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语言应用 | 詹伯慧：也谈新闻从业人员的语文修养
谈谈新闻从业人员的语文修养
——在香港《文汇报》的讲话
詹伯慧
语文修养是新闻从业人员必不可少的基本功之一。没有足够的语文修养既成不了出色的记者，也当不成尽职的编辑。新闻工作者是用语言文字来反映社会服务社会的。记者的首要职责就是用敏锐的眼光和正确的立场把所见、所闻、所想及时用语言文字反映出来，传播到社会中去。所谓“传播媒介”，这“媒介”是什么？有声音，有画面，有文字，广播是媒介，电视是媒介，报纸也是媒介。当今的世界瞬息万变，每时每刻社会上发生多少事情，人们就依靠这些媒体得到了解。正因为这样，千千万万的人早上起来就打开收音机、电视机，收看广播、电视，或到街上买一两份报纸，在晨运休息的片刻，或是在早餐的桌旁阅读。作为报社记者，要做到更好地满足千千万万读者的需要，更好的服务于社会，我想首先要靠两条：一条是勤于跑腿，勤于访问；另一条是善于报道，善于表达。前者是原料的搜集和筛选，后者是原料的加工和成型。没有敏锐的眼光、敏锐的触觉，不可能采集足够的原料，就谈不上对丰富多彩的原料作出迅速而准确的反映。这当然需要具备多方面的修养：文化素质、思想素质、社会阅历、智能高低等等，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也就是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作为一个报馆编辑之所以必需掌握个方面知识的缘故。但如果光有这方面的修养，而缺乏比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比较熟练的进行报道的能力，显然是难以胜任工作的。只有善于表达善于报道的记者，才能够顺利地将采集到的大量材料转化为“产品”，犹如厨师将山珍海味炮制成美味的宴席。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新闻从业人员都像出色的作家那样人人笔下生花，但起码也得要求语言流畅，文通理顺，并且尽可能做到生动有味，在不违背新闻报道准确性的前提下，让读者在读报中多得到一点文化的享受。这也就是要求新闻从业人员必须“笔下来得”。“来得”虽然不等于“生花”，却也是达到相当的高度，并非轻易就可以达到的。对新闻记者要有这样的要求，对报馆编辑更要有这样的要求。记者所写的稿件，往往还需要经过编辑的审定，该修改的修改，该加工的加工，实际上对编辑人员的要求是更高的。编辑的加工当然不单纯限于语言文字上的考虑，还有内容方面、观点方面的考虑，但语言文字方面的加工，即表达效果方面的斟酌，毕竟是编辑人员的重要职责。记者笔下偶有纰漏，到了编辑部还可以有补救的机会。如果编辑先生的语文修养欠佳，无力发现记者稿中的文字缺陷，那就使得有病也没有医治的机会了。
除了记者、编辑以外，报馆的其他人员也都是围绕着记者、编辑所组织的稿件来展开工作的。因此，也都要有一定的语文修养，当然，程度上可以有所不同。例如校对人员就很需要有相当的语文修养。印刷厂植字、排版的工人，同样有一个语文修养的问题。目前港、澳地区的报纸用的繁体汉字，内地报纸用的是简体汉字，在作者的来稿中存不存在繁、简两种并用的情况呢？如果有这种情况，当然会给编辑人员、排版人士的工作带来麻烦。但我们总不能对这类繁简并用文稿一律“拒之门外”、不予刊登吧！那么，熟悉一些简体字，有一些繁、简对照的知识，起码也该是每个编辑人员以至校对人员，植字、排版人员所共同必备的修养了。
总之，语文修养无论如何应该是每个新闻从业人员都必备的条件，应该受到新闻从业人员的充分重视，在工作中随时注意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努力提高自己的语文修养，无疑是更好地、更出色地搞好新闻工作地重要前提。
语文的范围很广，语文修养通常多指语言文字方面的修养，但语文这个词有时也用来指“语言”和“文字”，因而语文修养也就包括语言和文字的修养了。文学方面的知识浩如湮海，作为一般的新闻从业人员，能有一些文学修养当然最好。但事实上是难在这方面做过高的要求的。如果你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出来的，文学方面的基础（如文艺理论、文学史等方面的知识）当然不错，先天的“营养”已经相当丰富了，略微努力便可以具备相当高的文学修养。可是，对于一般的新闻从业人员来说，我想说只能要求初具文学修养不能有所苛求。众所周知，有些记者同时也是名作家，文学上的造诣比较深，如你们文汇报的曾敏之“老总”。可是，如果要求每位记者同时都是出色的作家、文学家，那恐怕就不大现实了。
还是回到语文的通常涵义——语言文字上面来谈吧！一些颇有影响的语文学术刊物，如《中国语文》、《语文研究》等，指的大都是语言和文字。这个“语文”可真是一切从事文字工作，“摇笔杆”的人，包括新闻从业人员在内都应该具有的基本功。我们在前面已经特别强调指出它和新闻记者，报馆编辑等的密切关系了。这个语言文字的范围很大，语言本身是一个整体，它包含着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各方面的内容。要谈语言修养，当然得同时注意这几个方面，特别是所谓的三要素——语音、词汇和语法。语言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用以记录、书写口头语言的符号系统——这就是文字，文字也就是把口语转化为纸上的符号。我们的文字跟别的民族不同，它是包括象形、会意、形声等造字特色的一种表意文字。这种文字本身的特点的确给我们的语文学习带来了新的问题。在书面语言方面，文字学的知识、语文改革和语文建设的知识，都非有所认识、有所了解不可。总之，语言和文字，它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修辞，也包括了文字，有时还包括逻辑、包括文章的篇章结构等等，都是通常所说的语文基础知识，都是新闻从业人员应该注意掌握的。不能要求每个记者、每个编辑都有比较全面的语言文字知识，能够分析语文现象，判断语文毛病。这对于受过正规语文教育的人来说，自然不成问题。对于尚无机会进入高等院校语文系（科）学习过的人来说，自学未尝不是一个弥补不足的办法。从书本中学，从实践中学，随时注意，逐渐提高，是可以“无师自通”的。
往低一点看，语言文字知识是提高写作水平必不可少的条件；往高一点看，语言文字知识又是进行文艺创作的基础。众所周知，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的修养也就成为攀登文学高峰必不可少的阶梯了。
提高语言文字修养必需要下很大的功夫。从语言文字的各个方面入手。首先必须充分认识汉语的主要规律和主要特征，逐渐养成正确运用汉语的良好习惯。任何语言都不是一盘散沙，语音、词汇、语法都有其规律性，各种不同的语言又都必然有其独特的特点。我们新闻记者，报馆编辑既然笔下写的是汉语，就得对汉语的面貌有个大体上的了解。语言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任何语言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古今汉语自然也就有所不同。我们的报纸是给活着的人看的。活着的人嘴里说的是现代的汉语（包括方言），耳朵听到的也是现代的汉语。报纸作为向大家传播信息的媒介，我看还是用现代人说的语言来写稿发新闻为好。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的书面语言被一种并不与口语相配的“文言文”统治着，到了“五四”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以后，才打破这种“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报纸上开始用白话文了。可是，一种不文不白所谓“新语体”的书面语却一直流行于报刊之中。我想这也是无须大惊小怪，更不宜于多所指责。说实在，既然现代的语文运用都明确以白话文为主体，大家还是尽量使自己的笔下写得更为接近口语为好。报纸所报道的、所评述的、所描写的事物包罗万象，语言又是得讲究一点风格学、修辞学的，在某些场合里夹点儿文言的成份，对于表现一定的风格、个性也许不无作用，我们自然不能一概加以否定。问题在于我们的记者、编辑，脑子里要对古今汉语的界限，对于哪些是纯正的现代汉语，是白话文，哪些是文白夹杂，不文不白的文体等要有明确的认识，要有足够的判断力。有了判断力，什么时间，什么场合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文字形式来报道、来描述，也就心中有数了。比方说，为了简明概括，报纸标题一般常用文言词语，这是无可厚非的，如“美元复坚挺”、“苏军数将领传空难丧生”等等都在标题中用了文言词语，这没有什么欠妥。至于报道的内容一般就宜用比较流畅的现代语体文了。其中偶尔夹有一点文言词语，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可，怕的是夹杂进来以后变得不伦不类拗口难懂，显得矫揉造作甚至出现辞不达意的现象，那就不妙了。例如港、澳地区的报纸，常常用“是日”、“是次”之类带有文言色彩的语词，我认为这就可以商榷。在一些明明是用现代口语，行文流畅通俗的报道中，老是出现“是次”、“是日”，就会显得不大协调。例如“是次展览会的承办单是…”，就不如干脆用“这次展览会的承办单位是…”来得自然一些，协调一些。事实上，往往在同一份报纸同一版面之中，不同记者就采用了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像“是次”、“是日”之类，换到另一位记者的笔下，也会有“这次”、“这天”一类的字眼出现，并非一定要用“是”来替代“这”不可。我举这个例子，丝毫没有意思要强求每一个笔下的语言风格完全一致，只是想借此提出一个问题请大家考虑：如何在语言的使用上更协调一些，更自然流畅一些，如何避免出现不伦不类的文白杂糅现象，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著名老作家叶圣陶先生就曾经在五十年代提出过“写活”的主张，要求大家说得和写的基本上一致。写出来的就是嘴里说出来的。我想，作为新闻语言，要求简明准确，倒不一定要百分之百的做到“文如其话”,但无论如何，“上口”的原则，能够让读者自然地读下去地原则，还是有必要提倡的。
上面谈到，提高语文修养就得对我们现在使用的汉语有正确的认识，现在就先谈谈语音方面的认识。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因为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有声的语言，语音的特征往往最能体现一个语言的特征。现代汉语的声母、韵母、声调情况如何，音节结构上有什么规律，这些自然都是必须了解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就是文学上诗歌的押韵、平仄等，实际上也是语音的问题。我们写出来的文字能否琅琅上口，跟语音的构造就大有关系。汉字的特点是一个音节写出来是一个字，在汉语的音节中，元音又占着主导的地位，音节中一般不能没有元音，但是却可以没有辅音，这就决定了汉语语音的音乐性比较强。和西方的一些语言比较，汉语的音节中缺乏由两个辅音连在一起构成的复辅音（如英语的pl、kl、st、str等）。这类现象都是最起码的语音知识，却未必大家都注意到。刚才提到平仄问题。平仄到底是什么？有位学生告诉我，讲授古典诗词的老师往往是讲过来讲过去，就是没有从语音声调的角度来讲，因而很难使学生一听就懂。实际上，只要从分析汉语声调特征的角度出发来讲，立刻可以迎刃而解，一讲即明。简而言之，汉语四声中，除了平声（现在的阴平声和阳平声）以外就是仄声。换言之，现在的普通话中读上声、去声，粤方言中读上声、去声、入声的就都是“仄声”。这样一来，对于像普通话那样没有入声的地区，人们就不能特别注意那些在古代入声，而在现代转为平声的字了，否则做起诗来，就容易犯“以仄为平”的错误，以至于写出不合平仄的诗来。像“白日依山尽”中的“白”，“千山鸟飞绝”中的“绝”，还有常用的“石、十、黑、宅、席、习、足、竹、直、毒、骨、俗……”等字都是古入声字，虽然现在在普通话中读为阴平调或阳平调，也应该看作是仄声。我们南方人平常大都是说方言的，自己方言中大都有入声，在辨认平仄的问题上，多少要比北方人占便宜。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粗知一点方言和共同语之间语音对应的知识，例如知道粤语中凡m收尾的字普通话一定是n收尾，粤语中凡收p、t、k韵尾的一定是入声字等等，我想对于认识汉语语音的特点和规律，也许不无好处。
当前普通话在社会上的地位逐渐提高，学习普通话的风气越来越浓，而普通话的学习，首先是语音上的问题和词汇的问题，语音的学习尤为重要。如果要把语音学好，就非先从汉语拼音方案学起不可。我们的新闻从业人员不知是否都已经掌握汉语拼音方案这一重要的“敲门砖”。其实不但是语音，就是文字上的某些问题，往往也是由语音问题引起的。读音不准或是想混，难免要反映到文字上来。社会上出现的许多问题使用汉字的不规范现象，特别是乱造简化字现象，其中不少是乱用当的方言语音来进行同音代替。“楼”字在武汉一带被简化为“木”旁加“六”，就因为“六”、“楼”在武汉语中同音（读Žou）的缘故。说粤语的人常把“慢”字简化为“忄”旁加“万”字，也是因为粤语中“慢”、“万”同音。我曾经带学生到四邑一带调查，看到四邑一带盛行一个简化字“艹”头加“行”，开始我不明其因，感到纳闷，后来了解到四邑方言中舌尖声母的字不少念为t‘声母，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此字就是“藤”字的简化。“藤”原为声母，“行”也是声母，用“艹”头加“行”代替“藤”是从同音替代的原则出发来考虑的。像这类文字使用中的问题，如果没有一点语音方面的知识，也就很不容易理解了。
再说，汉语拼音的掌握还有它实用的价值。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带有汉语拼音的事物，如果不懂，又怎么知Peking应该写出Beijing，Canton应该改写成Guangzhou，还有汕头、厦门等地名，过去英语拼成Swatow、Amoy等，现在都得改用汉语拼音。作为新闻从业人员，中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当然是非知道不可的。汉语语音还有一些规范化的问题，我们也应该有一点认识。山东省省会济南，许多人读成jǐnán，现在广播电台都读为jǐ&nán ，这样正音之后，人们再也不会把“暨南大学”误会为“济南大学”了。语音的规范并不排除某些合理的异读，不能够因噎废食把客观存在的一字多音现象全都抹杀了。例如“差”字可以读chā（差别），也可以读chà（差不多），还可以读chāi（出差）；一个“的”字可以有dí（的确）、dì（目的）、de（他的、红的）这几种不同声调的读法。这类因意思不同 、用法不同而异读的现象不但共同语（普通话）有，各地方方言也有，是正常的语音现象，不足大惊小怪。
现在谈谈词汇的运用问题。
词汇是语言发展中最敏感的部分。语言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体现在词汇方面最为明显。在社会的变革过程中，一旦出现新的事物，新的概念，马上就会有新的词语产生。我们新闻从业人员的职责是随时捕捉社会的信息，这就非特别注意词汇的运用不可。要把词汇用好，用得恰到好处，就须对汉语的词汇有所认识。甚么是词义？词义是怎样变化的？哪些是词的本义？哪些是词的转义、派生义？哪些是词的常用义？哪些是一定场合中的特殊词义？哪些是古词义？哪些是今词义？这些都是关于词义的基本知识，就都有必要掌握一点。平常我们提及一篇文章，一则报道的文字优劣，往往容易拿出一把“用词是否恰当”的准尺来衡量。文章的语言运用是否上乘，当然不纯粹是词汇问题，但文章用词是否生动得体，的确又是语言表达优劣的重要标志。著名的作家无不高度重视丰富词汇，注意精心炼词。一个民族语言的词汇越丰富，这个语言的表现力也就越强烈。说我们的汉语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语言之一，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它有无比丰富的词汇，词汇丰富就给人们说话写文章以更多的选择余地，更有可能使文章写得绚丽多彩。例如一个“看”的意义，在汉语的词库中，就有着许许多多的词：瞧、瞅、盯、望、盼、瞠、瞰、瞥、瞻、观、探、看见、察看、注视、凝视、瞭望……，还不包括各地方言中表示“看”的许多词语，例如粤语中“睇”等，这为数众多属于“看”类的词，各有各的独特用法，修辞色彩和语言风格不尽相同。有了如此丰富的同义或近义语词，动笔为文时就有充分选择的余地了。掌握词汇越丰富，理解词义越透彻，用词遣句就越得心应手，能够左右逢源，挥洒自如。有位著名的作家说过：“一般地说来，辞不达意的病源在词汇太贫乏，或者不懂得选用适当的词儿。没有准确的词儿表达意思和印象，是写作者的通病。”小朋友来到中环，看见那么多高大的建筑物，大概只会说“大”、“好高”、“好大”、“好威”之类，不会说出“雄伟”、“壮丽”、“够气派”之类的词儿来。进入海洋公园，大概也只会说“好”、“好靓”、“好玩”，至于怎样“好玩”，就没有进一步描写的词儿了。作为时时刻刻摇笔杆子的记者、编辑，在用词方面确实非多下功夫不可。新闻报道既要抢时间敢速度，又要讲准确讲效果，在选词上就更要字斟句酌了。一词之差往往导致完全不同的效果。例如“热心”和“热中”，表面上好像差别不大，都含有“有热情”的意思，其实仔细推敲，意义却大有出入。“热心”褒义，如“张先生热心公益事业”，“李小姐热心帮助人”，用的都是赞赏的褒义。“热中”却是贬义，含有“急切地图谋获得（名誉、地位、权利）”的意思，如“张先生热中于制造不和”，其中“热中”一词的贬义就非常的明显。词义有“褒”、“贬”之别，有的含有不同的感情色彩，有的又能显示不同的语言风格，这方面的问题许多论述词的专著都会谈及。还有一些专门辨释词义的辞书，如“同义词词典”之类，近年来坊间也常遇到，有时间选择一两本读读释不无裨益的。辨析词义是一项认真细致的工作，对一些大同小异的词要能同中察异，才能用得恰到好处。下面再略举几个例子来看。
“自豪”是褒义，“自大”却是贬义；“赞成”是褒义，“附和”是贬义，“同意”却是不褒不贬的“中性词”；“成果”是褒义，“后果”是贬义，而“结果”则是“中性词”；“坚强”是褒义，“顽固”是贬义，“顽强”却是“中性词”；“爱护”是褒义，“庇护”是贬义，而“保护”是中性词。同义词的细致差别往往从某一个侧面显示出来，例如“坚决”侧重态度果断，跟“犹豫”相反；“坚定”侧重立场坚定，跟“动摇”相反。因此，“坚决”常用来表示行动、态度，“坚定”常用来表示意志、立场。同义词中有少数词义真正完全相同的，一般称为“等义词”，例如“演讲－讲演”，“气力－力气”等，这类等义词往往被看作是词汇规范化中需要加以规范的对象，而那些大量存在的大同小异的同义词，都是词汇丰富多彩的体现，是不在规范之列的。
词的运用上的问题很多，除了从词义上注意外，在搭配使用方面，也需要细心体察，不同的词只能跟不同的对象搭配，不能粗心大意。例如“交换”可以和“礼物”、“意见”、“资料”、“产品”等搭配，“交流”则可以和“思想”、“经验”、“物资”、“文化”、“学术”等搭配。“交换”的对象大都是意义比较具体，范围不很大；“交流”的对象却大都是意义比较抽象，范围比较大的。又如“发挥”的可以是“作用”、“威力”、“力量”、“创造性”、“积极性”……等等，而“发扬”的可以是“作风”、“精神”、“传统”、“民主”……等等;“侵犯”的可以是“利益”、“主权”、“人权”、“领海”……等，而“侵占”的却是“土地”、“财产”、“领土”、“公款”等等。这些不同的搭配关系如果能仔细辨析，各就各位，一定可以大大增强语言表达的效果。
当前词汇的运用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方言词语的问题。我们的报纸是在以粤语作为公众交际语言的地区出版的。从地方性、通俗性的角度出发，适当使用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粤语词语，以增强报纸的吸引力，应该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既然是以现代汉语出版的报纸，运用方言词语，就不能不注意分寸，注意场合。如果滥用方言词语，可能还会影响语言表达的效果。比如说在一些比较庄重的报道文字中，随便用上诸如“搞掂”、“输晒”之类的粤语词，就不大合适了，在地方新闻版和一些娱乐性、趣味性的副刊稿件中，用点儿方言是完全可以的。事实上现在不但香港、澳门的报纸，就连广州的《羊城晚报》，也时常出现一些粤方言的词语。例如不久前《羊城晚报》第一版上就出现一则新闻，其中有“到酒楼叹下午茶的茶客多起来了”的说法，这里面的“叹”就是很典型的方言词。香港报纸的副刊有不少专栏用的是相当流利的粤方言来撰写的。作为研究方言的人，我非常感兴趣，认为这些是现代的“方言文艺”。可是，话说回来，在头版报道国家大事的时候，把《文汇报》“彩色版”中“食尽天下”、“陆女士怪论”等所用的方言词全搬出来，恐怕就不大严肃了。报纸的报道文字有庄重的一面，也有轻松的一面，亦庄亦谐，关键在于善于在不同的内容，不同的版面中运用得当。我想，总不能因为要迎合读者的趣味而把一些严肃的报道也“趣味化”。我不赞成报纸板起面孔说教，办成一页页的教科书，但是报纸无论如何总应该以客观的报道为其灵魂，能不能得到读者的喜爱，首先也还是取决于报纸的消息是否翔实快捷，内容是否客观公允。其他方面都是次要的因素。这方面在座的朋友都比我内行，我想不必班门弄斧了。
谈到报纸上的方言词，有朋友问我：让方言词语在报纸上出现，岂不是跟推广普通话作对，拖了推广普通话的后腿？我想，这样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上不至于这么严重，有心学普通话的人，知道哪些语词是方言词，倒会有意识地去避免。推广普通话是要从多方面入手的。报纸自然应该尽可能地为推广普通话出点力，敲点边鼓。但是，不能忘记报纸本身又是大众传播媒介，是广大人民群众每天不能离开的“伙伴”。如果办报纸的人不考虑本地的语言习惯，不注意群众生活的特点，那就很容易会失去一些读者。
在对待推广普通话的问题上，我想用得上一点儿辩证法：既要大力提倡说普通话，写普通话；又不要排斥一些富有生命力的方言词语。推广普通话是永远也不会和禁止说方言划上等号的。在国内推广普通话的目的是鼓励方言区的人民掌握普通话作为公众场合使用的社会交际工具，而把自己的家乡话——方言限制在和家人、亲友之间使用，做到人人都能掌握两种语言交际工具——方言和普通话，养成“双语”的习惯而不是“单语”的习惯。香港社会是通行粤语的社会，目前不少人从本身的需要出发学习普通话，这是值得提倡，值得鼓励的好事。但是如果有人担心普通话会成为今后香港的主要交际工具，那恐怕就有点过虑了。就算到了一九九七年，香港的语言环境大概还是以粤语和英语为主的，不大可能用普通话来替代。只能这样设想，到那个时候，需要使用普通话的地方肯定会多一些，香港同胞，以及澳门同胞，现在先学会普通话，总是有用处的。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对这样有敏感性的语文问题，当然应该有正确的认识。但归根结蒂，香港的现实始终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出发点。香港是一个国际都市，历史上的原因形成了这里的语言特色，在香港办报纸，主要是给香港人看的。立足这一点，对于报纸上的语言运用，也就容易掌握分寸了。语言反映社会，香港粤语中外来词特别多，我们当记者的、当编辑的，能视而不见，一概加以排斥吗？有位语言学家打趣地说，在香港有人“攞住士的上的士，到咗士多买多士”。说明外来词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遇见。我想作为语文工作者，对于这类现象实在也无需大惊小怪。
语言是发展的，现在香港不是常见“两替”这个来自日语的词吗？这在五十年代以前是很少见的，因为那时日本经济还没有大量涌入香港，日本人到香港的也不那么多。找换外币的地方，用不着专用上这么一个日本话的词儿。同是通行粤语的广州，在目前的情况下，“两替”这个词还不可能出现在社会上，自然也就不可能反映到广州的报纸上来。可是，什么“发型屋”之类，却已在广州到处可见，这同样是仿效日本语的。日本人常用“屋”（ya）来指称一些商店，大至鼎鼎有名的百货商店如“高岛屋”、“松板屋”，小至一两个人经营的“夫妻店”，都可以叫“××屋”。广州的“发型屋”正是一些个体户经营的理发馆。对这类外来语词的态度，是不能采取闭门主义，拒之门外的态度来针对的。我们需要注意的，倒是哪些明明非外来事物，本地语言又有自己的语词可以表达，也还要去借用外来词，那就有滥用之嫌了。例如日语中引进了大量的英语语词，连一些日常生活词也直接用英语的音译，这一现象有的日本学者就觉得不妥。我们香港地区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呢？明明说“朋友”就很恰切，偏偏要说friend，还相应的有什么boy-friend、girl-friend之类的叫法，这真叫人听来感到别扭，很不自然。新闻记者、编辑先生，遇到笔下出现这类别扭的外来词，我想完全可以摒弃，不必迁就了。
词汇方面的问题很多，就谈到这里吧！
下面谈一点语法方面的问题。
语法的修养对于每一个摇笔杆子的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平常说某某人的文字“不通顺”，“有语病”时，所谓语病，当然也可以是指词汇方面的毛病，但更多的是指语法修辞方面的毛病。说句不客气的话，每天的报纸上，都可以发现一些语病。并不是语言学家、语法学家们设下了许多陷阱，故意作弄人，让人家一不小心就踩上。事实上，语法是语言客观存在的规律，语言学家、语法学家都只能说明规律，分析研究规律，而不是改造规律，另立规律。当代一些著名的语法大师，如赵元任、王力、吕叔湘等，他们各有各的研究方法，对现代汉语语法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谁也没有企图通过自己的研究，用自己的语法著作来改变客观存在的语言结构规律。北京人说“我先去”、“我先吃”，粤语区的人说“我去先”、“我食先”；北方人说“多吃一点”，广州人、香港人说“食多一啲”；北方人说“一个人”，客家人说“一只人”；普通话中只有表示人物的名词才有单数多数之分（例如：工人——工人们，学生——学生们），西北官话（如兰州）中却可以有“树们”、“书们”的说法。如此等等，说明语法规律纯粹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是不能“想当然”的。不同民族语言有不同的语法特点，同一个语言的不同方言，也会有不同的语法特点，这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学习语法，无非是按照客观存在的语言结构规律来指导语言的实践。如果我们的笔下语法错了，就说明违背了客观的语言规律，也就是不符合公认的语言习惯。平常说话，有语言环境的帮助，往往不那么认真考虑有没有语法上的毛病，但求听者能准确地领会就行。把口语如实地记录下来，按语法规律的要求来推敲，很可能就会发现毛病。如果这只是一般的言谈交际，有点儿毛病没有什么关系，大可不必苛求，否则就是吹毛求疵了。一旦写报道文字，见诸公开报刊，可就不能不注意尽量避免出现语病了。词汇上要考究，语法上逻辑上也要考究，因为有了语病就可能影响意义，影响表达效果。
语法上的毛病各式各样，许多语法书上都有介绍。这里不妨举些比较常见的来看：
一、 误用词类
语法中的词法，免不了要把词儿分为若干词类。各类词有自己的特点，使用时不能不注意。如名词一般不受副词修饰，不能说“很书”、“不马”等等（只有在俗语中有“不男不女”的说法）；形容词可以受副词修饰，如“很漂亮”、“太好了”等。这些都属于词类的基本特征，没有掌握好就容易出毛病。例如：“他疑问地对着我说”这样的句子一听就感到别扭，肯定是有毛病。毛病出在哪儿?就出在“疑问”这个词上。“疑问”是名词，不是动词，也不是副词，名词一般不作状语用。这里显然是误解了“疑问”的词性，把它当作“怀疑”（动词）来看待了。又例如：
我们要学习得好，工作得好，身体得好。
这句话也有误解词性的毛病。“学习”和“工作”在这句话里都是动词，都可以用“好”作补语，“身体”却不是动词而是名词，不能带一个补语。三者并列就有问题了。
二、 误用虚词
汉语的虚词很多，各有各的用法，值得认真推敲，不能用错，也不能滥用，否则就会产生语病。例如：
有的人很会说漂亮话，而且不肯实地去做。
“而且”这个虚词表示“进层关系”，这里用的不妥，应该用表示相反、转折关系的“但是”，改为：
有的人很会说漂亮话，但是不肯实地去做。
虚词中的联结词要联结的前后各部分必须是“物以类聚”，如果把不同内容的事物随联在一起，就会产生语病。例如：
很多人都喜欢游览黄山或名胜。
“或”是表示选择关系的联结词，前后必须同类事物，“黄山”后面联“名胜”显然不妥，如果说成：
很多人都喜欢游览黄山或庐山。
把黄山和“庐山”作为联接的前后两部份就对了。因为“黄山”和“名胜”，一是小类，一是大类，不同类就不能联合。“黄山”和“庐山”同属一类，就可以联合。
三、 词序不当
汉语是分析性的语言，词序和虚词是语法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虚词用错固然不行，词序安排欠妥，也会影响句子的表达造成语病。例如：
博物馆里陈列着许多二千前出土的文物。
这话就有语病，问题出在词序上面，改成以下的句子就对了：
博物馆里陈列着许多出土的二千年前的文物。
又如：
那一件很漂亮的他的大衣。
这话词序也有问题。表领属的定语一般宜放在最前面，改成“他的那一件很漂亮的大衣”就对了。
四、 画蛇添足
一些不必要的字眼加进句子里面，往往也会造成语病。这类语病属于“画蛇添足”。例如：
当天晚上我觉得睡得很甜。
这话的“觉得”就是明显的“蛇足”，应该删掉。既“睡”了，怎么还能“觉得”呢？又如：
在这次会议中，讨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
这句话中的“在”和“中”完全可以删去，删后让“这次会议”做主语，更通顺、更简洁。
五、 残缺不全
画蛇添足固然不好，残缺不全同样也是语病。例如：
张先生是一个教师出身，每天都忙于教学。
这句话的“出身”后面明显缺了中心词“人”，“是一个教师出身”不通，只能“是一个……人”才通。所以必须改为：
张先生是一个教师出身的人，每天都忙于教学。
六、 杂糅凌乱
有的句子把不同的结构硬糅到一块儿，凌乱混杂，结果毛病百出，造成语句不通。例如：
我们要分析产生的困难原因、性质以及解决困难的办法。
词与词的搭配是有一定的习惯约束的，词语搭配不当，就会影响句子的通顺，会造成“文理不通”的毛病，这是词汇问题，也是语法问题。上面这句话中，“分析”同“办法”不搭配，“产生困难”跟“性质”也不搭配。短短一句话有两处不搭配，句子也就自然欠通顺。另外，宾语的顺序也不很妥当。这句话宜改为：
我们要分析困难的性质，分析产生困难的原因，找出解决困难的办法。
语法上的毛病当然不只这些，上面只是举例罢了。检查语法上有无问题，首先要了解语法的内容，掌握语法分析的原则。有属词法的问题，有属句法的问题。属句法上的问题就要按句法的分析来检查。一般可以先分析出句子的主干，找出主语谓语，再分析句子的枝叶，然后考察哪一类词有无用法上的毛病。例如：
很多年来我在工作中感觉不少自己和别人在运用语言文字上的毛病。
第一步先找主干。“我”是主语，“感觉”用作谓语，一下子主语谓语都找出来了，再找下去，“毛病”是宾语，“很多年来”、“在工作中”是状语，“不少自己和别人”、“在运用语言文字上”是定语。
第二步检查出代词作表语是对的，但名词“感觉”用作谓语不对，宜改为“感到”，“少不”应紧跟“毛病”之后。
第三步看虚词的使用有无毛病。
第四步检查出“感觉”与“毛病”不配，“感到”也不能与“毛病”搭配。因此“毛病”前应加动词“有”。这样一来，就可把这一句改为：
很多年来我在工作中感到自己和别人在运用语言文字上有不少的毛病。
上面拉拉杂杂谈了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是语言的“三要素”，从语言修养来说，最重要的也就在此。但还不能仅限于此，文字、修辞、逻辑等方面，也需要我们掌握一些基本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来。限于时间，我的报告就在这里打住了。讲得不全面、不妥当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各位。
（《澳门日报》1987年7-10月“语林”18-25期连载）
（詹伯慧教授近照，左一）
图文编辑：泳思
责任总编：老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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