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资源 | 陈李茂：近年马来西亚、新加坡汉语方言使用状况

 提 要 

本文立足于笔者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开展的两次实地调查，先分析两地汉语方言使用状况，并指出使用与传承中出现的问题和建议。

关键词：

海上丝绸之路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汉语方言

壹

引言

        马来西亚、新加坡是一带一路相当重要的节点。尤其是马六甲海峡，其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笔者于2017年8月15日至21日、2018年6月3日至13日先后两次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开展了汉语方言使用状况的实地调查。其中包括马来西亚马六甲。

       此前，马来西亚语言（方言）研究论著主要有:陈晓锦(2003)对马来西亚吉隆坡广东话、柔佛州士乃客家话、新山市潮州话作重点调查。不过并不是重点讨论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使用状况。郭熙(2005)讨论当时马来西亚的语言规划政策问题。不过其讨论的是十几年前的状况。而作者在其中提出的华语教育亦呈现式微的态势。本文恰好可视为该文在十几年后的一个回应与延伸。黄华迎(2014)主要是讨论马来西亚的华语词语，其不大涉及马来西亚的汉语方言总体状况，且马来西亚一些小的汉语方言，如雷州话，该文并未提及。关于新加坡语言研究的一些论著，例如，詹伯慧(1988)探讨的是新加坡推行华语的经过。李永明(1991)研究的是新加坡潮州话的外语借词和特殊词语，主要限于潮州话。郭熙(2004)讨论的是以新加坡为例的海外华语教学问题。郭熙(2008)探讨的是新加坡的语言规划问题。邢福义(2005)讨论了新加坡华语受闽方言影响的“才”字用语现象。祝晓宏(2008)研究的是新加坡华语语法变异。郭熙(2010)讨论的是新加坡中学生华语词语使用情况。陈晓锦(2014)对整个东南亚十个国家华人社区汉语方言语音、词汇、语法开展定点调查，是东南亚汉语方言研究的重要著作，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该书与陈晓锦(2003)相比，马来西亚方言点增加了1个福建话点和1个客家话点，在新加坡是调查了两个方言:潮州话、广府话。不过并非专门研究马来西亚、新加坡汉语方言使用状况的。

       目前，尚未发现最新的关于2017、2018年马来西亚新加坡汉语方言使用状况的调查研究论文。那么，2017、2018年两国汉语方言使用最新状况如何呢？本文尝试回答这个问题，立足于两次赴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实地调查，分析归纳其当地汉语方言使用状况，剖析导致这些现状的根源，结合相关理论，就此提出相应的建议。论述如下：

贰

当地汉语方言使用状况

       笔者先后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马六甲市、甲属万里望、砂捞越州古晋、诗巫、柔佛州新山、麻坡以及新加坡与当地华人面对面进行调查，了解到第一手信息。主要调查对象为李光明、李秋华、蔡宗保、黄明利、林道祥、林金銮、郑雅泰、苏国光、张玫媚，另外还有当地其他华人。他们所讲的汉语方言分别为广东话(即粤方言，这是当地的说法)、海南话、福州话、客家话、雷州话等。概述如下：

2.1 当地汉语方言的传承大多不容乐观

       青少年不会说、不使用或不会听汉语方言的越来越普遍，趋势很明显。新加坡当地最主要用的是英语，其次是华语(在海外，只要是华人常统称为华族，普通话或民国时期的国语口音被称为华语，而不是汉语。因为对于当地马来人或其他种族来说，华人是一个种族，华人内部的差别对于其他种族而言显得不是太重要)，还有马来语等。据调查，当地普遍的趋势是中老年(50岁以上)普遍都会家乡话，而中年青年(50岁以下)出现不会说家乡话现象，幼年者则几乎不会说家乡话。祖辈父辈和小孩子之间交流时也多不说家乡汉语方言，多为说华语。

       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之一：男方讲家乡方言，而所娶的妻子，并非说男方祖籍地家乡方言的。而男子多在外工作以养家糊口，妻子则在家照顾小孩子，因为妻子不会说男方的方言，所以也不会和小孩子说该种汉语方言，而家庭里的其他成员，亦会用华语和她交流，久而久之，小孩子也不会说家乡话。

       原因之二：与国内汉语方言人口的分布在地理上相对集中等客观状况相比，新加坡华人华侨聚居现象很少见，据调查，说广东话、客家话、潮州话、福建话、海南话等汉语方言的华人华侨现在很多已经散居于城市的各个角落，也许他们的房子(当地称为“组屋”，大致类似我国内地的经济适用房或香港的廉租房)等隔壁住的就是马来人或印度人。据调查，这种状况不仅存在于中产阶层和普通民众，亦存在于富人阶层。在当地没有高度集中的说汉语方言的华人社区，即使在唐人街，其实也已国际化，很多国际游客，可以使用华语，但并非通用汉语方言，这客观上对汉语方言的传承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这与我们未实地调查之前的理解有所不同。

       在新加坡，汉语方言在公共场合的使用恐怕仅剩下在菜市场买菜等场合里一些中老年华人华侨使用。即使在菜市场买菜，也可能使用到英语，例如碰到马来人或印度人，或华语，再比如碰到一位华人华侨，但不知其母语方言为何种时，会用华语交流。这如同在马来西亚，平时如果一行人一起吃饭，当中只要有一位是马来人，往往会去清真餐厅吃(因为马来人多信奉伊斯兰教)。

       与新加坡稍不同的是，马来西亚的汉语方言分布呈一定的集中性，这也许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人的地位有所不同有关。在新加坡，虽然华人占了总人口的七成左右，马来人和印度人等只占少数，但是具有相当好的民族平等政策，各民族高度融合。然而，在马来西亚，当地华人华侨普通反映，华人华侨虽然占总人口的一定比例，但比例在逐年下降，因为占马来西亚人口主体的马来人人口在不断增加，且有一些华人华侨从马来西亚移民出去。华人在当地没有马来人同等的政治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人华侨更加需要团结一致。这也许是马来西亚华人华侨在居住地等相对集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马来西亚，华人多与华人交往(在新加坡，情况有所不同，华人与马来人交往很多，笔者亲眼看到华人的幼儿园小孩子与马来人的小孩子手拉手游玩的场景)，婚嫁也是在华人圈里，当然也有一些“娘惹”(华人与当地土著结合生下来的女性)、“峇峇”(华人与当地土著结合生下来的男性)，当地还有“娘惹”菜馆等，但更为常见的是华人与华人通婚，华人多与华人交往。

       在马来西亚，广东话主要分布在吉隆坡一带，厦门话和客家话主要分布古晋等地，包括笔者了解的马六甲雷州话，也是集中分布在马六甲丁赖新村等地。而在马来西亚，由于是联邦制，所在州的不同亦可能对华人的地位产生影响，比如砂捞越州地处东马(马来西亚东部地区，与西马之间隔中国南海，并无陆地相连)，由于曾是文莱国的属地，当地多信奉基督教，与马来西亚的国教伊斯兰教不同，故“西马”(马来西亚西部地区)的人也不能随意到该州工作等，即使从“西马”入境砂捞越州时，亦须在护照上盖章。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此，砂捞越州的华人华侨汉语方言的分布相当集中，且人数较多。在当地华人有时还用福州话演讲致辞、唱歌等，在市区街边还可看到福州会馆、兴化莆田会馆等(这些地名是当地华人华侨的祖籍地)。只要是在砂捞越州诗巫的华人华侨都会学一些福州话(在当地华人华侨圈里是强势汉语方言)，达到能听懂的水平就行。即使在马六甲雷州村，现在老人多只能用华语和孙子孙女交流了，因为孙子孙女只会听雷州话但不会说，或听也不会听了。即使是该村的小学，并非使用雷州话，而是用华语。当然亦有有识之士意识丢失家乡话是相当可惜的，虽然少用，但是要保留传承下去，因为是父母祖先流传下来的母语方言。

2.2 然而会汉语方言的当地华人华侨又多

具有较强方言能力

       有趣的是，会讲汉语方言的那部分华人华侨又大多具有较强的方言能力，这是与当地汉语方言弱化现象共存的另一方面。比如，笔者调查到的新加坡华人华侨就能熟练掌握华语、英语、马来语、潮州话(因为当地华人华侨潮汕籍较多，讲潮州话)、海南话、广东话，所调查到马来西亚一位女性华人能熟练掌握华语、马来语、福州话(因为其为福州籍的华人华侨)、厦门话(因为同为福建话，其实福州话与厦门话亦有区别)、广东话。结果是两种状况并存，即青少年不会讲汉语方言，则连本母语方言亦不会讲。而如果是会讲汉语方言的中老年人，往往会讲两种以上的汉语方言，例如新加坡的，如果是会讲汉语方言的中老年人，则常会广东话、潮州话、海南话；马来西亚的，则常会广东话、福建话等。马来西亚另一位男性华人华侨能熟练掌握雷州话、马来语、福建话、海南话(因为雷州话与海南话也有区别)、广东话。

       据调查得知，当地汉语方言影响力弱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当地还有用汉语方言的电视广播等，到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就没有了。没有公众平台的支撑，往往不利于当地汉语方言的传承和保护，我国国内如此，海外更是如此。

2.3 当地华语的逐渐推行等

挤占了使用汉语方言的一些空间

       调查发现，虽然当地汉语方言的传承存在很严峻的挑战，然而华语的使用却很兴盛。当地华人华侨几乎都会说华语，在家里与祖辈家人之间也只说华语，特别是年轻一辈。其原因有多方面，其一因为工作等需要，无论是在其国内还是在国际上与中国做生意或交往等，华语都有用。其二是与当地官方的要求有关。据了解，虽然新加坡的国语是马来语，官方语言是英语，不过新加坡政府要求当地华人都要学习华语，如同对当地马来人，要求其学习马来语，对当地印度人，要求其学习印度语一样。在中小学里，华人与马来人等混编为一个班，但是涉及到语言学习时，华人被归为一个班学习华语，马来人被归为另一个班学习马来语。在新加坡，华语有等级考试，但是汉语方言没有等级考试。在新加坡，虽然总理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时，会根据听众的组成状况使用英语、华语或马来语。而在马来西亚，与政府官方打交道时均需使用马来语，公文也用马来文。

       当地的中小学教学里，华文课程会用华语教学，而其他课程均使用英语教学，并无课程用汉语方言。平时小孩子无论是朗读还是数数字等都无法用汉语方言，只能用华语或英语。而在学校开会时多使用英语。

       青少年华人华侨虽然不觉得汉语方言难听或者很难学，但是不会主动去学汉语方言等，因为他们多数认为学校的课程已经相当繁重，学习汉语方言不但对课程的学习没有太多的帮助，还有可能会影响华语的水平。  

       实地调查也发现，虽然当地华人华侨越来越多使用华语或英语，不过涉及到商店招牌时，又多会用汉语方言的音译字母，而并非我国国内的汉语拼音。

2.4 当地华人华侨维系汉语方言的

基础存在隐患

       方言与家族移民有密切的关系。在族谱方面，国内具有汉语方言的民众，多数具有族谱，并能出示。然而，调查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华侨不少无法出示族谱，问及他们有没有族谱时，大多表示没有。究其原因，可能是早期下南洋的华人华侨多为生活所迫，漂洋过海，有苦难的经历，少有记载。

       在笔者所调查的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地方的华人华侨，该地华人大多已经不能用汉语方言唱儿歌、民歌、诗歌等了，有些地区甚至在举行祭拜仪式、念经等时，也多使用华语，而这些场合，在国内相应的祖籍地仍多为使用方言。

叁

上述现象根源剖析

3.1 出于实用的语言态度

对华人华侨汉语方言带来相当大挑战

       表面上，汉语方言与对个人的事业发展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家长怕影响到学生对其他语言学习，导致即使在家里，也不和小孩子说汉语方言。汉语方言并非学校教育用语，在社会上公众场合也很少使用。众所周知，家庭才是方言最好的传承和使用的场所，是屈指可数的使用场所，而连在家庭里小孩子也没有机会学习和使用汉语方言，这对汉语方言的传承来说是极大的挑战。

3.2 城市化及聚居地较分散

对当地华人华侨汉语方言带来相当大冲击

        据调查，如同我国国内一样，国外亦存在城市化带给汉语方言的传承问题。这一点，新加坡最明显。而以“雷州村”为例，一些搬进城市居住的村民，更可能不会或不讲雷州话。又正如上文提到的，国外华人华侨分布的状况与国内相比，就总体而言呈弱化趋势，这不利于当地汉语方言的传承和保护。这是在空间上的不利因素。

3.3 代际因素对当地华人华侨

汉语方言传承带来相当大阻碍

        这是时间上的不利因素。我们原以为当地汉语方言应为相对普遍和流行的，其应传承得很好，然而经过实地调查之后，这种认识亟待改变。事实告诉我们，海外华人华侨老一辈口中所讲的汉语方言正面临代际急剧减少的困惑。

        虽然这种状况，不止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存在，在国内亦存在，但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更为严重，可以预见照这样的趋势下去，经过若干代以后，当地汉语方言很有可能失传，尤其是当地的一些本来使用人数就少的汉语方言。这绝非危言耸听。海外华人华侨口中的汉语方言是维系与国内祖籍地血脉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旦失传，十分可惜。目前，我们国内尚有政府推行的全国范围的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然而海外华人华侨当中并无这样全面系统的方言抢救工程。

3.4 当地对华人华侨汉语方言有效的

抢救措施相当缺乏

        虽然当地有部分有识之士意识到本地汉语方言的传承所碰到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去采取措施进行保护或抢救，没有或很少有有效的行动。在当地汉语方言的“水土严重流失”的过程中，不作为或没能有效地作为，也是不利于当地汉语方言传承的一方面因素。

肆

启发与建议

4.1 拓宽交流层面，既要注重政治经济交流，亦要重视文化层面的交流。

       除了从国家层面来做华人华侨工作的规定动作外，本地区和祖籍地华人华侨工作的“自选动作”也可以有所创新。例如：进一步增加两地交往的数量，拓宽交流的层面，既开展政府方面的政治经济层面交流，也加强文化层面(包括高校层面)的交流，无疑更有利于加强海内外乡情联系。

4.2 加强互动往来，尤其是

加强与海外华人华侨青少年的交流

       根据海外华人华侨的需求，结合国内的实际，加强往来。笔者在调查过程中，所接触到乡亲们，绝大多数表示希望回祖国家乡走走。这方面，相关部门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只不过力度还可以加强。尤其是加强与华人华侨大学生、中小学生的文化交流，增进其与国内祖居地的了解，以利于其青少年的汉语方言传承。

4.3 可以编写家乡话教材，支持当地会馆等乡亲机构开展家乡话培训班。

        以湛江市为例，侨务工作可以湛江方言(例如雷州话)作为与海外湛江籍乡亲文化交流的重要抓手。根据需要，可以组织方言学者编写为当地华人华侨乡亲服务的汉语方言教材。当地如果开展家乡方言培训班，需要学界的参与，方言学者也可以提供相应的支持。在此过程中所碰到的问题，方言学者可以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

       汉语方言是很重要的联系海外华人华侨的血脉纽带之一。而面对日益衰弱的海外华侨华人的汉语方言代际传承。我们有必要做一些抢救工作。

4.4 可协助当地华人华侨修族谱、家谱，

协助他们开展寻根之旅，

此举具有重要而长远的意义。

       据调查，当地乡亲没有自己的族谱、家谱，这对华人文化寻根不利，对开展侨务工作亦不利。而不少海外乡亲都有较强的寻根血脉情结，在这方面，调动高校里的智力资源，大有可为。

4.5 联合海外乡亲机构

开展一些特色文化交流活动。

       例如：如果当地乡亲想观看家乡的文化戏剧，可以考虑做工作协助海外乡亲机构选送戏班等前往表演。在当地华人华侨举办类似文化交流活动时，要结合实际尽量考虑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打造更强的凝聚力。

       曹雨(2017)指出，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早期对马来西亚砂拉越、柔佛州麻坡等地进行了民族人类学调查。笔者在马来西亚实地调查时，亦到了柔佛州麻坡，到了砂拉越，并访问了此前翻译出版《砂拉越华人》一书的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故本文的研究亦同时具有民族学的意义。

       民族语理论表明，传承母语（方言）极为重要。李锦芳(2005)就指出，濒危语言是两三代之间就会消亡的，濒危语言所处的形势不容乐观。孙宏开（2011）强调，语言是一个民族或族群的重要区别性特征。本民族或族群对母语(方言)有特殊的感情。而濒危语言（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保护名录，只不过受到国际上一些国家不承认自身为多民族国家等非语言学因素的影响，未能列入。戴庆厦、李春风（2017）强调，在多民族的语言关系中，适度使用母语效果会更好。在跨境民族语言使用中“两全其美”的状况是最和谐的。海外华人既熟练掌握所在国和国际通用语言外，能保留母语方言是最理想的状况。海外华人在国内祖居地的母语方言可被看作是华语的一种方言，同样适用。与此同时，濒危方言保护也得到学界日益的重视和呼吁，例如：曹志耘（2001），陈晓锦、郑蕾（2009）等。

       总而言之，让海外华人口中的母语方言得以传承具有迫切的现实需要，更具有深远意义。

b l u e 

伍

结语

       上述是笔者两次国外实地调查得到的当地汉语方言状况。事实上，海外汉语方言并非我们想像的那样—-在所在国很强势。其传承亦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在青少年当中是如此，即使是在海外华人相当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亦如此。调查时所采访的当地华人无不强烈表达了这一点共识，形势其实不是太乐观。据了解，在泰国亦有越来越多华人青少年不会讲籍贯家乡汉语方言，亦一定程度上呈此趋势。

参考文献

陈晓锦 2003《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晓锦2006 论海外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语文研究》第3期

陈晓锦、郑蕾2009海外汉语濒危方言，《学术研究》第11期

陈晓锦　2014　东南亚华人社区汉语方言概要,（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曹志耘 2001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曹  雨 2017李亦园先生的海外华人研究述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

戴庆厦、李春风  2017 语言和谐与边疆稳定—云南省文山州都龙镇各民族语言关系的理论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

郭  熙  2004 海外华人社会中汉语(华语)教学的若干问题，《世界汉语教学》第     3期

郭  熙　2005马来西亚:多语言多文化背景下官方语言的推行与华语的拼争，《暨南学报》第3期

郭  熙  2008 若干问题新加坡个案多元语言文化背景下母语维持的若干问题:新加坡个案，《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

郭  熙  2010 新加坡中学生华语词语使用情况调查，《华文教学与研究》第4期

黄华迎　2014马来西亚华语词语研究，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李永明  1991 新加坡潮州话的外语借词和特殊词语，《方言》第1期

李锦芳　2005中国濒危语言研究及保护策略，《民族语文》第3期

孙宏开  2011 语言濒危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邢福义　2005 新加坡华语使用中源方言的潜性影响，《方言》第2期

詹伯慧　1988　新加坡的推行华语运动，《语文建设》1988年第6期

祝晓宏  2008 新加坡华语语法变异研究，暨南大学学位博士论文

（陈李茂，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岭南师范学院教师）

【原载《方言》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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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图片均来自@木禾丰

图文编辑：阿嘎

图文审读：一博

责任总编：老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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