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田野杂记|戴庆厦：跨境语言调查与换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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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语言调查与换位思考

戴庆厦(中央民族大学)

我以前长期做过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但后来把兴趣投向跨境语言，曾到过泰国、缅甸、老挝、哈萨克斯坦等国多次做实地调查。在调查中深深体会到跨境语育调查有其自身特点，有许多与国内不同。如果还是使用国内的一套经验全 盘搬到国外，必然得不出正确的认识。因为语言是受国家制度、政策。条件制约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例1，怎样因地制宜地与跨国调查对象搞好合作?

2007年夏。们课题组赴泰北阿卡山寨调查阿卡人的语言生活。一到山寨，大家就急于揭开这一新语言的“谜",按照国内调查习惯，一开始就一连记了几个小时，而且几个人还抢着问不清楚的问题，使得发音人对付不住，艘劳不堪。

发音人阿依是位有硕士文化程度的青年阿卡人，开始时还以礼貌应对，问啥答啥，但到了第三天就不耐烦了，直率地给我们提意见，说:“我们警察局审讯可疑人，一次都不超过两小时，而你们的调查，- -次就三四个小时，实在受不了!”我们听后大吃一惊，立刻向发音人道歉，说以后每记一个多小时就休息一次。他说可以，满意了。后来我们不断与发音人沟通，关心他是否累了，有了和谐的气氛，才保证了项目的完成。经过努力，我们回国后不久，就出版了《泰国万伟乡阿卡族及其语言使用现状》一书(2009)。

在跨境国家调查，怎样安排好跨国合作者的生活，包括怎样安排饮食起居，怎样付报酬，怎样与他们建立友谊关系。都需要认真考虑。

例二，怎样根据调查国的国情认识遇到的问题?

每个人多少都会有思维定式，在做跨境语言调查时，我们常常会以在国内多年形成的思维定式来看待跨境国的问题，判断是非，而且还会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是对的。比如，2010年我去老挝做克木语使用情况的调查时，有位老挝公务员问我:“老师，中国的民族分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语言有主体民族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之分;而我们老挝不分，都看成是一样的民族和民族语言。哪种好?您怎么看。”我一下愣住了，回答不上来。

经过思索，我认为两国各有自己的民族国情和语言国情，不能都用同一的标准来判断是非，要换位思考。中国的汉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5%以上，55 个少数民族的人口不到5%。分出主体民族和少數民族，有助于对少数民族采取特殊政策进行扶持和帮助。少数民族由于人数少。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经济、文化相对后进，所以国家对少数民族在政策上有所倾斜，都有特殊照顾，近年来还实施了对特小民族的特殊照顾。在语言上，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范围小，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经济-体化、信息一体化的加速，有些语言出现了功能衰退，甚至濒危，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实施语言保护政策，对濒危语言实行抢救。所以，在中国从宏观概念上区分出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通用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是必要的，符合各民族的利益，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这一区分受到少数民族的首背和拥护。但老挝的民族分布情况不同于中国。老挝有49个民族，全国人口有6,911,326 人(2015 年)，其中人口最多的是老族，共有3,067,005 人，仅占老挝总人口的35%，其他各民族占65%。可见，老族在人口数量上无绝对优势。再说，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上，除了边远地区外，主要民族老族与其他民族接近，尚未具有绝对的“老大哥”的地位。由此，老挝不分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是符合自己国家国情的，长期以来也得到各民族的拥护。

再举一个例子。2015年，我们课题组在调查老键的媒体时，了解到他们虽然规定老族语言是官方语言，但没有严格的标准音发音要求。电台。电视的播音是广播员各带自己的地方口音播.的，如琅南塔省的电台带琅南塔省的口音，琅勃拉邦省用琅勃拉邦省的口音，万象用万象的口音，等等。我们调查组根据我国长期有标准音的规定觉得很奇怪，多次向老挝人问道:“ 你们怎么没有标准音发音要求呢?”被访者无一例外都说不成问题，大家都能听懂。

这种现象的出现，按照老挝的国情可以做两种解释:一是老挝目前正面临着经济发展的巨大任务，精密化的语言规范还提不上日程。二是老挝的语言情况可以不要求推行严格的标准音。老挝有49种语言，人口最多的老族属于壮侗语族，内部方言差异很小，相互都能听懂。与它同属-一个语族的语言还有泰语、 傣泐语、媛语、傣诺语、些克语等5种语言。这些语言与老语也接近，据本族人说，听两星期就能听懂。老语有文字,拼写及用词、组词造句有传统的规范，在老挝已世代沿袭，成为习惯。所以，国家对官方语言老语的使用只要求拼写及用词、组词造句规范，在教学、媒体的读音上没有统- -的要求。当然， 随着老挝现代化进程以及教育、科学的的深入发展，在官方语言的规范上会不会采取新的举措，如在教学、媒体的读音上是否要规定以万象话为标准音，这还不能做出预料。但在目前，我们不能用我国对标准音的规定，来评判老挝的通用语规范，而应从其本国实际来认识其语言。

例三，怎样安排跨境语言调查的程序?

我们在国内调查语言,到现场后不需要向调查对象做过多的来意解释就能开展工作，但到跨国调查就不同了，人家对我们的工作不了解，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到他们的国家做语盲文化的调查。面我们出国做跨境语言调查时，见到跨国官员、居民热情的面孔，就容易把在国外的问题简单化。比如，我们初到泰国万尾乡调查，只与乡政府领导交代来意，而忽略了与当地警察局联系。所以，当我们铺开桌子调查时，一位警员来我们记音桌前转了一下，一句不说，看我们究竟在做什么。陪同我们调查的清菜皇家大学的松巴教授，立刻领会了我们缺少向警察局报告这一环节，建议我们明天- 早就与警察局沟通。第二天上午，我与松巴教授去拜见警察局领导，向他们说明我们来自北京，是为了贯彻联合国关于保护多元文化、语言的多样性的精神来泰国调查的，我们的项目是与清莱皇家大学合作的，我们来之前，秦国教育部就为我们办好了来泰国调查的手续和证件。与我们交谈的几位警员，听了我们的介绍后明白了我们的来意，很高兴，说这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工作，愿意协助我们搞好调查。还希望我们出书后能翻译成泰文，给他们一本,共同帮助清莱的阿卡人发展经济文化。之后，我们在那里调查的20多天时间里，始终得到他们的帮助。

又如，我们课题组到哈萨克斯坦调查维吾尔族的语言生活时，出版机构、文化机构很不理解我们到来是做什么的，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后来，我们让维吾尔语老师用维吾尔语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的民族状况、民族政策、语文政策，说明了调查跨境民族及语言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还介绍了这次来调查的目的和计划等。他们听了后化解了原来的疑惑，表示愿意协助我们一起工作。我们的调查收获很大，最终完成了《哈萨克斯坦维吾尔族及其语言》一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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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  戴庆厦

排版｜  黄银飞

审读｜  陈燕辉

责编｜  老   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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