看到丁声树先生的著作中有个小问题，总有不吐不快的感觉，因而写成文章，到处投稿。可是，那时自己毫无学术根底，学术界大概也没有什么人认得有个叫做“甘于恩”的大学生，所以稿子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在绝望之时，想起了有份创办不久的专业刊物《辞书研究》，说不定能够容忍我对大人物的观点发表些许的不同意见，赶紧贴了八分邮票（现在寄封信是八毛，据说还要亏本！），投往上海去也。稿子投出之后，自己并不抱任何的希望，但屡经挫折之余，暗暗告诫自己，如果不成，说明自己不是搞学问的料，毕业后安心端国家的“铁饭碗”，守本分过过小日子好了。

出乎我的意外，《辞书研究》编辑部很快给我这个小人物回了信（可惜经过20多年的东奔西走后，这封对我来说具有纪念意义的信件已经丢失了），肯定了《释“再”》的价值，也指出文章的不足，希望我好好修改，再投给编辑部。在家父的指导下，文章改得像点样子后，这次是抱着希望投出去的。果然过了不久，在《辞书研究》1981年1期上，这篇凝聚着许多心血的短文见刊了！自己欣喜的心情溢于言表，见到《文汇报》上登载的目录中有我的名字，心情是怎样的一种兴奋！而班上的同学对于这个平时不太言语的“小甘”竟然能在大上海的学术刊物上发文，也纷纷表示祝贺，连毕业的纪念册上也给这篇小文留下“一席之地”。

我之所以要喋喋不休地提起20几年前的这件小事，只是想说一点，不要轻易对小人物的东西弃之如敝履，小人物的东西自有它的价值，它寄托着后学者追求学问的殷切希望，稿子随手一丢固然容易，但也许一个人的命运就此便导入另一条路途！能不慎乎？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现在算是在学术界有点小影响，也有不少年轻人通过各种途径向我问路，我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关乎学子的未来，而不敢随便自恃甚高，随便给后生泼冷水，或者拒人于门外。记得李荣老先生在《汉语方言大词典》总序中说过“我们全体工作人员，虽说多少做过一些方言工作，在词典方面还是初学乍练。”大学问家尚且有这样的认识，我辈怎敢自以为是？当然，搞语言学非常辛苦，也不容易，这点也要向年轻人讲清楚。

20多年来，在辞典学方面，积累了一些东西，但自己并不满意，并不想拿这些“初学乍练”的文字献丑于人前。不过，不断有学生向我借阅这些文章，可经过多年的数次搬家和折腾，好些原作已经找不到了。自己思想之余，大概下半辈也不太可能专注于辞典学了，倒不如将自己发表的这类文章和资料结集出版，对人对己都有个交代。这件事从年初开始准备，断断续续，许多文章因为发表于港澳的刊物，费了不少的气力才找齐，直到快年底才将书稿弄妥帖。幸亏有朋友和学生的帮忙，事情总算有个完满的结局。要感谢的人士很多，挑最主要和最直接的说：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张双庆教授是我的老乡，他在百忙之中替我寄了《中国语文通讯》，其真情可贵！暨南大学的庞婷婷是位热心的同学，她通过中山大学的麦淑贤同学帮我找到了10几年前的一期《辞书研究》，这两位女孩子是我要郑重感谢的。此外，有些文稿虽然在，但早些年不兴电子版，所以录入和校对的工作也很繁重，我的研究生刘倩、周洪涛、蔡燕华、刘晓飞、邹珣、黄丽华、吴洁分别替我将旧稿转成了电子文本，工作做得很细心；吴芳帮我统一了全书的体例。《纵横辞海》能顺利出版，她们功不可没！

北京的朋友李桂春先生为了此书的出版，与我数度信件来往，耐心答复有关出版、印刷方面的事宜，没有他的努力，此书恐怕没有如此之快与读者见面。因此，很感激李先生的鼎力相助。

好了，因为这本无足轻重的文集说了这么多，该就此打住了。想来读者愿意花点时间翻看我的东西，已经令我很知足了，不敢请他们再费神思虑我的胡说八道是不是有点道理。当然，要是他们有兴趣对我的文字提出不同的意见，甚至跟我展开论争，那真是求之不得！本人先在这里谢过了。

2005年马上就要过去了，新的一年又要来临。在辞旧迎新之际，照例要说番祝福的话——祝各位朋友步步高升、万事如意！新年新气象！

是为后记。

甘于恩

2005年12月31日于暨南大学方言研究中心

图文编辑：廖小曼

责任总编辑：甘于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