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 | 汪化云：《黄孝方言语法研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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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孝方言语法研究》

（语文出版社，2016年第一版）

完成书稿，终于松了一口气——总算可以给“在职”画上一个句号了！

这本书稿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的“最终成果”，大部分篇幅曾以论文形式在《中国语文》、《中国语言学报》（JCL）《方言》、《语言研究》、《语言学论丛》、日本《现代中国语研究》等刊物和文集发表，少量篇幅在一些学术会议大会报告过。不难发现，为了“成书”，我增写了若干连缀的文字；但是，其主体是分别从语法化、认知语言学、类型学、方言接触乃至训诂学等不同角度切入而形成的篇札，因而整体面貌仍像一个论文集。其中已经发表的文字良莠不齐，自不待多说：而未发表的内容，有些就相当不堪入目。例如第四章关于黄孝方言“程度”表达方式的讨论，就主要是三个片方言事实的简单罗列，虽有保存语料的作用，但显得比较肤浅。然而，原定结项的时间到了，约定的退休时间也快到了，我必须画上句号，于是就只能交出这样的稿子。其中留下的遗憾，只能今后用论文来弥补，就像我在2008年给所主持的教育部、浙江省项目提交了结项材料，而到2016年1月还发表了关于那两个项目的论文一样。黄孝方言中有一句跟周边方言相同的熟语，叫作“人不死，债不烂”。自己留下的一个个漏洞，就是一笔笔债务，必须自己去逐一补上；活一天，就补一天。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即将到来的退休，只不过是给人生画上一个分号罢了。

说到“活”，我并不悲观。做全胃切除手术已经十年多了，我仍然活着；而且可以连续做俯卧撑60多次、引体向上15次；体适能测试曾为82分，在我校人文学院教职工中排名第一。这都是源自其“活的思想第一”而坚持锻炼的结果。但是，我不敢“自信人生二百年”，毕竟胃癌过且已经“耳顺”了好几年。这也许是我写的最后一篇后记，因此有必要唠叨几句，对走过的路——1968年初中毕业回乡务农——1971年当民办教师——1977年考上大学——1981年留校任教——2003年调到浙江财大，作一个粗线条的回顾：既是一段立此存照的记录，也是一番迟到的忏悔！

说来惭愧，62.5岁的年龄，45年的教龄，我大都是在“赎罪”中度过的！打从记事起，我就知道自己背负着沉重的原罪；对于必须在政治上背叛家庭，即使是在饥肠辘辘的儿童和少年时期，我都没有过丝毫的怀疑。在信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年代，我背上了出身不好的原罪，根本没有任何机会活得有些许的亮色：不仅与招工、当兵、入党、提干、上大学无缘，甚至起先对我颇有好感、五官排列得稍微疏朗一些的几个姑娘，后来都避之唯恐不及。于是，我这个幻想通过勤奋劳动来赎罪的青年，不得不离开家庭独自生活，以规避政治高压。现在想来，我太过自私，深深地伤了父亲尤其是继母的心！当然，也因为我能“划清界限”，所以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才被县招办在表格上盖了“同意录取一般院校一般专业”的印记，以高出210分控制线58分的成绩，进入华中师范学院黄冈分院中文系读书。进入80年代，家庭出身的问题总算淡化了。但留校任教以后，因为工作需要，我长期没有被允许考研究生；本科生的卑微出身，使得我又有了新的出身问题。自然，积习使我很知趣地进入了另册，也使我对有着博士头衔的所有人都极其羡慕而绝不会妒忌恨。尽管新的原罪较轻，但赎罪还是“必须的”。从离家独立生活的行为中不难看出，我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青年一样，是很容易接受现实、接受宣传教育的。因此也就不断地反省自己，用玩儿命般劳动的汗水来洗涤自己的灵魂——当年被扁担压变了形的左肩胛骨就是证明——从而义无反顾地赎罪了一辈子。

幸运的是，除了极个别和“大郎开店”一般的上司外，绝大多数领导认可了我洗刷原罪的努力，给我头上罩上了一个个小小的光环，算是“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的证明——我先后担任过民兵排长、生产队副队长并代理队长、中小学教学主任、民盟黄冈师院支部主委和黄冈市委第一副主委、第一和第二届黄冈市政协常委、第八和第九届湖北省政协委员、黄冈市特邀监察员、汉语教研室主任、中文系主任、民盟浙江省委教育委员会委员、浙江省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担任过湖北省语协常务理事、黄冈市监察学会副会长、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浙江省语言学会学术委员。曾被推荐到黄冈县师训班和中央普通话进修班深造，到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民主党派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班干）和中共黄冈市委党校“党外干部培训班”（班长）学习。20岁时因为在“批林批孔”中表现突出而“火线入团”，43岁时入党申请被系、校两级党组织通过（上报后被市委统战部长动员“留在党外发挥作用，退休后再入党”)，获得过一些奖励。兼任过两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四家C刊的匿名审稿人，国家社科规划办的官网在2013年还认可其为“认真负责的评审专家”。到了退休前夕，浙江财经大学甚至给了我最高的校级荣誉：2014年评为首批“财苑学者”B类，2015年晋为A类。浙江省人民政府则授予我首届“省高校优秀教师”的称号。其中特别是第一次被认可而贵为民兵正排级干部，曾令我高兴得通宵失眠！这和以往瞻念前途不寒而栗的失眠形成极大的反差，因而坚定了我继续赎罪的信心。其情其景，45年后记忆犹新！这些现在看来的身外之物，在当时给我的鼓舞，是一般“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和拥有博士头衔的人绝对难以理解的。

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为“赎罪”而做，所以我的工作缺乏特色，像很多因循的小人物一样。我做过基层管理工作，也有过些小的贡献，例如曾以中文系主任的身份抱病(胃癌)为申报硕士点操劳奔走，且获得了较大的成功：千方百计引进了一批出类拔萃的教师、为我校“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但是，自己跟自己相比，我觉得这辈子的最大长处还是教书。早年被黄冈师院的领导要求“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地站稳讲台（否则就改行做行政！此对我有很强的威慑作用，后来校领导要调我到成教处任职，我就援引学生认可我教学的数据而谢绝），逼得我为讲好枯燥乏味的“现代汉语”课而广搜资料，做了一抽屉卡片，十七次修改重抄讲稿。这为我一辈子的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的一生中，没有当过什么“名师”，教学也没有获得过校级一等奖（在黄冈师院曾投票过关了两次，都被动员“主动”让给了老教师），甚至所培训的干部师生代表队在湖北省高师院校的两届演讲比赛中分获总分第一、第二的成绩，也都是队员和学校获奖；本人所充当的角色，只是拿回奖杯呈送办公室而已。仅有1988年湖北全省高师函授学员统考评优例外：根据考前规定，所任教的班因为“现代汉语”课获得“参加考试率、优分率、平均分”三项第一，我被评为校级“优秀函授主讲教师”。尽管亮点不多，但我对自己一生最为满意的仍是教书，是每个学期末学生们给我近乎满分的高分和简短的好评——被自己的服务对象在比较中高度认可，那绝对是一种享受，我视之为最高的奖赏！正因为如此，听到学生对我的称谓由私下的“老汪”演变为面称“汪爷爷、老爷子”，我都感到格外亲切！而学生们在C刊上发表论文、考上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带给我的喜悦，绝不亚于自己赎罪所获得的成功！

其所谓科研，也与赎罪密不可分。我考入武汉大学助教班，学习的硕士生课程是“古代汉语”方面的：作为“国内访问学者”，在上海师大、北京大学听的博士生课程是“现代汉语语法”和“方言”方面的；所教的课程则主要是“现代汉语、演讲艺术、普通逻辑、民俗文化学”之类。这样的知识背景和工作内容，使得我的“科研”就自然地进入了语言文字应用和汉语方言学的领域，即：教学提出问题，科研加以解决。我每年都讲授“现代汉语”。要进行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辩正，因此在方言研究方面用力最多。对于一个出身卑微的人来说，升职需要更多的“成果”；而我在湖北的工作单位，讲求“发表是硬道理”，因此我的论文就不能不量胜于质了。我要感谢有关期刊、文集的主编们，不计出身给我发表论文。尤其要感谢《黄冈师范学院学报》及其前身《黄冈师专学报》的有关老师，从1987年到2016年，给我的帮助最多：我有26篇文章，包括入职后的第一篇和退休前的最后一篇都发表在该刊！我还要感谢有关的评委，让我主持了国家、教育部、省、厅级的8项科研和教研项目。毫无疑问，没有学界师友们的提携，我的赎罪是没有可能的。

现在，要退休了，我没有必要再赎罪了。于是，我把自己的大部分藏书捐给了校图书馆，算是对给予我很多荣誉的浙江财经大学一点儿千里鸿毛般的回报。

时至将离倍有情！在惭愧于最后一次赎罪所撰书稿之浅陋的同时，在说了上面那么多“我们的阿毛”之后，请允许我再一次对给予我提携的领导、师友们真诚地说一声：谢谢！向九泉之下的父亲和继母，表达我深深的歉意！

汪化云
于杭州市下城区东新园寓所
2016年5月3日

END

本期编辑：罗菲

本期审读：张旸

责任编辑：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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