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探论|王贵元：从出土文献看汉语词汇研究的问题与前景
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3期 第87-98页
从出土文献看汉语词汇研究的问题与前景
王贵元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从汉代出土文献看，“甑”“甗”的含义与汉代传世文献正好相反，这应是同时期材料使用不同时代的语言造成的。字词的逻辑含义往往需要综合多种用例概括，出土文献可以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使一些古代字词含义的解释更加准确。科学的汉语词汇发展史研究，首先应该找到词汇系统自然演化的各个阶段及其界限，而后进行断代系统及其递变的分析。词汇系统发展阶段与历史王朝时代并不一定契合，因而按历史王朝时代为界进行的所谓断代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词汇发展史的断代研究。传世文献由于体裁、数量等因素限制，基于其进行的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不得不笼统述说，如今出土文献已数量庞大，且形成了不间断序列，故而词汇发展史精细化的研究当是今后词汇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词汇 词义 出土文献 汉语词汇史
汉语词汇研究过去多是依据传世文献和古代训诂材料进行的。由于传世文献，特别是中古之前的传世文献存在数量较少、文体单一、多为书面语、经历代传抄难以保真等问题，而传统训诂材料又多属于随文释义性质，从而导致传统词汇研究在理论上多为笼统述说，于现象上理解和解释又存在诸多误差。20世纪70年代以后，战国、秦、两汉、魏晋简帛文献大量出土，铜器、石刻文献等也已集中整理出版，应当说词汇研究的材料基础已大为改观，但词汇研究延续传统者仍不在少数。本文主要以出土简牍文献为例，反观传统研究结论，从词汇的阶段差异与文献使用词汇的多样性、词语用例的补充与含义的概括、词汇发展史研究的突破三个方面，来揭示出土文献对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性。
一、 词汇的阶段差异与文体差异
汉语词汇具有系统性，但词汇系统是复杂的。从大的方面说，词汇系统有阶段性差异和地域、方言性差异：前一方面是词汇系统随时代、社会的发展而更新发展，反映的是历时的差异；后一方面一般是指共时状态下的空间差异。从小的方面说，即使是在同阶段同区域，由于有兼职兼类和过渡现象等存在，词汇系统也并非十分严谨和单纯。以上说的是词汇系统本身的差异。就反映词汇系统的材料而言，还有文本差异，即同时代的文献，其所用词汇不一定就是同时代的词汇。虽然以上所言应是词汇研究者皆知晓的道理，但在具体词汇研究中往往被忽略，这是需要注意的。下面所说的甗、甑二词即如此。
1. 甗、甑
甗、甑是古代蒸煮器名称，全器分上下两部分，下部置水，上部置食物，以蒸气蒸熟食物。依传统认识，“甗”指上下整器，“甑”指放食物的上器，放水的下器则早期为“鬲”，后期为“釜”。无论是专业著作、教材，还是辞书，都是这样释说的，比如重要辞书《辞源》、《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对此解释如下：
《辞源》：
甗，古炊器。以青铜或陶为之，分两层，上可蒸，下可煮。
甑，瓦制煮器。后世以竹木制者称蒸笼。字亦作
《汉语大词典》：
甗，古代一种炊器。以青铜或陶为之，分为两层，上部是透底的甑，下部是鬲，上可蒸，下可煮。外形上大下小。
甑，蒸食炊器。其底有孔，古用陶制，殷周时代有以青铜制，后多用木制。
《汉语大字典》：
甗，古代炊器。青铜制或陶制，上部是透底的甑，下部是鬲，中置一有孔的箅，也有上下部可分开的。
甑，蒸食炊器。古代的甑，底部有许多透蒸气的小孔，置于鬲或鍑上蒸煮，有如现代的蒸笼。
以上所引观点统一，都是“甗”指上下整套蒸煮器，“甑”指蒸器的上器。但是从汉代墓葬出土的简牍上，我们看到了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情况。汉墓竹简、木牍遣策是随葬品的记录清单，是当时语言的真实记录，往往可与随葬品相互印证。迄今为止出土的汉墓遣策中有两例“甑”的记录，分别是萧家草场26号汉墓遣策和凤凰山8号汉墓遣策：
(1) 甑一具。(萧家草场26号汉墓28号简)
(2) 甑二。(凤凰山8号汉墓121号简)
《萧家草场二六号汉墓发掘报告》说：“甗，一件。由上器甑、下器釜相套合而成……二八号简记‘甑一具’，当指甗的上器。”*按，遣策中没有下器的单独记录，一套器具怎么可能只记录上器不记录下器呢？报告显然是依据传统认识作出的解释。“具”作为量词，汉简遣策常见，义同“套”，“一具”即“一套”。如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243号简“疎比一具”，即梳和篦一套。尹湾6号汉墓13号木牍“手衣一具”，指手套一副。凤凰山八号墓遣策165号简“博、筭、綦、梮、博席一具”，“一具”即“一套”，云梦大坟头汉墓遣策“博一具”义同。所以，萧家草场26号汉墓的“甑一具”即“甑一套”，“甑”这一名称涵盖上器和下器，并非如报告所言甑只指上器。
图1 萧家草场26号汉墓出土的甑
据《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凤凰山8号墓出土一陶灶，灶上置两釜，釜上有甑(见下图)。*凤凰山8号墓遣策简120简是“灶一”，相邻的121简是“甑二”，未有“釜”等记录下器的文字，说明遣策“甑二”的“甑”是指上下一套器而言。
图2 凤凰山8号墓出土的二甑，位灶上
这说明，迄今为止发现的汉简遣策中的“甑”都是指上下成套器，与我们传统的研究结论相反。
迄今为止出土的汉墓遣策中有七例“甗”的记录，原文如下：
(3) 金鬲、甗各一。(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木牍)*
(4) 甗、鍑各一。(张家山247号汉墓31号简)
(5) 甗、囗各一。(凤凰山9号汉墓42号简)
(6) 甗一枚。(凤凰山167号汉墓46号简)
(7) 甗一。(凤凰山169号汉墓30号简)
(8) 瓦簪、甗，各钖涂。(马王堆1号汉墓222号简)*
(9) 瓦雍、甗一具。(马王堆3号汉墓297号简)
七例中，除(6)(7)凤凰山167、169号墓遣策简外，其他简“甗”与鬲、鍑、簪、雍等相配。如前所言，早期的古代蒸器下器是鬲，后期下器为釜。陈振裕就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说：“出土的一件铜釜也有四个矮足，正与《方言》郭注的‘三脚釜’相类似，当即木方所记的‘鬲’。《方言五》又曰：‘甑，自关而东谓之甗，或谓之赞。’所以木方所记的‘甗’，就是釜上的一件铜甑。”*陈说是正确的。
图3 云梦大坟头汉墓出土的甗
图4 云梦大坟头汉墓出土的釜
“鍑”，《说文·金部》：“鍑，釜大口者。”《方言》卷五：“釜，自关而西或谓之釜，或谓之鍑。”郭璞注：“鍑亦釜之总名。” 《急就篇》卷三：“铁鈇钻锥釜鍑鍪。” 颜师古注：“釜所以炊煮也。大者曰釜，小者曰鍑。”据此，鍑同釜，指下器。
“簪”，读为“鬵”，《说文·鬲部》：“鬵，大釜也。”簪也指下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中南边箱出土陶釜甑一套，有锡箔，即简文所记。”*
图5 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甗
图6 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簪
“雍”，对照满城汉墓出土的铜甗及铭文(详后)，也是指下器。
综上，七例中除例(5)字形不明外，例(3)(4)(8)(9) 四例中的“甗”皆是指上器。
下面看剩余的两例。据《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凤凰山169号墓出土“陶甑一”、“陶釜二”，*169号汉墓遣策简30是“甗一”，相邻的简32是“釜二口”，则“甗一”指报告所言的出土物“陶甑一”，*因而凤凰山169号汉墓的“甗”也指上器。
凤凰山167号汉墓遣策45号简：“釜一枚”，相邻的46号简：“甗一枚”，据《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出土“甑1”、“大小釜各1，实物多1”，*《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遣策考释》也于“简四十五釜一枚”下注“随葬明器陶釜二”，于“简四十六甗一枚”下注“随葬明器陶甑一”。*《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在介绍出土陶灶时说：“灶上二釜一甑，前后放置。”简报所附照片如下：
图7 凤凰山167号墓出土的甑
图中，灶上前部是一釜，后部是下釜上甑一套放置。因此，简文的“甗一枚”的“甗”有两种可能：一是指上甑下釜一套炊器，即包含简报所述实物多出的一个釜；另一种可能是只指上器。凤凰山167、169号墓都是西汉文景时期的墓葬，地域又相同，以169号墓“甗一”例之，当是后一种可能，即“甗”指上器。
为了进一步求证，我们查阅了汉代出土的其他文字材料。迄今为止，汉代铜器铭文中有“甑”“甗”名称的共有四例，含两件出土器和两件传世器。
据《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出土甗一套，有釜、甑、盆，盆是蒸器的盖。*
釜肩外侧刻铭文：
杨信家鏖复(鍑)，容一斗，并重三斤六两，五年奉主买邯郸，弟二。
甑口沿下刻铭文：
杨信家鏖甗，容一斗，并重三斤六两，五年奉主买邯郸，弟二。
也是甗指上器。
据《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满城汉墓出土蒸煮器一套，有釜、甑，并备有一盆。*釜的肩部刻有铭文：
御铜金雍甗一，容十斗，盆备。卅七年十月，赵献。
甑的口沿下鎏金带上刻有铭文：
御铜金雍甗、甑一具，盆备。卅七年十月，赵献。
盆的口沿下鎏金带上有镌刻和墨书铭文各一处，内容一致：
御铜金雍甗盆，容十斗。卅七年十月，赵献。
对比汉简，“雍甗”指蒸煮炊器上下器，“雍”为下器，“甗”为上器，加上后言的“盆备”，则三器俱全。“雍甗、甑一具，盆备”，则是以“甑一具”复指“雍甗”，加“盆备”，也是三器俱全。“雍甗盆”也是三器俱全。满城汉墓雍、甗、盆器形如下：
图8 满城汉墓出土雍甗盆
传世器中有“孝文庙甗鍑”和“平阳甗”，孝文庙甗鍑铭文如下：
渔阳郡孝文庙铜甗、鍑，重四斤七两。
平阳甗铭文如下：
平阳共鏖甗一，容二斗八升，重七斤六两。
图9 平阳甗
孝文庙甗鍑铭文“甗”“鍑”相对，“甗”为上器。平阳甗从附图看，无疑也是上器。
综上所述，从迄今为止出土的汉代简牍、铜器铭文等材料看，都是“甑”指上下成套器，而“甗”仅指上器。上述材料，地区涵盖今湖南、湖北、山西、陕西、北京等地，说明并非是区域性、方言性称谓。
但是在汉代传世文献中“甑”皆指上器，如：
《史记·项羽本纪》：
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
《汉书·陈胜项籍传》：
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舡，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视士必死，无还心。
《淮南子·泰族训》：
太王亶父处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负釜甑，踰梁山而国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
那么，传世文献中的“釜甑”的“甑”是不是指成套蒸器？我们认为可能性不大。原因一是缺乏历史依据。如果汉代文献是这一词义，历代训诂家不可能只字不提，如宋代王昭禹《周礼详解》：“甗，先儒谓无底甑，鬲献其气，甗能受焉。甑有底而为七穿，所以达气也……鬲用以烹煮，所以通水火之气也，甑则加于上焉，甑以通火气而熟物，故其底为七穿。”二是不符合现实。蒸器的下器是可以同时单用于煮食的，现在的北方农村地区仍是这样，煮食、炒食时单用，蒸食时用于下器。上述汉代文献讲的都是一般士兵和一般百姓，试想那时的用器应更简陋。凤凰山汉墓也有灶上只有陶釜者，可以说明陶釜既可单用，也可作为下器使用。
图10 凤凰山9号汉墓出土的陶釜
蒸器甗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出现，商代至汉代流行，西周晚期以前，基本为上下合体，春秋以后则多为上下分体套装式。查商代至战国铜器铭文，属于蒸器的铭文中西周和春秋有自名，皆名为“甗”，字作“献”，无有自名“甑”者，如：
1993年山西曲沃县曲村镇北赵村晋侯墓地出土一件西周晚期铜甗，上器内壁铸铭文15字：
叔钊父乍(作)柏姞宝献(甗)，子子孙孙永宝用。
图11 西周晚期叔钊父甗
1977年山东曲阜鲁国故城望父台春秋墓出土一件春秋早期铜甗，上器内壁铸铭文18字：
鲁中(仲)齐乍(作)旅献(甗)，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
图12 春秋早期鲁仲齐甗
《周礼·考工记·陶人》：“陶人为甗，实二鬴，厚半寸，唇寸。盆实二鬴，厚半寸，唇寸。甑实二鬴，厚半寸，唇寸，七穿。鬲实五
我们认为，甑、甗名实的变化起始于蒸器的分体铸造。甗无底则必须用箅，《说文·竹部》：“箅，蔽也。所以蔽甑底。” 甑有有孔的底，不必用箅，直接和下器套合在一起，故其名更易向整套器名发展。甗必用箅，使其与下器分隔，故其名更易单指上器，包括有底和无底。
图13 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簪甗，底有五孔
由此可以推断，甑、甗名实的变化可能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献(甗)(整套)
甗(上器无底)、甑(上器有底)、釜甑(整套)
甗(上器)、甑(整套)
从出土青铜器自名可知，第一阶段是春秋以前。战国时期的《孟子》有“釜甑”用语，《孟子·滕文公上》：“‘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 结合《周礼》的记载，*第二阶段是战国时期，第三阶段是秦汉时期。
由此看来，《史记》《汉书》等汉代传世文献中的“釜甑”一词非汉代语言，乃是战国语言的沿用。洪诚先生曾撰《关于汉语史材料运用的问题》，论述史书保存前代语言的现象，但他认为这种现象只存在于晋以后，说：“晋以后的人写史书和写历史小说不同，写历史小说，作者可以完全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故事的内容；修史书，一般是利用原有的史料，作者用文言文把它串联组织起来，其中有旧史文，有作者的仿古文言文。” 又说：“王力先生规定的原则，*只适用于《史记》《汉书》《三国演义》等书，不适用于范晔的《后汉书》、唐代修撰的《晋书》；只适用于著者用自己的语言记述的史料，不适用于著者编撰的史料。”透过上述出土文献的考证，可以发现，即使是晋以前，文献使用前代语言的现象也是存在的。
二、 词语用例的补充与含义的准确概括
字词的准确含义，或者说逻辑含义往往需要综合多种用例而概括。传世文献由于数量有限，文体单一，有时难以获得全面的信息；而传统的注疏等训诂材料，除注疏者由于时代相隔而误释外，对字词的解释往往有特定的背景，多是针对特定的文章和具体的语句做出的，属于随文释义。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对古代一些字词含义的理解和解释往往存在误差。如“大车”等词的解释即是如此。
1. 大车
《辞源》“大车”条：
古时指大夫所乘坐的牛车。《易·大有》：“大车以载。”疏：“大车，谓牛车也。”《诗·王风·大车》：“大车槛槛，毳衣如菼。”笺：* “大车，大夫之车。”
《汉语大词典》“大车”条：
古代乘用的牛车。亦特指大夫所乘之车。《诗·王风·大车》：“大车槛槛，毳衣如菼。”毛传：“大车，大夫之车。”《论语·为政》：“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何晏《集解》引包咸曰：“大车，牛车……小车，驷马车。”
上述两本辞典对“大车”的释义显然是依据《毛传》、孔颖达《疏》和何晏《集解》作出的，从出土文献看，其解释存在重大误差。迄今为止，出土的汉代简牍遣策中有三个“大车”用例：
(10) 大车一乘，驾六马。(马王堆3号汉墓61号简)
(11) 大车一乘，驾四马。(马王堆3号汉墓64号简)
(12) 大车、轺车各一，有盖。(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木牍)
从马王堆3号汉墓遣策看，大车与牛无关；同时，马王堆三号墓是侯王级别的墓，也与大夫用车无关。云梦大坟头西汉墓木牍“大车、轺车各一，有盖”，其下是：
(13) 黑马二。
白马五。
黄马一。
显然大车也是配马，而与牛无关。
在睡虎地秦简和西北汉简中，大车确实是多与牛相配，如：
(14) 官府叚(假)公交车牛者□□□叚(假)人所。或私用公交车牛，及叚(假)人食牛不善，牛訾(胔)；不攻闲车，车空失，大车轱盭；及不芥(介)车，车蕃(藩)盖强折列(裂)，其主车牛者及吏、官长皆有罪。(《睡虎地秦简·司空》)
(15) 官长及吏以公交车牛禀其月食及公牛乘马之禀，可殹(也)。官有金钱者自为买脂、胶，毋(无)金钱者乃月为言脂、胶，期。为铁攻(工)，以攻公大车。(《睡虎地秦简·司空》)
(16) 牛大小八头，大车一两，皆与大卿，令为子息之。(居延新简22.341)
(17) 訾产，诩、宗各有大车一两，用牛各一头。(居延新简22.657)
(18) 大车一两，用牛各一头。(居延新简22.752)
肩水金关汉简73EJT1:45:
(19) 牛一，青，特。
大车一两。
肩水金关汉简73EJT5:61:
(20) 大元郡中都县阴角里陶史：
大车一两。
黄犗牛一。
肩水金关汉简73EJT5:64:
(21) 隧长转关中夫持马四匹，畜牛八，用牛一，轺车一乘，牛车一两。
肩水金关汉简73EJT6:41A:
(22) 后起隧长逢尊妻居延广地里逢廉年卅五
广地 子小女君曼年十一岁 大车一两。
葆聟居延龙起里王都年廿二 用马二匹。
用牛二。
肩水金关汉简73EJT7:111:
(23) 宿里高君至 大车二两。
用牛四。
用马一匹。
肩水金关汉简73EJT8:84:
(24) 茂陵修获里宋殷年卅 大车一两。
牛二。
但是，其中的牛车是用于载物，而非乘人，所以，牛车的量词多是“两”，而乘人的车的量词多为“乘”，因为量词“乘”来源于乘坐的“乘”。如上引肩水金关汉简73EJT5:64:
“轺车一乘，牛车一两。”牛车载物的记载如：
(25) 男子，字游，为丽戎聟。以牛车就载，藉田仓为事。(居延新简43.92)
(26) 发牛车各载一百
(27) 牛车不载谷，诣官具对。光叩死罪死罪。(居延汉简324.10)
(28) 出牛车转绢，如牒，毋失期信。(敦煌汉简1383)
所以，《辞源》《汉语大词典》“乘用的牛车”、“大夫所乘之车”等，皆不是“大车”的逻辑词义。马王堆3号汉墓遣策简记大车驾六马、四马，显然不会是小车。我们认为“大车”的本来意义应是大型车，指车型宽大的车，“大”乃大小之“大”。载物的牛车相比于大多数日常乘人车而言，车型要大得多，所以牛车也可称大车。实际上当牛车称大车时，还是由于其车型大，而不是因为其是牛拉还是马拉。东汉末年以后，由于马匹的缺乏，人乘牛车开始流行。从魏晋南北朝出土的牛车看，多仅坐一人，车型不大，已不太用“大车”称谓。所以大车的逻辑词义应是“大型车，也特指载物的牛车”。
2. 安车
对于“安车”，《辞源》和《汉语大词典》是这样解释的：
《辞源》：
用一马拉之可以坐乘的小车。
《汉语大词典》：
古代可以坐乘的小车。
两本辞书之释义应来源于古注疏。《礼记·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 郑玄注：“安车，坐乘，若今之小车也。”孔颖达疏：“古者乘四马之车，立乘。此臣既老，故乘一马小车，坐乘也。”《释名·释车》：“安车，盖卑，今吏所乘小车也。”
迄今为止，出土的汉代简牍遣策中有两个“安车”用例：
(29) 安车一乘，驾六马。(马王堆3号汉墓60号简)
(30) 案车一乘，马四匹，有盖，御一人，大奴。(凤凰山168号汉墓1号简)
“案车”即“安车”。从竹简遣策看，驾六马或四马，其车不一定小，则安车重在安坐，而不在大小。秦始皇陵出土的二号铜马车金属辔绳末端有“安车第一”文字，即是“安车”，车形即很大。车身分御室和乘室，乘室前部和左右两侧有三个车窗，后部为车门，门窗都可以灵活启闭，窗上的小孔可以调节空气和瞭望。车顶有椭圆形伞状车盖。车长3.17米，高1.06米。
前引《礼记》注疏，郑笺“若今之小车也”，犹可理解为和现在的小车一样，都是坐乘。到孔疏演绎为“一马小车”，则误矣。汉代的安车多驾驷马，为尊贵身份的象征，如《史记·儒林列传》：“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 《汉书·儒林传》：“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汉书·彭宣传》：“使光禄大夫曼赐将军黄金五十斤、安车驷马。” 既如此，车身窄小的可能性不大。
其实清代学者已指出过孔疏的疏漏，只是未被重视，俞正燮说：
《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不得谢，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注云：“安车，坐乘，若今小车。”正义云：“四马之车立乘，一马之车坐乘。”按妇人之车坐乘，亦有御，所谓进左手，后右手，不必是小车……又，以郑注“小车”为一马车，亦非也。《尚书大传》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得命，然后得乘饰车骈马；未有命者，大车单马。”则大夫不乘单马车明矣。*
3. 豎
迄今为止，出土的汉代简牍遣策中有六个“豎”用例：
(31) 大奴甲，车豎。(凤凰山8号汉墓41号简)
(32) 牛车一两，豎一人，大奴。(凤凰山168号汉墓9号简)
(33) 马豎五十人，衣布。(马王堆3号汉墓41号简)
(34) 甾车一乘，牛一，豎一人。(马王堆3号汉墓71号简)
(35) 牛、牛车各十，豎十人。(马王堆3号汉墓72号简)
(36) 右方车十乘，马五十匹，附马二匹，骑九十八匹，甾车一两，牛车十两，牛十一，豎十一人。(马王堆3号汉墓73号简)
马王堆三号墓遣策的“豎”，原释文皆作“竖”，此字原形如下，是“豎”字。
彭浩说：
“豎”字在此似借作仆字，两字音近可通假。仆则可释作御(御车)。《左传》文公十八年：“而使歜仆。”杜预注：“仆，御也。”《诗·出车》：“台彼仆夫。”毛传：“御夫也。”九号墓也有一简：“大奴周牛仆操囗。”“牛仆”是牛车的御者，在前面列举的简中则称作“豎”，可证仆、豎二字音义相通。据此，八号墓和一六八号墓的“豎”是指牛车的御者。*
按，凤凰山八号汉墓遣策相邻简排列如下：
简36：轺车一乘，盖一。
简37：豹首车絪。
简38：马二匹。
简39：大奴贤，御。
简40：大奴坚，从车。
简41：大奴甲，车豎。
整体看，八号墓遣策的“豎”是马车豎而非牛车豎，马王堆三号汉墓也言“马豎五十人”，是则“豎”不一定唯指牛车。其次，大奴贤为御者，则“大奴甲，车豎”定非御者。“豎”应指打理马车、牛车及马牛的人。
《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1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注释：“竖(当作豎)，未成年男仆。马竖即马童。”《汉语大词典》“豎”下有“童子，未成年的人”、“僮仆，家中供役使的未成年人”、“宫中供役使的小臣”等义项，皆是未成年人，不符合简文。凤凰山八号汉墓和一六八号汉墓遣策皆言“豎”为大奴，大奴汉简常见，为成年男子，所以包括马王堆三号汉墓在内，汉简“豎”是成年男仆，负责打理车及驾车马牛。这也说明传世文献中的“豎”不一定就是未成年人。
4. 附马
《汉语大词典》对“附马”是这样解释的：
副车之马；驾辕之外的马。
迄今为止，出土的汉代简牍遣策中有四个“附马”用例：
(37) 附马二匹。(马王堆3号汉墓67号简)
(38) 胡人一人，操弓矢、赎观，牵附马一匹。(马王堆3号汉墓68号简)
(39) 胡骑二匹，匹一人，其一人操附马。(马王堆3号汉墓69号简)
(40) 右方车十乘，马五十匹，附马二匹，骑九十八匹，甾车一两，牛车十两，牛十一，豎十一人。(马王堆3号汉墓73号简)
“附”，《说文》作“驸”，《说文·马部》:“驸，副马也。从马，付声。”段玉裁注:“副者，贰也。《汉百官公卿表》：‘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驸马都尉掌驸马，皆武帝初置。’师古曰:‘驸，副马也，非正驾车皆为副马。’”《汉语大词典》所释大概源于颜师古注。但从遣策“胡骑二匹，匹一人，其一人操附马”看，附马指坐骑的备用马，与驾车无关。所以附马仅指备用马，可能包含坐骑和驾车在内。其实《说文》只言“副马也”，也未言驾车与否，颜师古注仅是随文释义，非逻辑含义。
三、 词汇发展史研究已具备进一步细化的条件
科学的汉语词汇发展史研究，首先应该找到词汇系统自然演化的各个阶段及其界限，而后进行断代系统及其递变的分析。迄今为止，无论是汉语史还是汉语词汇史，其分期的研究仍处于讨论过程中，尚无定论。汉语史的分期应综合考虑语音、词汇、语法等多方面因素，但语音史、词汇史和语法史则不一定同步，故这里只讨论汉语词汇发展史的分期问题。关于汉语词汇史分期问题，潘允中在《汉语词汇史概要》中分为四个时期：从殷周至秦为上古期，西汉至唐为中古期，晚唐至19世纪鸦片战争后为近代期，“五四运动”至今为现代期。*史存直在《汉语词汇史纲要》中分为五个阶段：甲骨文时代，周秦时代，汉魏六朝时代，隋唐宋时代，元明清时代。*徐朝华在《上古汉语词汇史》中分上古汉语词汇史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上古前期是殷商时期到春秋中期，上古中期是春秋后期到战国末期，上古后期是秦汉时期。*管锡华在《古汉语词汇研究导论》中说：“目前，在没有一个现成可依的古汉语词汇史分期的情况下，本讲义采取折衷汉语史的办法：以五四为分界线把汉语词汇史划分为‘古代汉语词汇’和‘现代汉语词汇’，五四前统称为‘古代汉语词汇’，与五四后‘现代汉语词汇’相对。古代汉语词汇内部的分期是：西汉以前为‘上古汉语词汇’，东汉至隋唐为‘中古汉语词汇’，晚唐五代至五四为‘近代汉语词汇’。”*王云路在《中古汉语词汇史》中说：“我们认为，‘中古汉语’不妨暂定为东汉魏晋南北朝隋，秦和西汉可以看作是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过渡时期，初唐、中唐可以看作是从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过渡时期。”*徐时仪在《近代汉语词汇学》中说：“按照古白话由微而显、由始附属于文言到终于取而代之的发展线索分为露头、发展、成熟三个时期，即秦汉到唐的早期白话(白话挤入书面语)、唐到明的中期白话(白话书面语系统形成)和明到清的晚期白话(白话与文言并存)。”*由此可见，汉语词汇史的分期不仅没有统一结论，而且差异较大。词汇系统发展阶段与历史王朝时代并不一定契合，所以按历史王朝时代为界进行的所谓分期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词汇发展史的分期研究，依据专书词汇的研究就更是点的研究而非段的研究了。此前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基本上依据的是传世文献，我们认为，这是汉语词汇史研究难以深入和统一的重要原因。现存中古之前的传世文献有如下特征：其一,多为史论体，文体单一；其二，多为书面语，不能全面反映口语字词变化；其三，经历代传抄，难以保持时代原貌；其四，数量较少。因此，基于传世文献的汉语词汇史研究不得不笼统述说，很难精细化。如今，出土文献已数量庞大，且形成了不间断序列，所以词汇发展史精细化的研究当是今后努力的方向。下面略举数例以示：
1. “種”与“穜”
“種”与“穜”有历史替代关系，这是我们早已知道的。但是何时发生的变化？也就是变化的节点在哪里？出土文献有明确的答案。《说文·禾部》：“種，先穜后孰也。从禾，重声。”《说文·禾部》：“穜，埶也。从禾，童声。”埶即播种。“種”本指先种后熟的庄稼，“穜”本指播种。后期字书如《玉篇》《广韵》《集韵》等二字释义多互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穜”下：“《丮部》曰‘埶，穜也。’小篆埶为穜，之用切。種为先穜后孰，直容切。而隶书互易之，详张氏《五经文字》。種者以谷播于土，因之名谷可種者曰種，凡物可種者皆曰種。”王念孙《广雅疏证》“穜”下：“经传皆作種。” 隶书横跨战国至三国魏晋，所以段氏“隶书互易之”仍嫌笼统。查战国末至秦代出土文献，“穜”未有替代为“種”之例，如：
(41) 穜：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亩一斗，黍、荅亩大半斗，叔(菽)亩半斗。利田畴，其有不尽此数者，可殹(也)。其有本者，称议穜之。(《睡虎地秦简·仓律》)
(42) 县遗麦以为穜用者，殽禾以臧(藏)之。(《睡虎地秦简·仓律》)
(43) 居赀赎责(债)者归田农，穜时、治苗时各二旬。(《睡虎地秦简·司空律》)
(44) 禾忌日，稷龙寅、秫丑。稻亥，麦子，菽、荅卯，麻辰，葵癸亥，各常□忌，不可穜之及初获出入之。辛卯不可以初获禾。(《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
(45) 五穜忌，丙及寅禾，甲及子麦，乙巳及丑黍，辰麻，卯及戌叔(菽)，亥稻，不可以始穜及获赏(尝)，其岁或弗食。(《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
(46) 五谷良日，己□□□□出穜及鼠(予)人。壬辰乙巳，不可以鼠(予)。子，亦勿以穜。(《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
(47) 五穜忌日，丙及寅禾，甲及子麦，乙巳及丑黍，辰麻，卯及戌叔(菽)，亥稻，不可以始穜获、始赏(尝)，其。岁或弗食。凡有入殹(也)，必以岁后；有出殹(也)，必以岁前。(《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
(48) 黔首或始穜即故出。(龙岗秦简176号简)
(49) 贷穜食弗请。(岳麓书院藏秦简77号简正)
(50) 到明出穜，即囗邑最富者，与皆出穜。即已，禹步三，出穜所，曰：“臣非异也，农夫事也。” (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349、350号简)
(51) 取户旁腏黍，裹臧(藏)到穜禾时，燔冶，以殽穜。穜，令禾毋阆(稂)。(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354号简)
汉代出土简牍全部用例如下：
(52) 大荠穜一斗，卅五。凡直七千三百五十二。
戎介穜一半，直十五。□钱五千五百。(居延汉简262.34)
(53) 穜田作，必毋后时。(居延新简53·158B)
(54) □黄穜，小石廿五石。●凡穜小石卌三石。
临渠官穜簿：□□沙穜，小石三石。
□□，小石十五石。(居延新简56·29)
(55) 葵穜五斗，布
(60) 赖穜三斗，布囊一。(马王堆1号汉墓149号简)
(61)
(62) 麻穜一石，布囊一。(马王堆1号汉墓151号简)
(63) 五穜十囊，盛一石五斗。(马王堆1号汉墓152号简)
(64) 右方穜五牒，布囊十四。(马王堆1号汉墓153号简)
(65) 麻穜一石，布囊一。(马王堆3号汉墓200号简)
(66) 葵穜五斗，布囊。(马王堆3号汉墓201号简)
(67) 赖穜五斗，布囊。(马王堆3号汉墓202号简)
(68)
(69) 五穜五斗，囊各盛三石，其三石
(70) 仓穜及米厨物五十八囊。(罗泊湾1号汉墓木牍背第1栏)
(71) 五種橐。(邗江胡场5号汉墓木牍)
上例中“種”“穜”皆为种子义，只有邗江胡场五号汉墓作“種”。居延简多为武帝前材料，马王堆汉墓和罗泊湾汉墓墓葬时代皆是西汉早期，邗江胡场5号汉墓墓葬时代是西汉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由此我们可以确定，以“種”代“穜”始于西汉后期。
2. “常”与“裳”
《说文·巾部》：“常，下帬也。从巾，尚声。裳，常或从衣。” 《说文》标“常”“裳”为异体字。查出土文献，战国末至秦皆用“常”，如：
(72) 秀日，利以起大事。大祭，吉。寇〈冠〉、制车、折衣常、服带吉。生子吉，弟凶。(《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
(73) 秀，是胃(谓)重光，利野战，必得侯王。以生子，既美且长，有贤等。利见人及畜畜生。可取妇、家(嫁)女、制衣常。(《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
(74) 【轸】，囗乘车马、衣常。取妻，吉。以生子，必驾。可入货。(《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
(75) 则光门，其主昌，柁衣常，十六岁弗更，乃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
(76) 丁酉裚衣常，以西有(又)以东行，以坐而饮酉(酒)，矢兵不入于身，身不伤。(《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
(77) 盖绝纪之日，利以裚(制)衣常、说孟(盟)诈(诅)。(《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
(78) 轸，乘车、衣常、取妻，吉。(《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
(79) 凡五丑，利以裚(制)衣。丁丑在亢，裚(制)衣常，丁巳衣之，必敝。(《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
(80) 壬辰生，必善医，衣常。(《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
汉代简牍有如下用例：
(81) 素常二。(马王堆3号汉墓374号简)
(82) 缇襌便常一。(马王堆3号汉墓405号简)
(83) 下常一。(尹湾6号汉墓木牍12反)
(84) 丸下常一。(尹湾6号汉墓木牍12反)
(85) 襌裳一领。(胥浦101号汉墓木牍)
(86) 复裳二领。(胥浦101号汉墓木牍)
上述简牍中只有胥浦101号汉墓木牍用“裳”。尹湾6号汉墓墓葬时代上限是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胥浦101号汉墓墓葬时代是西汉末期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由此我们可以确定，“裳”当是改“巾”旁为“衣”旁生成的后出字，其替代“常”始于西汉晚期。
3. “合”与“袷”
《说文·衣部》：“袷，衣无絮。从衣，合声。”《急就篇》：“襜褕袷复褶袴裈。”颜师古注：“衣裳施里曰袷，禇之以绵曰复。”《汉书·匈奴传》：“服繍袷绮衣、长襦、锦袍各一。”颜师古注曰：“袷者，衣无絮也。”“袷”为表里双层而无絮的衣。衣表、里相合，故也用“合”。汉代简牍用例如下：
(87) 青绮禅合衣，素掾。(马王堆3号汉墓350号简)
(88) 生绮禅合衣一，素掾。(马王堆3号汉墓357号简)
(89) 连絑合衣幭一。(马王堆3号汉墓358号简)
(90) 霜丸合衣一领。(尹湾2号汉墓木牍1正)
(91) 缥丸合衣一领。(尹湾6号汉墓木牍12正)
(92) 雪丸合衣，出□绛(绔)繟上襌衣各一领。(侍其
(93) 枝縠合衣、缕上襌各一。(侍其
(94) 缥丸合衣一领。(西郭宝汉墓木牍甲)
(95) 相谷合衣一领。(西郭宝汉墓木牍甲)
(96) □黄冰合衣一领。(西郭宝汉墓木牍甲)
(97) 绿袷一领。(胥浦101汉墓木牍)
上述简牍中只有胥浦101号汉墓木牍用“袷”，余皆用“合”。马王堆汉墓墓葬时代皆是西汉早期，尹湾6号汉墓墓葬时代上限是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胥浦101号汉墓墓葬时代是西汉末期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由此我们可以确定，“袷”当是“合”的基础上增“衣”旁而生成的后出字，其替代“合”始于西汉晚期。
以上各例表明的是词汇的合并与派生，其时间皆在西汉后期，这是否说明西汉后期是汉语词汇系统发展的阶段性节点？当然仅据上述材料还只能说是一种猜想。真正的结论需要综合词汇系统变化的各个方面得出，且以上例证也不一定能全面反映真实情况。但是，上述材料和分析，至少为我们展示了借助出土文献对汉语词汇系统精细化研究的前景。
[作者简介] 王贵元，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秦汉六朝字形专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3AZD050)、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字发展史”(项目批准号：15ZDA12)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转自“汉语史与文献学微刊”公众号）
本期编辑：和树美
本期审读：李林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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