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 甘于恩:方言与亲属称谓
甘于恩
（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语言资源保护暨协同研创中心，510632）
一
亲属称谓的研究意义
人只要活在社会中，就必然与其他的社会成员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们把这个人称为“称谓原点”。与称谓原点产生最核心、最亲近关系的便是身边的亲人，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及祖辈。亲属称谓就是对与自己有亲属关系的人的称呼方式，它是表述民间亲属观念和亲属关系的语言符号，也是亲族成员间交际礼俗的一个组成部分。亲属称谓作为语言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强的稳固性，但这种稳固性也要视其他民俗的重要序列而定。换言之，如果其他民俗的重要性超越了语言民俗，那么，语言民俗（包括亲属称谓）就可能退居其次，产生一定的变异。考察亲属称谓如何固化、变异和演化，对于我们认识特定的语言社团及其文化内涵，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
汉语亲属称谓的基本特点
亲属称谓是礼俗文化的产物，也是传统文化在语言习俗上的投射。汉语亲属称谓有以下一些基本特点：
2.1 注重次第，尊卑等级分明
在封建社会中，基于礼法，等级、次第非常分明，不可逾越。《礼记》便提到：“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衣架），不同巾栉（巾和梳篦。泛指盥洗用具），不亲授。嫂叔不通问。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这种礼仪，在大陆某些地方尚有残存，但多已发生变异。而讲究等级在亲属称谓中仍多有反映。如下表：
在汉语传统中，当双方交际涉及亲属称谓时，必须使用谦称（己方）和尊称（对方），不过这种传统目前已趋于没落，如谦称用“家”“舍”“拙”“犬”“小”（家父、家母、舍妹、拙夫、犬子、小女），尊称用“令”“尊”“贤”“仁”等（令尊、令堂、令子、令爱、尊夫人、贤弟、仁兄）。现今社会口语中已经很少使用这类词语，而用“我母亲”“你/您父亲”“你太太”等词语。即使使用，也多见于书面语。因此之故，谦称（己方）和尊称（对方）的使用不时出现误用的情况。例如一位大款对他儿子的老师说：“为了令郎能够考上一所好学校，希望您一定尽绵薄之力。如果还需要其他方面的支持，我一定鼎力相助。”这里“令郎”（尊称）的原意是“我的儿子”，应改为“犬子”。甚至有些文化人也错用，比方央视《艺术人生》特别节目《恰同学少年》中，主持人朱军在节目进行过半时，请上毛泽东的嫡孙、毛岸青的儿子毛新宇，上台讲述爷爷奶奶的往事。毛新宇刚一落座，朱军就用沉痛的语气说：“不久前，毛岸青去世了，首先，向家父的过世表示哀悼。”这里“家父”是谦称，限于在交际中谈及自己父亲时使用，绝不能用于称呼对方父亲。
2.2 以内为重，男性称谓占据优势
汉语亲属称谓在称说祖辈时，最能体现“以内为重”的特色，一般称“祖父、祖母”时，称“爷爷、奶奶”，并不使用“内”的字样，而称“外祖父母”时，则必须使用“外”字，说成“外公、外婆”（闽语内是“阿公、阿嬤”，外是“外公、外嬤”）。
客家话中有长幼亲属用同一称谓方式的情形，如“老表”可以指表哥和表弟，这也体现了传统的血亲观念，重内不重外。在宗亲称谓中，长幼有序，不会用相同的称谓词。而外亲中用“老表”即可以统称妈妈的兄弟姐妹的儿子，不区分长幼。
男性亲属和女性亲属用同一种称谓方式，在翁源客家话可以见到，如“孙的”可以指男孙和女孙、“塞的”可以指男塞和女塞、“侄的”可以指侄子和侄女。“孙的”“塞的”“侄的”可以通指男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孙的”“塞的”“侄的”本是指称男性的称谓，因为不重视女性，所以不强调女性的性别，除非有人问起性别时，才会进一步区分“男孙”“女孙”“男塞”“女塞”“侄的”“侄女”。
重内不重外的情形在潮汕方言中亦存在，如潮州各地、南澳后宅话“姑父”“姨夫”不分，皆称为“阿丈”。
2.3 书面语的核心称谓相对一致，但口语称谓分歧较大
现代普通话的亲属称谓有书面语和口语之分，但书面语称谓在古代，不一定限于书面语，我们从南方方言的称谓中可看出端倪。有的可能只是背称（叙称）和面称的区别，后来面称（亲近）才渐渐带上口语的色彩。
方言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口语层面。
2.4 称谓构成以附加为主，亦有重叠、屈折等手法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汉语亲属称谓以附加式为主，通过加前缀（老、阿）、后缀（ɛ）等方式构成，但合成式也有（词根+词根，如“娘+舅”、“小+弟”、“细+佬”），非直系用得比较多（直系亲属用小称形式比较多）。而重叠、屈折（如轻声、儿化）等手法，使用得越来越多，尤其在北方型方言中，非常多见。
三
汉语亲属称谓比较研究
3.1 亲属称谓的南北差异
亲属称谓也存在南北差异，主要原因是北方方言发展速度快，而南方方言较为保守，保留较多古汉语的成分。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北方——叠音（轻声）、儿化 南方——加缀
北方话多用叠音构词，往往伴随着轻声，儿化与非儿化词的区别在于：儿化词一般指称年纪比较小的亲属，如“姑妈”多指已婚，而“姑姑”、“姑儿”则不一定（可以已婚，也可以未婚），当然，也可能儿化词经过一段时间后，“年轻”的色彩淡化，可以用于通称。
南方方言多用附加构词，如粤语的“家”（家姐、家婆）、客家话的“阿”“老”、闽语的“阿”（闽南）“依”（闽东）等。
值得注意的是，苏州话既有北方的叠音构词（娘娘、伯伯等），又有南方方言传统的加缀构词（阿叔、阿姨、阿哥等）。这跟吴语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
②北方——双音 南方——单音
《现代汉语通论》（邵敬敏2007）谈到古今汉语词汇差异时认为现代汉语“词语有明显的双音节趋势”，“古代汉语中，以单音节为主，而现代汉语则以多音节为主，特别是双音节占大多数。”准确地说，现代汉语词汇是朝着“非单音节化”的方向发展，这同样体现在亲属称谓方面。
在有些南方方言中，“舅”“伯”“叔”等也常用单音节。
3.2 一形多指、同形异指
①一形多指：一形多指是指在同一个方言中，不同辈分的亲属用同一种称谓方式，如“外甥（孙）”可以指外甥、外甥女，也可以指外孙和外孙女，这一说法可能是古汉语的遗留。胡士云（2007：365），“‘甥’用来指称外孙见于先秦汉语”。另据甘于恩（2016），“‘甥’的本义是‘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制字男傍作生也’。”“外甥”和“外孙”都叫做“外甥”是古代中国延续下来的说法，主要是区分娘家人和本家人。并指出茂名新坡、电白羊角白话，某些吴语区，以及客赣地区（如宁化、赣县、永新、邵武等）也可见“外甥”和“外孙”同称的现象。
②同形异指：是指在不同的方言中，相同的称谓形式，表示的不同内涵。例如，“老公”大家都知道指“男性配偶”，但在潮汕方言中，却指的是“曾祖父”。“姑妈”的称谓似乎南北都用，可是却有细微的差异：北京、长沙话的“姑妈”，指“已婚的姑姑”，用“妈”来表示婚否；广州话的“姑妈”指的“父亲的姐姐”，“父亲的妹妹”用“姑姐”，可是并不涉及婚否。
3.3 同义异形
这涉及到同一概念在不同方言的歧异，在汉语方言中较为普遍。如“父亲”的概念，北方官话多称“爸”，粤语则说“老豆”，闽南话是“老父”，闽东话则说“郎爸”，至于避讳的说法，更是五花八门。
四
广东三大方言亲属称谓的同与异
广东三大方言即粤语、闽语和客家话，使用者都是来自中原地区，粤语的主体是唐宋移民，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和粤西地区，闽语进入粤地的时间稍晚，应该只有500年左右的时间，
客家话进入粤地有所谓“五次迁徙说”，但未必十分可靠，粤东梅州地区的客人，主要来自闽西和赣南。由于三大方言来源不同，迁入地也有差异，造成它们在亲属称谓方面也有各自的特色。我们先来看粤语的亲属称谓。
4.1 粤方言的亲属称谓：
（1）中心语素与古汉语基本保持一致，故体现出与现代通语相近似的一面，例如：
爸、妈（母）、伯、叔、婶、公、婆、姨、孙
这种亲近性在其他方言的中心语素中亦可观察到。
（2）在构词方面反映了南方方言的特色，主要是前缀“阿”和语素“佬”的多用，如：
阿爸、阿妈、阿伯、阿叔、阿婶、阿公、阿婆、阿姨
大佬、细佬
家公、家婆、家姐、家嫂
（3）某些称谓与官话方言有差异（包括读音和字形差异），尽管来源可能是相同的（如“妗”、“姑妈”“心抱”），“妗”北方官话多说“舅妈”、“舅母”，而南方的“妗”其实就是“舅母”（合音）；“姑妈”广州话指的是“父姐”，而官话方言多指“已婚的姑姑”。
（4）粤方言的亲属称谓体现出保守的一面，这种保守有时是显性的，有时则比较隐蔽。
如“安人”（家婆）、“心抱”（来自古汉语的“媳妇”），“安人”一词是因为旧的礼俗规定后辈晨起必须向长辈请安，嫁来的媳妇更是如此，婆婆是其请安的对象，故称“安人”。
（5）广州话语义变调是一种能产的构词手段，亲属称谓较多反映这一特点。如“家姐”“爸爸”“妈妈”“婆婆”“公公”，以后字变调为主。
（6）广州话的亲属称谓体现出“洋化”“新式”的一面。广州话作为粤语的代表，居于省城，与英语、普通话有较多接触，在亲属称谓方面也可看到这种接触的痕迹。例如：“嗲地、妈咪、安可” 等来自英语，“爸爸、妈妈、叔叔、伯伯”等来自普通话。
4.2 客家方言的亲属称谓
综观客家方言的亲属称谓，大概可以了解到以下几点：
（1）由于有较强烈的保守意识，客家方言亲属称谓的主体，保留较大的稳定性和统一性。称谓的核心语素与传统汉语基本一致，如“公”“婆”“叔”“伯”“爸”“母”（字写作“姆”）“甥”“孙”等。
（2）客家人有较强烈的族群意识，体现为亲属称谓的层级性很强。如以“太”称“曾”辈，以“公”“婆”称祖辈，以直系称谓为纽带，秩序井然。
（3）客家方言与粤语的亲属称谓，有共性的一面。除了与其他汉语方言相同的特征，还有某些与粤语较为接近的称谓，如“儿媳妇”为“心臼”，与粤语的“心抱”接近，“曾孙”叫“息”，与粤语的“塞”（本字即为“息”）同源。粤语与客家，有一部分来自江西，有很强的共性实属正常。
（4）客家方言的亲属称谓，与北方系汉语有同的一面，也有变异的特点（如“公太”“婆太”“心臼”的说法），而且内部还有一些分歧。以下举翁源县客家话的一些例子（吴碧珊、甘于恩2016），比如祖父辈的称谓，多说成“阿公”“阿爹”——“阿姊”“阿姐”，前者为男性，后者为女性；外祖父辈的称谓则是“姐公”——“姐婆”，前者为男性，后者为女性；称“公公”为“老倌”，称“婆婆”为“家娘”。这些称谓都与梅州客家话有明显的不同。
4.3 潮汕方言的亲属称谓
潮州方言是闽南方言向南播迁的产物，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都保存着闽南方言共同特征。从渊源上看，两种方言关系密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周边语言环境的差异，潮州方言已呈现出许多异于闽南方言的特点，亲属称谓亦是如此。主要表现出三方面的差异（甘于恩、吴洁 2008）：
（1）音变方式不同
（2）构词方式有别
（3）指称方式相异
五
结论
5.3 中国传统讲究阴阳对称，上下有序，这在亲属称谓中同样得到反映。如“父亲”与“母亲”，“兄弟”与“姐妹”，旁系宗亲称“堂”（堂兄、堂弟），旁系外亲则称“表”（表哥、表弟）。但在亲属称谓中，尤其是方言的称谓中，会出现称谓不对称现象。如武汉话叫外祖父为“家公爹爹”，外祖母却是“家家”，音节不对称，性别区分也不对称。
普通话“伯（母）”“叔（母）”按年龄大小分说，但“舅舅”却无区分。广州话旁系的上辈（配偶）一般用“母”或“妈”称，如“妗母”（舅妈）、“姑妈”，但“伯母”却称为“伯娘”，这与避讳有关。阳江话则出现语素使用不对称的情况，姐姐称为“阿姐”，但姐夫却是“姊夫”，用的语素不一；继父是“后爸”，继母则是“背底奶”。
5.5 亲属称谓出现代际变异。前面提到，新派对于父辈的称谓，与老派并不相同，这主要是普通话影响所导致。另外，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新一代对于“外公”“外婆”的称谓，开始出现变异，即内外无别，都统一称谓（如“阿公”“阿婆”）。前不久实行的普遍二孩的政策，是否会扭转这种趋势，值得观察。
5.6 亲属称谓也反映出方言的接触关系。如粤东闽语与客家话就有一定的接触关系，如都称母亲为“嬡”，潮安庵埠称“丈夫的弟弟”为“小郎”（也说“小叔”），便与客家话相似。直系宗亲的排列，与客家话也有类似之处（高祖辈用“老 - -”，曾祖辈用“老、太-”，祖辈用“阿-”，“-”表核心称谓，前面是辈序）。
（甘于恩，任职于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本期编辑 | 林羽仪
本期审读 | 胡寅婧
责任编辑 | 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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