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 甘于恩、曾建生：广东地理语言学研究的若干思考

广东地理语言学研究之若干思考

甘于恩，曾建生

一、广东地理语言学历史的简要回顾

广东语言地图的绘制，最早可上溯至198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朗文出版公司），该地图集的B13图为“广东省的汉语方言”，展示了广东汉语方言分布的基本情况。近期（2008）修订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则增加了粤语分布图。

最早以地图形式揭示广东方言特征的，为《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一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该书共有42幅地图，据《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和《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二书的材料，选取珠三角地区粤（25点）、客家（5点）、闽（1点）三大方言较有典型性的语言特征予以绘制（其中语音图20幅，2-21图；词汇及语法图21幅，22-42图）。《综述》的方言特征图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尽管条目的设置还不尽合理、充分，绘制的水平也较差，但毕竟为以后的同类工作提供了经验。

1992年起，省港两地学者合作开展“广东省北江流域、西江流域粤方言调查研究”。1994年，《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五章为“粤北地区十县市粤方言特征分布地图”，专就10个粤语点绘制了45幅特征图，其中语音图21幅（1-21）、词汇及语法图24幅（22-45）。由于地域面狭小，方言种类单纯，故反映的语言特征相对集中，绘制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宏观上的特性无法展现，条目设置仍不尽人意，尤其是一些重要的语法特征没有反映出来（如完成体、进行体等）。1998年《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五章为“粤西地区十县市粤方言特征分布地图”，收录68幅方言特征图（语音特征图22幅，词汇及语法图46幅），从数量来说，为有史以来最多。条目设置及质量皆有较大提升，最明显的是增加了反映语法特征的条目，如36及37图显示动物性别，56图反映持续体，57图反映完成体；图例较清晰，特征表述也简明扼要。

2002年詹伯慧主编的《广东粤方言概要》（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附有66幅方言地图（其中语音图24幅、词汇和语法图41幅），反映广东粤语47个点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特征，简明扼要，对于从宏观上审视、了解粤方言的特点，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前期成果的局限，地图的先天不足仍存在，主要是语法条目不够系统、体例不够一致、绘图不够精细等。

从2003年起，广东学者甘于恩、刘新中、庄初升、严修鸿参与教育部重大项目“汉语方言地图集”（曹志耘主持）的调查研究，分别调查了广东粤、闽、客方言以及海南闽语，出版了图集《汉语方言地图集》（三卷，商务印书馆，2008），在地理语言学上获取了实践经验和理性认识。

2004年，以甘于恩为主的科研团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度立项，随即开展“广东粤方言地图集”的研究，对广东省内的122个粤语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语音、词汇、语法调查，历时近5年，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建立了完善的数据库。项目组购置了ARC-GIS自动绘图软件，经过一年多的试验与实践，完成了彩色语音图103幅、词汇图258幅、语法图70幅的绘制。这是广东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专业语言地图集，该地图制作精美，图例清晰，讲究图例间的逻辑关联，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甘于恩、秦绿叶等人还在地图实践的基础上，撰写论文对广东地理语言学的相关问题进行思考和探讨（甘于恩2007、2008、2010；秦绿叶、甘于恩2009）。

二、广东地理语言学的不足

不过，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广东地理语言学研究尚存诸多不足，这些不足既有宏观方面，亦有微观方面。

2.1  宏观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表现为全省各方言这方面的研究不够均衡，做得好的如粤语，从《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地图开始，便逐步完善，调查点逐渐增多（《综述》25点，《概要》47点，《地图集》122点），地图质量不断提升，也慢慢做了一些理论的总结。

相比起粤语来说，其他方言便存在诸多缺憾，只有粤东闽语有少数学位论文做过专题性的地理学研究，如吴芳的博士论文《粤东闽语-n、-ng韵尾的方言地理类型研究》（2009）调查了粤东5市160余个方言点阳声韵尾-n、-ng的共时现状，并归纳分合类型，做了较好的理论总结，绘制了山、臻、宕、江、曾、梗、通七摄-n、-ng分合类型图，-n尾韵母方言的地理分布图，阳声韵尾-n、-ng的音位分合图等多幅地图，在粤东闽语语音专题的地理学研究上具有示范意义。

另一篇值得一提的论文是邹珣的硕士论文《澄海方言咸深二摄闭口韵尾的地理分布研究》（2007），相比起吴文而言，论题较小，但论文有不少精彩之处，作者就咸、深两摄-m尾的存失与否，选取澄海区内17个重点点和若干一般点，进行深入调查，结合社会语言学的方法，检视老、中、青三代的差异，绘制了数幅详细的特征分布图，在调查方法上有所创新。

不过总体而言，闽语这方面的研究还有改进和提升的空间，主要表现为：（1）基础调查不够，这里是指以数据库形式储存的、条目对齐的语言资料；（2）规划缺乏前瞻性；（3）绘图方法落后；（4）后备力量不足（甘于恩 2010）。至于粤西闽语、客家话、土话，地理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更是需要奋起直追。

第二，对地理语言学的理论探索显得不够系统，欠缺深度。从事地理语言学的工作，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在田野调查上，因而有关学者相对较少对地理语言学的理论进行系统的思考。

张振兴先生在评论《广东粤方言地图集》时谈到：地图集“图形概括性不够，有的地方可能无意间夸大了广东粤方言的内部分歧。假设要依靠图形给某些语言特征绘制等语线时，可能会有很大困难。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选择的语言特征的概括性不够”[1] （P179），这些不足，显然跟项目主持人在地理语言学上的理论准备不充分有密切的关系，也跟研究团队穷于应付结项，较少就调查、绘图及图集体例等具体问题开展经常性的讨论，从而上升至理性认识，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理论的先行一步，会对地理语言学的实践产生良好的导引和修正作用；而经过地理语言学的实践，再来进行这方面的理论总结和反思，也将推动调查研究更加有效地开展。不断地进行理论探索和总结，这是中国地理语言学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动力之一，可以说对此如何强调也是不过分的。

（中国语言图）

第三，从事地理语言学研究，必须有宏观的调控能力，这种调控能力涉及对全局的统摄和安排。项目主持人对项目管理必须具备极强的统筹能力，包括项目的科学设计、项目目标（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的达成、人员之间的协调与科学分工、成本的核算与项目的实施，都是需要全盘考虑的因素。另外，项目主持人要有长远发展的眼光，在人才的培养、使用上避免短期行为。地理语言学对于人才有更高、更专业的要求，因此，人才规划这项工作一定要有前瞻性，否则临时组配人马，做出来的成品，必定有诸多缺陷甚至会误导他人。

以《广东粤方言地图集》来说，这种宏观的调控力还未臻理想境界。表现为项目设计不够科学，项目的扩展能力不强，成员调配的随机性较大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图的质量以及未来项目的拟设。今后开展类似大型的综合性项目,这方面一定要非常注意。

2.2  微观的不足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细节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1）调查手册条目的拟定，要反映大区方言的特色。我们开始时采用的是《汉语方言地图集》的语音、词汇调查条目，用来调查粤语，后来发现许多反映粤语语音特点的例字、特色词皆阙如，如粤语阴上、阳上大多有对立，如“妇”¹“府”，“柱”¹ “处”（处理），但是《汉语方言地图集》只选了“府”、“柱”，没有“妇”、“处”，体现不出同声韵字之间的调类差异，无法利用这些材料来设立图目。词汇的调查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2）调查时录音工作没有跟上，录音质量不佳。广东方言地图工作开始时并未强调录音，所以导致一些调查点没有录音材料，无法核实；即使有录音的方言点，由于环境素质欠佳，有些录音材料效果也不太好，价值不大。今后开展地理语言学调查，应该采用合适的录音软件，逐字逐词进行录音，务求建立高品质的音档。

（3）选取的发音人不够理想；调查质量参差不齐。整部地图集前后发音人选取标准不太统一，前严后宽，随着结项时间的临近，为了按时完成项目任务，只好在广州高校找了一些年轻的发音人，虽然调查时反复核实，但毕竟与实地调查还有差别，获取的语料在反映方言特性上有一定的“失真”，一些早期的语言信息有所丢失和磨损。这虽然是微观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宏观调控出问题而导致的。

（4）数据库建库时出现差错，数据无法使用或数据误录。原始数据必须经过技术处理，方可建成数据库。建库时如果没有严格的规范，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待和处理这些调查数据，就容易出错，导致数据无法使用或数据误录。采用出错或有问题的数据来绘图，绘成的特征图便包含了虚假的、错置的语言信息，后果十分严重。《广东粤方言地图集》就有这样的教训，如第20图“有无高平变调”反映的情况与事实完全不对应，就是由于数据没有与方言点对齐所致。因此，《地图集》如果要正式出版，还需要做过细的校对和修订工作。

此外，《地图集》还存在绘图规范不够细致，导致地图图例前后不一致以及前后图的体例协调不够的情形。这些问题有关学者已经指出，此处从略。

三、开展未来工作的几点建议

《广东粤方言地图集》是我国第一部省级的方言特征地图，由于它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得到众多学者的肯定与褒扬。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广东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只是取得初步的成果，切不可就此止步不前。与国外该领域的研究相比，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里提出几点，供学界和有关部门参考。

3.1 制订长期规划，促成《广东语言地图集》的立项

从决策层面看，有关方面在语言研究的总体布局上，对地理语言学没有足够的重视，也缺乏长期的、系统的规划。这样的结果就是学者各自为政，无法在整体上具有规模效应，形成良性的互动。而地理语言学最需要的，便是凭借学者之间的密切合作，组建一个高效运作的团队。要达到这一目标，单靠学者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可行性甚小。张振兴先生建议“在《广东粤方言地图集》出版之后，应该在原来团队的基础上，扩充力量，增加配置，加大投入，尽快编纂出版《广东语言地图集》和《粤方言地图集》，前者包括广东省境内的所有语言和方言，后者包括广西、海南等省区的粤方言。如果几个地图集都能编纂成功，不但将从总体上大幅提高广东语言学界，尤其是汉语方言学界的整体实力，同时也将大大提高广东在国内外竞争中的文化学术软实力。”[2] （P179）其言殷殷。可是，要到达这一愿景，没有决策部门的政策倾斜，难度是相当大的。

（中国汉语方言图）

3.2  继续开展大规模、大范围的方言调查

地图集以语言事实为本，没有语言材料，一切皆无从谈起。而且地图集对于语言材料的要求，从密度和精度而言，都要远高于传统的方言学。有了密度和精度都符合要求的语言材料，才谈得上建立完善的、可靠的方言数据库（包括语音数据库），进而绘制方言特征图。因此，惟有继续开展大规模、大范围的方言调查，广东的地理语言学才能到达新的高度，取得新的成果，舍此别无出路。

以笔者之见，目前大规模的方言调查，有两个区域要重点开展：一个是闽语区，包括粤东和粤西两大块，虽然有不少田野调查材料，可是基于数据库的调查材料却很缺乏，要组织人力、物力在这方面予以突破；另一个是客家话区，包括粤东、粤西和粤北三大块，以一个学校的力量独立完成调查有困难，若能调动三地地方院校的科研力量，分工合作，合理配置资源，达成目标亦并非无可能。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应该起到主干作用，带动全省科研力量的统合。

3.3 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手段，推动绘图工作的智能化和常规化

地理语言学获得的是“海量”的数据，对这些数据的处理和绘图工作的进行，都需要利用现代技术手段。目前国际上有多种语言技术处理软件，但主要是针对特定目的设计。做语言地图是一项综合性的技术，因此有效吸收国外先进的语言技术手段，开发适合国内语言地理学的平台，从而推动绘图工作的智能化和常规化，也是一个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的瓶颈问题。还有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如“如何利用色彩来表现不同的方言特征，如何把色彩和图例的表达更好地结合起来”[3] （P51），这些都需要过细地加以研讨。

不过，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无论计算机如何先进，毕竟还无法完全替代人脑的作用，特别是某些理念、创意的实施，人的作用仍然十分关键。目前软件平台主要还是对语料、数据进行机械性的分类、处理，将数据从抽象的形态转化为具象的形态（即地图形式），相关人员（尤其是主持人）具备清晰的逻辑思路，对项目的成败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广东省的汉语方言图）

3.4 开拓地理语言学的人才资源

就粤、闽方言的研究而言，现今已经出现有培养前途的后起之秀，可是由于教育体制和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这些后起之秀毕业后能够从事语言研究的屈指可数，能够从事方言田野调查的更是稀少，这不单是教育资源和人才的浪费，对于广东汉语方言研究亦是重大的损失。这就造成了方言研究后备力量的严重匮乏。当然，类似情况恐怕不独广东方言为然，李仲民谈到台湾方言研究的困局时指出了能够“持续从事语言调查、地理语言学研究的却寥寥可数”[4]（P19）这一现象，这恐怕也是目前方言研究的共性。要改变这种局面，除了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做强烈的呼吁外，还需要政府层面出台有关政策，对学术研究予以重视和扶持。

在现有条件下，为了推动广东地理语言学的发展，必须充分利用、调动现有方言人才的积极性，同时做好后备人才的培养工作，这可谓广东地理语言学持续向前发展的重要保证。

3.5 开展地理语言学的专题研究和交流

地理语言学技术性甚强，需要各方面专业人士密切配合。要倡导举行专题性的学术研讨会（如调查条目的拟定、调查数据的处理、图目的确定、图例的选用等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多做交流，互相学习；要研究如何实现调查数据的共享，以及分工合作的有序开展等重大问题。此外，除了综合性的语言特征图外，未来还要考虑编纂专题的语言地图和解释地图。

广东地理语言学前景光明、潜力巨大，蕴含着极其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需要有关部门以远见卓识适当地关注和扶持。我们建议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筹建广东地理语言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如地理语言学研究所），统筹全省的工作。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广东地理语言学一定可以发展壮大，成为广东语言学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中国语言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原载《暨南学报》2010年3期，作者甘于恩任职于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曾建生任职于广州航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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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 | 陈彩虹

审读 | 老    甘

责编 | 老    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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