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应用 | 刘慧、黎顺苗：粤东地区居民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分析
语言国情调查是国家进行语言规划及语言治理的依据，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理论意义( 戴庆厦，2020) 。《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2—2020 年) 》( 下文简称《语言文字规划纲要》) 将语言国情调查列入重点工作，指出要开展语言国情调查，调查特定地区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调查机关、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公共服务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语言使用情况，为制定相关行业语言文字政策和满足语言使 用需求提供服务。
广东省语委为贯彻落实《语言文字规划纲要》，在 2016 ～ 2018 年展开了全省语言国情调查工作，旨在对全省范围内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进行摸底调查，更好地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 汉字，保护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推动广东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助力广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笔者作为项目组的主要成员，调查了粤东地区( 下文简称“粤东”) 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本文分析以此次调查为基础①。
二 调查对象及调查方法
粤东东连福建，北望南岭，西接珠三角，毗邻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以及港澳台地区，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广东省对外开放的门户和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粤东是著名的侨乡，下辖汕头、潮州、揭阳、汕尾四市。粤东籍的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侨华人约1180万，分布于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② 。从语言资源分布来看，粤东大部分为闽语区，东部居民常说潮州话，部分西部居民说福佬话。粤东山区及市县交界地带有客家方言区。此外还有少数 民族语言如畲语，混合方言如占米话等。20世纪80年代至今，丁邦新、黄家教、李新魁、詹伯慧、李如龙、陈章太等多位学者考察过粤东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
以往对粤东语言使用情况的调研主要集中在汕头等市县。在2000年前后开展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 下文简称“2000年全国调查”) 中，广东省的调查包含了粤东的潮州、汕头二市。林伦伦(2005) 调查了粤东的汕头市、海丰县、南澳岛、潮安县畲语区的语言生活，指出普通话在汕头市的普及率提升，普通话的语言成分大量进入闽方言，粤方言在粤东的影响力增大，当地弱势土语向潮汕话靠拢。陈凡凡(2013) 调查了汕头市187名青少年语言使用情况之后发现，在以往推普工作的“重灾区”即潮汕方言区，出生于21世纪的青少年具有较强的普通话听说能力，其中20%主要以普通话为日常生活用语，以潮汕话为主要语言的仅占13. 85% ，其余则以夹杂着普通话的潮汕话作为主要语言。
本次调查的对象为粤东四市城乡的常住居民( 下文简称“粤东居民”) ，调查方法以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为主，参与式观察、隐匿式调查、访谈等方法为辅。共发放问卷3246份，回收3113份，其中有效问卷2627份，有效回收率为80. 93%。调查对象分布于粤东四市城乡，其样本构成见表1和表2。
在调查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粤东居民的语言使用、语言能力、语言态度及三者关系，并与2000年全国调查中广东省的数据2014年广东省经济特区居民语言态度调查的数据( 李莉亚、黄年丰，2017) 加以对比，分析了粤东居民语言使用情况及特点。
三 调查结果及分析
( 一) 语言使用情况
本次调查显示，方言和普通话在粤东不同场合的分工明确。普通话常用于较为正式的场 合，方言多用于非正式场合。学校和媒体是推广普通话的主阵地。教学语言和媒体语言是普 通话使用及传播的重要渠道。
1. 普通话的使用
表 3 所示，粤东受访者在本地大商场购物时普通话使用率为56. 28%，工作时普通话使用率为56. 47%，在市场买菜时方言使用率为86. 47%，家庭成员内部交流时方言使用率为91. 62%。由此可见，粤东受访者在正式和公开场合更倾向于选择有声望有地位的通用语传递信息。而在非正式及私人场合，他们更愿意选择当地方言尤其是强势方言潮汕话进行情感交流。方言和普通话在不同场合有明确的分工。
我们实地考察的结果也显示，近年来粤东群众在公众场合和工作场合自觉使用普通话的意识不断增强。2000年全国调查中，广东省居民在工作场合使用方言的比例远高于使用普通话的比例，二者分别为82. 18%和43. 27%。2018年，粤东居民在工作场合使用普通话的比例已略高于方言，二者分别为56. 47%和56. 21%。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近年来粤东推普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此外，从人口分布与语言使用的关系来看，博纳德·斯波斯基(2019) 指出，城市化过程对语言使用和语言维持的影响非常大④。2018 年粤东人口城镇化比例(60. 29%) 较2000年(50. 45%) 增长了9. 84%。本次调查也显示，在工作场合，粤东城镇和乡村受访者的普通话使用率分别为59. 93%和48. 29%，前者比后者高11. 64%。可见，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也推动了普通话的使用(Seto，2013) 。
《语言文字规划纲要》将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与交际能力列为重点工作之一，普通话作为学校的主要教学语言，在该项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表 4 和表 5 可见，在粤东，学校是推普的主阵地，教师和学生的普通话使用率分别达到 96. 92% 和 97. 56% 。在媒体语言的选取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二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 本的播音用语”，粤东居民在观看电视或收听广播时，选择普通话节目的比例达 94. 13% ，选择方言节目的比例为 17. 28% 。媒体既是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渠道，也是为民众提供语言服务的平台。粤东媒体执行了国家语言文字的相关法规，保证了普通话作为媒体用语的主体地位，为 当地居民学习和使用普通话创造了良好的语言氛围，同时也兼顾了本地居民的语言使用特点， 为其提供了个性化的媒体语言服务，这有助于本地方言及文化的传承。
为验证问卷数据的真实性，项目组实地考察了粤东的两所大学和八所中小学⑤ ，其中大多数中青年教师和学生的普通话水平较好，课堂上师生交流以普通话为主，方言的使用频率很低。此外，项目组采用隐匿式调查法，随机考察了粤东四市的超市、商场、饭店、机场、火车站、 医院等地的语言使用情况。当调查人员假扮顾客、乘客或患者，使用普通话或潮汕话询问时， 大多数服务人员会根据提问者的语码进行转换和回答。问卷调查显示，当受访者使用方言而交际对象使用普通话时，91. 89% 的受访者选择“改用普通话与其交流”，我们的实地考察也证实了这一点。这表明大部分服务人员具有较为熟练的“普通话—方言”的双( 多) 语码能力以 及良好的语码转换意识，这有助于交际质量和效率的提升。
深圳、珠海、粤东同处东南沿海，2014 年深圳和珠海两地居民在工作场合使用普通话的比例分别为 90. 86% 和 86. 93% ( 李莉亚、黄年丰，2017) ，而粤东工作场合普通话的使用比例为56. 47%，明显低于深圳和珠海经济特区。其原因与三地的经济发展、城镇化、外来流动人口、开放性工作的种类与数量等因素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除了前文所提及的城镇化发展促进了普通话的使用之外，人口流动也促进了普通话的普及，没有跨地区的人口流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能带来普通话的推广( 张璟玮、徐大明，2008) ，而且单纯的人口流动未必能够促进普通话的普及，只有经由开放性的工作才会发挥作用( 付义荣，2010) 。粤东四市的人均 GDP 值、外来流动人口比例、人口城镇化率均低于深圳和珠海⑥ 。我们的实地考察也显示，粤东居民中本地人占多数，供外来及本地居民共享的开放性工作的种类和数量相对较少，因而其在工作场合的普 通话使用率低于深圳和珠海。
2. 方言的使用
潮汕话作为粤东的强势方言，在非正式场合使用时具有较强的活力。由表 3 可见，受访者与家庭成员交流时，潮汕话使用率为85. 26% ，在市场买菜时，潮汕话使用率为83. 74% 。此外，粤东受访者在非正式场合也使用少量粤方言和客家话。我们通过实地考察和访谈发现，粤东居民重视本土文化传承，对本地语言文化的认同感较强，当地一些古代传统习俗保留至今⑦。专门研究 潮汕地区人文风貌的“潮学”也已颇具规模。由此可见，以潮汕话为主的方言不仅是本地居民日 常交际和情感交流的工具，也记录和传承着粤东的本土文化。方言与普通话互补共存，各司其职，共同构成了粤东以普通话为主体、方言等多元语码共存的语言生活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在港澳台地区及海外，潮汕话也是常用方言之一。潮汕话通用于泰国、柬 埔寨、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华人社区。使用潮汕话的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侨华人约有1500万⑧ 。海外的潮汕商帮即“潮商”积极支援家乡发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潮汕话在海外的使用，有助于粤东籍华侨华人建构对祖( 籍) 国语言文化的认同，也有利于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承与传播。
( 二) 语言能力
当代社会，国民语言能力成为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刘延东，2015) 。提高国民语言能力已纳入《语言文字规划纲要》，本次调查重点考察了粤东居民的语言能力。
1. 普通话使用能力
从城乡居民普通话使用能力来看，2018 年粤东有 79. 84% 的城镇受访者和 58. 32% 的乡村受访者能流畅使用普通话( 表 6) 。2000 年全国调查中，广东省有 75. 83% 的城镇受访者和54. 80% 的乡村受访者能使用普通话。可见近年来粤东受访者普通话能力虽有所提升，但城乡差距仍存且较为明显( 21. 52% ) 。
从区域来看，粤东四市受访者普通话使用能力整体较好，四市之间呈现小幅差距，而这种差距与四市经济发展、城镇化、流动人口等因素之间具有较为明显的对应关系。由表 6 可见， 汕头受访者的普通话使用能力位居粤东四市之首，作为经济特区，汕头 2018 年的人均 GDP 和流动人口数量均为四市之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也最高; 其他三市受访者的普通话使用能力与汕头相比要低一些，城乡居民普通话使用能力的差距相对更大。2018 年揭阳市尚有省级特困县揭西县，汕尾市尚有国家级贫困县陆河县，两县贫困居民普通话使用率和使用能力低于城镇居民。
从个体的社会特征因素来看，粤东受访者流畅使用普通话的比例与其年龄及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近年来推普工作在粤东持续深入开展，学校作为推普的主阵地，促进了青少年普通话能力的提升。表 7 显示，年龄段越低的受访者，能流畅运用普通话的比例越高。普通话是正式场合使用的具有较高声望和社会影响力的语码，学好普通话意味着能取得更好的沟通效果。受教育程度高的受访者，能流畅使用普通话的比例也相对更高(表 8) 。
从行业来看，粤东各行业受访者的普通话使用能力整体良好。57. 68% 的受访者能流利准确地使用普通话，35. 26% 的受访者能熟练地使用普通话但带有口音( 表 9) 。广东省市相关文件所列推普重点行业的从业人员，如教师、公务员、媒体从业人员中的受访者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及达标的比例均较高⑨。81. 48% 的教师普通话水平在二级乙等及以上，66. 17% 的公务员普通话水平在三级甲等及以上。主持人、播音员普通话水平均为一级甲等或一级乙等，72. 17% 的记者、编辑的普通话水平在二级乙等及以上。窗口服务人员、企业人员等在工作中经常使用普通话，其中45. 58% 的窗口服务人员和 50. 75% 的企业人员参加过普通话水平测试。
本次调查也显示，近年来粤东居民学习普通话所遇到的困难类型和比例明显降低，42. 83% 的受访者表示，学习普通话时没有遇到诸如“周围的人不说普通话、受方言影响难改口音、怕别人笑话”等问题。普通话学习途径更加多元，除了在学校学习( 84. 61% ) 之外，利用媒体和在社会交往中学习普通话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 34. 65% 和 33. 22% 。受访者对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待值更高，81. 23% 的受访者希望其普通话能达到“标准流利，表达没有任何困难”的水平。这也体现出粤东受访者对普通话的重视度更高，认同感。
2. 方言使用能力
整体而言，粤东居民的方言使用能力较好。但从代际传承来看，年轻一代的方言能力正在减弱。如表 10 所示，67. 04%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方言流利准确，55. 20%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普通话流利准确，前者高于后者。深入分析可见，方言表达流利准确的受访者比例，随年龄层的降低而减少。老年组方言表达“流利准确”的比例高达 80. 43% ～ 90. 91% 。中年组次之， 为 75. 97% ～ 77. 62% 。青少年组最低，为 52. 82% ～ 67. 73% 。中老年受访者能够“流利准确” 使用的语码类型以方言为主。青少年受访者能够“流利准确”使用的语码类型以方言和普通话为主。青少年受访者的方言使用能力明显低于中老年受访者。
为了进一步了解年龄因素和方言使用能力的关系，我们对其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表 11) ，粤东不同年龄段受访者的汉语方言能力具有显著差异［F( 5，2621) = 20. 48，p =0. 000 ＜ 0. 05］。肯德尔 τ 相关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表明，受访者的年龄段和方言流利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τ = 0. 193，p = 0. 000 ＜ 0. 05) ，方言流利度随着年龄降低而不断下降。陈凡凡( 2013) 的调研和我们的实地考察也显示，目前粤东城镇青少年在玩耍闲聊时多为普通话和方言并用，乡村青少年使用方言的频率相对较高。
3. 双( 多) 语码能力
以往语言国情调查中关于居民双( 多) 语码能力的考察以概括性描述为主，如李莉亚、黄年丰( 2017) 调查后指出经济特区居民普遍具备较高的双语甚至多语能力。本次调查详细划分了粤东四市受访者的双(多) 语码能力的类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统计分析，如表 12 所示。
由表12可见，粤东受访者中双( 多) 语码者的比例明显高于单语码者。双( 多) 语码者中占比最高的类型是“普通话—方言”型，其中又以“普通话—潮汕话—( 其他方言) ”型的比例最高，占受访者的 53. 87% 。单语码者中比例最高的是熟练掌握潮汕话的受访者( 22. 20% ) ， 其次为熟练掌握普通话的受访者( 16. 03% ) 。我们的调查也显示，受访者所具备的双( 多) 语码能力与其自幼习得的语码类型及比例密切相关，如表 13 所示。
由表 13 可见，91. 55% 的受访者自幼习得的语码为方言，其中自幼习得强势方言即潮汕方言的受访者超过 80% 。19. 66% 的受访者自幼习得的是普通话。将四市加以比较可见，各市居民自幼习得同类语码的比例较为接近。而同处东南沿海的经济特区深圳和珠海，由于城镇化程度很高，外来人口的数量远超本地居民，因此深圳和珠海居民自幼习得普通话的比例(分别为 55. 16% 和 52. 48% ) 明显高于粤东，自幼习得方言的比例( 分别为 68. 46% 和 75. 65% ) 明显低于粤东( 李莉亚、黄年丰，2017) 。此外，从城乡对比来看，粤东城乡受访者自幼习得的语码均以方言为主，城镇受访者自幼习得普通话的比例高于乡村(表 14) 。
通过问卷和访谈我们发现，在粤东，家庭是传承和保持方言的摇篮，大多数孩子最初习得的是方言，进入幼儿园或小学后开始学习普通话。可见粤东居民自幼年时起就通过语言实践，对普通话和方言的社会分工、功能地位有了较明确的感性认识。粤东受访者的年龄段越低，自幼习得普通话的比例越高( 表 15) 。随着粤东推普工作的深入和人口城镇化率的增长，居民的普通话能力将继续增强。今后粤东熟练掌握普通话的单语码者，以及具备“普通话—方言”双( 多) 语码能力的居民数量也将持续增长。
多语多言能力是全球化时代人类所需的重要能力。李宇明( 2017) 指出，100 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进行“多语多言”的教育实践。我们通过实地考察和访谈发现，受访居民在家中多用潮 汕话交谈，家长陪孩子阅读和看动画片时，多使用普通话，有时也使用英语。近年来粤东民众学习外语尤其是英语的比例很高，94. 10%的受访者表示学过英语。
综合粤东受访者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能力特点可见，逾半数受访者为“普通话—方言”型 双(多) 语码者(表 12) ，其自幼习得的语码以方言为主(表 13) ，在使用普通话及方言时有明确的功能域区分(表 3) 。这些调查分析结果表明，方言区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不是普通话替代方言的过程，而是在习得方言的同时习得普通话的赋值过程，推广普通话并非将分散的方言和民族语言统一为普通话，而是在其之外增加了一种工具、能力和功能(郭龙生，2008) 。
(三) 语言态度
语言态度是语言使用者基于感性或理性的立场，对语言的听感、功能、社会地位等所作出的 评价。我们通过问卷调查让粤东受访者从情感、功能、地位三方面对普通话和方言进行评价，每项评价满分分值为 5 分。如表 16 所示，受访者对普通话和方言的整体评价分别为 4. 44 分和3. 98 分。对普通话的评价中，地位评价分值最高。对方言的评价中，情感评价的分值最高。
由表 16 可见，粤东受访者对普通话的地位评价( 4. 69 分) 和功能评价( 4. 59 分) 都较高。普通话主要是通过影响语言沟通发挥作用，表现为“工具效应”或“信息效应”( 王海兰， 2019) 。调查显示，粤东受访者学习和使用普通话主要出于交往、学习、工作等工具性动机，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国家通用语的工具性认同。而方言主要是通过文化和身份认同来实现的，表现为“文化效应”或“认同效应”( 王海兰，2019) 。粤东受访者自幼习得的语码以潮汕话为主，由此形成了对本地方言及文化的情感性认同。语言经济学和社会语言学相关研究表明， 居民同时掌握通用语、方言、外语等语码，对于增强地方感、提高经济收入都具有积极作用( 王春辉，2018; 王浩宇，2019; 刘慧等，2019) 。
值得关注的是，粤东受访者对普通话的功能评价分值较高( 4. 59 分) ，对方言的功能评价分值也较高( 4. 11 分) 。这与粤东素有经商的传统及潮商影响力有关，而市场也是通用语出现的催化剂( 博纳德·斯波斯基，2016) 。随着全球化时代电子商务的发展，潮商使用普通话和外地客商交流，采用方言进行内部管理和海内外潮商沟通事宜。对于潮商而言，普通话是中国的国家通用 语，潮汕话是海内外潮商沟通的常用语码，也具有一定的通用度，对于他们来说都很重要。
粤方言、潮汕话等均属广东省使用人数较多、影响力较大的方言。2010 年 6 月广州发生的“撑粤方言”虽是伪命题，却引发了真事件( 屈哨兵，2011) 。粤东的潮汕话在海内外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粤东居民对待普通话的态度也很积极( 表 16) 。肯德尔相关分析显示，粤东居民对普通话和方言的态度之间存在中度正相关关系( τ = 0. 365，p ＜ 0. 05) ，即对普通话持积极态度的居民，其对方言的态度也是积极的。问卷调查显示，58. 79% 的受访者认为普通话的推广不会导致方言使用的减少( 表 17) ，77. 80% 的受访者认为方言的存在不会成为普通话推广的阻碍( 表 18) 。受访者对使用和传承本地方言大多持积极态度( 表 19、表 20) 。
综合前文分析可见，粤东受访者在使用普通话和方言时，有较为明确的场合及功能区分， 他们既重视普通话的使用，也关注方言的传承，对普通话和方言都具备较强的认同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复合性的语言认同。其对普通话的认同是公民对国家通用语的认同，是在国家宏观语言规划的引导和个体利益的驱动下建构的。其对方言的认同是居民对区域语言文化的认同，是在家庭微观语言规划和个体情感记忆的基础上建构的。这也反映出新时期民众 的语言价值取向趋于多元，语言态度更加理性开放，语言需求也更加多样，语言生活呈现主体多元的新局面( 王晖，2013; 郭熙，2018) 。
( 四) 语言使用、语言态度和语言能力的关系
以往研究多关注语言使用、语言态度和语言能力的分项考察，较少对三者的关系加以分 析。本文运用统计学的相关性分析法考察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一，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的关系。表 21 和表 22 的卡方检验显示，粤东受访者的普通话和方言的使用能力及其使用之间均存在显著关联( χ2 普通话 = 160. 404，p = 0. 000 ＜ 0. 05; χ2方言 = 20. 461，p = 0. 025 ＜ 0. 05) 。即在正式场合使用普通话的受访者，其普通话大多已达到流利程度; 而在非正式场合，方言使用流利的受访者大多选择使用方言。
第二，语言能力和语言态度的关系。结果显示，受访者的普通话和方言的使用能力与态度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由斯皮尔曼相关分析可见，受访者普通话及方言的使用能力与语言态度呈低度相关关系(表 23) 。受访者普通话或方言的使用能力越强，其呈现积极语言态度的倾向性越强。反之，受访者普通话或方言的使用能力越弱，所呈现的消极语言态度的倾向性越强。
第三，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的关系。统计学的相关分析显示，粤东受访者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之间未检测出相关性。这很可能是由于受访者的语码选取和使用会受到交际对象、内容、 动机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有时语言态度并非其中的关键性因素。
四、结论及建议
( 一) 主要结论
粤东方言资源丰富，强势方言潮汕话与普通话在语音、词汇方面的差异度很大( 林伦伦， 1997)。改革开放之前，部分粤东民众将普通话称为“电影话”，觉得普通话离日常生活很遥远，学习起来难度较高，学习的意愿也不强烈。随着粤东经济的发展，开放程度和城镇化程度的提高，以及推普工作全面深入持续地开展，近年来普通话的功能和地位有了明显提升，已成为粤东居民的常用语码之一。粤东的语言生活呈现通用语为主体、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等多元语码共存的局面。
从语言使用来看，方言和普通话在不同场合的分工明确。普通话常用于较正式的场合，方言常用于非正式场合。林伦伦( 2005) 在调查了粤东闽语区的语言生活后指出，普通话将最终成为该地区工作、媒介、校园、商业语言; 闽方言将继续在该地区通用和流行，但其主要作用将逐步减弱为生活语言、家庭语言。本次调查结果与之相符。
从语言能力来看，居民的普通话使用能力和方言使用能力整体较好，逾半数居民具有“普通话—方言”双( 多) 语码使用能力。从语言态度来看，受访者对普通话和方言的整体评价都较高。受访者既重视通用语的学习和使用，也关注方言的传承，对普通话和方言均具备较强的认同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复合性的语言认同。表现为对普通话的认同主要是公民对国家通用语的工具性认同，对方言的认同主要是居民对当地语言文化的情感性认同。本次调查也显示，粤东居民的语言能力与语言态度、语言能力与语言使用之间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
(二) 相关建议
1. 对粤东城乡采取“分众推普”的策略。目前粤东城乡受访者熟练掌握普通话的差距仍较为明显。因此，针对粤东乡村的推普工作，应本着“大力推行，积极普及”的理念，组织开展针对青壮年农民，与农业技术等职业培训相结合的推普活动。而对城镇的推普工作，应本着“逐步提高”的理念，鼓励窗口服务人员等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利用推普工作提升城市开放度，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
2. 活态传承粤东强势方言。目前粤东青少年的方言能力正在逐步减弱，强势方言潮汕话虽未出现使用率断崖式下降等情况( 刘丹青，2019) ，但其使用频率和使用能力随代际传承也在不断减退。此外，如前文所言，粤东籍华侨华人数量众多，海内外潮商沟通交流时也常使用潮汕话。陈奕平( 2018) 指出，海外华侨华人分布于世界各地，数量庞大，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广泛的人脉关系以及融通中外的文化优势，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和软实力建设中发挥 着独特且重要的作用。因此，活态传承粤东强势方言，既能够增进粤东青少年对本地语言文化 的了解，也有助于海外粤东籍华侨华人建构对中华语言文化的认同，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3. 科学保护弱势方言和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目前粤东有弱势方言如占米话、军话等，濒危语言如潮安畲语，以及混合语“畲话”等。对于这些弱势方言和濒危少数民族语言，我们应在调查记录、保存展示的基础上，重视其活力保持和存续发展。在传承和保护方面，聚焦青少年，利用新媒体，调动民间社会团体和个体的积极性( 庄初升，2017; 曹志耘，2017; 杨慧君， 2017) 。在保证普通话主体性的前提下，让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更好地发挥语言服务和文化传承等功能。
[附 注]
① 项目组还对粤东居民的文字使用情况，以及外语的学习和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由于篇幅限制，文字及外语使用的调研结果未在文中列出。
② 数据来源于粤东四市人民政府网站。
③ 表 3、表 4、表 5、表 13、表 14、表 15 的问题可多选，故合计的百分比可能大于 100% 。
④ 城市化( urbanization / urbanisation) 一词在中国称为“城镇化”。本文中城镇化人口比例数据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局网站的《广东省统计年鉴 2019》。
⑤ 两所大学分别是韩山师范学院和汕头大学。八所中小学分别是潮州杞县一小、潮州饶平县田家炳实验中学、汕头市龙湖小学，汕头市澄海华侨中学、揭阳南溪镇南溪小学、揭阳惠来县华侨中学、汕尾陆丰县桥冲 镇石东第一小学以及汕尾海丰县赤坑中学。
⑥ 据《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 2018) 》( 蓝皮书) 的相关数据显示，深圳、珠海的外来流动人口占城市人口比例分别为 65. 30% 和 61. 96% ，两地的城镇化人口比例分别为 100% 和 90. 08% 。而 2018 年粤东地区外来流动人口占地区人口比例约为 25. 10% 。从经济发展情况来看，2018 年深圳、珠海、粤东的人均 GDP 值分别为: 深圳( 18. 95 万元) ＞ 珠海( 15. 94 万元) ＞ 汕头( 4. 46 万) ＞ 潮州( 4. 02 万) ＞ 揭阳 ( 3. 53 万) ＞ 汕尾( 3. 08 万) 。从流动人口数量来看，2010 年粤东四市流动人口数量约为: 汕头( 52 万) ＞潮州( 27 万) ＞ 揭阳( 12 万) ＞ 汕尾( 10 万) ( 梁宏，2013) 。
⑦ 如潮汕地区的正月“迎老爷”，中秋夜“拜月娘”“烧蚁窑”，乞巧节或中元 节“出花园”等习俗。
⑧ 数据来源于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站。
⑨ 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做好推广普通话工作的通知》( 粤府〔1982〕218 号) 指出，学校要成为推广普通话的主要阵地，社会推广普通话工作的重点是商业、交通、邮电、公安、卫生、旅游和服务行业以及党政 机关。汕头市人大常委会于 2001 年 12 月 26 日发布的《关于推广和使用普通话的决定》第一条规定，“以国家机关、新闻媒体、学校和公共服务行业窗口单位为重点，积极在全社会推广和使用普通话”。
瑏瑠 表 12 中的“普、潮、客、粤、少、外”分别是“普通话、潮汕话、客家话、粤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的简称，
“其”是除潮汕话、粤方言、客家话之外的“其他汉语方言”的简称。
瑏瑡 本次调查中，粤东受访者对学习普通话动机的选择是 ( 可多选) : 交往需要( 64. 29% ) 、学习需要( 51. 81% ) 、工作需要( 50. 10% ) 、有兴趣( 24. 32% ) 、无法回答( 4. 95% ) 。
瑢 “地方感”是指人们对于特定地方的情感依赖和认同，是衡量地域身份认同的重要指标( 刘慧等，2019) 。
[参考文献]
［1］博纳德·斯波斯基．语言管理［M］．张治国译．商务印书馆，2016．［2］博纳德·斯波斯基．语言政策中的人口因素［J］．张治国译．语言战略研究，2019，(6)．［3］曹志耘．跨越鸿沟———寻找语保最有效的方式［J］．语言文字应用，2017，(2)．［4］陈凡凡．新时期方言区的语言生活［J］．惠州学院学报，2013(4)．［5］陈奕平．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软实力建设［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5)．［6］戴庆厦．语言国情调查的再认识．语言文字应用［J］．2020，(2)．［7］付义荣．也谈人口流动与普通话普及———以安徽无为县傅村进城农民工为例［J］．语言文字应用，2010，(2) ．［8］郭 熙．新世纪以来的语言生活[N].光明日报，2018-11-18．［9］郭龙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语言生活、语言规划与语言保护［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4)． [10]李莉亚，黄年丰．广东省经济特区居民语言态度调查分析［J］．语言文字应用，2017，(4)． [11］李宇明．多元文化与多语主义———序《中法语言政策研究(第三辑)》［J］． 语言规划学研究，2017(1) ．［12］梁 宏．广东省流动人口的特征及其变化［J］．人口与发展，2013，(4)．［13］林伦伦．粤东闽语区语言生活的变化及趋向［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1)．［14］林伦伦．潮汕方言与普通话［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15］刘丹青．语言资源保护与差异化语文政策［J］．语言战略研究，2019，(3)．［16］刘 慧，张亚琼，黎顺苗．广州城中村语言景观多维透视［A］.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9［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17］刘延东．促进语言能力共同提升推动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世界语言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辞［J］．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5，(1) ．［18］屈哨兵．广州“撑粤语”事件引发的思考［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1)．［19］王 晖．普通话水平测试阐要[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0]王春辉．论语言因素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J］．江汉学术，2018，(5) ．［21］王海兰. 国内经济学视角语言与贫困研究的现状与思考[J].语言战略研究，2019，(1)． [22］王浩宇．藏族青年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调查研究:以天祝县为例[J］.语言战略研究，2019,(1).［23］肖子华．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Ｒ］.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24］杨慧君．新媒体在语言文化传承中的应用[J］．语言文字应用，2017，(2)． [25］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6．［26］张璟玮，徐大明.人口流动与普通话普及［J］．语言文字应用，2008，(3)．［27］庄初升．濒危汉语方言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方言，2017，(2) ． [28]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GB/ T 50280－ 98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 [29] SetoK.What should we understand about urbanization in China． Yale Insights-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2013．
(刘慧、黎顺苗任职于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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