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史文寿：“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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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言学皇冠上的璀璨明珠

——记“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

史文寿

　　《奋斗与分享-晋中籍26位文化名人散记》，三晋出版社2019年出版，冯建平主编。

李方桂，祖籍山西省昔阳县李家沟村，家世显赫。祖父李希莲、父亲李光宇分别为清咸丰、光绪朝进士，祖父李希莲官至贵州按察使（正三品）、陕西布政使（从二品）,与李用清、李鸣凤并称为“乐平三李”。父亲李光宇任职广东肇阳罗道台（正四品）。母亲何兆英是左都御史（从二品）何乃滢的长女，自幼聪明，精于绘画，曾是慈禧太后的代笔女官之一，29岁时才作为续弦嫁于父亲的同榜进士李光宇为妻。

1902年8月20日，李方桂在父亲广东肇阳罗道台官邸（在今肇庆市）出生，他是李光宇最小的儿子，之前已有前妻所生长子李方锐，及何氏所生的次子李方惠，三子李方玉，女儿李方瑞。因他是光宇夫妻的老生子，被视为掌上明珠，很受宠爱。李方桂的童年在道台官邸过得充实、快乐而富有。官邸就在道台衙门后进院落，池榭亭台，颇具规模。李方桂在这里和兄姐玩耍游戏，平日很少外出。有时父亲的同僚好友来玩麻将遇上“三缺一”或者等客，父亲就在椅子上再搁一凳子，让七八岁的李方桂上牌桌陪他们玩。从此，打麻将也成了他一生工作之余的消遣。李方桂自小聪颖，家塾请了教师教那些大孩子们，他偶尔旁听，当兄姐背不出文章时，方桂却能在旁边提词儿。1910年，李方桂正式进家塾拜师入学，玩耍间他就能把功课完成，老师倒省了不少力气。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纷纷起事推翻清廷。为避战乱，李光宇决定辞官还乡做寓公。他变卖了京师的房产，携全家老小行至保定府，突然遭遇乱兵，携带的银钱物品被强劫多半。只有少部分缝在李方桂裤兜里的最好的金银首饰未引起官兵注意，保留了下来。一下子将李光宇一生的积蓄和典卖北京府邸的家财损失大半。乱兵过后，李氏一家和其他难民一样端着大碗到街上积善之人搭建的施粥大棚里讨粥喝。李方桂第一次品尝到“穷”的滋味。惊魂稍定，李光宇正准备继续西行回乡，夫人何兆英突然改变了主意。她认为就凭手上这点钱回到那个穷乡僻壤只会坐吃山空，这一门显赫、世代书香也就完结了。要想重振门庭，再兴家业，儿女们必须受到良好的教育。于是她决定带子女回北京奋斗。而李光宇先是弃官，归途又破产，早已万念俱灰，再也没有重振家风的心情了。他认为儿女幼小，回到京城大地方，还得死撑着场面，食指浩繁，难以维持，前途不可设想。两口子争论好久，谁也说服不了谁。李夫人当机立断，将手中所有分为两份，夫妻二人各带一份分道扬镳。李光宇回到昔阳县李家沟村老家养老。何兆英携二子一女回到北京，暂时寄居何府娘家。在娘家居住一段时间后，倔强的何兆英不愿再过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遂向娘家借了二千大洋，搬出何府，在下斜街的一户人家小院里分租了两间房子，一家四口，还雇了一个小使女，过起了小日子。后来又典卖一部分首饰，买了两所小房子，收些租金，维持一家的衣食住行及儿女教育。何兆英真是一位刚强而伟大的母亲。她把先前的官宦小姐、代笔女官、道台夫人、御史衙门、亭台楼阁、仆役丫鬟、金鼎御食、绫罗绸缎全都置于脑后，在反差如此巨大的逆境中一门心思教育子女成才。儿女们也十分争气，除前房所留长子方锐在20岁时夭折在广东，次子方惠在广东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未回北京外，她带到北京的方玉考入南开大学，学成后任阎锡山的机要秘书。这时李家开始复兴，不仅还了何家的2000元债务，还赎回了北京大甜水井9号的府邸。这所府邸位于北京城东繁华地段，系李光宇放外任前为进京述职住宿方便购置。朱红双扇大门，门前有上马石。四进正院，垂花门，敞厅，前庭后院共有房八十余间。院里太湖石假山，桃梅松柏，回廊曲折，蹊径幽雅。李光宇在广东辞官后，将这所宅院典卖了出去。抗战胜利后，方玉作了接收大员，何家的祖产赖他得以保全，对何家表弟也多有照顾。女儿方瑞后改名李漪，一度跟随哥哥在太原上学，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1946年留学美国，师从培养纯系动物的创始人C.C.勒特，1955年回到祖国，任天津医学院教授，成为我国培养纯系小白鼠的先驱。这是后话。1912年李方桂插班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师大前身）附属小学，1914年直升该校附属中学，1920年以优异的成绩中学毕业。报考大学时，李方桂犯了难。当时国内最具盛名的三所高校分别是清华学堂预科，毕业后可直接官费赴美留学，但很难考取；二是天津的北洋大学，以土木工程和矿物工程最为著名；三是北京协和医学院。三所大学招生考试时间不同，李方桂决定先考最早招生的天津北洋大学，两周后发榜，李方桂被该校录取，大大激发了他报考清华学堂的信心和勇气。清华学堂的招生考试除国文、历史以外，其他科目全部用英文。当年清华学堂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四地设立考场，仅录取了7人，其中就有李方桂。清华发榜后，他放弃了报考协和医学院。1922年，两年的清华预科将满，学校征求他到美国后修何专业。李方桂虽然放弃了报考协和医学院，但对学医仍然情有独钟，所以选学医预科。化学、生物、物理、算学，还有拉丁文都是医预科的必修课程，他还选修了两三年的德文。因为在医预科学习拉丁文，引发了研究语言的浓厚兴趣。1924年秋季，李方桂从清华学堂医预科毕业，进入美国语言学颇负盛名的密歇根大学语言学系，插班三年级。密歇根大学研究语言学的方法是要求学生熟读各种语言的经典著作，比如威吉尔著名的拉丁史诗（Latin Epic Virgil）,拉丁剧作家柏拉图（Plautus）、特伦斯（Terence）,拉丁抒情诗人卡特洛斯（Catullus）等人的作品。李方桂用了整整一年时间钻研拉丁文学，同时从美国历史入手，研究美国语言。他的导师告诉他，在语言学的途程上，对美国中古文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首先读上古英文（Old English），接着是中古美国方言（Middle English）。还告诉他研究中古文的方法：读中古英文原著时，必须找出端倪，看作者当时是用哪种方言写的。从而受到了扎实的中古英文训练。李方桂在学习中古英文时发现，英文中有一部分是日耳曼语音系统，于是又选学了哥德语，即最早的日耳曼语文，他还读过德国文学最出名的《尼白龙根之歌》。就这样，李方桂从英国古文学走向了日耳曼语言，此外，他还选学了许多哲学课程。1926年，李方桂以最优异的成绩从密歇根大学毕业，获得语言学学士学位，并获得Phi Beta Kappa（美国大学优等生协会的名称。该协会的格言是“哲学是人生的导引”，凡在大学学习成绩非常优异的，被选入该团体作为会员）会员金钥匙。从密歇根大学毕业后，李方桂进入语言学方面最负盛名的芝加哥大学。他一向以追求名师为求学之根本，在学习英、德、法等现代语言的基础上，师从印欧语言学大师卡尔·布克教授学习拉丁文、希腊比较文法、古代波斯文、保加利亚文、立陶宛文、哥特文、冰岛文和挪威文。师从伦纳德·布卢姆菲尔德教授学日耳曼语言的音韵、构词、语法和描写语言学理论。还在人类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的指导下，学习无文字语言的调查研究方法，实地调查了多种印第安语言。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他跟随萨丕尔、布卢姆菲尔德作田野调查，抢救即将绝种的印第安方言。学习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和马伯乐的《中国方言》，选学了印欧课程、藏文、上古英文、日耳曼文等。他还独自到加拿大人烟稀少的瑞卡城调查频临绝种的红印第安人语。1927年李方桂在帮萨丕尔整理材料时，利用这些材料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A Study ofSarcee Verb Stem》（《萨尔西语动词语干的研究》）。这篇文章，后来被著名语言学家迈克尔·克劳斯（MichaelKrauss）称为“阿斯巴斯卡语言研究中众所周知的里程碑”。李方桂进芝大一年后就取得了硕士学位。第二年即1928年，李方桂调查了印第安人的四五种语言，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马朵尔——一种阿塔巴斯堪语》，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三年连获三个学位，在美国学术界引起轰动，认为是前无古人的。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他的指导教授萨丕尔安排了一份优厚的奖学金，送他到哈佛大学研究半年。哈佛大学虽然名气大，但语言学却不是它的强项。幸好语言学系主任W.E.克拉克教授也是个印欧学者，还有颇有名气的梵文教授何斯丁，李方桂向他们学习梵文佛经和伏陀语（一种古梵语），以便更深入地理解印欧语言学。半年后，李方桂告别了哈佛，游学欧洲，首先来到德国。他的德语水平只是读与写，口语尤其是方言应用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经人推荐他结识了一位学中文的德国皇家研究院院士、中土语文研究人，向他学习德语口语。在英国，他结识了伦敦大学远东系教中文的西门教授。他们在一起谈中国话，谈中国的语言历史文艺以及汉藏问题。李方桂从中学到不少语言学方面的知识。他在从欧洲返回北美途中，到加拿大北极圈以北麦肯西河中游一个远离其他居民区的岛上做赫尔语的田野调查。1928年末，李方桂谢绝了恩师萨丕尔的一再挽留，绕道加拿大回到祖国。船到上海，就有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院长蔡元培的代表拿着名片前来迎接。第二天，蔡元培在府上举行欢迎宴会，陪客的有总干事杨杏佛，地质学家李四光，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一个26岁刚刚回国的毛头小伙子受到如此器重，可见他在学术界的影响非同一般。当天，中研院史研所就要聘请李方桂为专任研究员，被他婉拒。因为李方桂在回国前，萨丕尔为他向洛氏基金申请了一笔钱，以便他在国内找不到合适工作时再回美国来，这样李方桂就算是洛氏基金的职员。李方桂说明原因后，大家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即李方桂接受中研院专任研究员的聘请，但不领取薪水。不久，李方桂从上海来到北平，见到研究汉语方言的大师赵元任及其他研究语言学的同仁。二三星期后，他从北平回到上海，又到广东，听到了广东一带的瑶人语，于是辗转来到海南岛调查瑶语，发现海南的方言与缅甸、泰国有类似的音调，术语上叫“闭压音”。海南岛田野调查的事儿完毕后又回到北平，中研院又提出请他做研究员。于是李方桂接受了这一正式聘请，并写信给洛氏基金会，不再接受他们的资助金。李方桂就这样进了中研院史语所任专任研究员，终其一生，出外讲学包括在美国任教名义上是请假。中研院不限定研究人员作什么题目，完全尊重他们的兴趣。因为有赵元任领导研究汉语方言，李方桂决定向非汉语（指中国境内汉语以外的语言）领域进军，先从藏语开始，接着研究广西泰语等，前景是非常广阔的。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造成的民族隔阂，要进入西藏、贵州、广西、云南等少数民族居住区进行调查研究，十分困难，颇费周折。1930年李方桂的博士论文《马朵尔──一种阿塔巴斯堪语》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硕士论文《萨尔西语动词词干研究》在《美国国际语言学杂志》上发表。这是他调查的印第安语言属于阿塔巴斯堪语族的成果，也是他最早发表的语言学论文。文章一经发表，就一鸣惊人。同年，李方桂还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上发表了《广西凌云瑶语》。李方桂的工作安定下来后，上门提亲说媒者纷纷而来。经李家世交王轼通先生牵线，收复外蒙的北洋名将徐树铮之女徐樱与李方桂一见钟情。在三年的恋爱中，经多方斡旋，终于化解了徐老夫人近乎苛刻的挑剔喜结连理。1932年8月21日，李方桂与徐樱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了婚礼，证婚人是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婚后他们住在大甜水井9号李家旧宅。徐樱是昆曲名角，方桂的长笛也堪称一绝。工作之暇，曲韵低廻，笛音婉转，夫唱妇随，国内国外形影相随，恩恩爱爱达55年之久。李方桂从1928年回国后的8年间，克服重重困难，遍历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从事汉语音韵学、汉语方言学、苗瑶语、傣语、壮语、泰国泰语及描写侗台语系的许多语言（壮族的龙州话和武鸣话）的研究，除参与将高本汉的法文版《中国音韵学研究》翻译成汉语外，有多部著作问世。1931年，李方桂的《切韵a的来源》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简称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3本第1分册上。1932年，又在《美国国际语言学杂志》第7期上发表《赤坡岩语词干表》。1933年，李方桂辗转新加坡到泰国学习泰语。他请到一男一女两位教师，向他们学泰语，学泰文，念泰诗，读泰史，工作三个月，对泰国的语言、文化、诗歌、历史都有了初步的了解。以后又数次赴泰，为几十年后写《泰语手册》打下了基础。同年，李方桂随中研院由北平迁往上海，继而迁往南京。这一年他发表了论文《中古东屋冬沃的上古音》《赤坡岩语辅音》《与沈兼士先生论学书》《藏文的缀音对对词根声母的某些影响》等。1934年，李方桂去广西调查了10多种语言，研究台语（壮侗语族语言）、龙州土语、武鸣土语。1935年发表了论文《上古汉语的蒸部、职部和之部》。1936年至1937年间，李方桂在《中国年鉴》上陆续发表《语言和方言》。1937年，李方桂应美国耶鲁大学之聘，任访问教授两年，1939年回国，来到撤退到昆明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并被西南联大聘为导师。同年在《美国人类学家》第41卷第3期发表《评H·Hoijer的Chiricahua and  Mescalero Apache  Texts》，不久又随史语所迁往四川。此后五六年间，他深入云南、广西、贵州调查研究属侗台语族的壮、布依、傣、侗、水、佯僙、莫等约20种语言和方言。1940年，李方桂发表了《龙州土语》和《莫话之分布地点及与他种语言之关系》。1943年又有《莫话记略》和《原始台语中系列先喉塞辅音的构成》问世。虽然处在战乱时期，但他并未停止学说探索的脚步，完成了多部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整个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他学术上的一个高峰期。1944年至1946年，李方桂同时任成都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访问教授，其间还代表中国出席在印度举行的第九届国际东方学会议。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方桂随燕京大学回到北平。1946年秋，李方桂再次赴美，应哈佛大学之聘任中国语言学访问教授二年。1948年又任耶鲁大学访问教授一年。在耶鲁大学听李方桂讲课的不是学生，而是教师，有的还是教授。同年，他当选为中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是81为当选院士中唯一的山西籍院士。期间，李方桂发表的著作主要有《古台语喉塞音及带喉塞音声母对于剥隘话声母系统之影响》《台语中的一些古汉语借词》《语言》《赤坡岩语》《评赵元任著<粤语入门>》《武鸣土语音系》《评W·Simon的A Beginner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评J·Drans的Contrihution a l etude de lephonetiquesiamoise》《水语中声母和声调的分布》。1949年，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成立中文系，聘请李方桂为教授。同年，他的《水语押韵系统声调》在美国《语言》第24卷中发表。李方桂在华盛顿大学工作了20年，直到1967年第一次退休，期间多次被其他名校聘为客座教授临时讲学。1950年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副会长。1952年以后一直是《美国语言学国际杂志》副主编。1955年在台湾大学中文系讲学一年，并调查台湾的邵语、阿美语。1968年暑假，在台湾大学讲中国上古音。期间，他的论著主要有《评K·L·Pike的<声调语音>》《藏汉系语音研究法》《三种水家话的初步比较》《钵掣统考》《台语辅音》《唐番会盟碑研究》《马重英考》《暹罗语的wan和waan》《武鸣土歌》《武鸣土语》《邵语记略》《汉语语法上的几个基本观念》《阿斯巴斯勘语和艾雅克语的一种名词构成法》《中国语言学概貌》（意大利文）《剥隘话Jui方言音系》《剥隘话Jui方言和北方台语》《藏语中的粟特语考略》《台语方言词汇分类》《台语方言的尝试性分类》《台语系声母和声调的关系》《敦煌汉藏词汇》《一篇赤坡岩语的民族学文献材料》《台Lu语音位系统》《阿斯巴斯勘语比较的某些问题》《怎样制造独木舟》《台语与侗水语》《佯僙语记略第一部分：导言和音系》《零声母与零音节》《武鸣土歌话语声调与旋律》《佯僙语（或称屯语）记略：文献材料》《台湾的语言学》《台语方言学》《佯僙语（或称屯语）记略：词汇》。1967年李方桂第一次退休。台湾的《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39本），美国的《美国语言学国际杂志》（第34卷第3期）和欧洲的《华裔杂志》三个世界一流的学术刊物分别刊出专辑为他祝寿。同年秋天，夏威夷大学语言学系礼聘他任教，他又超期服役五年。直到1972年第二次退休。这期间，李方桂仍不断有学术论著发表。1970年发表《台语某些不规则的声调现象》《中国上古音声母问题》《天保土歌——附音系》《上古音研究》《论暹罗语的jaai》《独山话的塞音韵尾》等。1972年李方桂第二次退休后，仍退而不休，埋头整理历年积存的资料，潜心写作。同年发表《上古音*ə的发展》等。普林斯顿大学、夏威夷大学分别聘他为名誉教授，密歇根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73年李方桂被台湾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被《中国语言学报》聘为副主编。连续发表《中国的语言和方言》《台语的某些齿复辅音》《台语》《汉语研究的方向——音韵学的发展》《台语方言学中的某些词汇》等文章。1976年，香港中文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同年，获得美国语言学会颁发的荣誉讲座和奖金。发表《汉-台语》《几个上古声母问题》《赤坡岩语文献材料》。1977年发表《水话研究》《台语比较手册》及《语言学三讲》。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曾分别托赵元任、何炳棣、任之恭三次带话邀李方桂回国一唔，后来周总理又邀请十大教授访华，李方桂位列其中，但终因中美关系尚未解冻而未能成行。1978年秋，思乡心切的李方桂回到北京，见到了亲朋故旧，受到北大校长周培源，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罗青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王涛江等的宴请，在民族文化宫作《中国语言学》专题演讲，游览了西安、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广州等城市，在广州中山大学又作了一次语言学方面的专题座谈。1980年李方桂担任台湾“国际汉学会议”秘书长，发表《喉音特征与声调发展》《唐蕃会盟碑的一个问题》。1981年，李方桂的《吐蕃大相禄东赞考》提交“中研院”历史与考古部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在会议的论文集卷发表。《（吐蕃大将）达札路恭考略》在《西藏语言、历史、文化论稿》等学术刊物上发表。1983年发表《上古音》《上古音研究中声韵结合的方法》。在北京的演讲《声韵结合的问题》发表在《中国语文》1984年第1期。《论圆唇音：汉语音韵学研究之一》载《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55本。1985年发表《声韵母（含半元音）之配合：汉语音韵学研究之二》。由于他在台语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的杰出贡献，泰国曼谷朱拉隆功大学颁给他荣誉银盾奖。1987年，85岁高龄的李方桂依然笔耕不辍，在台北《中西碰撞：语言文学研究》上发表了《原始台语*kh*x》，在北京商务印书馆《语言学论丛》第4辑上发表了《上古音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台湾佛光出版社出版了他与柯蔚南合作的《古代西藏碑文研究》（英文）。以上仅是李方桂在学术上的简单历程和获得的荣誉而远不是他的学术成就。1971年，李方桂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周法高介绍李方桂是“非汉语语言学之父”，其实他对汉语、印第安语等同样有深湛的研究和不朽的造诣。他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从美国学成回国后，同赵元任、罗常培一起支撑起当时的中研院史语所的语言组，是中国语言学界的领军人物。他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奠定了我国民族语言研究的基础，在汉语上古音研究方面更是独树一帜。其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对美洲印第安语言的研究。李方桂先生在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1926-1928）时，开始接触印地安红人的语言。萨丕尔在1927年《芝加哥大学校刊》（《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gazine》）第二十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登载了李方桂的照片，并加以说明：“一个中国人在第一次田野调查中，发现了一个大家以为已经灭绝了的重要的印地安语。”“这就是说，李先生为科学研究及时调查了一个语言，而这个语言对于拟测整个阿斯巴斯卡语（Athabaskan ）的原始特征可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第一次田野调查就有此成果是难得的。”这一调查成果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马朵尔──一种阿塔巴斯堪语》。此后又出版了关于印第安语的8种论著，其中有4种是调查研究赤坡岩语的成果。这些论著已经成为研究印第安语言的重要文献。可见李先生在开始踏进语言学界时，已经在印第安语言的硏究领域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二、对侗台（壮侗）语族语言的研究。李方桂从1930年～1942年亲自调查研究了中国境内的云南、广西、贵州属侗台语族的壮、布依、傣、侗、水、佯僙、莫等约20种语言和方言，到泰国调查了泰语。他把台语分为北支、中支和西南支，有《龙州土语》《莫话记略》《武鸣土语》等多部专著出版，他还发表了理论性、拟测性和描写性的几十篇论文。尤其是以下四篇文章，有突破性的发现：第一，1934年他发表《原始台语中带喉塞音声母的假设》，原文是英文《TheHypothesis of a Preglottalized Series ofConsonants in Primitive Tai 》。李先生给古台语拟了一套带喉塞音的声母：b、d、j ，这套声母跟喉塞音一样对于声音有同样的影响，在许多方言里都变成b、d ，但是却读阴调。这就使得古台语有四套同部位的塞音：p、ph、b、b。 第二，1954年李先生发表《Consonant Cluster in Tai》（《台语中的复辅音》），在普通的pl、phl、phr以外又拟测了tr、tl、thl、thr等复声母。当时这只是推测，有些学者不以为然。想不到在后来的田野调查中竟发现在泰国东北部的Saek语中就有tr、tl、thr等复声母的存在。第三，1962年他发表了《台语系声母和声调的关系》，根据台语各方言间声母和声调的关系，推定古台语的声调分成清、浊两类，而且从四声演变为后来的八调。这就推翻了马伯乐关于台语声母分为三类的旧说。第四，1970年他写了《Some Tonal Irregularities in theTai Languages》(《台语中声调的不规则演变》) ，从声调不规则的演变推断出台语中也有四声别义、清浊别义的现象。这一个发现非常重要，对于汉语和台语是否有亲属关系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作用。1977年李方桂发表了《台语比较手册》和《水语研究》，这是李方桂40多年来深入调查、参证对比、反复构思、形成的理论结晶，构拟了原始台语的声调系统、辅音系统和元音系统，观点明确，例证丰富，说服力强。这部著作对侗台语族语言的历史比较工作和培养更好更多的侗台语言研究人才，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三、对汉语和藏语的研究。李方桂在1928年回国后，开始研究汉语音韵学。1931年发表了《切韵a的来源》，提出高本汉所拟《切韵》是从上古音嬗变来的观点。1932年又发表《中古东屋冬沃的上古音》，他认为中古的东、屋、冬、沃是从上古的uong、uonk、iuong、iuok变来的。1971年发表了《上古音研究》，这篇文章提出了新的上古音系统。藏语研究方面，他在1933年发表了《藏文的前缀音对词根声母的某些影响》。1955年发表的《唐蕃会盟碑的研究》复原了碑文残字，考证了100多个与前人不同的问题，对碑文的汉藏对音部分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另一篇重要论文是1963年发表的《敦煌汉藏词汇》，这是他对敦煌发现的一卷《藏汉词汇》的研究，并按照藏文字母的次序编出了索引。李方桂在语言学上的贡献，不局限于以上几个方面。他研究的台语、藏语无一不与汉语有密切的关联，因而可以说李方桂的主要贡献在于对汉藏语族的研究。1937年他在英文《中国年鉴》发表的《语言和方言》一文提出了中国语言系属分类的意见，至今为中外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1955年调查了台湾省高山族中的邵语，1956年出版了《邵语记略》（与陈奇禄、唐美君合著）。李方桂研究的范围并不只是中国境内的语言，他的语言学著作精湛丰富。除前面提到他对美洲印第安语言有卓越的贡献，所完成的各种论文成为不可或缺的语言学文献，有的已成为经典著作外，对其他语言包括英、德、法现代欧洲语言以及拉丁、希腊、梵文、哥特等古文都十分精通。有一次在宴会上闲聊，他随意背诵了古哥特文，朗朗上口。围绕在他身边的美国研究生听得目瞪口呆，佩服得五体投地。李方桂著作等身。从1930年发表他的博士论文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的研究工作始终没有中断过，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语言学论著80多部，论文百余篇，古稀之年仍不断有著作问世。他的声誉不只是著作多，更主要的是他的学问博大精深，几乎每一篇论文都是极有分量、极有启发性的著作。李方桂是举世公认的第一流语言学家。他的治学态度极为严谨，教学态度极为热诚，工作态度极为认真，专心致志恒久不辍。每天找他请教问题的人几乎不断，无论是学者还是学生，他总是耐心地一一解答，或随手拣取书架上的书籍讨论切磋终日毫无倦色，从而培养了大批语言学人才。但是只要学生一离开，马上坐在打字机旁继续工作。他常说，有些一时弄不清的问题放在脑子里，隔些时候也许会触类旁通；有些文章写好以后，稍微搁一搁，不要急于发表，以求精益求精。李方桂的学术文章固然出类拔萃，而中国人的儒雅风度，西洋学者的谨严认真集于一身，其涵养、气度、学问、道德无一不为人敬仰。自从1978年回国后，李方桂觉得故土时时在向他招手，特别是1982年大病一场后，思乡之情与日俱增。1983年北京大学教授林涛访美，向李方桂发出回国短期讲学的邀请，他十分兴奋，欣然接受，恨不得立即成行。不久就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的正式邀请，8月14日，李方桂携妻子及女儿女婿儿子媳妇回到北京。李方桂在社会科学院、民族学院各做一次演讲，一次座谈，从不同角度分析唐藩会盟碑的文字及出使大臣，反应强烈。这次回国，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朱学范，政协全国副主席钱昌照的会见和周培源在人民大会堂的宴请。李方桂一家游览了上海、南京、南宁、桂林、成都、重庆、武汉等地，会见了相声大师侯宝林，昆曲大师俞振飞。许多地方是旧地重游，深感祖国变化之大。他两次回大陆讲学访问为发展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沟通海峡两岸中国人的情谊做出了贡献。1986年10月，昔阳县县长王桂宁乘语言学家赵秉璇访美之际委托其携函邀请李方桂回故乡看看。李方桂也通过赵秉璇致意昔阳人民，次年9月他将携全家回李家沟村扫坟祭祖寻根看望乡亲。谁知竟在准备回乡前夕的1987年7月6日身患中风病倒，8月21日13时45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医院病逝，享年85岁。这天是他生日的第二天，也是他与徐樱结婚55周年纪念日。一家美国报纸在报道李方桂逝世时写道：“中国的四位世界级语言学大师罗常培、林语堂和赵元任相继逝世以后，硕果仅存的‘少数民族语言学之父’李方桂的去世，代表了人文科学领域语言学时代的历史结束。薪尽火传期待的大师再现，只能希望于后来者了。”1990年8月17日，夫人徐樱女士携儿子培德代他回到李家沟村，在李家祠堂秉烛焚香三跪九叩，还了他祭扫祖宗的夙愿，临走挖了一块李家沟的泥土作为纪念。2012年，李方桂的母校清华大学将他的学术成果结集为《李方桂全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分为13卷出版。

编辑：药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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