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探论丨孔远志：从闽南方言借词看中国与印尼、马来西亚的文化交流[转发]

本文转自“艾孚语言中心”公众号

孔远志

　　国际学术界把印度尼西亚语、马来西亚语以及文莱、新加坡的现代马来语统称为马来语。当今世界上使用马来语的人数约2.5亿，仅次于使用汉语、英语和印地语的人数。1961年起本人在北京大学从事马来语教学。40余年来，我多次访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并到闽南就印尼语、马来语中闽南方言借词问题进行考察，并查阅了八本印尼语、马来语词典①中的汉语借词，阅读了若干有关的中外论文和资料。1986年本人将初步研究成果写成论文《马来语、印尼语中汉语（特别是闽南方言）借词研究》（英文）呈导师德欧（A. Teeuw）教授。德欧教授是国际上享有盛名的荷兰研究马来语言、文学的学者。他在书面评论（1986-6-9）中称：“这篇论文作出了一个独创的、富有革新精神的贡献。”这是一篇“体现国际水平成果的论文”。后该论文刊载在荷兰莱顿大学《语言、地理和人类学皇家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本人撰写的《马来语中的汉语借词》（借词表），发表于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语文月刊》，（1993年第8-9期连载）。就闽南方言借词看，也可证明闽南人民为促进中国与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宝贵的贡献。现就上述问题谈谈本人的粗浅看法，请大家指教。

一、印尼语和马来语中的汉语借词主要是闽南方言借词

表（1）

　从表（1）中可看出马来语中有大量汉语借词。

表（2）

　　表（2）中所指的汉语借词，是指八部词典中至少有一部词典注明是汉语借词。

　　从八本马来语词典中，我们查出汉语借词511个，其中闽南方言借词至少有456个，占全部汉语借词的89.2％。

　　如果将印尼语、马来语的报刊、文艺作品和词典中的汉语借词加起来，至少有1046个。请看表（3）：

表（3）

      为什么印尼语和马来语词典收录的汉语借词中，闽南方言借词占多数呢？这是有它的历史、社会等原因的。

　　第一，近几百年来，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华侨、华人中闽南人占相当大的数量。

　　中国人民和印尼、马来西亚人民之间的往来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荷兰考古学家德·弗玲斯研究印尼出土的中国陶磁器得出结论，认为远在2000年前中国人已漂洋过海踏上印尼国土，有的可能已在万丹定居下来。②而福建省地处沿海，泉州又是历来我国对外通商的重要港口，1000多年前，就有福建人定居海外。据文献记载，早在东汉时，福建就有人“流移至澶州的”。③澶州即现在的菲律宾群岛。荷兰学者莱格尔盖尔格尔在他的《爪哇土地和民族》一书中指出，约在9世纪至10世纪时，就有福建人来到印尼。④唐代，在泉州就设立了“市舶司”，成为华南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

　　元朝以后，去印尼和马来西亚的福建人与日俱增。据考察，“闽侨之南来东印度也，较粤侨为早。元世祖遣史弼南征爪哇时，子弟兵多属闽南籍。后落居爪哇者颇多，繁殖也盛。”⑤据周致中《异域志》称，在元朝，去爪哇的中国海商“往来不绝”。在明代，出海的闽南人更多。许孚远的《疏通海禁疏》中指出：“……看得东南滨海之地，以贩海为生，其来已久，而闽为甚。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非市舶无以助衣食，其民恬波涛而轻生死，亦其习使然，而漳为甚。……然民情趋利，如水赴壑，决之甚易、塞之甚难。”⑥徐学聚也在他的《初报红毛番疏》一文中说：“大抵闽省纪纲大坏，人人思乱，在在可虞。漳、泉亡命，黩货无餍”。⑦这反映了在封建统治者压榨下，加上福建山多地少，福建人大批出海谋生的历史状况。

　　闽南人口外流最严重的时期是在清代。农民起义失败是其重要原因之一。郑成功由于金陵一败，退踞台湾。拥戴郑成功的我国东南沿海一带便惨遭迫害，故有“老弱填沟壑，壮者散四方”之说。⑧福建人民参加抗清组织“小刀会”、“天地会”等，也遭清政府镇压。当时清政府的意向是对这些反抗者“赶尽杀绝”。⑨这使上述反清者及其家属被迫通往印尼、马来西亚等地。18世纪70年代，闽浙总督高其倬等向雍正皇帝上奏称：“出洋之人大约闽省居十之六七，粤省与江浙等省居十之三四”。⑩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大批破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无以为生，被迫远渡重洋，去外谋生。在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人数急剧上升，以印尼华侨、华人人数为例，据统计：

　　1860年　　221，438人
　　1870年　　259，560人
　　1880年　　343，793人
　　1890年　　461，083人

　　至20世纪，其增长速度更快。1920年达80万人，1930年则增至120万人。⑾

　　在这些出洋谋生者中，闽南人占很大比重。闽南有一首歌谣唱道：“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离泉州不远的永春县，当时户口只有10万出头，“永春人民为逃避敲诈勒索，被迫搬往南洋者达一万人以上”。⑿地处半山区的永春尚有十分之一的居民逃往南洋，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的福建，当时被迫出海谋生者之多是可以想象的了。

　　20世纪后，在东印度（即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印尼），华侨、华人中福建人最多。据1947年出版的《东印度与华侨经济发展史》记载，“今日东印度由祖国南来之华侨，其百分比中，若以籍而论，以闽籍为最，占百分之四十六，客籍占百分之十七。广肇籍占百分之十，潮州籍占百分之八，其他占百分之十九。”⒀

　　近百年来，同样有大批福建人去马来西亚。据刘继宣、束世澄合著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载：“马来华侨中以闽人为最多，而潮州人，广东人（指用广州话者）次之，外省人殊不多睹……至于土生华侨，其习尚则依其乡风，兼杂以马来俗……操马来语，半杂闽语。”⒁这里说的“闽语”，一般指闽南方言。关于这一点，（英）V·珀塞尔在《东南亚的华人》一书中也指出，闽南人是最早到达印度尼西亚，特别是到达爪哇的华侨移民。他还说，福建人是马来西亚的开拓者，马来西亚的华人中以福建人为最多。⒂

　　20世纪后，在马来西亚，也是闽南人占华侨、华人总数之首。据1949年10月10日《星洲日报》公布的统计数字，⒃1947年马来西亚华侨、华人中：

　　闽南　　827、411人
　　广府　　641、407人
　　客家　　437、407人
　　潮州　　364、232人
　　其他　　（略）

　　马来西亚学者赵国尚（音译自Teo Kok Seong）指出，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和槟城以及新加坡的土生华人基本上是福建籍的。上述土生华人的马来语在词序上受到闽南方言的影响。⒄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近百年来，去印尼、马来西亚的中国人中，闽南人占相当大的数量。

　　第二，闽南籍华侨多半是侨生，与当地人民的关系更为密切。

　　据20世纪40年代的记载，在东印度的华侨中，侨生（即在当地出生的华侨）约占60％，新客（即刚从中国去的华侨）约占40％。丘守愚《东印度与华侨经济发展史》中还写道，“在侨生中以漳泉籍侨胞为最多，十人中有八人为侨生。”这里所说的漳泉籍侨胞，即指原籍在闽南漳州、泉州一带的华侨。这是因为“漳泉籍之侨胞，至南洋谋生后，常数年或十年、数十年或一生不返”。他们“不常归国”，“易于使其子弟同化于印度尼西亚人”。

　　又据统计，1930年印尼的华侨中，78％的福建籍华侨出生在印尼，相反，60％的广东籍和潮州籍华侨，出生在中国。⒅换言之，当时在印尼的广东籍和潮州籍华侨，出生在印尼的最多占40％。比福建籍华侨少得多。

　　第三，闽南籍华侨经济力量较大，与当地人民的生活的联系更广泛、更深入。

　　据20世纪50年代的资料，“占印尼人口总数2.2％的亚洲籍侨民，约占印尼国民收入的20％，其中又以华侨占了绝大百分比……有几种行业，绝大部分是华侨经营的，如亚弄商（小零售商），华侨经营的占80％……”。⒆

　　我们知道，小零售商与印尼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而闽南籍华侨在经商方面，有个显著的特点，即他们通常把经商所获的利润，除少部分寄回家乡外，其余则用于扩大在当地的经营，“故其商业，愈久而愈大”。而“广肇籍或嘉应籍之侨胞则不然，常数年返或巨富后必返”，“又常汇款回国”，因此，“粤籍侨胞之资产，远不如闽侨之多”。⒇ 

　　由于闽侨在当地商业中经济力量较强，经营的范围又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他们与印尼人民的交往也更为密切。

　　闽侨强大的经济力量也反映在他们的政治地位上，荷兰殖民统治时期担任历届甲必丹（Kapitan）、雷珍兰（Letnan）和马腰（Mayor）等华侨首领的，几乎都是闽南人，如苏鸣岗（Soe Beng Kong）、许金安（Khouw Kim An）等等。1848年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说：“噶罗巴（指现在的爪哇。--引者），漳泉之人最多，有数世不回中华者。……和兰（指荷兰--引者）专设甲必丹，以理华民。为甲必丹者，皆漳泉人。”(21)这些当华侨首领的闽南人在传播闽南方言中也起着不小的作用。
　　第四，闽南华侨大量聚居经济、文化发达的爪哇岛，又积极从事文化出版事业，大大促进了闽南方言的传播。
　　长期以来，爪哇是印尼诸岛中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一个岛，对全印尼影响颇大。上面我们已提到“元世祖遣史弼南征爪哇时，子弟兵多属闽南籍”等史实。外国学者也有这方面的论述，（美）G·W·史金纳在《爪哇的中国人》一书中指出：“起初（在爪哇-转引者）定居的中国人是来自围绕厦门湾地区的福建人，至少到19世纪止，闽南人在爪哇华侨中占有突出的地位”。(22)布斯巴·法桑蒂在《印尼华人文化》一书中写道，中国去印尼的大批移民始于16世纪，延续至19世纪中叶。这些移民大都来自闽南。而闽南人最早和最长久的侨居地是东爪哇和中爪哇。与定居在印尼其他地区的中国移民相比，他们在当地文化适应进程最快。至于东苏门答腊的城市水火山（Bagan Siapiapi）的华人村，华人不会印尼话，讲的是地道的闽南话。
　　（印尼）杜尔曾提供的印尼华侨各籍人统计表（1935年）(23)我们以该表为基础，进行对比如下：

表（4）

     从以上统计中可以看出，1935年前后，闽南籍华侨聚居爪哇和马都拉的人数占整个爪哇、马都拉华侨总数的65.1％，比客家、广府等籍的华侨多得多。同时，我们还可看到，当时爪哇的闽南籍华侨几乎占全印尼华侨总数的一半（46.2％），而且在印尼的闽南籍华侨，主要生活在爪哇和马都拉，在该地区的闽南华侨占全印尼闽南华侨的69.7％。这些闽南籍华侨中，除经商外，许多人还创作、翻译、编辑、出版了大量报刊杂志和各种书籍。特别是在首都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以及中爪哇的三宝垄和东爪哇的泗水为甚。据法国学者苏尔梦女士统计，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印尼的华侨华人作家、翻译家有806人，他们创作和翻译的作品有2757部，另有无名氏作品248部，总数达3005部，这些作品中包括重印本。创作作品中有剧本73部，诗歌183篇（部），创作小说和故事1398篇（部），中国作品翻译有759部。而在这一时期翻译西方的作品，只有233部。(24)

　　在这个时期翻译的中国作品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残唐五代全传》、《今古奇观》、《杨家将》、《薛仁贵征东》、《瓦岗寨演义传》、《梁山伯祝英台》等等，武侠小说的翻译作品有《江湖奇人传》、《关东奇侠传》、《蛮荒剑侠》、《昆仑七侠》、《山东游侠》等等。其中不少作品一版再版，且有全译本、节译本和改写本等多种。如百回本《西游记》中《李世民游地府》的故事就至少有六种译版本。(25)

　　这些作品不仅在华侨、华人界脍炙人口，而且在印尼、马来人中也广泛流传。例如华侨区永强译的《西游记》，1936年前后曾每星期五晚在梭罗广播电台连续播出，深受印尼各界、包括梭罗王宫的欢迎。(26)

　　中国武侠小说的译本也为印尼和马来人民所喜闻乐见，直到80年代，印尼杂志“精选（Selecta）”还每期都有闽南籍马来文作家许平和（Kho Ping Hoo）等人写的武侠小说。这里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从事马来文创作、翻译等工作的华侨、华人中，大多数是闽南籍华侨、华人，而且多半是生活在爪哇的闽南籍华侨、华人。这是与闽南籍华侨、华人比其他籍华侨、华人在当地的历史长、人数多、侨生的比例高等等因素有密切关系，特别由于他们中很多人与当地居民通婚，世代定居，闽南籍华人掌握马来语、印尼语往往比其他籍华侨、华人要熟练。在他们的马来文创作和翻译中，往往夹杂着不少闽南方言（特别当涉及到中国特有的事物时，如官衔，软功硬功，十八般武艺等等）。

　　以著名的华侨作家李金福（Lie Kim Hok，1853-1912）为例。他用马来语写过许多文艺作品和有关华人马来语的著作，被人们誉为“华人马来语之父（Bapak Melayu Tionghoa）”，他的祖籍就是福建。据苏尔梦考查，李金福是侨生（生于西爪哇茂物），13岁时在“华侨学校的华人教师培育下增加了有关福建的基础知识”，(27)所谓的“有关福建的基础知识”通常指闽南方言。印尼作家杜尔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一书中谈到李金福时说，一些著名的印尼和荷兰学者都承认李金福是华人马来语方面的权威。他还说：“李金福的华人马来语在印尼人马来语报界影响很大，后来它成了一种微妙的、美好的、形象化的混合语的标准语。1942年荷兰殖民政权垮台后，荷语的统治地位也跟着完蛋，印尼语完全代替了荷语。于是通常用于报刊的华人马来语开始对'官方的'印尼语产生影响。”(28)正是这位祖籍福建的李金福，1886年就在西爪哇的茂物创办了印刷厂，而印尼土著在20年后的1906年才有第一家图书印刷公司。(29)

　　在谈到华人马来语的巨大作用时，杜尔在上揭书中还指出：“有很大影响的华人马来语是在雅加达，那儿的巴达维亚马来语（即雅加达方言-引者）与华人马来语微妙地结合在一起，成了实用的交际语。” 

　　众所周知，印尼语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混合语（linguafranca）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华侨、华人用的马来语（其中有不少汉语特别是闽南方言借词）是上述混合语的一部分。印尼著名语言学家达梯尔曾指出，华侨、华人，特别是出生在爪哇的华裔，他们在数量极大的报刊、杂志和书籍中所用的马来语中，夹杂着汉语借词。他还说：“对于和印尼语平行的一种交际语——华人马来语，我们应该承认它在社会中的合法地位。”(30)

　　历史证明，“任何一种语言接受其他语言影响的情况，都和这种语言的民族与外族接触的历史相呼应。”(31)以上一些历史、社会特点，正是印尼语、马来西亚语词典收录的汉语借词中闽南方言借词占多数的几个重要因素。同时它也反映了在整个印尼语、马来语中闽南方言借词的情况。

二、印尼语、马来语中闽南方言借词的特点。

　　我们从上述八部印尼语、马来语词典中的456个闽南方言借词中，发现这些词绝大多数都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不少词反映了中国或闽南特有的事物。另外，有相当数量的汉语借词（多数是闽南方言借词），在某些印尼语或马来语词典中，并没有注明是汉语借词，而是把它们看作是本民族的词汇，这表明那些汉语借词与印尼或马来民族的语言已溶合为一了。

　　印尼语、马来语词典上的闽南方言借词，从词义上看，基本上可分为十一大类：

　　1.蔬菜、水果、饮食类：如kucai韭菜，teh茶，cincau青草凉粉，tahu豆腐，bacang肉粽，lumpiah春卷，等等；

　　2.日用品类：如anglo火炉（烘炉），cawan茶碗，bakiak木屐，dacing大秤，sempoa算盘，bak墨，kemoceng鸡毛帚，gin锦，kimka（kimkha）锦缎，jose绉丝绸缎，kuntuan绲缎，lokuan罗绢，pangsi黑丝绢，等等；

　　3.风俗习惯类：如capgomeh元宵节，Cengbeng清明节，angpau红包，kionghee恭喜，pecun端午节，等等；

　　4.亲属和人称代词类：如engkim舅母，engko（h）哥，engso嫂子，lu你，gua我，等等；

　　5.数词和量词类，如ji二，go五，cepek一百，ceceng一千，ban万，cun寸，hun分，li华里，等等；

　　6.建筑物、场所类，如lankan栏杆，loteng楼顶，suhian私轩（转意为妓院），kongkoan公馆，kit（出售鸦片等的）窟，等等；

　　7.游戏、赌博、迷信活动类：如congki象棋，cuki族棋，kua一种纸牌，pa（i）kau牌九，pakpui卜卦，jailangkong扶乩，等等；

　　8.人物名称类：如Huakio华侨，toke老板，singke新客，singse先生（多指中医）等等；

　　9.地名、国名类，如Tiongkok中国，Hokien福建，Tongsan唐山（华侨对祖国的称呼），等等；

　　10.水上航运类，如：sampan舢板，cunya（cunia，cunza），一种小船，ciang桨，cincu船主，taikong（taikong）舵公，compoh总傅（船上厨师）等等。

　　11.其他。

　　联系到“海上丝绸之路”，我们在第2和第10类中特地详列了闽南方言借词中的中国丝绸和中国船舶名。《荷印大百科全书》上详细记载了印尼人制的各种中国式船名。(32)

　　如果把印尼语、马来语词典中的闽南方言借词，与西方语借词（主要是英语、荷语）作一比较，那么我们能发现，西方语借词多数与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有关。以《印尼语大众词典》为例，它收录了英语借词demokrasi民主，republik共和国，federasi联合，protektorat保护国，tang坦克，bom炸弹，email珐琅，spatbor挡泥板，stetoskop听诊器，intuisi直觉，等等。不少是抽象名词。大众词典也收录了不少有关日常生活的西方语借词，如英语借词bar酒吧，golf高尔夫球；荷语借词tarcis（即荷语的taartje）蛋糕，jenewor（荷语的jenever）杜松子酒，但这些生活中的用词往往带有西方色彩。例如tarcis是指西式蛋糕，印尼普通百姓不很熟悉或极少用这词。而闽南方言借词kue（糕），在印尼语中指一般的糕点，印尼人几乎都熟悉，该词并不专指中国糕点，它完全溶为印尼语词汇了。同时，我们将以上八本词典中所发现的456个闽南方言借词，进行词类划分，其中名词约80％（几乎都是日常生活中具体事物的名称，而非抽象名词），其余是数量词、代词、形容词、动词等。

三、印尼语和马来语中闽南方言借词的汉字表达形式。

　　我们知道，闽南方言和普通话的汉字表达形式，有的是同形同义，有的则是异形同义，此外还有增义、减义等现象。如果我们在调查研究中，找到了印尼语或马来语中的汉语借词，为了证实它是否是闽南方言借词，通常需要了解该汉语借词有无闽南方言的汉字表达形式。如果有，便可查阅《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33)通过拼音和查阅其他资料，基本上能确定是否来自闽南方言。

　　1981年北京大学涂炳立教授在《略谈印度尼西亚语中的汉语借词》(34)一文，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作者列了191个汉语借词（词组），个别词一时未能确定它的方言表达形式，如“ancoa怎么样”，作者认为该词“没有文字或无文字可查的”。我们经过调查，找到了ancoa在闽南方言中的汉字表达形式，它叫“安怎anznua”（见《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怎”字词条），从拼音上看，我们认为印尼语和马来西亚语中的ancoa是闽南方言借词。

　　还有不少闽南方言借词与普通话的汉字表达形式有很大差别，而在一般印尼汉语词典或马来语汉语词典中，常常只注借词的普通话汉字表达形式，不注闽南方言汉字表达形式。这对一般读者无妨，但对我们研究闽南方语借词的学者来说，失去了一个必要的线索。下面我们举例说明一些自南方言借词在汉字表达形式上，与普通话的显著区别：

　由于某些闽南方言借词保持古汉语色彩，或是书面语，因此在找印尼语、马来语中闽南方言借词的汉字表达形式，困难更大。如：

四、闽南方言借词与闽南方言词在词义上的比较

　　一部分闽南方言借词与相应的闽南方言词在词义上没有什么差别，如tahu豆腐，kuaci瓜子，smpan舢板，等等。而另一部分，两者在词义有某些区别。这是由于中国闽南与印尼、马来西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的不同造成的。这些词义的区别主要表现如下：

　　1.词的缩小或扩大：印尼语中的nyonya（太太）来自闽南方言的“娘囝”（lniùgnia），后者是列在“娘”的词条下，据《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娘”，在闽南话中，有一个含义是指“旧时称富贵人家的女主人”（包括太太、小姐等）。“娘囝”是“尊称青年或中年妇女（多见早期白话）”。而在印尼语中，nyonya是指夫人、太太，而不是指小姐。闽南方言的“娘囝”没有说是专指“太太”，因此可见，闽南方言借词nynoya和原来的闽南方言lniú hgniǎ相比较，词意范围缩小了。关于词义扩大的例子，如闽南方言hūncuī（熏喙），即普通话中的“烟咀儿”，而它被收入印尼语词汇中后，huncue是指“烟斗，烟枪”。例如印尼语大众词典在huncue条下的注释是：pipacangklong（pipa penghisap tembakau）。我们知道，“烟咀儿”是“烟斗”或“烟枪”的一部分，显然，闽南方言借词huncue和闽南方言词hūncuì相比较，词意上扩大了。

　　2.词义的转化：词义上的转化，是指改变成另一个词义，或增加另一个词义。例如闽南方言借词becak，据《印尼语大众词典》的注释，一是指“三轮车”，二是指“人力车”，但在“人力车”前加了剑号，表示“可疑、罕用、小范围内用或旧时用”。在《印尼语现代词典》和《印尼语大词典》中，becak只是指“三轮车”。然而在闽南方言中，bběciā是指马车，不是指三轮车sanlúnciā，也不是指人力车lángciā，可见闽南方言bběciá被收入印尼语词汇后，词义上发生了变化。同样，闽南方言借词cialat在印尼语中表示“糟糕”（celaka），而无闽南方言ziáhlát所表示的“吃力、费力”的意思。

　　3.词义的引伸：词义的引伸，是指从一个原意出发，引伸出与原意有联系的另一个意思。例如闽南方言中bézún是指“扒船”。按中国的传统，人们在夏历五月五端午节有吃粽子、龙舟竞渡等风俗。“扒船”就是指划龙舟参加竞渡，bézún被吸收入印尼语和马来语中后，成了Pecun（端午节或端阳节。）《印尼语大众词典》的注释是“华人的节日”，实际上是指端午节，而《马来语德宛词典》则注释为，“华人以泛舟来庆祝的节日”。Pecun正是从原来闽南方言的“扒船”引伸为“端午节”的。《马华词典》的注释：1.划船2.（喻）端午节。这就把词义的引伸过程写得最明确了。

　　4.词义色彩的变化：有些闽南方言词汇成了印尼语或马来语的借词后，增加了褒或贬的色彩，而且增加贬义色彩为多。例如闽南方言中的zábboǒ，是指“查某”，即“女人”的意思，它无褒贬色彩。可是当它成了印尼语、马来语中的借词cabo后，它就成了“荡妇”或“妓女”的意思（如《印尼语大众词典》和《马来语德宛词典》都注释为jalang，sundal）这两本词典还注明cabo来自马来语雅加达方言。它表明这一闽南通借词已被印尼人、马来西亚人看作是马来语系中的词了。《雅加达方言词典》也把cabo注释为peremppuanpelacur（妓女）。只有华裔编纂的《马华词典》还把cabo注释为原闽南方言的“查某（妇），女人”，没加任何贬意的色彩。又如大家所熟悉的闽南方言借词kongkalikong该词在用作动词时，相当于berkongkalikong（勾勾搭搭）（见《印尼语大众词典》，《马来语德宛词典》，《雅加达方言词典》等），而在闽南方言中kǒnggāhnǐgkong即“讲甲你讲”。kongkalikong源自gguǎgǒngg ahnǐ gǒng相当于“我跟你讲”。苏尔梦也指出，kongkalikong原意是I tell you。从我跟你讲（悄悄话等）变成“勾勾搭搭”或“搞欺骗勾当”等，从词义的色彩上看，增加了贬意。

　　5.词义的范围和程度：印尼语和马来语中的闽南方言借词，与同义的印尼语、马来语词比较，相当一部分词在词义的范围或程度上有所区别和分工。例如闽南方言借词中的称呼，其对象多半是华侨、华人，试比较：

     闽南方言借词中不少名词常常指华侨、华人生活中特有的事物，试比较：

     有些闽南方言借词在程度上与相应的印尼语成马来语语词也有区别。对上面提到的kongkalikong（勾勾搭搭），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berkongkalikong是指“进行勾搭”和印尼语词bersekongkol相比，后者表示“勾结”，性质比“勾搭”严重并且常用于大的场合。例如“那两个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在译成印尼语时，这里的“勾结”，通常用bersekongkol而不用berkongkalikong，可是在“我那两位朋友串通一气吓唬我”这样的句中，这里的“串通一气”，若用bersekongkol显得语气太重，大词小用，故一般用berkongkalikong。　　印尼语和马来语吸收闽南方言词汇的情况有何区别呢？我们选择了有一定权威性的（印尼）《大众词典》和（马来西亚）《德宛词典》作例，进行比较，发现两者的闽南方言借词相同约占90％。至于《马华双解词典》，由于编纂者是华裔，词典中的闽南方言借词就多多了。

　　在上述闽南方言借词中，又有多少融合为印尼或马来西亚语了呢？我们对印尼语大众词典的闽南方言借词逐个进行分析，发现总共218个闽南方言借词的分类情况大致如下：

     从闽南方言借词的数量、类别和特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闽南籍华侨、华人与印尼、马来西亚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和共同的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兄弟情谊，它反映了中国人民与印尼、马来西亚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印尼语、马来西亚语中闽南方言借词一览表，请另读拙文或拙著(35)）顺便提一句，在菲律宾语中，闽南方言的影响也很大。据赛义德《菲律宾共和国历史·政府与文明》一书，“在菲律宾的语言中，竟有1500个词汇来源于中国的汉语（主要是闽南语）。”(36)

　　（作者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

注释：

    （1）八本词典是：1.波哇达尔敏达：《印尼大众词典》（Poerwadarminta：Kamus Umum，1976）。2苏丹·穆哈默德·查因：《印尼语现代词典》（Sutan Mohammad Zain：Kamus Modern）。3.哈山·努尔·阿里芬：《印尼语大词典》（Hassan Noel Arifin：Kamus Besar，1951）。4.哈拉哈卜：《印尼词典》（ESt．Harahap：Kamus Indonesia，1948）5.阿卜杜尔·哈依尔：《雅加达方言词典》（Abdul Chaer：Kamus Dialek Jakarta，1976）。6.德乌古·依斯坎达尔：《马来语德宛词典》Dr．Teuku Iskandar：KamusDewan，1970）。7.杨贵谊、陈妙华：《现代马来语（马华双解）词典》（Yang Kui Yee ＆Chan Meow Wah：Kamus Istilah Baru Bahasa Malaysia，1984）。8.R．J．威尔金逊：马来语-英语词典（R．J．Wilkinson：AMalay－English Dictionary，1932）。

　　（2）彼特·洪宁和佛朗斯·福东：《荷印的科学家》（Honing，Pieter＆Frans Verdoorn（ed），1945，Science and Scientist in theNeterlands－Indie，New York：The Riverside Press，CambridgeMass），第134-138页。

　　（3）见林祥瑞：《略论福建华侨史的分期问题》，《华侨历史学会通讯》，1984年，第2期，第43页。

　　（4）莱格尔盖尔格尔：《爪哇的土地和民俗》（C．Lekkerkerker：Land en Volk van Java），转引自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印度尼西亚的华侨》，（Pramoedya AnantaToer：Hoa Kiau diIndonesia，Jakarta：Bintang Press），1960年，第143页。

　　（5）见丘守愚《东印度与华侨经济发展史》，正中书局，1947年，第379页。

　　（6）见许孚远《疏通海禁疏》，载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四。

　　（7）见徐学聚《初报红毛番疏》，载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四三三。

　　（8）见许在全《清代福建华工》，《华侨史话选编》，第一辑，第192页。

　　（9）见张奕善《东南亚史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第168页。

　　（10）见《朱批谕旨》，第四十六册。

　　(11)见1940年《荷印政府统计报告》（Indisch Verslag），第47页。

　　(12)见颜文锥《永春华侨出国原因和对侨居地的贡献》，《福建论坛》，1982年，第5期。

　　(13)同5，第381页。

　　(14)转引自许友年《闽南方言对印尼语和马来语的影响》，《福建师大学报》哲学社会学科版，1981年第2期。

　　(15)维克托·帕塞尔《东南亚的华人》（Victor Purcell：The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1951），姚楠、董湘君译，《中外关系史丛译》，第二辑，第87页。

　　(16)转引自华侨问题研究会编《马来西亚华侨问题资料》，北京联合书店出版，1950年。　　(17)赵国尚（音译）《在马来西亚的两个华人群体》，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语文月刊》2002年12月，第32－39页。（Teo KokSeong：Dua Kumpulan Minoriti Cina，Kuala lumpur：JurnalDewan Bahasa，Disember2002）

　　(18)罗基·塞达·玛丽亚：《中国和马来、印尼语使用地区和语言上的联系》（Luigi Santa Maria：Linguis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Malay Indonesian world，From East And West，new Series，Vol．24－Nos．3－4，September－December1974．）

　　(19)中国新闻社《印度尼西亚华侨和印度尼西亚基本情况》，1959年。

　　(20)同5。

　　(21)徐继畲《瀛环志略》。王有立主编《中华文史丛书》第一辑，（台湾）华文书局，第137页。

　　(22)转引自蔡力哲《晋江地区华侨史料拾掇》，华侨史，19837第108页。原著：GW史金纳《爪哇的中国人》（GWillamSkinner：The Chinese of java）。

　　(23)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印度尼西亚的华侨》，第146页。

　　(24)克劳婷·苏尔梦：《印尼华人的马来文学》，Claudine Salmon：Literature in Malay by the Chinese of Indonesia，Archipel，1981年，第10页。

　　(25)埃里克·姆·乌：《李世民游地府-中国神话的六种马来、印尼语译本》（Eric M．Oey：LIE SIE BIN YOE TEE HOE：SixMalay／Indoneia Translations of aChinese Tale）。

　　(26)同25。

　　(27)同24。

　　(28)同23，第130页。

　　(29)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编：《过去的年代》的序言，（Pramoedya Ananta Toer（ed）：Tempo Doeloe），转引自许友年：《印尼华人马来语文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年，第58页。

　　(30)见苏丹·达梯尔·阿里沙赫巴那：《印度尼西亚语的斗争与发展》（S．Takdir Alisyahbana：Dari Perjuangan dan PertumbuhanBahasa Indonesia．1957）第57页。

　　(31)见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216页。

　　(32)见PA樊·利斯，AJ斯巴和F福根斯：《荷印百科全书》（P A van der Lith，A．J．Spaan en F．Fokkens：Encyclopaedievan Nederlandsch－Indie）第482-489页。

　　(33)见《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汉语方言研究室主编，1982年。

　　(34)涂炳立《略谈印度尼西亚语中的汉语借词》，北京大学《东方研究》，1981年，语文专号。

　　(35)拙文：《马来语中的汉语借词》，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语文月刊》，1993年，8-9。（Kong Yuanzhi：Kata Pinjaman BahasaCina Dalam Bahasa Melayu，Kuala Lumpur：Jurnal DewanBahasa）和拙著《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9-156页。

　　(36)廖楚强：《郑和下西洋对东南亚的影响》，载南京《郑和研究》2000年第1期，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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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若书

审读：王晓珊

责编：老    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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