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资源 | 庄初升：濒危汉语方言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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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划分，汉语方言分为官话、晋语、吴语、徽语、赣语、湘语、闽语、粤语、平话、客家话等10个大区。从整体上来看，目前以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汉语方言的10个大区都没有濒危之虞。但是，如果具体到每一方言区，则呈现出大不相同的情形，大量富有语言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濒危方言正在迅速走向消亡。

以笔者比较熟悉的客家方言区为例，就不难发现大量的濒危现象。在福建、广东、台湾三省，与闽南话、粤语交接地带的客家话，分布范围都处在不断的萎缩之中，早前的一些客家话村落，经过几代人双方言并存并用的阶段，已经放弃了客家方言而转用临近的强势方言闽南话或粤语。长远来看，客家话与闽南话、粤语的分界线，逐渐地往客家地区移动，客家方言区的地盘也就慢慢地缩小了。庄初升（1994）指出，历史上客家话在闽南四县通行的范围肯定要比现在宽广一些，今天处于闽、客交接地带的那些所谓“福佬”（闽南人），可能大部分即是原客家人。在闽南话的冲击下，客家话的势力范围逐渐往客家的腹地退缩。客家话的濒危现象还体现在四川、湖南、广西、海南、浙江、安徽、陕西等省区数量众多的方言岛上，庄初升（1997：23）指出：“本世纪以来，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生活节奏加快了，地区性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各地客家方言岛的客家人，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必将更加积极地投身到各种社会生活当中。这样，根深蒂固的客家意识必将受到冲击，客家方言在方言岛的某些年轻人口中已被丢失，对内对外都使用当地方言。所以，方言岛内使用客家方言的人逐年减少，方言岛的范围逐年缩小，以致最终被当地方言同化，客家方言岛的社会生活随之发生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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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汉语方言的类型

如上所述，濒危汉语方言都是语言生活中的弱势方言，其使用者都是母语者。最终走向消亡的濒危汉语方言，其原来的使用者是否都丧失语言能力而变成哑巴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濒危汉语方言只是被临近强势方言或者普通话替换而已。假设甲种语言被乙种语言取代，那么甲种语言也就消失了，这种现象称为“语言替换”。语言替换又称为“语言转用”，是随着不同民族的接触和融合而产生的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指的是一个民族的全体或部分成员放弃使用本民族语言而转用另一民族语言的现象。法国著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梅耶说：“某一社会单位拿另一社会单位所用的语言来代替原有语言的现象叫语言的替换。”从宏观上看，语言替换或转用不彻底的，就会导致弱势语言的濒危；语言替换或转用彻底的，就会导致弱势语言的消亡。濒危汉语方言其实就是濒危语言，上述有关“语言替换”“语言转用”的理论完全适用于濒危汉语方言。从现实的语言生活来看，“语言替换”或“语言转用”不可能一蹴而成，而需要经过一个濒危语言（方言）与强势语言（方言）双语言双方言并存并用的阶段。因此，讨论濒危汉语方言的类型问题，应该从双方言的角度着眼。

双方言产生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言在地理上的接触。李如龙、万波（1992）早就指出福建省境内有两种双方言现象，即方言岛内形成的双方言和不同方言区的结合部形成的双方言。庄初升（1995）进一步指出，方言接触产生双方言现象，从地理类型来看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方言区（片）交接地带的方言接触，双方居民如果既不是借助普通话的媒介也不是借助方言的渐变过渡，那么双方言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过渡形式；二是方言岛与包围方言的方言接触，“岛民”们从使用岛方言到改用包围方言，并非突如其来，而是经过了一个双方言并存使用的过渡阶段。上述有关双方言的研究成果，都反复强调双方言交际模式下弱势方言走向消亡的趋势，但是当时受到学识的限制都尚未上升到语言濒危、语言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高度去加深认识。陈保亚（2006）提到了“濒危方言”“濒危特征”和“濒危机制”这几个概念，他认为产生群体母方言转换大致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两个相互接触的方言通常不直接对话，其中某个群体出现双方言现象，形成方言的层阶；二是低阶方言分布在和源方言失去联系的方言岛。但是，最近几年的调查发现，可以直接对话的两种强、弱势方言，不一定会形成双方言现象，而弱势方言照样难逃濒危的厄运。比如贵州安顺屯堡方言岛的岛方言，是明代朱元璋发动的“调北征南”战争以及明代“卫所”制度的直接产物，时至今天与周边方言安顺话同属西南官话，彼此交流并没有困难，因此基本上没有产生双方言现象（吴伟军2010）。曹志耘（2001）认为汉语方言中无疑存在着并非个别的濒危现象，并指出目前在汉语方言中主要有“突变型”和“渐变型”两类濒危方言。他说：“突变型， 是指弱势方言在强势方言的强大冲击之下， 最终彻底放弃弱势方言， 改用强势方言。突变型变化消亡往往需要经过几代人才能完成， 中间一般还要经过一个弱势方言与强势方言并存并用的双方言的过渡阶段。……渐变型， 是指弱势方言在受到强势方言的影响和冲击之下， 逐渐磨损、丢失自己原有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成分， 同时不断吸收强势方言的成分， 使自己的语言系统朝着强势方言的方向发展演变。”我们认为这两种类型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按照我们的理解，“突变型”应该包括上述方言区（片）交接地带的弱势方言和方言岛的岛方言，后者在语言生活中基本上也都是弱势方言。弱势方言与强势方言经过双方言并存并用的阶段，最后弱势方言被强势方言所取代，因此弱势方言属于濒危方言。一般来说，从双方言阶段到弱势方言被淘汰出语言生活，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所以“突变型”这个概念不太准确，容易引起误解，建议改为“替换型”。另外，曹志耘（2001）所说的“渐变型”在汉语方言中确实大量存在，是一种比较隐蔽的濒危类型，以往关注得不够，因此要特别加以重视。“渐变型”的弱势方言不是被强势方言所取代，而是在语言特征上逐渐向强势方言靠拢，最终有可能演变成带有弱势方言“底层”成分的强势方言。“渐变型”的本质是语言系统的衰退、变化，过程一般比较漫长，这个概念若是改为“蜕变型”似乎较为贴切。下面举几个“蜕变型”的实例。闽西北邵武、光泽一带是两宋以后逐渐从闽语中分离出来而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时至今天已经蜕变为赣语。李如龙、陈章太（1991：220）说：“从魏晋到唐五代的100多年间，这里和闽北方言分布的地域同属于‘建安郡—建州’，这就是闽西北七县方言和闽北方言存在着不少共同特点的历史基础。后来，分立邵武军—邵武府和南剑州—延平府之后，近1000年的社会生活又决定了邵武、光泽、建宁、泰宁的西北片和顺昌、将乐、明溪的东南片之间造成明显的差异，前者有更多的赣方言特点，后者有更多的闽方言特点。……在原邵武府属四县，至今还有相当数量的居民记得本家族从江西迁来几代人了。先后的移民和现实生活中的频繁交往使得赣方言对这一带方言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邵武、光泽、建宁、泰宁四县市的话已经质变为客赣方言。”万波、张双庆（2006）从声母系统格局的变化和声类辖字范围的变化两方面入手，论证了宋代以来邵武方言由闽语转变为赣语的过程，并根据有关邵武的历史人口和移民资料，推测这一演变过程的完成当在明代永乐年间（1403）之后。又如湘西凤凰县沱江方言中古全浊声母今读已经全部清化，清化后今读逢塞音、塞擦音时平声不论文白读一律送气；仄声则白读送气，文读不送气。另外，该方言的声调实际上也有文白读两套系统，白读层保留了比较完整的四声八调格局，与周边的西南官话迥异，是较早的声调层次；文读层在调类、调值和古今调类对应等方面与周边的西南官话一致（邹晓玲2016）。结合历史移民和地理环境，可以认为沱江方言中古全浊声母仄声字白读送气的类型，以及声调白读层保留了比较完整的四声八调格局，乃是明清之际随移民进入凤凰的早期赣语的特征；而古全浊声母仄声字文读不送气的类型，以及声调文读层在调类、调值和古今调类对应等方面与周边西南官话的一致性特征，则来自西南官话晚近的影响。整体而言，凤凰沱江方言已经从一个赣语蜕变为西南官话，只是还保留了赣语的一些“底层”成分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只剩下“底层”成分的早期赣语实际上已以另一种方式走向濒危甚至消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普通话的迅速推广，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城乡结合部，普通话已经基本普及，相应的乡村方言则纷纷式微，这是新时期濒危汉语方言的新类型。曹志耘（2014：208-209）以其家乡浙江省金华市汤溪镇岩下村为例，指出普通话冲击之下乡村方言面临消亡的窘境：“进入21世纪以后，少年儿童已拥有流利的普通话水平，并且在母方言环境中（本村内，特别是在小伙伴之间）大量使用普通话，方言和普通话呈双语转换状态。与此同时，他们的方言知识和能力（例如词汇量）比起长辈来已出现明显退化。这种趋势如果持续下去，在这个村子里，普通话的势力会越来越大，方言的势力将逐渐萎缩。而如果这里也发生撤村‘上楼’的城镇化运动， 在本村已沿袭千年之久的方言预计将在短时间内‘猝亡’。”

深圳龙岗甘坑客家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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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汉语方言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的附件1“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第三条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6个方面，其中第一方面是“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了该法所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6个方面，其中第一方面是“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有所出入，但都肯定了语言遗产的地位。

尽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都明确地把语言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近几十年国际社会也一直在强调语言多样性与文化多元化的关系，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更多人还是倾向于把语言看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而不是看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身，这与语言既是交际工具，又是思维工具和文化载体的复杂社会属性有关。如前所述，尽管在时空上语言无时不在、无所不在，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毋庸置疑，这在国际国内都已经达成一致的意见。我们认为，语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要列入代表作（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申报书编写指南》第23条b款iv点指出：“语言就其本身形态而言，不宜作为申报主体。”可能正是这个指南，“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及其后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鲜有直接以语言命名的代表作。我国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及后来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概没有把语言遗产列入其中。尽管如此，近些年来把语言、方言列入非遗名录的呼声不断，如全国人大代表徐源远在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时就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和发展”的建议。另外，比如福州方言被列入福州市级名录，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名录，也受到社会的普遍好评。如果说一般的语言因为数量众多、生态健康而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一一列入名录，那么濒危语言则应该另当别论，特别是那些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濒危语言，例如满语、土家语、畲语等。这里仅以畲语为例。畲族散居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和安徽等省的山区，尤以浙西和闽东最多。畲族的总人口约70万，至今只有1000人左右说畲语，他们居住在粤东的博罗、增城、惠东、海丰这4个县，其余人口均已经转用汉语方言，其中与客家方言较为接近的那一类一般称为“畲话”。畲语是一种严重濒危的语言（severely endangered language），其消失必将使得以其作为媒介的畲族口头传统荡然无存，所以畲语首先应该作为非遗项目列入名录，否则其保护就缺乏有效的保证。使用人口较多的民族语言，像侗语等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并不会消亡，但不等于侗族大歌这类口头传统不会消失，因此目前需要把侗族大歌列入名录加以特别保护，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如上所说，同样是自然语言，畲语与侗语在是否需要列入名录的问题上，答案显然不同。

藏于大山深处的畲族村落 · 晨

如上所述，对于方言区的人民来说濒危汉语方言其实就是濒危语言，有关濒危语言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认识，完全适用于濒危汉语方言，即当前各种各样的濒危汉语方言亟待列入各级非遗名录，使保护工作有章可循，真正落到实处。就岭南地区来说，目前最为迫切需要得到保护的濒危汉语方言主要是那些呈岛状散布的语言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丰富的弱势方言。我们知道岭南是我国的一个特定的地理单元和环境区域，其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广东、港澳、海南的全部及广西的大部分地区。在独特的地理、历史背景之下，岭南地区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和方言土语，无疑是全国汉语方言最为复杂的区域之一。根据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全国十大方言中岭南地区就拥有了粤语、客家话、闽语、平话、官话、湘语等六大类。这六大方言之中，分布在广西的平话还倍受争议，其地位和系属至今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除了上述六大方言之外，岭南地区还分布着一些语言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丰富的弱势方言，大部分都是这里所说的濒危汉语方言，包括广东北部的“韶州土话”（现在一般称为“粤北土话”，归属未明）和“军声”，东部的“蛇声”“占米话”“军声”和“畲话”等，珠江三角洲的“疍家话”，西部的“旧时正话”“山瑶话”“东话”等；香港新界的“围头话”“疍家话”等；广西东部的“本地话”“都话”“铺门话”“鸬鹚话”，北部的“伶话”等；海南东南部的儋州话、南部的“迈话”以及沿海多处的“疍家话”“军话”等。如果不加以特别的保护，任由这些弱势方言流失、消亡，则不久的将来岭南地区方言文化的多样性将大打折扣，许多与这些方言土语相关的口头传统将被连根拔起，永远失去生存的土壤。考虑到上述弱势方言分布的地区都是语言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方言品种众多，内部差异悬殊，濒危现象严重，逐个方言土语列入非遗名录或许还有困难，但不等于没有这个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先分区片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把各种濒危汉语方言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管理和专门保护，以确实有效地遏止当前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所表现出来的明显颓势。这里专门谈谈岭南地区的“疍家话”以及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疍家又称为“疍人、疍户、疍民、艇家、龙户”等，甚至被称为“疍僚、疍蛮”等，是旧中国所谓的“贱民”中最主要的一个群体。岭南地区濒临南中国海，海岸线曲折而漫长，加之境内大小河流纵横交错，因此疍家的分布之广、人口之众和类型之多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地势平坦、雨量充沛、河涌密布，俨然水乡泽国，应该是最早有疍民活动的地区。根据已经出版或发表的一些研究成果，结合田野调查，我们发现岭南地区的疍家话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方言类别，大部分属于粤语系统，但与粤语的标准语广州话有所不同；少数属于归属未明的土话、平话或闽语等。时至今日，岭南各地疍民的方言土语都处在急剧的流失之中，都陷入了高度濒危的境地（庄初升2009）。疍家人的口头传统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这里以东莞市沙田镇为例。该镇位于珠江口东侧，户籍人口四万多人，大部分是疍家人，通行疍家话，但是疍家话已是受到广州话越来越大影响的濒危方言。沙田咸水歌是疍家人口耳相传的水上民歌，以男女对唱的情歌为主，已于2007年列入广东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沙田镇也因此被评为“广东省水上民歌（咸水歌）艺术之乡”和“中国水上民歌（咸水歌）之乡”。目前，沙田镇各中小学校都开办了咸水歌学习班，即将消逝的咸水歌得到了传承。实际上，疍家话是咸水歌的媒介，没有疍家话作为载体咸水歌就会黯然失色甚至徒有其名，因此应该把疍家话同时列入非遗名录，使得地方政府和公众增强濒危方言的保护意识，也使得咸水歌的传承不至于釜底抽薪而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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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汉语方言与国家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党的十八大及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精神，给我国语言资源的科学保护和文化建设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指导。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的精神，落实《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的任务要求，2015年5月14日教育部和国家语委联合发文，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简称“语保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核心的各项工作。

按照语保工程的总体规划，“濒危汉语方言调查”作为语保工程的项目之一，最近几年内将在全国18个省区选择100个濒危汉语方言点开展田野调查和语料保存、展示工作。每一个方言点成立一个课题组，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进行“纸笔记录”“条目摄录”“文化照相”“语料整理”“志书编写”等五项工作，其中“纸笔记录”至少包括《中国语言资源调查手册·汉语方言》（以下称“《调查手册》”）的条目和《中国濒危汉语方言志编写大纲》所规定的所有条目，两者相加字、词、句、篇的总条目应该接近10000条；“条目摄录”按照《调查手册》要求的内容；“文化照相”的参数、体例参照《中国方言文化典藏调查手册》，共20张左右；“语料整理”按照《调查手册》要求的内容；“志书编写”的体例、内容参照《中国濒危汉语方言志编写大纲》，字数要求30万以上。《调查手册》规定的“纸笔记录”“条目摄录”“语料整理”通过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的验收之后，将按照技术规范上传“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在线采录和展示平台”，未来用户可通过界面上提供的功能浏览照片，播放音频和视频，甚至下载数据文件；“志书编写”的最终成果就是“中国濒危汉语方言志”丛书，拟出版100种方言志书。每种志书包括导论、调查点声韵调、同音字汇、连读变调、文白异读、分类词表、词语特点、词法、句法、语法例句、话语材料等内容，字数达30万字以上，并附有数幅地图和20张左右民俗文化照片。志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可以全面展示一个方言的面貌和特色。总之，语保工程“濒危汉语方言调查”项目按照科学、统一的规划，在田野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我国濒危汉语方言采取抢救性调查记录和保存保护，其成果具有原创性、抢救性、系统性、规范性、可比性、可多次开发利用等特点。

《中国濒危语言志》

当前，我国的一大批汉语方言学者正在积极行动，投身到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宏伟事业之中。就当中的“濒危汉语方言调查”项目而言，其各项工作的范围之广泛、力度之巨大、方法之先进和保障之充分，是以往所有相关的工作所不能比拟的，这将为后人留下一个全信息的濒危汉语方言语料集，在濒危汉语方言的抢救性保存保护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不论是语言还是方言，它们都不仅仅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它们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各地人民知识、经验的总和，还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家园。濒危汉语方言对于方言区的人民来说就是濒危语言，其消亡既是我国不可再生的语言资源的流失，也是人类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损失。汉语方言学者除了通过各种媒体和其他途径进行大力宣传，一般只能在濒危汉语方言的抢救性调查、记录和保存方面发挥应有的专业作用。濒危汉语方言的保护，说到底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并不是方言学者所能独立担当。方言学者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供足够的学理支撑，而各级政府要通过程序把各地的濒危汉语方言按照轻重缓急列入各级非遗名录，这样才能使得保护工作有章可循，走上科学有序的正轨。濒危语言也好，濒危汉语方言也好，其抢救性、存活式保护具有特殊性，不可能像一般的非遗项目通过鼓励、资助代表性传承人而使之得到传承，这就需要全社会迅速凝聚共识，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积极性，努力探讨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和方法。毫无疑问，创造条件使之列入各级非遗名录是“万事开头难”的头一项工作。在目前的形势下，只有各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各地方言学者发挥引导作用，各种濒危方言的母语者作为濒危方言保护主体才能真正行动起来，使保护工作落到实处，产生持久的功效，以挽救或延长濒危汉语方言的寿命。

文章节选自：庄初升2017  濒危汉语方言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言》第2期。

张世方2019  《语言资源》（第二缉），语文出版社。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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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陈绮琪本期审读：甘于恩责任编辑：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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